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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触犯楚国贵族的利益,被车裂而死。

    [10] 事:功业。

    【译文】

    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那么这把一定最先折断。有五把刀,其中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把刀必定最先损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先干涸,挺拔的乔木最先被砍伐,灵龟之甲最容易被灼烧用以占卜,神蛇最容易被暴晒用以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的刚直不屈;孟贲被杀,是因为他的勇力;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的功业。可见,这些人罕有不死于他们的过人之处。所以说:极盛之后难以为继。

    1.5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1],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2]。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3]。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4],非一狐之白也[5]。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6],大水不潦潦[7],大火不燎燎[8],王德不尧尧者[9],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10],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11],逝浅者速竭[12],墝埆者其地不育[13]。王者淳泽[14],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15]。

    【注释】

    [1] 处:这里有强行占有的意思。

    [2] 致,使达到。见:被。

    [3] 天下器:这里指经天纬地之才。

    [4] 镒:古代质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镒。裘:皮衣。

    [5] 一狐之白:狐狸腋下的皮,洁白轻软,但因面积过小,故而狐皮裘十分难得。

    [6] 昭昭:明亮的样子。

    [7] 潦潦:水势盛大的样子。

    [8] 燎燎:火盛的样子。

    [9] 尧尧:高貌,这里形容道德高尚。

    [10] 砥:磨刀石。语出《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11] 陕:通“狭”,狭隘。

    [12] 逝:指水流。

    [13] 墝埆:土地坚硬而贫瘠。

    [14] 淳:厚。泽:恩泽。

    [15] 流:流布,引申为恩泽广被。

    【译文】

    因此,即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没有作为的儿子。所以,才能无法胜任工作,即使占据了职位也不算这个位置上的人;德行担当不起爵位,即使领取那个爵位的俸禄也称不上是这些俸禄的主人。良弓难于拉开,但可以射得高、射得深;好马难以驾驭,但可以负重赶远路;贤才难以驱使,但可以使君主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江河不满足于小河的注入,所以能够逐渐阔大。圣人遇事不辞繁难,遇物不背常理,所以能成为经天纬地般的大人物。因此,江河之水绝非只有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狐裘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做成。哪有不用同道之人,而任用苟同自己意见的人呢!那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应有的做法。所以,以天地之昭昭、大水之潦潦、大火之爎燎、王德之尧尧,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这样的人才是天下真正的统治者。如箭一样笔直,如磨刀石一样平坦,这样不足以包容万物。所以,狭窄的小溪很快会干涸,浅的水流很快会枯竭,坚硬贫瘠的土地不能繁衍万物。君王淳厚的恩泽如果只限于宫廷之内,就不能广被天下。

    【评析】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是一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乱世。然而,这段艰难时世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国文明的质变期。中华文明经历了这段血与火的洗礼才真正完成蜕变,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对旧的礼乐文明框架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传统的封邦建国的国家管理方式为大一统帝国的郡县制所替代,旧式贵族那种受到中央政府承认和保护的独立采邑经济制度也成了明日黄花。另一方面,这种蜕变表现为人类理性的觉醒,人们开始突破传统礼乐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束缚,慢腾腾的礼乐节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崇高的道德口号已经难以约束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话语权再也不是紧握在王朝精英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各个思想流派相互争鸣的利器,理性之花终于在人间遍地绽放。而随着旧有社会体制被打破,社会群体开始出现分化,“士”这一特殊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文明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士”阶层由中下层贵族的失势者和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组成,他们有才有德却没有政治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亲士》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在墨子看来,一国治乱的根本首先在于国君个人的胸怀和眼界,“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驾驭人才的本领也是国君治理好国家的必要条件,“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在此基础之上,是否拥有人才,尤其是拥有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便成为制胜的关键。故墨子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有了贤能之士的拥戴,国家强盛、开疆拓土才会有强有力的保障。

    对于人才,除了具备经纶天下的才能之外,墨子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对人才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君子自难而易彼”;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要能够做到“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二是对人才过刚易折、“太盛难守”的行为方式问题提出严正警告,指出人“寡不死其所长”,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炫才扬己、徒惹怨望。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子是第一个集中论述“礼贤下士”重要性的思想家。“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这种理论主张充分彰显了墨子敢为天下风气之先的勇气和自信。正因为墨子的这份勇气和自信,才会有他以“国宝”自任的大担当,才会有他“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虽枯槁不舍”的大毅力。即便退避如庄子,亦对墨子的这份担当和毅力赞不绝口,认为墨子是真正的天下“才士”(《庄子·天下》)。

    然而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从这篇文章的瑕疵出发,对其是否为墨子思想提出了种种质疑。对于种种问难,这里皆不予采信。理由并不复杂:首先,墨子师出儒门,有这样的理论主张并不奇怪。其次,从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此文的思想观点尚未跳出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且文章论点分散,论据指向模糊,写作水平远不如《兼爱》、《非攻》等文逻辑严谨、结构完整。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否定的理由,还不如说是出自墨子早年手笔更具逻辑上的可能性。第三,整体而言,墨子本文的思想源出孔子和老子,如“君子自难而易彼”思想明显源出孔子,“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的思想也明显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痕迹。墨子出孔老之后,远在诸子之前,其思想源出孔老,又能下启孟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特征更符合墨子所处的时代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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