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1]

遂湮晦。考玄策至天竺凡三次：（一）贞观十七年奉敕偕李义表等廿二人送婆罗门客还国，并巡抚其邦。尝勒铭耆暗崛山，十九年又立碑摩诃菩提寺，其归国当在二十年。（二）廿二年又奉使往，蒋师仁副之，四天竺国王咸奉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发兵拒玄策。玄策从骑卅余人与战不敌，矢尽被擒，诸国贡物并被掠。玄策遁走吐蕃西鄙，檄召吐蕃千二百余人，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与师仁率之，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捷。阿罗那顺弃城遁，师仁追擒之，并多所俘获。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复击溃之，获王妃及子，并掳人畜甚众，降城邑五八六。东天竺及迦设路国争来馈献。玄策执阿罗那顺以归，时贞观廿三年也。（三）显庆二年奉敕往送佛袈裟。途中周历诸国，并接受贡物，至龙朔元年始归。玄策著有《中天竺记》十卷，久佚。（此文所引据之书为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苑珠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及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迹碑。）

    ————柳诒徵，《学衡》，第三九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南宋都城之杭州

    （一）杭州县治，秦汉时在山中，至唐始迁至钱塘江所冲积成之平原。贞观间有居民十一万，五代时未为兵祸所及。宋代辟为商港，与海贾互市，遂益繁盛。

    （二）高宗南渡，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其时居民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人。仰二浙、闽、广江南之物产为供给。国库税入约四千万缗（盐百分之五十，酒卅六，茶七，海关五），什七用于兵饷。

    （三）本节述临安禁城之风景。

    （四）临安设有国立太学，有斋十二，生徒（嘉定间）千七百余人，分三级，外又有武学（校）、医学（校）等。

    （五）本节述临安城街市之情形。

    （六）本节述四季时节都人游赏之习俗。

    （七）述临安之繁华状况，有茶坊、酒楼、歌馆、花园、西湖、会社、说书、烟火戏、慈善事业、游民等项。

    （八）述元初马可孛罗所见临安旧京，并言其都市之繁富与民情之和平，等等。

    （九）临安之凋落，由于火灾之频。火灾之原因，由于房屋之过稠与居民之佞佛等故云。

    ————张其昀，《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八三至九六页，民国一四年六月出版。

    西藏文化发达概略

    言中国之西藏与欧洲之Tibet包指地域不同，而藏人皆未之知。西藏文化支配所及，除西藏外，有蒙古、青海及满洲之一部分。研究西藏学者分其地为二部：（甲）小Tibet，合中央州之卫及藏洲而言。中央州之都会曰拉萨，藏洲之都会曰日喀则，二者同为Tibet繁华之区，然在神话时代，并非文化中心，自入有记载时代，西藏文化乃以是为舞台而演进。地居群山间，为一盆地，海拔高万一千呎至万三千五百呎。在此二高度间，人口较繁，以上渐稀。气候虽炎暑亦凉爽，惟在室外烈日下，则温度极高。（乙）大Tibet，包卫藏及卫东之康、藏西之阿里（阿理又隶有三大洲，曰哲孟雄，曰尼泊尔，曰大达），中央洲北之Shang及青海亦皆入焉。北极昆仑，南越雪山，东界四川，西至帕米尔。海拔不一，平均高一万三千五百呎。峻岭四绕，内部沙漠纵横，中多池沼大河。北部饶沼盐，藏人大半赖以为生焉。西藏气寒土瘠，上田岁止一获，所得仅种子之五倍左右，过海拔万四千呎以上，则二年或三年一获。物产有麦、豆、荞麦、小麦，仅足供所需之三分之一。禽兽繁殖，以信佛教，从不猎取。沼盐为出产大宗，以转运艰难，价极高昂。其他内外贸易，亦因交通之阻滞迟缓，不能发达。

    西藏人种有三：（一）Maha Bhaārata族（著者之命名，本为印度大史诗名，诗中载有神曰大自在天者，藏人之祖先也）居西藏西部，在婆罗门子河西北，有山曰Kairas Giri，大自在天所经营之处，为昔时文化最盛之地。此地文化，关于印度文化甚钜，印度古籍中如Prâna屡屡见之。盖印度文明，一方来自雅里安（Aryan），而Tibet亦为其文化之一泉源也。（二）Atsusam Tibetan族，居西藏中部，在婆罗门子河两岸。据神话所传，本与印、缅、暹一部分人种同源于希马拉耶山；其人体小，面阔，肤赭，颧高，鼻低，额广，口大，发眼皆黑，多早老，鲜长寿，性和蔼可亲，惟过于保守，且深迷信。（三）Do Kham族，居康及青海，多与蒙、甘及土尔其人通婚，体伟肤白；民情强暴多盗，然伟大人物若黄教始祖宗喀巴，实生于其间。其俗谚有云“杀人，礼佛，向前走”，颇能表示此民族之矛盾性情焉。

