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1]

    《尚书·泰誓》今古文异说考

    《泰誓》年月，解经诸家，各持异说，聚讼至今，讫无定论。兹篇遍举今古文之说，以及据古文以驳今文之说，调停今古文之说与“近师”之说，条列而明辨之。末将各说对照，列表以参验其异同之迹。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期，四六至五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国学丛刊》

    乃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之出版物。该会之主要指导员为顾实及陈钟凡，故《丛刊》中二人之论文较多。内容多考证之作，亦恒有非难“今文家”之论。年出四期，现已出至一卷四期。有小学、文学、史学等专号。定价每期二角五分。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

    《永乐大典》考

    谓《永乐大典》全书已佚，据著者所闻见，今存尚有一百五十余册。原书蒐采极详，修撰甚宏，惟其编纂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实殊欠允洽。篇中历考《永乐大典》之编纂、储藏及散失之经过，末将现存各卷之目录及所在地点，列为一表。

    ————袁同礼，《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学衡》

    总编辑吴宓。月出一期，现出至二八期。内多国学及西方哲学、文学之论文，时有批评新文化运动之作。定价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编辑所：南京《学衡》杂志社。发行处：上海中华书局。

    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

    是篇先比较周代南北文学之渊源、背景及其体制三事之别。北人诗歌，言短调重；南人辞赋，句读长短无恒，篇章变化非一。论音律，则楚声迂徐而雄浑，北音沉顿而凄清（此乃将南北作品中所用韵，归纳而得之结果）；论思想，则北多写实，南富想像；论情感，则北人多慷慨激昂之怀，南人极悱恻缠绵之致；论其所言之宗教，则北人所言，仅属抽象的描写，南人所言，能为具体的表示。篇中所论各节，均列举例证，所据之书，大抵北方文学，以《诗三百篇》为根据；南方文学，以《楚辞》为根据。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一至二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九月出版。

    夏商二代学者考略

    将汉以前之典籍中关于夏商二代学者之记载，尽为搜集。所考自夏之禹、皋陶、后稷、契、益、奚仲、启、式罗、靡鬲、关龙逢、太史终古、卞随、瞀光、无余；商之汤、伊尹、太甲、仲虺、咎单、老彭、迟任、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傅说、祖己、大戉、祖乙、盘庚、武丁、高宗、祖甲、箕子、微子、祖伊、胶鬲、商容、辛甲、粥子，至伯夷、叔齐止。凡四十六人。虽本篇所考悉就“经国治民”而言，然即此以推周秦诸子以前之我国“学界”情形，亦可得其概略矣。

    ————周慤，《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

    郑樵传

    郑渔仲为我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而《宋史·儒林传》及《宋元学案》俱载焉不详。兹篇据《夹漈遗稿》《莆田县志》《福建省志》及他书之零碎记载而成，谓：“郑樵初亦有用世之志，因受挫折，于是专向学问方面去发展。入山之初，虽是志在《六经》与整理其他的古书，但后来研究范围甚大，于天文、言语、动物、植物、医药上，都下实际观察之功。”郑氏为学，具有实验的精神，故最恨“空言著书”。彼以为凡是做一种学问，都要亲自去认识，不能专靠在书本上。彼之研究方法，为“明类列”及“核实”。彼对宋儒之理学、汉儒之传注均有非难。彼到京师上书的原因，非为要做官，实为下列三个志愿：（1）传自己的书；（2）整理图书金石；（3）编辑通史。彼毕生的大事业是在《通志》一书，是书流传最广远（他的别种书现已失传）。书中《本纪》是由各史集合而成，《年谱》四卷和《二十略》是彼自著。其中有一部分————《年谱》及《都邑略》————是临时编集。其余《氏族》《六书》等略，是由旧著删节而成。此书系急就而成，故并没有精神的结构。彼自己所做之书亦并没有在《通志》里多多收进。故我们至今，不能见到他学问的“完全系统”和“细密分类”，实在是一个缺憾。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三○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出版。

    《国学季刊》

    乃北京大学出版物之一，编辑主任为胡适。年出四期，现已出至第三二期。所发表论文，以史学及小学为多，大半为该校各教授及海内外学者研究有得之作。每册价五角，全年一元六角，发行处：北京大学出版部。

    转注正义

    是篇首辨清代小学家对于转注之误解，而以为转注之始，由于殊方异域，言有不同，而字亦异之故。观扬子云《方言》所记及《说文》转注之明引，其为方言者，全书极多。其证末，更附录所假定转注正例及变例数则。

    ————李翘，《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歌”“戈”“鱼”“模”古读考

    是篇研究之结果：（一）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二）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读如“a”音，不读“u”音或“ü”音。其研究第（一）事根据：

    （a）唐季日本采汉字所制，以为切韵所用之“假名”其代表“a”音之字什七属于“歌”“戈”二韵，而日本音注汉字其属于“歌”“戈”韵者一律以“a”属诸音为切。

    （b）晚唐阿剌伯商人所著《中国游记》及元马可孛罗游记中，从汉语音译之专名，凡汉文属“歌”“戈”韵者，悉译作“a”音。

    （c）将六朝隋唐佛籍中音泽之名词与梵语原文比对，凡梵语作“a”音者，汉译悉用“歌”“戈”韵之字。

    （d）凡当时所译外国人名、地名，语言之可考者，按其对音之例无不（与上述假定）相同。

    （e）宋人译名亦与前代相同，校其音读，足征古音之未变。故杨中修《切韵指掌图》犹合“歌”“麻”为一。至刘鉴《切韵指南》，乃立“果”“假”二摄，而辽金元史以下译名，遂不以“歌”对“o”，以“麻”对“a”。盖“歌”“麻”异读，为元代以后之变迁，有断然矣。其研究第（二）事所根据，与上述（c）项相同，而更引“鱼”“虞”“模”在汉魏不读“a”或“ü”之例，以反证之。末又考声音之理，并指出清代音韵学家之误，篇后附有钱玄同一跋，谓：“战国以前，西周及春秋时‘鱼’‘虞’‘模’韵亦不读‘a’音云。”

    ————汪荣宝，《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二四一至二六四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

    是篇研究中国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及其变迁，以世界一般文字发达之次序，及思想进化之历程相比照，而不墨守六书旧说。大略言我国文字，由文字画进而为象形字，更进而为意符，更进而为音符。象形有写实，及象征之别，音符有半音符与纯音符之分。惜进化至半音符之阶级时，误入“借字表音”之歧路，遂终不能完全脱离意符之束缚，以造成一种有规律之字母文字。缘此情形，乃生二弊：

    （一）文字本身之分裂（即别字日多）。其补救方法，当改用拼音文字。即不能，亦当规定：凡原属表音字中纯音符之字，悉以注音字母代之，不写汉字。其余固有之“象形字”“表意字”及“表音字”中之“半音符字”，亦当规定一种有规则的简笔写法。

    （二）语言文字之分歧：（1）语言随时与地之变迁而生差异，而文言不符。其补救之法，当赶紧规定一种国语，以我国“有势力的多数人所用之语言”为准。（2）文人学士以四声分别字义，而一般俗人则变单音之字为复音之词，以别字义，于是文言不符。其补救方法，急须改以字为单位之语言，而为以词为单位之语言，尽量采用口语中之复音词，并规定语尾用法。

    ————沈兼士，《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五七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出版。

    释《墨经》“说”“辩”义

    释《墨经》中关于“说”“辩”各条，皆依照原文，不增易字句，并证明《墨经》为名家之术，于墨学为别派，而墨学之要点在“兼爱”。又谓治《墨经》必先通名家之学，而后经义或能有得，若近人之以科学附会《墨经》及改字解经，则既舍本而趋末，且不足以服人矣。

    ————孙德谦，《学衡》，第二五期，民国一三年一月出版。

    名墨訾应论

    篇端首论墨有“正”“别”之分，则“别墨”犹言异端，不当以他派为解。当时之争辩者，必各自谓“正墨”，而以“别墨”归之他家。他家与辩亦尔。故墨义本不齐一，欲求眉目应有三事先须明白具答。依著者之研究，其结果如下。

    （一）惠施、公孙龙之学，不出于墨，其证有六。

    （a）《荀子·解蔽》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其所蔽性又相反，故不能谓惠出于墨，犹不能言墨出于惠。

