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中

立王公侯伯，让他们赏贤人而惩坏人；给予万民金木鸟兽，让他们从事五谷麻丝的生产，作为万民的衣食来源。从古到今，无不如此。如今有这样的人，喜欢他的儿子，竭尽全力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为儿子谋利。他的儿子长大，却不报答父亲，所以天下的君子，全都称他是不仁不祥的人。如今上天兼爱天下万民，养育万物而使天下万民得利，即使是毫毛一样小的事情，也无不是上天所为，而人民得到的利益可以说非常丰厚了。然而不仅不报答上天，反而不知道他做的是不仁不祥的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白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

    24.7　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1]。曰：杀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谁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曰：天也。若天不爱民之厚，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

    【注释】

    [1]　足：旧本或作“已”（于省吾说）。

    【译文】

    我之所以知道上天深爱万民，还不止如此而已。说道：杀害无辜的人，天会降下不祥。无辜的是谁呢？答道：是人。降下不祥的是谁呢？答道：是上天。如果上天不是深爱万民，怎么能说有人杀害无辜的人，上天就会降下不祥给他呢？这就是我知道上天深爱万民的原因。并且我之所以知道上天深爱万民，还不止如此而已。说道：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到上天赏赐的人是有的；憎人害人，违背天意而受到上天惩罚的人也是有的。

    24.8　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1]。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2]，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3]：“帝谓文王，予怀明德[4]，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5]，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留而已[6]。

    【注释】

    [1]　天德：指有功德于天。

    [2]　识：通“志”，标记。

    [3]　《皇矣》：今本《诗经·大雅》中有此篇。

    [4]　怀：想念，怀念。

    [5]　长夏：为诸夏之长。革：变革。

    [6]　据下文当为“既可得而知也”（王念孙说）。

    【译文】

    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到上天赏赐的人是谁呢？答道：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说道：从事于“兼”，而不从事于“别”。兼，就是身为大国而不攻打小国，身为大家而不扰乱小家，强者不抢劫弱者，人多势众不暴虐势单力孤，多谋者不欺负愚笨者，高贵者不轻视低贱者。观察他们所做的事情，上有利于天，中有利于鬼，下有利于人，这三者都得利，就没有什么得不到利益了，这就是有功德于天。天下所有的美名都会加给他们，说道：这就是仁，是义，是爱人利人，是顺从天意而得到上天赏赐的人。不仅如此而已，还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在竹帛上，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器皿上，传给后世子孙。说道：准备干什么呢？想要以此来记住能爱人利人，顺从天意而得到上天的赏赐的人。《皇矣》说：“天帝对文王说：我怀念有明德之人，他不说大话来表现自己，不因为做了诸夏之长就更改先王之法。他不识不知，一心顺从天帝的法则。”天帝赞赏他能顺从上天的法则，所以把殷商的天下全部赏赐给他，让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美名到如今都没有停止。所以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到上天赏赐的人，从他们身上就已经可以知道了。

    24.9　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别，不从事兼。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1]。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大誓》之道之曰[2]：“纣越厥夷居[3]，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4]，乃曰吾有命，无廖务[5]。天下[6]。天亦纵弃纣而不葆[7]。”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既可得而知也。

    【注释】

    [1]　天贼：指祸害上天的人。

    [2]　《大誓》：即《泰誓》。今本《尚书·泰誓》为伪古文。第一个之字疑为衍文。

    [3]　越厥：发语词，无义（王焕镳说）。夷居：倨嫚（江声说），倨傲不恭。

    [4]　神祇：天神和地神。

    [5]　无廖务：指不戮力其事（孙星衍说）。廖，同“戮”。，为“彼”的借字，意思与“其”相近。

    [6]　天下：此二字疑为衍文（毕沅说）。

    [7]　葆：保全。

    【译文】

    憎恨人贼害人，违背天意，那么得到上天惩罚的人都是谁呢？答道：像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王厉王就是这样的人。桀纣幽王厉王所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的呢？答道：他们从事“别”，而不从事“兼”。别，指身为大国而攻打小国，身为大家而扰乱小家，强者欺负弱者，人多势众者残害势单力孤者，多谋者欺负愚笨者，高贵者轻视低贱者。观察他们做的事情，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这三者都得不到利益，就没有得到利益的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的祸害。天下所有的恶名就都会加给他们，说：这是不仁，是不义，是憎恨人残害人，违背天意，因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不仅如此而已，还要把他们的事迹书写在竹帛上，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器皿上，传给后世的子孙。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准备以此来识别憎恨人贼害人，违背天意，因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大誓》上说：“商纣倨傲不恭，不肯侍奉上帝，抛下他祖先和天地神灵不去祭祀，还说：我有天命保佑，而不去努力做自己的事情。上天因此也舍弃纣王而不再保佑他。”考察上天舍弃纣不再保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违背了天意。所以憎恨人贼害人，违背天意，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从他们身上就已经可以得知了。