    西藏文化史可划为五期。（一）神代文化（西纪前八百年及以前）。多载于印度二大史诗Rama yana及Maha bhārata中，就所载推之，其文化当起于西纪前六千乃至一万年以前。二诗略谓，最初有大自在天神，以神力统驭万事万物，行空遁地，为其常技。部下有四大将：曰多闻天王，夜刃（一作药叉）、罗刹二部属焉；曰持国天王，鸠盘陀、乾达二部属焉；曰增长天王，迦楼罗、阿修罗二部属焉；曰广目天王（亦称毗沙门王），聚那罗、那伽二部属焉。多闻天王之兄有啰婆那者，锡兰之祖也，其所居之宫，以水晶为柱，故有水晶宫之名。其民善战，文化颇高。啰婆那尝亲征印度，掳其后Shita，欲妻之，不从，幽之十年，后印王攻破锡兰，迎后归，谓相偕乘飞机越海峡而返也。二史诗又言Kairas Giri之华美建筑。Kairas Giri者，印度人所命之名，在藏原为Gangsrimpochle，义为雪山大宝，盖指希马拉耶山，此地文化，后随恒河之流传入印度，再以Banares为中心而递进演成印度神秘之文化。至藏人所自记之神代文化则有二说。一曰Pon教，有似中国之道教与日本之神道。相传昔有印度某国王，偕六子亡入西藏，因输入印度文化于西藏。六子之裔，分为六族，即后世西藏人所自出也。二为佛教，载于西藏最古之记录Ma nibka abum中，谓藏人始祖为猿，名赤面猴，西纪前一三○○间被迫与罗刹鬼女婚，无所出，女乃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六种人为子孙云。西藏当游牧时代，仅有各部酋长，距今三千年前，印度有一国王，战败走西藏，藏人疑为神，立为王，是为肩舆王。印度学者则谓有Yudistl者，实与弟兄五人及所共娶之妻越雪山往天国，其实即往西藏，此说颇近是，盖藏人自有书契迄今，皆行一妻多夫制也。观上所述，可知西藏文化实含有极浓厚之神秘色彩，此系彼邦文化之特征，即今日犹然也。

    （二）上古文化（从肩舆王至西纪六三八年），此时期中，武备最发达，不独内部统一，且向外发展，然仍不脱神秘。相传当时有《宝王庄严经》及观音像自天降至王庭，即为佛教传入之始，自是其国王皆自称观音化身，藏人之视国王为神，盖始于此。

    （三）中古文化（西纪六三九至一二五一），雄主宗赞含甫王出，承前代之武威，侵中国，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之和亲。王娶文成公主后遵守四条件，即遣十六人留学印度，中有三菩提者，遂因梵文创藏字，复译佛经，极精密，惜成者无几。自是文化之基础始立，然一般人民思想，仍不脱神秘性，咸以三菩提为文殊化身，且视其王宗赞含甫亦如神也。其时小说家、戏剧家（演剧露天）相继辈出，建筑美术亦极进步，音乐亦自中印传入，颇能发达。宗赞四传至Tite Tugtan，又与唐失和，入寇。英宗以金城公主与和亲。公主生Tisong detsan王，王与德宗和亲，立于对等地位，和约勒碑至今犹存（见《龙威秘书》）。王又为宗赞后振兴佛教第一人，尝遣使赴印，印度高僧亦联袂来。后西纪八五○年，印僧Padma Sam bhava来至，为红帽派之祖。时印、藏学者皆努力于文化之输入，多译佛经。其译法全取直译，严整忠实，一字不遗，绝不蹈汉译偏重主观之弊，有功于研究佛学者不浅。中、印佛经今多亡失，而藏本犹存者甚多，故藏文经典在佛学界中有抱残守缺之功焉。又自西纪七○○至一二○○年间，印度佛教衰息之情形，中印几尽失载，惟藏书记述独详，其时印度名著亦多流入西藏者。Tisong detsan王子Muni Tsampo嗣位后，下令全国，实行均产，贫民大乐，不复从事生产，贾人因之得巨利，贫者仍贫，而富者仍富。王后又严加监督，然结果仍无效验，反扰乱人民，其继母恶之，遂杀之而立己子，均富政策遂归失败。

    （四）近古期（一二五二至一六四○），自叭思巴王之即位始。王本红帽派，得成吉思汗之器拔，藉其力得王位，僧人为王，实自此始。此期西藏文化之特色，厥为政教合一，近代因之，教王法王，自是遂支配西藏全境焉。

    （五）近世期，起自第五代法王言力海（一六四○年）以迄于今，本期历史，讲者因时间限制，未及详述。

    ————河口慧海（日人）讲，朱偰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五七至二七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我国国际贸易源流考

    我国海上交通始于秦汉之辟南越。《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航海所通诸国，虽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黄支国或云即今西印度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据《前汉书·张骞传》，武帝时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印度等已有我国货物之买卖，而罗马、波斯已有我国人之踪。中、罗陆路贸易之蒿矢，其时当在西纪前一六○至一一○年间。时波斯介两大国之间，次以汉彩缯与罗马交市，故遮阂不使自达。从罗马帝安敦（Marcus Aueerius Antoninus）占波斯湾，遣使自日南来通（西纪一六六）中罗间之海上贸易乃始萌芽。三国孙权时，复有罗马贾人到交趾。三国以降，国内乱，对外商业式微。后魏与西域、波斯、印度交通尚繁，然已远不如昔。东晋末及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印度以东诸国，开始来通，南洋诸国亦至，我国商船亦渐及于波斯湾、红海。是时外国贸易，南朝航海，北朝遵陆。罗马及西域之货币，亦随商业而输入。自唐以后罗马衰，商权为亚剌伯人所代。