    （b）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所称墨派，俱有相里等诸氏，而俱未提及惠施、公孙龙，焉有墨家钜子如惠施、公孙龙者，所就远出相里诸墨之上，而庄、韩论“墨学流别”转致漏列之理？

    （c）《汉志》所载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惠施、公孙龙俱列名家为大师，无同时跨入墨家之道。或谓施、龙专习科学之墨，而舍宗教之墨，不知墨子言教言学，理原一贯，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言，施、龙果为墨者无舍教言学之事。

    （d）惠、墨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义莫不相反，如墨言“景改为住”，与惠言“飞鸟之影不动”、墨言“非半不则不动”、惠言“一尺之捶取半不竭”，理均相反。

    （e）考惠子之说，与墨大相僢驰，故如鲁胜言：以惠为“别墨”亦无有是处。

    （f）引章太炎之说谓：（1）惠施与墨家俱有事于名，特施为譥，而墨非譥，其中鸿沟甚大；（2）墨子自著之《辩经》久已亡绝，今之六篇非施、龙作，殆墨家弟子所撰述；（3）今所存六篇为墨家一派之作，余派已不可考，今所得言惟此自号为正墨者与名家“訾应”诸义而已。

    本篇所论，与近人梁任公、胡适之论墨颇多出入。

    ————章行严，《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二一号，七五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一月一○日出版。

    《东方杂志》

    总编辑钱智修。其内容以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为主，尤注意我国时事及各国政治社会情状，亦间有关于哲学、科学、国学等专门论文。时出专号，最著者如《宪法问题专号》《爱因斯坦专号》《杜里舒专号》等。最近出有《二十周年纪念增刊》上下两册。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月出二期，每册价二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现在已出至第二一卷一号。

    《列子》书中之宇宙观

    谓《列子》书之“宇宙观”主张“轮化”说。轮化说者，谓宇宙之变化，悉依一循环的原则，现世之前与现世之后，皆有无限之世界。其世界，皆与现世界相若。每一世界之中，有一大进化，有一大退化，如明晦之相前后，如寒暑之相循环。又如轮转，故谓之“轮化”。吾国老子、庄子、列子及印度哲学，均有此观念。日人井上圆了，近亦于所著《哲学新案》，有所阐明。作者因述列子之宇宙观较详，故以《列子》书中之宇宙观命题。

    综观《列子》一书，与世界轮化说相似之处，约有十端。

    （一）谓世界之物，有“有变化”与“无变化”二类。

    （二）世界无时不变化。

    （三）万物变化之原因，不本于神意。

    （四）“自化”之“自”字，以因果律解之，最圆通，《列子》书中之“命”，与此相似。

    （五）列子亦有类似以现世为来自星云，及气体变液体、液体变固体之说。

    （六）列子亦有现世界将来必坏之主张。

    （七）列子以天地为空中一细物，与太阳系非世界全体之说相同。

    （八）轮化论谓惟有生有，现世有物质与势力，现世之前亦有物质与势力，《列子》书中有类此之说。

    （九）《列子》亦有必宇宙大化为无始无终、无穷无尽之意。

    （十）以万物变化为轮化之说，有《列子》书中凡数见。

    就此十端所举，可知列子之论，为轮化而非进化。胡适谓之为生物进化论，实欠的当。又胡适以庄子之自化为进化，亦属误解云。

    ————傅铜，《四存月刊》，第七、八及一一期。

    《四存月刊》

    系北京四存学会出版品，以提倡颜（习斋）、李（恕谷）之学为宗旨。内容有颜李学，颜李遗著（兼论国故、史地及世界政治），译稿，演说，名贤遗著，谈丛，文苑及附录各栏。四存学会原系前总统徐世昌所发起，故月刊论著亦多半撰自徐氏及其旧幕府。该刊月出一册，现已出至第一九期。定价每册二角，全年二元。编辑者为四存学会编辑处，总发行所为北京西城府右街四存学会。

    《四书》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Four Books）

    Ⅰ．《大学》————著者将《大学》一书所论作一统系表，然后逐条讨论之。其表如下：

    Ⅱ．《中庸》————大略言《中庸》乃研究“道”之作，而“中”与“庸”为道之作由；又谓“道”之定义，应根据原书，绎出如下：（一）道为自然之路；（二）道为个人及宇宙惟一之道；（三）道无乎不在；（四）道人人之所由，惟至人能明之。结论，谓道即因果律，未复说明《中庸》之应用于心性、伦理的行为、社会服务及政治诸论。

    Ⅲ．《论语》————作者谓《论语》非孔子自著，乃其门弟子所记集，专言人类道德之书。其对于道德之观察有四点：（一）对于个人之道德，以“仁”为本，仁之英译以“humanity”为最当；（二）对于家庭之道德，以孝为本；（三）对于社会之道德，以“忠”“恕”为本；（四）对于邦国之道德，以“德治”为本，惟德义甚广大，故又言“礼”“乐”以明之；次言孔子对于政治有“庶”“富”“教”及“足食”“足兵”“民信”之二说；次又分举子所“雅言”与子所“不语”以明孔子学说之范围；次言孔子教学之态度，与设教之门类；末更论孔子对于“天”及与“君子”之观念。

    Ⅳ．《孟子》————谓《孟子》乃孟子自著之书，本孔子之教，而发挥其“内圣外王”之学。于“内”则述其“性善”“知言”“养气”之说，而以为人皆可以为圣人。于“外”则述其“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Democratic ＆ Socialistic）的政府。而谓为君者，当忧民之忧，及乐民之乐。至贼民之主，只可谓之独夫，实在应诛之列。孟子以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故又持井田之主张。末述孟子非战主义、性命之见解及异说之争辩。

    ————江亢虎，《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一卷，第六期，五三八至五四六页，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又第二卷，第一期，一五至二四页，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

    《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总编辑二人Arthur De C.Sowerrby，F.Z.S.主理科学部分；John C.Ferguson，Ph.D.主理文学及艺术部分。副编辑兼总经理为Clarice S.Moies，B.A.。此杂志以研究中国学艺为主。其内容以关于中国地质、生物、文学及古代学术、史学等论文为多，亦间有其他科学论文。年出六期，每期定价中国银币二元，全年定价一○元，现已出至二卷一期。编辑及经理处在上海（The Ben building 1020）。

    萧梁旧史考

    著者欲编《新异书》，故先作此篇以溯其源流。所考萧梁旧史凡三十种。除考其大略外，并附作者之事迹。

    ————朱希祖，《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八○至九五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三三至三五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郑樵著述考

    考郑樵遗著共六十余种。凡关于诸书之记述及批评悉为辑集。所根据资料，以郑樵之《夹湀遗稿》及《通志》为主，并参以宋、元、明、清人的记载十六种。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九六至一三八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摩尼教入中国考

    唐武后间，波斯摩尼教入中国，颇行于社会，至宋元不衰，及明清政府悬禁传教，乃渐绝迹，至于今日，其史迹极为湮晦。

    作者于唐宋载藉，搜剔钩籍，言之极详。其章目分十六，如下列。

    （一）摩尼教起原。

    （二）摩尼教始通中国。

    （三）摩尼教开教回鹘。

    （四）摩尼教与回鹘之关系。

    （五）回鹘为摩尼教护法。

    （六）摩尼教传布广远。

    （七）唐道家依托摩尼教。

    （八）唐人重视摩尼教。

    （九）唐季摩尼教受迫害。

    （十）五代摩尼教与乱党。

    （十一）五代宋初摩尼教消息。

    （十二）宋摩尼教依托道教。

    （十三）僧徒诋毁摩尼教。

    （十四）南宋摩尼教复盛。

    （十五）元明时代摩尼教。

    （十六）摩尼教与秘密教派。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三至二四○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火祆教”入中国考

    大略言波斯火祆教之名闻于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在北魏极得帝后之信仰。唐代尤尊崇“祆教”，建祠设官，岁时祭祀，意欲以此招徕西域也。唐武宗会昌五年（八五四年），用道士赵归真议，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教”遂被排斥，及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并获弛禁，“火祆”历五代两宋犹有存者。

    南宋而后，中国典籍不复见“祆祠”之名，“祆教”即有留存，当亦式微矣。篇中兼考“祆”字在我国字书内之源流，及唐时典籍称祆之略例。又证宋姚宽附会杜预《左注》谓春秋时睢水有“祆神”之谬。又论“火祆”与“摩尼”之异同，并辨明唐杜佑、宋姚宽至清钱大昕辈将“火祆”“大秦”“摩尼”三教混为一谈之误。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七至四六页，民国一二年出版。

