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燕京学报》第三期[1]

，则感应何自生？譬无实体，何能有影？阳明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云云。此即“天地万物感觉是非”之注脚，而未尝以知与物合而为一也。然则阳明又谓“心外无物”者何也？曰此所谓物，与所谓物质之物，涵义完全不同矣。《传习录》上：“（徐）爱曰：……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其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然则当阳明说心外无物时，其所谓物，非指物质，而指行事之决断。故又曰：“灵虚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而以此说比附巴克雷之惟心论，岂非指鹿为马哉！看花一喻，只证明“心自然会知”。若谓“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乃指物质不存在，则心亦不存在。如何说得通！近人不肯细读古人书，其字典中名词只有流行之意义，而以为古人亦如是。断章取义，望文生训，比附西说，遂嚣嚣然作其“历史的批评”。此中国哲学所以愈讲愈晦也。黄君此误，初无足讥，盖不过沿袭前人者而已。

    此外尚有（六）许地山君之《摩尼之二宗之际论》，“大部分是从欧美学者底著作撮译出来”。有（七）杨树达君之《〈汉书〉释例》，阐明《汉书》记叙之通例。有（八）伦明君之《续书楼读书记》。所记为反驳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惠栋《古文尚书后案》之著作，凡十二种，各为提要，并助其张目。兹未睹原书，不欲遽加判断。其《〈孔子家语〉疏证提要》一篇，辨《家语》非王肃伪撰，尚持之有故。又有（九）朱希祖君之《明季史籍跋文》，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末附（十）洪业君之《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二志乃燕京大学兴筑校舍时掘地所得者。其人其文皆无关于史，徒存该校文献，附列于后，宜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期，1928年7月9日

    附：

    冯友兰君来函

    编辑先生左右：

    贵刊于第九期及第二十七期中，对于友兰在《燕京学报》中所发表论文，俱有奖饰，甚感甚愧。于二十七期中又承指示二点，尤可感谢。惟愚意亦有可申言者，请分述之。

    （一）论孔子本人，孟子有“圣之时者”之言，然所谓“圣之时者”，乃对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而言。《论语》中亦载孔子论伯夷、柳下惠，而归结于“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所说，正与《论语》此节同意。盖俱谓孔子个人出处之态度，非指孔子对于礼教制度之意见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所答诚可为孔子不墨守周公旧典之证据。然“为邦”之道，经纬万端，其什百倍重要于乘辂服冕者甚多，而孔子不之及，岂非以“文武之道，布在方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所应改变者仅小节而非大端欤？孔子又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亦可为孔子不墨守周公旧典之证据。然孔子知殷周对夏殷礼之“所损益”可也，“其或继周者”何以“百世可知”，岂孔子果如谶纬家所说，能预知来世欤？抑孔子以为“文武之道”百世可从，有“所损益”不过小节，故可知欤？愚意当以后者为较合理之解释也。综观孔子一生，守礼惟谨，《乡党》一篇，描写甚详。此外《论语》所说，入太庙则每事问，陈恒杀君则请讨，三家以雍彻则讥之，管仲树塞门则讥之，季氏旅于泰山则讥之。此其所守之礼为周礼欤？为孔子所自制之礼欤？抑孔子“为东周”之后，对于上述诸端，俱将有所变更欤？愚意恐不然也。

    （二）孔子以后，儒家“七十子后学”派别纷歧，当然不能谓其对周礼有一致之见解。现在吾人之问题，只是儒家所理论化、所理想化之具体的礼教制度，如婚丧祭等礼，为周礼欤？为儒家所自制之礼欤？贵刊谓，“孔子及其后儒家之拥护周礼，只以周礼适应于当时之社会，非以为一成不可变者也”。是贵刊亦以“孔子及其后儒家”为“拥护周礼”，与愚意本无不同。至于儒家果以周礼为适应于当时之社会而拥护之，抑以为一成不可变而拥护之，则系另一问题。友兰文中，并未讨论。盖儒家派别纷歧，对此问题之意见亦有不同，当分别论之。愚意孔子以周礼为百世可从，即有损益，亦只在小节上。故道家述孔子故事，多在此点与孔子开玩笑。较后之儒家，有一部分，如《礼运》之作者等，乃退一步为如贵刊所说之主张。有人谓《礼运》受道家影响，非无故也。然此点出乎现在讨论范围之外，究竟如何，现不必论。

    （三）友兰所谓“儒家所理论化之丧祭礼所应有之涵义”考，仅谓其应有耳，非谓古时儒家已自觉而知之也。然彼即未自觉而知之，亦无害应有者之为应有。例如，水之一字，查曾在字典中，除假借、引申外，必有若干新义（如轻气、养气化现之液体之义）。此新义乃水字所应有，不过前人未发现而后人发现之耳，后人岂能无端创造耶？又岂能谓因前人未发后此义，而此义即于相当时间内非此字所应有耶？又如昔时现试，近人谓系一种智识测验，故考试虽以诗文取士，而所取之士却亦不少能作事者。此种考试制度之涵义，岂前人所知？然前人即不知，又何害其为应有耶？友兰以应有为应有，非以应有为古人以为有，与贵刊“或有”之说并不相违。不过贵刊以为若无人以为有，则某涵义即无有，友兰则以为即无人以为有，而应有者仍应有。然此点转为纯粹哲学问题，不必于此讨论矣。

    冯友兰（七月十七日）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期，1928年7月23日

    注释

    [1] 原文未署名，据徐规《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所言，“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即本文的第一部分）为张氏所作。且朱希祖认为本文对其论文之评论不公，去信反驳，张氏亦有回应，详见《答朱希祖君（附来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