    隋炀帝时，西域来商者四十四国。唐兴，拓疆，通国益众。时犹太商权渐及我国，然为期甚短，后卒让于亚剌伯焉。时波斯人来者亦多。海上贸易，以锡兰岛为中枢。番商之来我国者，多集于广州，外则交州、泉州、扬州。市舶使之设，其始不可考。据《文献通考》，开元初叶已有此官（贞观十七年已有三路舶司），其职在征货税。当时税率，今可考者，据《郡国利病书》则龙脑、沉香、丁香、白荳蔻，尝各抽解一分；据亚剌伯人所传，则什三而取。唐之季年，内乱相踵，贸易随衰。五代时，西人多商于高丽、回鹘、黑水等。南海之中西通商，一时殊不振焉。宋代多边警，东拉逊国亦内乱，故陆路互市停顿，海上则甚盛，宋初定广州、明州、杭州为通商港，相继设市舶司，三方惟广州最盛。元祐二年，又开放泉州，置司。南渡后，政府更招徕外贾，图裕国库。宋初，关税取什一，时或什二，南宋增为什四。税入：绍兴四年泉州所得达九十八万缗；中兴间，广州、泉州抽解及和买所得年达二百万。时泉州贸易渐盛，及南宋之末，居广州上。亚剌伯人以锡兰为根据，而我国沿海亦有为其居留地者。南宋时，贸易中枢已移于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岛之舶来白克（Baleobang）。元代国威远及，商业复振。陆路一由天山南路经南西伯利亚通欧洲，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达西亚，汉人居西亚者不少。海上则世祖招徕外贾，并将诸藩互市之权利收归政府，以免司官之垄断。商港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而以泉为关门，最称繁盛。马可孛罗（Marco Polo）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时泉州、福州诸港侨居之外人，盖以万计。税率：据柯劭忞《新元史》，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南海诸国，世祖时来通者二十余，亚剌伯人亦至，迄明中叶，海上商业皆操于其手。

    明代西亚混乱，陆路通商不振，惟中日贸易重通，颇称兴盛。后倭寇猖獗，乃商辍司废焉。泉州、广州与宁波设司，俱在洪武初年，广州最发达。近世欧人来华，以葡人为蒿矢，事在正德十一年。自后葡人相继东来，于宁波、福州、厦门等处建设公行。中遭放逐，后复令弛，来者益多。嘉靖中，其在粤之居留地有三，即上川、电白、澳门，是其中以澳门为最盛。嗣葡人以暴行，经一五四五年宁波居人之屠杀，及一五四九年泉州吏民之放逐，互市遂限于澳。继葡人而至者为西班牙人。班人于一五七○年始至粤，迭求缔商约，为葡人所间，不果。然华人之赴斐律宾者，往来自若，故马尼剌遂为两国之市场。荷英之来通，一在一六一四年，一在一六三七年。旋遇鼎革，贸易中辍。缔约通商，始自清代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纪一六八九）。然当时所结之约，不得谓为完全之国际条约。自鸦片战后，媾和南京，订《南京条约》（西纪一八四二）。国家条约之要素始具，而国权自是大损。继其后者为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条约》。自是以后，对外每一失败，即缔结条约，开放商埠，对外贸易不堪设想矣。甲午战败，我国鉴于世界大势，开放商埠，然其大部则仍基于条约上之规定也。篇末附中国与各国通商年代、通商港、内地市场及寄航港诸表。

    ————陈仲益，《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一○期，九七至一○九页，民国一四年五月出版。

    最初中英茶市组织

    茶之输入英国在明末，至清代嘉庆中，而饮茶之风，通行于英之全国。道光二十年，英国用茶平均每人有一又四分之一磅之多焉。康熙中，中英茶市中心点在厦门。乾隆二十四年上谕，限止英人在广州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改。英商不明我国习惯、法律，故纳税及与华官交涉等事，皆委华人代办。华人营此业之组织者称为公行，华官亦利用公行负责代收租税及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后得政府许可专利，其权足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英商购茶，与公行交易。每年订合同，春冬交茶一次。英商如有欠税骚扰，政府惟公行是问，故公行必防察英商，恒以此失和。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专贩茶之利，设代理处于广州。其初，每年公司船来，派货头（supercargoes）数人同行，司贸易之事，后派定货头委员会驻广州，北京派海关监督管税务，税以船为单位，因船之大小而异其税。公行采办茶叶，由其他茶商经理。茶商资本不足则赖行商贷助，故后者完全在行商势力之下。康熙二八年以前，茶货悉由班塔木转印度，再转至伦敦。后因价太昂，乃直接海运。嗣是公司茶市日盛，嘉庆十三至十六年间，平均每年运茶达二六五○○○○○磅，乾隆时英使Lord Macartney谓茶市尝促英之海运，海运有助于海军云。道光十四年以前，出口之茶悉由福建、安徽、浙江供给。三省之茶皆从陆路运至广州。嘉庆一八年，公司将茶箱从福州以沙船运至广州。嘉庆二十年因广州公行反对，政府下今禁止海运。此后二十五年间，闽茶仍由陆路至广州。但公司不忘海运之便，恨公行之垄断。在《南京条约》未成前二年，赖班脱（George Lampent）即在伦敦有要求英政府请中国取消公行并开放福州及厦门以利茶市发达之举。公司、公行恒以利益上冲突而决裂，公司以枪炮相恫，公行鼓众怒以抗，因是而辍业者屡。公司因专营茶业，无力推广其他销场。同时又不准他人来华经商，高抬茶价，使致英人积怨。故英国会遂于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之权。总观最初中英国茶市，一五○年内，两方皆尽力解决交通问题，并供给政府无数财源。此一段通商史料产与鸦片战争颇有莫大之关系。