    《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

    谓黄帝、尧、禹、周穆王皆尝至西王母，西王母即今波斯。篇中取证古今要籍，暨地理专书，比互钩稽；将穆天子西征所经、今地所在，一一审勘，存疑著信，都二万数千言。综其所考，大略谓穆王西征，自今之直隶正定，诣山西，出雁门关，绕河套，抵甘肃西宁，逾黄河，入青海，道出河源及巴颜喀喇山，越前后藏，登帕米尔大山；折而东，截帕米尔山北经喀什噶尔河，循塔里木河上流至和阗；复自叶尔羌，走逾布哈尔，转入波斯；更折而北，直抵今里海、黑海、俄罗斯南部大旷原，大猎三月而还，东南逾俄属西比利亚向新疆之天山，北路逾天山，沿塔里木河、罗布泊，道哈密，长驱至外蒙、土谢图汗，复南沿河套而南，至山西之蒲州，又东至直隶井陉东，长驱而西，逾太行越河乃归宗周。

    ————顾实，《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号，五六至八五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未有历史以前之河南一村落（A Pre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

    近世考古学者，以为华族初入居中国时，已知用铜器，而谓在中国所发现之石器，非华族之物，乃古代先华族而居中国之低化民族之遗迹。一九二○年作者在河南发现一古代村落，带有正确不误之华族的形式，而其中仅有石器、陶器、骨甲器，独无一铜器。于是上述假说，遂有问题矣。

    此次发现地点，系在河南仰韶村（在陇海路渑池站北一五里，洛阳西二○○里）。其遗址在今村之南，南向延长约二○○○呎，东西广一五七○呎；北半多荒土，南半则几全为“文化土层”（culture stratum），厚十呎至十六呎。其质松轻，多含炭灰，亦时见小炭片。所发现各物，有铸形之石斧、镰铚形之石刀，甲骨所制之针、箭嘴、钻，与其他品物，石制及土制之纺织轮，及石制之耕器，又有贝壳多件。其刀斧之形式与今日中国北方所用者同，箭嘴之状亦与近世相似。各器考定略属于新石器后期，然从所发现之陶器观之，则其时代或当略后，缘此处所发现陶器之一部分，系曾转于制陶之磨轮者（potter's wheel）。而新石器时代用轮制之陶器，除在埃及一国，其纪载尚有可疑外，其余世界各部陶轮之用，皆在较后之文化阶段。此处所发现之陶鼎，无古代铜鼎垂立之柄，陶鬲有耳，为古代铜鬲所无，然其形状则相同。此“仰韶文化累积层”之显著的形式似足以表示：不独古仰韶之居民为华族之祖，且仰韶文化似为中国历史曙光之先导。在所发现各遗物及数千陶器碎片中，完全无文字之存在，足证明其遗址之古，应在有史以前。

    此遗址中又发现人骨甚多。由北京协和医校人体学教授Dr.Davison Black研究后，现尚未有确定之结果。然作者据其所言，知其有以仰韶住民为原始华人（proto-chinese）之趋向。陶器之碎片中，有陶质极良者，多作砖红色，表面磨光，原器多为碗，形小而简单，上有黑色（间有红或白）之绘画。其图样甚随意而多改变。中国有史时代之陶器，无与此同者。但此与新疆安诺一九○四年所发现者极相似，又与希腊南部Thessaly、俄国西南Tripolje及西西利岛（Sicily）所发现属于新石器后期者相同。

    据英人R.L.Hobson氏及其他考古学者之研究，谓此种绘画之陶片乃红陶而黑饰，其式样显然与近东各地，如巴比伦、波斯等所发现者相同。此类陶器之时代，约在纪元前四○○○至一五○○年之间，以其散布于近东及西伯利亚，似尝逾新疆而入中国。倘此器源于巴比伦（此器在巴比伦之年代，据H.R.Hall所证在纪元前三五○○年），而分布各地，则中国既在远东，其达此处历时甚久。仰韶遗迹既无铜器，而中国之有铜器，早已证明为在纪元前二二○五至一八一八年间。故知此器不能在纪元前一五○○至二○○○年之后。此遗迹今正开始研究，现在所得之结果如下：

    “仰韶文化”大略属于新石器后期，带有原始华人的色彩，而其绘画的陶器，表现其曾受近东及欧洲东南部之新石器后期文化之影响。

    ————安特生，《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一卷，第五期，五○八至五一二页，一九二三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汉代老学者考

    汉世老学盛行，诗家如韩婴，儒家如董仲舒亦称引道家言。文、景好老学，其风所被广矣。兹篇据《史记》、两《汉书》及前后《汉纪》五书考见两汉老学者。计前汉二十余人：盖公、曹参、河上公、文帝、景帝、窦太后及窦氏子弟、直不疑、王生、汲黯、郑当时、黄子、司马谈、司马迁、杨王孙、刘德、邓章、严遵、邻氏、傅氏、徐氏、刘向。后汉二十二人：蔡勋、安丘望之、耿况、王伋、班嗣、向长、高恢、任光、任隗、范升、淳于恭、楚王英、樊融、樊瑞、翟酺、马融、周勰、矫慎、桓帝、张角、向栩、折像。其攻击老学者前汉一人：辕固生。后汉一人：刘陶。

    ————杨树达，《太平洋》，第四卷，第八号，民国一三年九月出版。

    《庄子》研究历程

    司马迁谓：庄子放论归之自然，其著书大抵寓言。阮籍《达庄论》言其“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且于“自然之理”颇加注意。郭象《庄子注》或言非出其手，然其书实足不朽。序称庄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所论亦属扼要。唐韩、柳为文模《庄子》，惟于义理未尽窥。宋苏轼始鉴别《庄子》书中之真赝。王安石则谓庄周隐居放言，深识周之为人，然谓“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独何异于墨子”，则稍失附会矣。褚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专主义理，林希逸《庄子口义》侧重论文，皆未精核。明焦竑《庄子翼》多引古书，方以智《药地炮庄》及陆西星《南华经副墨》时杂佛说。陆谓《天下篇》为庄子后序，《寓言篇》为其前序，颇具特见。

    清王念孙校《庄子》颇见审重之精神。姚鼐撰《庄子章义》疑外篇不出《庄子》，与王船山不谋而合。姚于韩退之“庄学出子夏”之说取半信的态度，此则由于平日治文笃好韩公之故矣。梅伯言谓“庄子者，文之工者也。以庄子为言道术非知庄子者也”，此则专以文学眼光论庄矣。曾国藩以庄子文比孟子、阳明，颇具特见。王闿运注《庄子》，谓庄子学孔子受《春秋》，自为道德，非欲继老学，论甚奇辟。康有为以庄周传子贡学，并从其书考子贡之学。梁任公于二十年前，谓庄子乃道家而兼治儒家之言。俞樾《庄子平议》贡献在训诂。章炳麟《齐物论释》以唯识说庄，其《征信论》力驳实斋之说，而以谓庄学不出子夏，又谓《盗跖》《胠箧》《马蹄》等篇为伪。林纾之《庄子精华》《庄子内篇浅说》、马其昶之《庄子故》、王先谦之《庄子集解》及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均系释庄之作，而以郭著为犹便于初学。近梁任公于庄子政治哲学有所发明；胡适据《天下篇》考宗教的墨学与科学的墨学分途之因；马叙伦《庄子义证》意主蒐罗；蔡元培以庄子比柏拉图说皆新颖。著者之意，以谓《庄子》于古代南方文学极占重要位置，而于道家哲学史之原价亦不容轻视云。

    ————甘蛰仙，《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一号，九四至一○○页，民国一三年六月出版。

    由读《庄子》而考得之孔子与老子

    （一）《庄子·天下篇》历叙各家道术，言其“往其不反”，独不及孔子，盖庄子实暗予尊孔。《盗跖》《渔父》虽似诋孔而实非。《渔父》之说与《论语》所记晨门、荷蒉、沮溺、丈人辈等耳，非诋也。《盗跖》之无理谩骂，乃借一穷凶极恶之口，语类渭稽，未足为孔子辱，庄子或有微意存乎其间也。又反观之，据太史公《老子列传》亦谓今存先秦儒家言，绝无绌及老子之文。孟子距杨、墨独不及老（杨氏为我，老子外身各异趣）。荀子论及老子者只《天论篇》“有见于绌，无见于信”八字。孟、荀皆以好辩称，而均未目老子为异端之尤，是皆古书骤难解答之问题也。