    24.10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1]，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故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2]。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3]；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4]，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

    【注释】

    [1]　之：旧本作“志”（毕沅说）。

    [2]　为文学：指写文章。

    [3]　意：疑当作“惪”，与“德”通（孙诒让说）。

    [4]　仪：准则，法度。

    【译文】

    因此墨子认为把握了天志，就好比制造车轮的人掌握了圆规，木匠掌握了矩尺。如今制造车轮的人拿着他的圆规，要用它来测量天下圆和不圆的东西。他说：符合我的圆规就是圆，不符合我的圆规就是不圆。所以圆和不圆，都是可以得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圆的标准很明确。木匠也拿着他的矩尺，要用它来测量天下方和不方的东西。他说：符合我的矩尺就是方，不符合我的矩尺就是不方。所以方和不方，都是可以得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方的标准很明确。所以墨子把握了天志，上可以用它来测度天下王公大人的刑法政治，下可以用它来测度天下万民的言论文章。观察他们的行为，顺从天意，称之为好的品行；违背天意，称之为不好的品行。观察他们的言谈，顺从天意，称之为好的言论；违背天意，称之为不好的言论。观察他们的刑法政治，顺应天意，称之为好的刑法政治；违背天意，称之为不好的刑法政治。所以，把天志设置为法则，设立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以此来测度天下王公大人和卿大夫的仁与不仁，就好比区分黑与白一样容易。所以墨子说：如今天下王公大人和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遵循道义来使百姓得利，希望从根本上考察仁义的本源，那么天意就不能不顺从。顺从天意，就是仁义的根本原则。

    【评析】

    康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总是让我心生赞美并满怀敬畏。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我的内心就越是充满着热爱与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美好的道德法则。”康德先生对道德这种充满人文情怀的赞美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对他整个理论体系的一种感性总结。为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生存，我们必须假定道德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证自明的，它不以人类为目的但完全合乎人类的目的，与自然铁律一样自然合理、万古长存。但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很难不证自明。为了维护善的至高性，康德不得不向宗教妥协，承认善的根本有赖于上帝的存在。墨子著《天志》，与康德存的是同样的心思。墨子指出，正义必须要有一个名正言顺且颠扑不破的根基，“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义从何处出？墨子的逻辑推论是：“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墨子认为，最贵最知者莫过于天，天是比天子更尊贵且智慧的存在，因为天不但能够评定天子的行为，还能够赏善罚暴，左右天子的行为；更何况，天子还需要向上天祭祀祈福。所以说，“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然而，墨子的目标毕竟与康德不同，康德的全部学术兴趣和目的是道德本身，而墨子的目的显然是政治而非道德，或者说是政治道德。无论如何，政治在墨子的语境中都是第一性的。所以，墨子在上篇中提出“义者，正也”的伦理学定义之后，本篇马上笔锋一转，明确指出：“义者，善政也。”讨论道德的根源只是为了增加道德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最终还是要导向政治。“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异此。”天为天子树立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和赏罚原则，顺之则赏，逆之则罚。而天最基本的行为原则就是“从事兼，不从事别”。也就是说，墨子的理论是在代天立言。在国家政治层面，墨子的“兼爱”理论表现为：“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从这种匠心独运的行文之中，我们不难理解墨子倡导“兼爱”学说的苦心以及其在理论上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更为难得的是，墨子的“天志”说不但没有那些怪力乱神的神秘主义色彩，反而有一种浓浓的伦理亲情氛围。在墨子笔下：“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非天之所为也。”不仅如此，“杀不辜者，天予不祥”。天简直是一位智慧若海、爱民若子、赏罚分明的父亲。有这样一位既慈爱又威严，还拥有无上智慧的善之化身的父亲为人类做榜样，“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从这里来看，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墨子笔下的“天志”实际上已经冲决了宗教神学的堤岸，走进了唯物主义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