    ————陈翰笙，《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九至二三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

    西番（本文番字，括有今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在之地）人常食动物性食品，生理上需要植物性饮料为调节，故尚茶。但茶饮风习，在中国境内虽自汉以来，即日盛一日，在域外诸邦则在六朝时，尚未有此种嗜好。茶之需要至唐而渐及于境边。尔时回纥入朝即已有以绢易茶之说。惟其贸易情形则不可考。正式互市，当始于宋以后之西番茶马贸易。盖马为西北特产，中国自汉唐以来，皆取给焉。故宋明皆确定与西番茶马交换政策。宋自熙宁以后，此业始成为政府所专利，置茶马司于秦州、凤州、燕河等地管之。其后互市，每年有定期。茶马比价，大抵元丰六年以后，上马一匹值茶一驮，淳熙后虽下马亦值十驮，上马则非银帛不办。盖初时输出多蜀茶粗品，到乾道末年输出的多为细品，于是番人贱粗贵细，致使从前茶价遂致锐降故也。同时政府为补救起见，立有细茶输出之禁。马之输入额，据《宋史》建炎初岁约二万匹，乾道初减至九千匹，淳熙初规定一万二千九百匹。然事实上不能达到此数，亦茶价低落有以致之也。明略沿宋制，于陕甘沿边置茶马司十余所。贸易之盛驾于宋代。

    ————黎世衡，《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一二至二二○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奴婢制度

    （一）我国奴婢之渊源略有四：一曰罪犯。据《风俗通》《说文》，奴婢制之始生，全出于罪犯，此与近今学者所谓奴婢起于俘虏之说不符。然以罪犯为奴婢，吾国行之甚早。《汤誓》有“予则孥戮汝”之言，《论语》记“箕子为之奴”之事，《周礼》于此例有明文。汉代罪犯之没入官者，皆为官奴婢。此例原则上似仅为犯罪者所缘坐（株连）之亲属而设。《周礼》有“古者从男女没入县官为奴”之说，汉代则缘坐男女之没为奴婢，于律文事实俱有可征。谋反叛逆缘坐男女入官之律，自唐至清皆然（清律除缘坐外，对于犯特种罪之本犯亦有没为奴婢者）。清末改律，始革之。二曰俘虏。我国奴婢制是否生于役使俘虏，无从证实。惟历史上屡有以大批俘虏为奴婢之事，此种事实大率多在外族入主时。魏、金、元及清初俱有可征。三曰买卖。吾国向不承认奴隶营业。卖子女妻妾或其他亲属为奴婢之刑禁，唐迄清之法律皆有之。然事实上亲属、奸人及盗贼之和卖与略卖，所在皆有。四曰家生，即指承继其父母之奴籍而为奴婢者而言。元、清两朝，皆有奴婢阶级世传之规定。

    （二）历代奴婢在法律上之地位可分六项言之。其一，良贱不能为婚。唐律规定男奴绝不许娶良民为妻，婢女之嫁良民虽不禁止，然冒充良民而嫁者有刑。宋、明、清刑律因之。元律许良家女嫁男奴，惟嫁奴者须入奴籍。其二，清律奴隶无应试出仕之权利。即转入民籍，亦需待其三代后，子孙始准应试出仕，惟内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过三品。其三，历来法律对于奴婢犯罪之制裁，不与良民平等，其刑罚恒加重。其四，凡主人对奴婢犯罪，及一般良民对奴婢犯罪，其所受制裁俱较良民对良民犯罪为轻。其五，奴婢之诉讼权颇受限制。唐律，奴婢于主人，除谋反叛逆罪外，皆不准告发；告则不问虚实，皆处奴婢以绞刑，而被告者转因奴婢之告发而得拟于自首之列；又奴婢告主之亲属，即实，亦处流徒等刑。宋、元、明、清诸律皆因唐制。其六，综合历代实例而言，吾国奴婢之解放，大率不外三因：（1）其于国家明令之总豁免，如汉永初四年诏诸没入官奴婢悉免为庶人之类；（2）基于已达法定解放之年龄；（3）基于主人之释放。

    （三）就法律言，自清宣统元年禁革买卖人口条例（现行法仍之）宣布后，奴婢制度即已消灭。然蓄婢之风，今犹未替。此因由于于法律无灵，而该条例本身亦不无可议，该条例定旧有奴婢解放后，一概以雇工人论；惟此所谓雇工人是否即与寻常之雇工性质一律，原文词旨似尚不免含糊。又该条例许今后贫民将子女，定契长期佣于人。依其所规定，不论定契时子女之年龄何若，其雇契之期限俱可定至被雇者满廿五岁时为止。在此制之下，被雇者之丧失工作自由，既与奴婢相似，则其所受雇主压迫亦必与奴婢相若。虽云在雇限内主家如有虐待事，本家得缴未满工值而领回；然缴值领回，及向官厅证明虐待，俱非一般贫民力所优为；故此实仍为一种变相的奴婢制度，而为父母者遂得以长期雇佣之形式自由处分其子女之身体矣。结言论今后宜完全废止奴婢制度，一面另实施救贫政策。