    （二）老学之高尚，无待庄生抑孔以张之。而《庄子》一书述孔老答问，共有一十一条老孔事迹，莫详于此。庄子之如是详述发挥，盖以此为当日两家之最大学案，并非以轩老轾孔。反观儒家所纪，仅《礼记·曾子问》寥寥数语。盖此学案属于老子，故儒家不甚纪载。或陋儒嫉老，仅留此破碎剩言，以见孔所问所闻于老者，不过如此。

    今从《庄子》考见孔老学术之异如次。

    （甲）儒家重仁义，老氏斥之为乱人之性。

    （乙）儒家重经籍，老氏以经为先王陈迹。

    （丙）儒家游方之内，重修身行已，老氏主忘形。

    （三）《庄子·天下篇》明引《道德经》，证以《韩非子·内储下经》及《吕览》所称老聃之言，亦皆出《道德经》，此皆证明五千言为老聃之所作。再《文子》一书固解说五千文者，内亦称老聃，亦系一证。至老莱子则另系一人别有著书。见汉《艺文志》。若太史儋之名，则仅见于《秦史记》，彼见秦献公为预言，背老子，斥前识为愚之义，决非为著五千言之老聃。

    （四）据《庄子》一书，可订正《史记·老子传》者有八事。

    （甲）老聃不名耳。

    （乙）老子尝久居沛，孔子见老子在其免官后。

    （丙）孔子见老子，一在周问道，一在沛问藏书，皆非问礼。

    （丁）《史记》误以老莱子语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为老聃语。

    （戊）太史公说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似不足信。据《庄子》则关令尹为列御寇之师，俱为古之博大真人，故关尹似非强老子著书之人。

    （己）老子入秦，非一去不返。

    （庚）《庄子》记老聃死，非莫知所终。

    （辛）《庄子》记老子事，无一语涉及神话。《史记》所载老子后裔，或出太史儋后人之附会。

    （五）《庄子》记接舆事与《论语》合，可见其不皆寓言。又所记子桑户（即子桑伯子）即孔子所称为简者，孟子反（即孟之反）即孔子所称为不伐者。又子琴张，即孔子所指为狂者，皆儒家之浸淫于老氏者。又《檀弓》记原壤母死而歌，与《庄子》记子桑户死，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事相类，则孔子故人原壤子固亦老氏之流。又曾晳言志近于老氏，子游述《礼运》与老子告子贡“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一章（见《庄子》）同。又《论语》记，“或曰以德报怨奚如”，则直举五千言为问。可见孔子门徒中受老氏影响者不少，而并不以其书为异端，不许学人之研究也。

    ————范祎，《学衡》，第二九期，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孔孟之根本思想

    孟子称孔子曰“集大成”。集大成者，将过去学术组成统系（systematize）之谓。欲组织一学说成统系，必有一根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孔子之根本原理，“仁”是也。孔子所谓“仁”，一面是指天之德，他面是人类所具有之本性，能实现仁即是事天之道。是之谓修己，成己（self-realization）而治人。治人即成物（universal realization），能成物则是与天地合其德。故孔学带宗教性，而实非宗教。

    孔子所谓义，实涵于仁。其说有二：（一）仁者乃无差别之爱，义者含有由亲及疏之原则。后者所以实现前者之手段也。（二）仁为人类之天性，然人类之天性不仅有仁，又有动物之本能（宋儒所谓人欲）焉。义者乃伦理规范，所以区别人类天性中之所当实现者（仁），与所不当实现者（欲）之事也。仁义并举，始于孟子。盖当时墨子言兼爱，即孔子所谓仁，惟其实现之手段则不由义。杨子为我，其看重人我之差别，亦与孔所谓义有相近之点，惟其理想又与仁违。故孟子并标仁义，以距异说。

    更试以孔孟所谓仁义为立脚点，讨论近代各种主义。如以义与近代之个人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家族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一步。如以义与家庭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家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二步。如以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际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三步。

    总之，孔孟举个人、家庭、国家、国际四主义，而调和之。四者调和，仁义乃能实现。

    ————日本服部宇之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范寿康译，《学艺》，第六卷，第一号，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孟子教育学说

    言中外教育大家之定施教方针，多先研究性之本体。我国揭出性字讨论者，孟子实为启端之第一人。孟子论“性善”之主旨，实仅曰性可以为善，初不曰凡性皆善或必然。彼对告子之论性三说————（一）性无善无不善也；（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有性善有性不善————惟总答之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所谓性善，乃其情之可以为善也。此孟子性善之说也。

    孟子之论性善，其根据有三：（一）仁义礼智，人所同具；（二）人之官能，有所同然；（三）人皆有良知良能。

    孟子之所谓性善乃专指仁义礼智之性，而形色之性不与焉。故云：“形色天性也。”明乎仁义礼智之性之外，别有形色之性矣。然孟子于形色之性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恐人藉口于性，任性所之也。仁义礼智之性足以指导形色之性，故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若夫为不善，由于不能尽其才也。

    所以不能尽才之原因有二：（一）激于外势，如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是；（二）放其良心，如自暴不可与有言，自弃不可与有为是。

    欲存其性，在求放心，欲求放心，其积极之法为“仁礼”，消极之法为“寡欲”。至其教育学之实施，有五大要点：（一）养性教育————“存其心养其性”；（二）自动的教育————“深造”“自得”“勿助长”；（三）标准教育————“大匠诲人以规矩”“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四）意志的教育————“养吾浩然之气”，其方法“在不动心”；（五）人格教育————“反身而诫”。

    ————盛朗西，《民铎》，第五卷，第二号，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梁任公谓：五行生克之说创于邹衍，而以为《尚书·甘誓》及《荀子·非十二子》篇之五行均不知作何解；而《洪范》之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不过分别物质之性质功用，并无生克之说；至《左传》所记，虽有颇近五行家说，然疑是战国后人窜乱。其解《墨经》“五行毋常胜”曰：胜，贵也；或以五行生尅说解之非是，生克说出邹衍后，墨子时无有。

    著者非之谓：“五行生克，古人谓之‘生胜’，以‘克’训‘胜’，不为无见。任公谓其非是，窃所未解。而谓生克说出邹衍以后，墨子时无有，寥寥数语，别无明据。”又谓古代五行说，有“常胜论”及“非常胜论”二派。“常胜论派”谓：五行生克有一定，墨子主“非常胜论”，以为五行变化，生克不常。《墨经》：“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宜字乃多字之讹，古文宜作，形近致误。观《经说下》释此条云：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二多字是其证。盖墨家以为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然其相胜，由于其量之多，而非一定不移。例如，火多铄金，火胜金也；然金多靡炭，是金又胜火也。其说与“常胜派”正相对。若依任公解作五行无常贵，以适宜者为贵，则与《经说》全文不相照应。又《孙子·虚实》篇引“五行无常胜”语，以明兵法之变化无定。若如任公解，则又与变化义无关。《墨经》之言，既为驳“常胜派”生克之说而发，则墨子时已有五行生克说，非创自邹衍可知。著者又引《墨子·贵义》篇“墨子北济遇日者”一段，以证明墨子时已有五行生克之说。

    ————栾调甫，《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五期，九二至九八页，民国一三年八月出版。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首言此书校本之特点在：（一）文字之校勘，（二）记载之校勘，（三）遗像及地图之附录，（四）年岁之标记。惟作者于该书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因作一《玄奘简谱》。玄奘卒年，诸书所记，互相矛盾者有五说。作者考定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五九六到六六四年）。谱中于玄奘西行所经，及传译佛经之次第，其有年可考者，一一简略叙入。末提出整理《玄奘传》之法，关于注释、校勘、补编者十二事。

    ————梁启超，《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七号，七二至八七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

    篇述日本山下博士之说，谓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之事不可信。其足征者，则有后汉张衡、三国马钧、后秦令狐生、北齐祖冲之、唐金公立、宋燕肃、吴德仁诸人，皆尝制指南车。燕肃之制法见《宋志·舆服志》，其内部构造称述颇详。历观各史所载此器之形式与制法，知其内部乃装置齿车之机械，并非应用磁石之指极性。此器自晋代后，用为天子卤簿之先驱车，并非学理的观测器。至元代后此器即绝迹于世。