    ————王世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三○三至三二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

    历代刑法书存亡考

    我国法典首推战国时魏李悝《法经》六篇，次则汉《萧何律》九章，皆亡佚。后汉律书有陈宠《辞讼比》七卷，鲍昱《决事都目》八卷，应劭《汉仪》二百五十篇，及不著撰人《汉武律令故事》三卷，惜无存。魏陈群等奉敕撰《新律》十八篇，今惟存《序略》一篇，见《晋志》。同代有刘郡《律略论》五卷，全佚。

    晋泰始三年，贾充等奉敕撰《新律》二十篇，凡二万七千余言，宋、齐沿用之；书亡，今可考者有张裴《律注序表》一篇（见《晋志》）及唐宋类书所引数十条而已。晋代注释法律者，张裴（《汉律序晋注》一卷、《杂律解》一卷）、杜预（《律本》二十一卷）最著，其书皆亡，惟裴上注《晋律表》见《晋志》耳。

    南朝有齐《永明律》二十卷，盖王植等纂集张、杜旧文，书成而未布；有《梁律》二十卷，蔡法度等撰；又有蔡法度《晋宋齐梁律》二十卷；有《陈律》二十卷，范泉等奉敕撰。各书皆佚，惟《陈律》内容略见《隋书·刑法志》，《唐六典》亦有引文。

    北朝有崔浩等《后魏律》二十卷，大略存《魏书·刑法志》，有王叡等《北齐律》十二卷，及赵萧等《周大律》二十五卷，其大略均存《隋书·刑法志》。又后周武帝敕撰《刑书要制》，宣帝时重修之，书亡，撰人无考，内容散见《周书》武、宣二纪及《隋志》。隋开皇初，敕修刑律，裴政主其事，成《开皇律》十二卷，实集六朝刑典之大成，而开唐律之先河。大业初，牛弘等更修《开皇律》为《大业律》十八卷。二书内容略详《隋志》。唐代奉敕撰之律书，有裴寂等《武德律》十二卷，内容略存《唐书·刑法志》及《唐六典》卷注。房玄龄等《贞观律》十二卷，大致存新旧《唐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永徽律》十二卷及《唐律疏义》均存（后书即前书之注）。宋璟、李林甫等相继修《开元律》十二卷、《疏》三十卷，全佚。李林甫等《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佚。刘琢等《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全佚。

    其私人所著有张戣《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卢纾《刑法要录》十卷，李崇《法鉴》八卷，赵绰《律鉴》一卷，皆全佚。

    五代时李肃等之《大梁新定格式律令》百三卷，后唐卢质《其新集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张温等之《周刑统》二十一卷，皆全佚。

    宋代修律最勤，然其书今存者，只有《建隆重定刑统》三十卷，窦仪等撰（清修订法律馆有刊本）；及《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谢深甫等撰（修订法律馆刊其数卷，余今藏吴兴张氏）。宋律大抵承用唐旧，律所不载则断以敕，姑宋代“编敕”一类之书极多，然除上《庆元修法事类》外，今无一存。兹稽其目有：窦仪等《建隆编敕》四卷，不著撰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等《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等《咸平编敕》十二卷，林特《景德三司编敕》三十卷，陈彭年等《大中祥符编敕》三十卷，贾昌朝等《庆历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目录》二十卷，韩琦等《嘉祐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总例敕录》三十卷，王安石等《熙宁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二十六卷，崔台符等《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八十一卷，刘挚等《元祐敕令格式》五十六卷，章惇等《元符敕令格式》百三十四卷，何执中等《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卷未详），张守等《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七百六十卷，虞允文等《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蔡决等《淳熙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四十八卷，（董煟《救荒活民书》有引文一段），赵雄等《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京镗等《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又《淳祐重修敕令格式》四百三十卷，《淳祐修法事类》四十三卷，未详撰人。

    此外私家著作有姜虔嗣《江南刑律统类》十卷，黄克升《五刑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黄懋《刑法要例》八卷，亦全佚。

    辽律有耶律庶成等《重熙新定例条》五百四十七条，及乙辛等《咸雍重条例》七百八十九条，皆佚，卷数未详。

    金律亦无一存，考其目有《皇统新制》千余条，有及《正隆续降制书》，皆不著撰人，不详卷数。又有移剌慥等《大定重修制条》十二卷，孙铎等《明昌律义》（不详卷数），及司空襄等《泰和律义》。

    元律可考者只有何荣祖《正元新格》，卷数未详，佚。其私家撰述关于唐律者，有郑汝翼《永徽法经》三十卷，吴莱《唐律删要》三十卷，梁琮《唐律类要》六卷，王元亮《唐律释文纂例》三十卷，末一种附于今通行本《唐律疏义》，余存亡无考。

    《明律》三十卷，为洪武初刘维谦等奉敕撰，弘治间修《明律》所未载者为《问刑条例》七卷，此后屡有增订，二书均存。太祖登极前，曾令周桢等撰《律令直解》，今佚。万历十三年高举等奉敕撰《明律算解附例》三十卷，今存。

    此外，明代私家注释《明律》，其书甚多，著其存佚于次。

    （一）存者：张式之《律条疏义》三十卷，范永銮《明律例》三十卷，孙存《明律法读书》三十卷，应祥《明律释义》三十卷，应廷育《续律管见》十二卷，雷梦麟《读律琐言》三十卷（以上均藏日本石川县博物馆），顾应祥《明律例附解》十二卷，郑汝璧《律解附例》三十卷，王樵、王肯堂《明律笺释》三十卷，朱敬循《明律例致君奇术》十一卷，附《洗冤录》一卷，周氏（佚名）《明律例祥刑冰鉴》三十卷，舒化《新例三台明律正宗》十三卷，彭应弼《刑书今据》三十卷，姚思仁《明律附注解》三十卷，徐昌祚《明律例添释旁注》三十卷，苏茂相《明律例临民宝鉴》十六卷，不著撰人《明律例据会细注》十一卷，不著撰人《明律法全书》十一卷（以上均藏日本内阁文库），郑继芳《明律集解》（不分卷，藏日本东京图书馆），胡文焕《明律类钞》（见《类刻书目》）。

    （二）存亡无考者：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张楷《明律解》十二卷，王垣之《律解附例》八卷，林兆珍《明律例注》二十卷，陈廷琏《明律分类条目》四卷。

    ————谢冠生，《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三号，七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一二月出版。

    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内阁之名眆于明成祖时。然明清两朝之内阁，不过点检题奏，票拟批答，起草诏令，兼备咨询之秘书厅而已。明以前虽无内阁之名，反有事实上之内阁，受君主随意委任，辅弼君主，对之负责焉，此即宰相是也。

    丞相之设为官职，始于秦武王时。始王尊吕不韦为相国，位在丞相上。汉代丞相与相国相等，有时此置则彼废。成帝以后设三公分行丞相职权，会议国政，而各有专司，其详见《后汉书·百官志》。光武以政权移于尚书，惟三公之职权不废。至明帝后，三公始不预事。

    魏文帝设中书监及中书令并管机密事务，此后中书又成政治中枢。六朝时以门下省之侍中掌诏令机密。后周仿《周礼》，设大冢宰当宰相之任。隋代虽有三公之制，而未尝设员。其时分任宰相职掌者为尚书、门下、内侍（即中书）三省，而以他官兼宰相之任以总领之。唐法隋制，尚书省总理众务，统率百官；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遇君主有违法或不利之命令，可封还或批驳；中书省献进奏表章，草发诏敕。其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共议国政，后每以他官同平章事，行宰相职权，凡三省长官不同平章事者，不过为本身事务官而已。

    宋元丰以前，皆袭唐制，元丰元年间改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间代以太宰、少宰。钦宗靖康间复用左右仆射。孝宗乾道间则用左右丞相，终宋世不改。宋代三省职权划分极清（中书取旨，门下复议，尚书施行）。以中书省单独取与，与君主接近，权限独尊，而门下尚书之官为首相者，不复与朝廷议论，备员而已。

    辽制南北两院宰相佐理军国大政。金正隆后，废门下、中书两省，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为宰相。元代枢密院掌兵要，御史则弹百官，中书省管行政事务。省内设中书令及左右丞相各一，佐理万机。惟中书令形同虚设，真正宰相属左右丞相。

    明初沿元制。洪武十二年惩胡惟庸事，废中书省，以六部分司国务，而君主独裁之。成祖以后，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仁宗间以掌阁者勋位之崇，阁权渐重，侔于宰相，六部禀承，俨隶其下。然其本来职务，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与前世宰相殊科也。

    清代内阁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各满汉一人。自雍正设军机处后，凡草拟上谕参赞机密之权已由内阁而移于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又设会议政务处，分军机处职权，除军国大事外，普通政务方针皆由政务处审议。及宣统三年颁发新内阁官制，始仿效欧美内阁制焉。清代旧内阁职权，约有六：起草诏令，票拟批答，收发本章，撰拟徽号、谥号，保管御宝及纂修实录史志是也。军机处职权有七：应答君主咨询，商定军事计划，议决国家大政，起草上谕，审议旨敕题奏，审理大狱，及奏请任免钦命文武官吏是也。

    ————高一涵，《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四四五至四七五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6月

    《古诗十九首》之研究

    《古诗》之作者及年代，在六朝时已成问题。其所拟议之作者，有西汉之枚乘，有东汉之傅毅，有汉魏间之曹植、王粲。今观十九首体格韵味大略相同，当为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诗风未有阅百数十年而不变者，此诗史上之通例。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江西、西昆之代兴，皆其证也。十九首风格既首首相近，其出现先后当不过百数十年间，决不能如六朝人所拟，先后相差至三百余年之久。兹所研究，即据此前提。

    十九首之非西汉作品，其证有二：（一）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二）“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明写洛阳之繁盛，在西汉决无此景象。又诗中“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为东京人语。考东汉安、顺、桓、灵以降，五言诗始通行，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十九首理合应此时出现，为黄初、建安导乎先路，以此推之，其年代当约在西纪一二○至一七○年间也。从技术批评，十九首最善用比兴，专务附物切情，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而又含蓄蕴藉，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十九不可移易。从思想上批评，十九首厌世思想极浓厚，盖汉末将乱未乱，极沉闷不安之时代之产物则然也。十九首非一人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仍保持儒家平实态度者，虽有一二，余则皆以现在享乐为其归宿，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