    又考中国磁石之见于载籍，始自《吕氏春秋》，名为“慈石”。至梁大同九年（五四三）出版之《玉篇》始有磁字。后唐之《广韵》（唐天宝中）更言“磁能引针”。宋沈括（仁宗嘉祐八年，即一○六三年进士）《梦溪笔谈》始言磁针之指极性（欧洲十二世纪末，英人Alexander Nackman始言磁之指极性，后沈括百年）。后《本草衍义》（一一一六，宋徽宗政和六年）亦载其说。《萍洲可谈》（一一一九）始载“时人用指南针航海”，其后《诸蕃志》（一二二五）、《真腊风土记》（一二九七）并有同样之记载。据此推考，可见宋以前中国人尚不知磁之有指极性，故使用指车时代，乃尚在未知磁之指极性之时代。

    至于妄言指南车与指南针有关系之说则实始于明陈殷之《十八史略》（一三七二）。其时指南车已绝迹，而指南针盛行于世，故彼按其字面，臆断指南车为指南针之应用。其后中西学者并踵其谬，遂至遗误至今。

    篇首有译者自附识语，纠正本文谬误者二事，谓：（一）指南车虽非利用磁针，然又安知指南之意非由磁针间接而来，或古代指南车未尝不同磁针，特后人欲眩神秘，故代之以机械。（二）磁针之指极性及其应用于航海，虽至宋代，始见于载籍，然前人之无纪载，未必即为未发现之证。发明与应用，往往质假以时日。磁针发明之后，安知其即能应用于航海。故山本以指极性之发明始见于宋之《萍洲可谈》，即断罗盘针之发明当在十一世纪后半，似亦未当云云。

    ————日本山本博士，文圣举译，《科学》，第九卷，第四期，三九八至四○八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二千年前中国之国立大学

    汉武帝从董仲舒议，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寻至弟子博学员。光武复兴之。明帝以后渐颓废，安帝、顺帝相继缮修。孝献帝时，太学行礼，帝犹亲自临观。故汉之太学自武帝元朔五年（西纪前一二四）至东汉亡即献帝建安二四年（二一九）已有三二二年之历史。校址西汉时在长安有市，有狱。东汉时在洛阳，讲堂长十丈广三丈，有石经四，有博士宿舍。顺帝时有房二四○所，共一八五○室。汉代太学生，通谓之弟子员，初置时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者补之，亦有年未十八以异敏拜为“郎子郎”者。后汉质帝时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此外又有非太学生而受业太常者。学生有先工而后读者，有常为佣役者，有受郡守津贴者。又有匈奴遣送来学之留学生。初置时有学生五十余，成帝时增至五千，顺帝以降则三万余。武帝初置五经博士为教师，而以祭酒总领其纲纪。博士祭酒，皆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及二千石保举，经太常卿选试，然亦有以才德被征者，应选举者初不限年岁。故光武时戴凭以十六应试，年岁之限大约始于明帝，其限为五十以上。博士选举，久后亦多不以实，故杨震能举名士，诸儒称之。

    太学课程为五经。初《书》有欧阳，《春秋》有公羊，《易》则施、孟，此外《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宣帝始立《谷梁》，及梁丘之《易》，大、小夏侯之《尚书》，共十四家。哀帝时从刘歆议，立《左传》《逸礼》及《古文尚书》。光武立《左传》，后旋废。其授课也，聚千百人于一讲堂，举行大都授。讲授殆有定时，弟子不敢缺席，人主亦时临幸讲经，或称制临决。然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博士亦争掌承问，或奉命巡行天下。学生均自费，然亦有受国家优待，如复其身，且时受赐教。有志操者加俸禄，卒业有期。又尝设甲乙之科以劝勉学者。学生得奏议国事，其势力可以左右朝政。东汉之时私家传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过于西汉之经师，尝立精舍讲学。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自文翁在蜀立学堂，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

    ————盛朗西，《民铎》，第五卷，第一号，民国一三年三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

    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

    清光绪廿五年，甲骨文字发现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之小屯。骨甲归刘鹗者五千余片，归罗振玉者三万以上。甲骨刻辞，乃殷墟遗文，较之许慎所见大抵为姬周文字，实称更古。自经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考释之后，已得结果如下。

    （一）关于小学者。（甲）象形文字多恍若图画。（乙）会意文字，有体殊字同者。例如，牢，或从牛，或从羊，其义则一。（丙）斠正《说文》。《说文》中形体之讹者，因此证明者甚众。（丁）斠正经文。罗氏从殷墟卜辞中发现斝字之本形，知古文斝、散二字形似，经书中多讹斝为散。（戊）参证金文。骨甲文中足为金文之参证者甚多。（己）参证古籀。甲骨文字有与大篆小篆相同者。可见大小篆非出一时之创造。又骨甲文为《说文》所无者几千字。

    （二）关于历史者。（甲）都邑。卜辞所载地名可考者凡二三二。其可定者二：商（河南商丘）、亳（山东曹县南）。略可定者七：龚（辉县，在河南，以下五处同）、盂（沁阳）、雝（修武西）、杞（杞县）、（考城）、雇（原武）、曹（山东定陶）。（乙）帝王。殷帝见于卜辞者廿三，名号有与《史记·殷本纪》略异者。《三代世表》“主癸生天乙，是为殷汤。”卜辞汤作唐，天乙作大乙。《周书》“天邑商”，卜辞作“大邑商”。《殷本纪》外丙，卜辞作卜丙；外壬，卜辞作卜壬；阳甲，卜辞作羊甲；盘庚，卜辞作般庚；庚丁，卜辞作康丁，亦作康祖丁；武乙，卜辞又作武祖乙。又《史记》之大丁疑即卜辞之文武丁。汤之先世见于卜辞者，据王氏所考：夋为帝喾名；土为相土；季当为王亥之父冥；王亥即振，乃亥之伪，《山海经》作王亥不误；王恒即恒，仅见《楚辞》，盖王亥弟；上甲即微，即《鲁语》之上甲微。据罗氏作考，卜辞中之、、即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此外，若且丙、小丁、且戊、且己、中己、南壬，其名号祭祀比于先王，而史籍无征，殆兄弟之未立，或诸帝之异名欤？（丙）制度。（子）继统。兄终弟及，无弟乃传子，兄弟未立殂者，亦祀以先王礼。（丑）名号。商代诸王多同名，其大、小、祖等字皆后代所加，以示区别。卜辞之称先妣，皆作妣甲、妣乙等，可见女性之制，始自周初，而商无有也。（寅）祭祀。卜祭用祖妣生日。祭名甚多。有曰者，殆谓祭用大之乐也；有曰伐者，殆以乐舞祭者也。先公、先王、先妣，皆特祭不祧。先妣亦特祭。亦有同日而祭二祖者。祭，牲用牛，或羊，或豕，或犬，数自一至百；用鬯六至百。（卯）贞卜。凡征伐、田渔、出入、风雨、年岁皆卜。出师人数多至五千。官制有卿事、太史、方、小臣、竖、埽臣。宫室有大室、南室、血室、祠堂、皿宫、东寝、龙囿。（丁）卜法。卜以兽骨（龟用腹甲，兽用肩胛及胫骨），于骨里凿一椭圆之渠，上博下狭，复于圆旁凿一洼。以火灼洼处，则坼纵横见于表，所谓兆也。凡卜祭祀则以龟，余皆以骨。胫骨多用于田猎，胛骨多用于征伐。殷墟所出，兽骨什九，龟甲什一而已。篇末附关于骨甲文著作目录表一。

    ————容庚，北京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号，六五五至六七三页，民国一二年一二月出版。

    汉隋间之史学

    （一）导言。自汉至隋为我国史学昌盛时代，其间史学之变迁以魏晋为升降极大之转纽，故实际上可分为魏晋前后两时期。此时期史学之位置迭有变迁。我国史家初以史出《春秋》之流，故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均以史籍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末；荀勖四部，初立史目在经、子后；至阮孝绪《七录》始介史部于经、子之间。爰及《隋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史学始与各部相抗衡。史学之名似起于魏晋之际，其意不外娴史事，精鉴识。主要定义，盖在劝善惩恶。此种史学，实仅为一种史观，重在伦理的评判，而与近时西洋新史学之定义大相径庭。

    （二）史官。汉仍周秦之制，置太史公。宣帝以其官为令，但行文书。迨其末流，仅知占候。王莽效古，立柱下五史。东汉置兰台令史，著作东观，为开局修史所由昉。三国各置史官，而北方诸夷国亦多有设著述之司者。元魏史官添置翻译，高齐、周、隋，名人兼出。众手修史之弊在汉隋间尚不是剧。汉初史出于官，西汉无甚私著之史。后经灵、献、永嘉之乱，逮于魏晋，史官失守，学者乃代之而兴。

    （三）史家及史著（上）。本章所谓史家包括：（甲）为史官而专事著述者；（乙）非史官而任意撰述者。此时期史著数量之进步，可于汉、隋二《志》觇之：《汉志》无史部，而《隋志》史部有十三门；《汉志》所录史书不过四百余卷，《隋志》则数十倍之。据各史《艺文志》及近人所补《续各史艺文志》等书，各朝代之重要史家及史著，可撮录如次。楚汉间之史著，有《世本》《战国策》等。汉初有陆贾《楚汉春秋》及司马迁《史记》，后者补续颇多，然皆鄙陋，不足踵追。后汉则班固《汉书》由曹大家奉诏校叙成书，注之者甚众；至于专门授业，并于五经。荀悦奉献帝命删固书为《汉纪》，班固又奉明帝诏成《载记》。《汉纪》百十四篇，历桓、灵两帝，经数手续撰始成。灵帝时，马日拟续《汉纪》，会乱未就。综计两汉史家及史著，盖有史家六六，史部目一○五，史卷目一四八八。其在三国，王沈独就《魏书》，韦曜、薛莹续成《吴书》，蜀有谯周《古史考》等。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五四，史部目八六，史卷目七四八。晋代史学渐进，其著者有陈寿之《三国志》，马彪之《续汉书》。又华峤删《东观记》为《后汉书》，惜未成。又袁宏有《后汉纪》，于宝有《晋纪》。陆机、束皙及王隐父子亦各有撰述。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一六五，史部目三○二，史卷目二三四二。宋代史学极著精采，有范晔之《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何法盛之《晋书》、孙冲之、苏宝生之国史，及徐爰诸氏之续纂。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四六，史部目八九，史卷目一三六七。齐代有臧荣绪合东晋、西晋二史为一书，江淹著《十志》，沈约撰《宋书》，裴子野删为《宋略》，年祀虽促亦有可观。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一五，史部目二五，史卷目六一二。梁有萧子显《齐书》、吴均《齐史》及何元之等之《梁典》，均雅有条理，足以弥纶一代。综计其成绩，盖有史家五六，史部目九七，史卷目三七一二。陈代史学寖衰，梁、陈二史迄唐贞观始成。综计其成绩，得史家一八，史部二六，史卷目五七八。以上所述均属南朝，北方诸国亦不废著述。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前凉国史之撰述，皆有可考。而蜀汉常璩之《蜀汉书》及《华阳国志》尤杰出。前秦撰述，焚于苻坚，存者甚鲜，赵整隐著不辍，后经裴景仁正讹，删成《秦纪》十一篇。此外后秦、后凉、北凉、南凉、北燕诸国，史多残阙，《史通·正史》篇犹记其一二；至西凉、后秦，则人书俱缺。综计北方诸国之成绩，得史家二一，史部目三○，史卷目二六六。北魏史书最著者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道武以后，屡修国史，遭崔浩史狱，史官遂广。和平间，复史官，命高允修国纪。太和以后，官私撰述称盛。然尽此一代，多琐述而鲜伟制。综计成绩，得史家一五，史部目二三，史卷目二六八。北齐有魏收之《魏书》。其国史则天统迄武平间，作者辈兴，颇多注记。综计成绩盖有史家一九，史部目三四，史卷目六八七。北周国史，推柳虬之著，他无足称。综计成绩，有史家五，史部目八，史卷目五一。隋开皇初，诏更撰《魏书》。炀帝更命修改之，旋中止。又诏李德林续成《齐史》，同时王劭以编年体撰《齐志》。王劭又有《隋书》八十卷，惟体例未备。王胄等有《大业起居注》，多散佚，至唐始成。此外有牛弘《周纪》，亦成于唐初。综计成绩，得史家二○，史部目四五，史卷目一○八一。

    （四）史家及史著（中）。比较各朝史家及卷部俱以两晋为首，两汉次之，梁又次之，后凉为末。史卷以梁为首，两晋、两汉次之，前赵为末。汉隋间史学兴替之受时代影响者有四：（甲）汉代史司于官，灵、献后乃渐开放；（乙）晋混一宇内置史官，作者辈起；（丙）梁武、元二帝提倡史学（武敕造通史）；（丁）萧梁间实录仪注之体兴，动至数百卷，原料多而成书少。（原文此下有《历代存疑史家及史著》《历代存书目录》《〈隋志〉史著部卷目比较》，及《〈隋志〉四部部卷目比较》四节。）

    （五）史家及史著（下）。史注之类属注训诂者，裴骃、应劭等开其端；类属注事实者裴松之起其绪；从事于史料考证者刘宝、姚察创其首。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为批评史书之祖。汉卫飒《史要》十卷，开史钞之风。魏晋以降，族望渐崇，故世系家谱之编纂特盛；自五胡乱华，作者因欲区别夷夏，谱牒乃尤贵于世。方志及舆图之书，撰制于此时内者亦众。其中尤以齐陆澄之《地理书》、梁任昉之《地记》、陈顾野王之《舆地志》、晋裴秀之《禹贡地域图》、隋裴矩之《西域图记》为最著。传记之为专著，肇自刘向之《列仙列女传》等。自光武诏撰《南阳风俗传》，郡国之书始兴。魏文传列仙，嵇康传高士，而后作者益众，名目益广。

    （六）正史之体例。叙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叙传等体例之沿革，而论其得失。

    （七）五大史学家。论司马迁、班固（附班彪）、荀悦、裴松之、刘勰。历述各人之事迹，及其学术之得失及影响；后者多采前人成说。

    （八）史学界之现象。历叙各朝君主对于史学之提倡，贵族对于史家之扶助，及史家对于史学之努力。末考魏晋迄隋史家于《史记》、前后《汉》三史之研究。

    （九）三大史案。（甲）汲冢案。晋太康二年（二八一），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墓发现竹书数十车，卫恒、束皙、王庭坚、荀勖、和峤从事考证整理。此事在史学上之最大价值，在因此而发生疑古之观念。（乙）石铭案。此案为我国最早之史狱，在北魏太武帝时（四五○）。初，崔浩奉太祖命修国史，务从实录，恭宗时刊之石铭。及太武真君十一年被极戮辱；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惟与浩同修国史之高允因实对见宥。崔浩之诛，按明焦竑据《宋书·柳元景传》所考，虽实由于谋叛，特假史事而发；然此事之影响于后世史笔固甚钜。（丙）秽史案。魏收于齐天保二年受诏撰《魏书》一百三十卷。史称其所引史官惟取学流，美恶书录，恩怨相报。于是诸家子孙，投诉陈谍，众口喧然，号为秽史，而收冢亦被发。实则收书包举一代（刘攽语），婉而有章，繁而不芜（李延寿语）。《四库提要》尝为收辨护，并谓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秽史之说，词实太甚。据《唐志》所载，称《魏史》者实咸以收本为主。

    （十）结论。综观汉隋以来之史学：论体制则无史注之例，而文亦繁芜，又尚空论，事模仿，多芜杂、抄撮、过繁诸失；论辞句，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措词烦冗、润饰过滥等弊；论史职，则史臣多文士，著述多以大臣为首。又史官所修，多载事不博；而起居注之职，多出近臣，宠禄贵游，罕因才授云。

    ————郑鹤声，《学衡》，第三三至三六卷，民国一三年九至一二月出版。

    The Last Journal of Thomas Angier

    Thomas Angier乃清初商于台湾之英人。兹篇从其一函中考察清初中英贸易之状况。初，郑成功既逐荷人而有台湾，其子郑经嗣立，贻书招徕外国商人。冀得其助，以维持独立。一六七一年东印度公司自Bantam（苏门答剌地）遣一船来尝试之。时郑经利洋人火器，许公司市舶商于岛中，惟限定每船须以定价代购枪械，及其他货物各若干。明年公司复。遣二船东航，不知所终。是年复有三船来。然郑经欲一手专利，英商咸失望。一六七五复有一船来，携火器甚多，王大喜，以其时方与清廷抗，需此孔殷也。船货既售，索值不能偿。郑经乃准公司设洋行于厦门及台湾以为酬。至一六七八年，乃开始营业，而Angier则执业于台湾。是时岛中洋人极鲜。有意人名Riccio，宦于郑氏，理洋人交涉事。公司海舶，每年一来，然无利可图。以纳税甚重，而郑氏及其权贵，恒购货不给值，争之无效，乃预备辍业。一六八三年十二月，Angier致书厦门经理，述其在岛中之经过，其略如下。