    ————梁启超，《实学》，第二期，五至一○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纸为二世纪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为时更后。纸之前用缣帛，缣帛之前用竹木（亦有用甲骨）。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竹帛”并称，已见于《墨子》及《韩非子》，则知周末书籍已有用缣帛者。《汉书·艺文志》，篇（竹木之书）多于卷（缣帛之书）；盖西汉缣帛之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及东汉末，帛书之流行，当逾于西汉，观董卓之乱，军人以缣帛图书为帷盖缣囊而可想见。惟应制之作，及官府文书，则仍用竹木；大抵因其沿承定制，不能随意变更也。南北朝时官府文书尚有一部分用竹木者。蔡伦造纸（纸字原为缣帛之称），初不甚通行，惟家贫不能用缣帛者用之。晋代书籍纸与縢帛兼用，纸之完全替代缣帛，盖在南北朝时。以上述材质之兴废。至于形式之进化，则由简册而卷轴，而册叶。简与册有别，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谓之册。秦以前简册之制有长二尺四寸者，有一尺二寸者，有八寸者。汉代略有变更，或二尺，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敦煌所出汉木简可证也。每简所容字数至多有六十三，至少则八字。此固由于简于大小之殊。而同大之简，字数亦有差至两倍者。编简为册之法，比列诸简，以绳横贯之，上下各一道。绳用韦，或用丝。简册上之字，前人以为或用刀刻，或用漆书。据王静安所考，书刀只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古人所谓刊削者谓有错而以刀削去之也。缣帛之卷轴，其形式今无可考；然其与纸之卷轴，形式当无大异。卷轴之判，略如今之书画手卷。皆横行，高约一尺。卷心上下露出卷外者谓之轴。轴，用琉璃、牙、珊瑚、金、紫檀或漆等为饰，颜色有极华丽者。纸或帛之一端既卷入轴内，其他端在卷外，以其他材质黏连防护之，谓之褾，褾上系丝织品以缚之。褾有用紫罗者，有用锦者，有特织者，其贱者用纸。卷外有所谓帙，帙者，裹书之衣也。通常一帙裹十卷，然亦有增减，试卷之大小而定。卷束于帙，其轴仍外露。帙以缣布等为之，或更以竹为裹。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有细织竹簾包之。卷子幅长，欲检后幅，须展全卷，极费时阻事，于是进有散叶之制。肇始于唐末。其初为旋风叶式，将卷子长幅折叠成册，不用割裂。更进而为蝴蝶装，每叶反摺之，黏其摺缝之背，不用线钉，故每叶两片可分扬，如蝴蝶之有两翅，故名。此制行于宋初，至元犹存，不知何时始废而代以今式之线装书也。

    ————马衡，《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一九九至二一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永乐大典》考

    明成祖永乐元年秋七月，诏翰林学士解缙备辑群书，类聚而统之以韵，取便检阅，毋厌浩繁。越年，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以其未备，命姚广孝等重修。五年十一月修讫，凡二二二一一卷，一一○九五册，更名《永乐大典》。当时编纂之人，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五人，纂修三四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三二人，看详五七人，誊写一三八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人，凡二一八○人，他书所载总人数与此则少有出入。纂修之人物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为总监；王景、王达、胡俨、杨溥、陈济等皆曾为总裁；邹缉、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棨、朱纮、王洪、蒋骥、潘畿、王俌、苏伯厚、张伯颖、梁用行、杨相、尹昌隆、尚得旸、叶砥、晏璧，及王琎、赵友同等皆曾为副总裁。其他预修之人可考者有刘学饮、徐旭、胡广、金实、王汝玉、郑赐、陈敬宗、魏骥、李昌祚、黄宗载、张洪、林鸿、王偁、沈度、僧大囘、姜启、敬修、如珪、指南等十九人。永乐六年设缮写副部，后以工费浩繁而罢。据《野获篇》云，典成后，列帝不闻有简阅展示者。惟世宗笃嗜之，旃厦阅览，必有数十帙在案头。嘉靖三六年，大内失火，世宗即命左右趣文楼出《大典》，一夜中谕凡三、四传，大典遂得不毁。于是世宗令重写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当时供誊录者一百零八人，人日钞三叶，自嘉靖四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告竣。乃贮重录本于京师皇史宬，而置原本于文渊阁。（《四库总目》谓据《明实录》，当时重录有正副二本，又从《旧京词林志》，谓原本送回南京，皆不可信。按《明实录》明云只重录一部，而当时倘重录二本，必当以重录本送南京，万不至置祖传国器于旷远之地也。）明祚既倾，《大典》原本遂不知下落，重录本亦缺二四二二卷。乾隆中叶从朱筠之奏请，辑出《大典》中世不恒见或久佚之书，凡三八五种，四九二六卷；而遗珠尚夥。庚子之乱，蹂躏至翰林院，《大典》遂散失，联军或持之以当弹雨，或弃之以填沟壑，后渐知其价值，亦有持归作纪念品者。今原书存于中国者，京师图书馆有六三册，教育部有四册，琉璃厂、述古堂有两册，其他私家庋藏者，不可得而知矣。