    一六八一年，经少子克塽嗣立。一六八三年六月，清师以舰四百迫台湾，郑氏水师副帅林某逐走之。次月清水师大队又来击，总帅名Sego（编者按，Sego当即是施琅）。郑军大慑，不战而降。克塽遣使求容。清帅命蓄发者免死，余俟帝命。复以兵万人登陆，建节港内。清帅初入岛，待英人甚善，允保护其财产，许其贸易如前；于台民亦善加安抚。及全岛既定，手段乃大变；并责英人以械助贼叛清。令洋行将存货列单上呈。旋索贡（Premium）金二千五百两，言如违令则尽没其财产。英人不得已，乃以货物充数，而帅之手下复勒金六百两。英人见商业无望，乃速收旧债，所得甚稀。而清帅之待遇日恶，且不许其离岛。

    此Angier清中之大略也。其后台厦洋行均辍业，而中英之通商，遂遭中断云。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中国学艺杂志》），第八卷，第三期，一四○至一四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美耶鲁（Yale）大学校教授亨丁敦（E.Huntington）去岁来华，演讲于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谓新疆人民之生活习惯，全受气候支配；即昔日西域诸国之盛衰，亦皆视天时为转移；而五胡乱华，元灭宋，及满清入关，亦可进而推定其尝受气候上之刺激而发动。本篇即以考证此说之真确而作。

    作者根据《图书集成》及《九朝东华录》统计各省之雨灾旱灾，上起成汤十三祀，下迄光绪二六年，列为四表，其结果如下。

    东晋（四世纪）旱灾特别增多。明代雨灾较少，旱灾较多，而尤以长江流域为甚。南宋时长江流域雨量增加而黄河流域则反减退。又日中黑子之记载，世界各国中，以我国为最早，依二十四史所记（原文附有一表），在南宋一朝，日中黑子之多，为晋代迄明所未有，与近代科学家华尔福（Wolfer）研究所得之意见相同。依印度气象局局长华葛之研究，世界各处雨量可分两类，或则依日中黑子数之增而增，或则依日中黑子数之增而减。南宋时长江、黄河两流域之雨量，一增一减，与华葛之说参考后，殊觉信而有征。科学家又谓日中黑子多则地面温度降，少则增高。南宋时杭州春雪时期较今时晚而且久，与此相证，可见当时气候之曾变冷。且也，南宋时春季多雪，又为风暴南行之征，风暴多，故雨量增也。由历史各季奇冷之统计观之，自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南宋至明初），冬季天气似较严寒；在十五世纪中（明中叶），则冬季天气似较温和。此又足与南宋降雪之记录互相印证。

    ————竺可桢，《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三号，八四至九九页，民国一四年二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1925年6月

    《古书疑义举例》补

    （一）耦语中异字同义例。如《庄子·山木》篇曰：“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行、泄义同。《大宗师》篇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神、生俱有引出之义。

    （二）一字不成词则加助语例。如《书·盘庚》：“民不适有居。”《诗·瞻卯》：“蟊贼蟊疾，靡有夷届。”有、夷皆以助语。

    （三）助语用无字例。如《诗·文王》：“王之荩臣，无念尔祖。”《左传》隐十一年：“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无皆语助也。亦有用不、莫等字代无字者。

    （四）草木虫鱼鸟兽同名例。如《尔雅·释草》：蓧，蓚通苗蓚；又《释草》有果臝，而《释虫》亦有果臝是也。

    （五）协韵之字而后人误读之例。如《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古文作谊）颇古音相叶，而唐玄宗不察，诏改颇为陂。

    （六）句中用韵例。如《诗·国风》：“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喓与趯韵。《邶风》：“有沵济盈，有鷕雉鸣。”沵与鷕韵。

    （七）注经用韵例。如《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颙颙卬卬，君之德也。”……计共七句，每句第七字皆用韵。

    （八）二声相近，二义相通，而字亦相通例。如《史记·周本纪》：或作有；盖或古读若域，有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言有也”；音义既通，则字亦相通。

    （九）二形相似，二声相近，而义亦相通例。如蕉瘁班固作焦瘁，《左传》作蕉萃，《孟子》《国策》作憔悴，《玉篇》作，俱形容困苦或枯稿之意。

    （一○）有双声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易·说卦》：“坎为水，为沟渎”。《说文》：“渎，沟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说文》：“歔，欷也”。

    （一一）有叠韵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左传》闵元年“宴安鸩毒”，《说文》：“宴，安也”。《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经义述闻》云：“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一二）补倒句例。如《庄子·应帝王》篇曰：“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曾二虫之无知”（知训匹），倒文成句，犹言不能配匹二虫也。

    ————姚维锐，《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八号，一○一至一○九页，民国一四年四月出版。

    中国民族西来辨

    言中国民族西来者有二派。（一）谓所有东西各民族悉系自美索不达迷亚徙入。（二）谓东亚原始之民为黎苗。黎苗之来不可考。惟夏族则自西来，其文明亦自西移植也。考吾侪今日对于东亚为非人类发源地之说，尚无确证，故东亚住民为无原始于东亚者一说，实难凭信。且近世所发现之各种原人遗骸十七起，无一出于美索不达迷亚者。又考东亚当黄土生成时代已有旧石器之人迹，而巴比伦则无之。故第一说不能成立。

    主第二说之最占势力者为法人拉克伯里氏。拉氏谓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a）、巴比伦（Babylonia）。古代霭兰（Elem）王廓特奈亨台（Kudur Nankundi）既平巴比伦南部，率巴克（Bak）族东徙，经昆仑山脉，抵中国西北部，循黄河入中国。奈亨台即黄帝，巴克即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即中华。又其先西方有萨尔功（Sargon）帝，创用火焰形之符号，即中国所谓炎帝、神农。又有但吉（Dunkit）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苍颉云云。此说之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一）夏族于短时期内（如拉氏所言者）自西徂东，就地上之阻碍，及当时交通方法上观之，殆不可能。

    （二）或以传说人皇由藏经蜀入陕，及黄帝经昆仑，为夏族东迁之证。不知昆仑卫藏之去西亚较去东亚为尤远，不能为其由亚徙东之证，人皇事出《纬书》，黄帝事出伪籍，皆不可信。而其所谓昆仑，究为今日何地，莫能确指；百姓二字始于唐虞，以其授姓而名；华本民族之称，非国土名，始见于《左传》。

    （三）论年代。我国古史在共和以前至少有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文化仅可溯至西纪前六千年，吾国有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则仅可溯至新石器，奈亨台实约当尧舜之时，乌包（Ur-Ban主西来说者以为即伏羲）约当炎黄之世，且神农在伏羲之后，而萨尔功则在乌包之先；仓颉与黄帝同时，而但吉则在奈亨台之先。

    （四）论人种。华族为黄人，而塞姆人及霭南人（皆居巴比伦之民族）皆白人，苏米尔人（居巴比伦南部）亦以白种为近。羲、农、黄、仓皆黄人，而萨尔功、奈亨台为白人，乌包、但吉亦近白种。至若姓名之发音，即使相近，亦不能证明其为一人，奈亨台等诸名与黄帝等诸名其音并不相合，且Sargon本为Shargani-shar-ali之省称，岂神农亦为省名耶？

    （五）论文化。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最近河南仰韶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骸用具，亦为华族所固有之物。至有史后之文物创作，如伏羲之八卦，神农之琴瑟，黄帝之乘马造旃冕，垂衣裳，苍颉之作书，皆于巴比伦无征。或谓八卦即楔形字。考楔形字由图象进化而成。八卦远出楔形字之前，而一卦代表数物，非仅为文字之用，且多少含有哲理，二者不能附会为一。

    又主西来说者谓中土用马传自西方，不知黄帝乘马远在巴比伦知有马之前。巴比伦文物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如星期（易七日一来复，乃指消长之道，与取义日月五星者不同）及时、分、秒之划分，史诗、混版书皆是。此外加神祇建筑、美术品等不易悉数。

    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举中巴文物一致之点七十余条，其中谬妄之点，有如上文所已辨正者，至若天文、历法、沟洫、堤防、制度等，两邦虽略有相类，然各亦不能据为因袭之证，凡民族之禀赋及环境有相似之部分，则其文化亦常因而有相类之点也。且巴比伦之闰岁、堤防、沟洫、牧伯等在古史第一期内（西纪前三千零五或三千八百年以前）已完具，而在中国则须至唐虞时始有可考。至若二十四节气，则至西汉方始完成。

    综上各端，结论如下：（一）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二）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

    ————缪凤林，《学衡》，第三十七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

    （甲）《元史》之芜陋，其故有六：主撰者俱非史才，无真挚之责任心；急于开局，史料搜集未广；速于成功，未遑考订；抄录旧文，不加润色；诸臣起草泽，不谙元掌故；汉人不谙蒙古语，无从翻译。

    明太祖虽曾命解缙重修之，而其书不传。明人不敢议削官书。至清康熙间邵远平始另著《元史类编》，于《元史》略有删补，其功颇大，然有纪传而无表志，且不能取材西域，新增资料甚少。乾隆间，钱大昕继起重修，先为《考异》十五卷，又以所获资料作《元诗纪事》。据郑文焯《国朝未刊书目》，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然其写定传世者仅《氏族志》《经籍志》两篇耳。大昕于此两篇用力甚久，搜辑颇博。乾隆五十年钦定《元史语解》亦治元史者之一利器。嘉庆间，汪辉祖著《元史本证》，但就本书举证其记载之讹误、遗漏及译名之歧异。道咸间，魏源踵承前业，自创体例，采《四库》中元史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成《元史新编》。其列传以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之行也。光绪间，洪钧奉使俄、德，采译拉施特儿哀丁所著《蒙古史》并参考笔记杂史二十余种，成《元史译文证补》，于元代史料颇发新彩。屠寄继洪后著《蒙兀儿史记》，参以西方史料，证以实地调查，于《元史》大有补证，惜未成功。近人柯劭忞集诸家考证之余，再加搜采，以数十年之力，成《新元史》二五七卷。虽取舍未尽得宜，考证犹有未尽，而又无考异或案语以明其所增修及根据，然其采材之广博，组织之完备，实兼《类编》（邵）、《新编》（魏）之长，前此所未有也。以上述清儒重修《元史》之功。

    （乙）清儒于《元秘史》之整理，亦有足纪者。《元秘史》乃元初人所撰，为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所必折衷，明初曾以华文译之，而未以补订正史。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录出之。顾广圻又得影钞元本，与钱抄颇异，最为佳本。《元秘史》之考核自大昕始，彼之《元史考异》即全于此着手焉。清末李文田始为此书作注，李通汉、满、蒙三合音之例，故所注极精到。同时施世杰撰《秘史山川地名考》，尝亲历塞外以取证；阮惟和亦作《秘史地理今释》。丁谦集其大成而更进，所著《元秘史地理考证》，辨稽甚勤，复附有《元初漠北大势论》及《太祖编年大事记》。

    （丙）此外可称之零星作品足补元代史书之缺者，清儒之成绩亦尚复不少，梅定九于《元史》年月之讹记多所订正。而元代遗书，如邱处机《西游记》、张耀卿《纪行》、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及《元典章》，皆有清儒之考证注释。李文田又有《和林金石考》，集和林唐、元二代之碑刻。今人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二百余种，取材及于方志，亦前此所未有云。

    ————郑鹤声，《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一至二三页；又第五期，一至二二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及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民族之原始及其远古（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中国历史大略可追溯至西纪前二千五百年。考证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神话人物，尧舜为历史人物。此五帝者，创造中国文化之袓也。耕稼、衣服、文字等等之制造，相传皆起于羲农时代，实则或当更前乎此，亦未可知。而农业之不始于是时，更无可疑。传说更有谓五帝以前，尚有万余年榛狉之世，其民生活简陋，以树为栖。此不过后人测度之词，不足尽信。然华人之自知其民族起自野蛮，不与他民族之好夸张，自谓起源于黄金时代者相同，此则正可注意之点也。关于史前之遗迹，在甘肃、河套则有Licent及Chardin神父之发现，属旧石器时代；在河南满州则有安特生教授之发现，属新石器后期，去历史初期不远。惜所获不多，未能使吾人于史前华人得一确定观念。历史时期中之最要发见为殷墟甲骨，甲骨文所纪多关于田猎祀祖之事。昔日之未开化习俗，如以鲜肉祭地祇，以生人作牺牲等，亦皆于此发见。其字形不固定，每有同字异样者。就考证所得，甲骨盖属商代之物。然甲骨中曾见一鹿角，其种今已绝，据此推测，则遗物之一部，或更早于所假定之时期，亦未可知。总之华人风俗及今回溯至有史前之野蛮时代，实可有五千年之久云。

    （二）中国文化约在二千五百或三千年前，兴起于黄河流域。此说证之于各传述，均各相符。如《诗》《书》《易》中所载事迹大抵在河渭附近。虽《禹贡》所载地域颇广，然此书是否禹作，尚属可疑。若以其他较为可靠之载籍为凭，则当时疆域实属甚小。且其地险阻四环，有甚于今日之情形，故与他族常相分隔焉，华族单音制之语言，据学者研究所得，共有六百音左右。古文字数不甚多，殷契所载才千五百耳。中国文字之象形字（standard ideograph），根据学者研究之所得，约有千数。据瑞典Karlgen氏之研究，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今日之各处方言，以广州语为比较的稍近古音。就作者所知，华语之与他国语言，至今不能证明其有何关系，即蒙古语亦无与华语相关之迹可巧。就地质上言，蒙古与中原间之地理的阻隔，必已存在于历史时期之初，文化殊难越此而移殖。华化来自蒙古之说，可见不足深信。

    （三）或有谓中国象形字与埃及古字相类，因谓华化源于埃及。然夷考其相似者不盈五六字，皆属浅明之象，几凡小儿皆能用之。且埃及字在西纪前四千年已完成确立，而华字则在西纪千年或千五百年前，尚无定形。或又有谓埃及神话与华多同者，然安知其输入不在纪元之后。或又有谓华化与巴比伦有关，谓亚克特（Akkadian）象形字（巴比伦文字所本）与华字相合者。然实则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相符合耳；且亚克特文之古音，至今未能确知。而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今亦全无可考。故若就音而论，其相同亦殊不足为据也。或又有谓华化与美洲有关，谓墨西哥土人之字与华字相近。然亦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尔相同，且此种相似之字，与其谓为字，毋宁谓为画，且溯其西纪六百年前时最古之形式，较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文字，更为粗陋，故中美文化有关之说亦不足信。要之，各地文化不必同出一源也。

    （四）结论谓中国文化在二千五百年前，独立的发生于河南附近，其所以能产生文化之故，与黄河有关。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三卷，第六期，三四四至三五一页，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山越考

    两汉以前，江南未辟，吴越山居民族化外不羁。良善者白首林谷，不识郡朝；桀黠者仗兵野逸，剽掠好乱。至三国时而益盛。其民好武习战，行军部伍，以户为单位，有组织，有训练，故多精锐可用之材，所屯聚之地，首推会稽，余散居今之浙、苏、皖、赣各地，山越之所经营与江南之开辟有关者三：于山谷间广启田畴，一也；尝开道路以利交通，二也；山越所聚居之地，后多辟为郡县，三也。

    三国时，山越为吴患甚烈，时受魏诱起乱，沮吴远图。孙权初降魏受封，亦由其逼迫之故。盖数十年间，尝祸及六十余郡县。寇变无时，守令常须戒备也。吴人对付之法：镇抚、讨伐与怀柔。三者并施，颇著效果。及孙权嘉禾六年，诸葛恪平山越，东南山越之患，至是稍息。吴亡后，陈高帝初年及唐德宗贞元间虽有余患，然不久即平。嗣是山越事不复见于史书，盖渐同化矣。

    ————刘芝祥，《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五一至六四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王玄策事辑略

    玄策先玄奘使天竺，立功甚伟，惜正史无传，事遂湮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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