    ————李正奋，《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二○五至二二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社

    “社会”一名始于《宋史·程颢传》。而“社”之一字，求之史策，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艺文、政治之集合。宗教之社，始于祀土神。周代自天子以至平民莫不有社。说经者或谓二十五家为社，或谓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今无从确考。汉高祖初起祷枌榆社，及即位，令民常祠社，历代因之。迄明清不革，今乡里犹有沿其习者。祭祀主严肃，而社祀则含有娱乐性质。灵鼓帗舞，牲醴弦歌。观《周颂》所咏，犹可想见当时士女欢忻之状。而《国语》载齐人祭社，鲁庄公以邻国之君往观。意其祀社必有举国若狂之概，非鲁所有也。后世田家社祭，饮啖之丰，声乐之盛，尤习见于时人之歌咏焉。其他酬神演剧醵饮之俗，盖皆由祭社触类引申者也。专制之世，禁民集会，惟祀社为礼俗所重，独得保存。唐高宗且明令，“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故后世各种集会，率以社名，盖托于社以自解也。《周礼》州社则读法，考民之德行道艺，后世莫或行之。惟明太祖定祭社礼，有读誓文之法。其誓文大约劝民遵守礼法，互相爱助，盖《周礼》之遗意也。由祀土神之社，变而为其他性质之社，殆始于晋之莲社，乃中印僧人为中国儒生一八人所组，以念佛谈法者也。至宋则集社之风大盛，吴自牧《梦粱录》社会一则所举南宋都城之社会，别其类，有文士社、武士社、游戏社、道教社、商业社等。宋代北边山谷间居民多有结社习武，以保境御寇，号“弓箭社”，颇似后世之团练。南渡后，此类组织大盛。士夫每有利用之为国效力者。元代文士集社征诗，沿前不废。其平民之社会，除《元史》《元典章》所载农社外，他书罕有称述者。明末之复社其初原以讲求文章，广通声气，与明代诸文人结社联吟者无异，且明定以乱政干进为戒。其组织亦无甚特异处，惟其声誉既起，各种小社，闻风加入，声光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每一开会，海内髦俊，千里毕集焉。集社之风之衰，其在清顺、康之间乎。顺治九年沿明制刊卧碑于学校，其碑文大异于明者，即不许生员立盟结社一条。而前此一年，礼部奏进学政考核法，已有生员不许集众结社之文；后此八年，因科场之案，复申令严禁士子纠聚盟会。雍正初惩康熙中朝臣朋党之习，更严申前禁，其有“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者“照奸徒结盟律”治罪。于是乾嘉学者，专以孤立无党，安分守己为高，而不敢复为团体之组织。此实清季迄今人民不能自结团体以抵抗政府恶势力之惟一近因也。清季变法，讲学论政之社会渐兴。光绪三十四年拟定宪法大纲，始明定集会结社之自由。

    ————柳诒徵，《学衡》，第五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复社

    复社之成立在崇祯二年，主之者张溥、张采也，初崇祯元年，溥入京师，廷对高等，士林推重。一时公卿硕儒多折节与交。溥声名既广，屡主盟都中文会，然诸会规模尚小。未几溥随张采（时授临川知县）南归，楚人熊开元宰吴江，闻溥名，迎至邑馆，邑巨室沈氏、吴氏俱从溥游。溥遂与孙淳、吴允夏、沈应瑞等创立复社。楚、豫、江、浙之士，闻风毕集。秦、晋、闽、广亦多有以文邮致者。大江南北之文社，先后并入复社者在十五以上，由是声气日广。其组织各郡邑推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崇祯五年张溥既官庶吉士，告假归，四远学徒群集。明年溥约虎邱大会。先期传单日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之士以舟车来者千余人。吴城为之震喧，游于市者争以复社命名。十四年张溥暴卒，海内会葬者万人。明年春又大集于虎邱，此为复社大会之最后一次矣。复社成立之初其所用为号召之目的，仅在观摩制艺；其盟词至有“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之语。盖明代防闲士人綦严，生员言天下利病之禁，刊于黉舍，复社诸人初未敢犯也。然彼辈实不能忘情于政治。张溥为复社立规程，固已标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宗旨矣。陆世仪（清初人）《复社纪略》云：“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掖后进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职任在外，则为之谋方面；在外则为之谋爰立。……是时议起废，欲推举钱谦益而阁部拼之坚，乃共推文震孟、侯恂、倪文璐、刘宗周，相继登用。又复引掖后进。……其六部迁转，及台省举劾，皆得与闻。”可见其在政治上之势力。复社声势日大，而反动亦因之。初崇祯即位，魏忠贤伏诛，东林诸君子先后起用。张溥在都深与结纳，而复社所宗主者又多东林老成。于是嫉忌复社者，目之为“小东林”。并有造为蜚语作续《蝇蚋录》《蝗蝻录》，复图一网打尽。自张溥与周之夔交恶，而复社增一劲敌。之夔本隶复社，张溥评选社友制艺为《国表集》，其二集录之夔文一首，而无褒词，之夔由是怨溥。后之夔以私怨讦循吏刘士斗（太仓州知事）去之，益为复社同人所不齿。其后累迁皆被生员噪逐，因益仇复社。崇祯九年之夔希相国温体仁旨，遂伏阙上书，攻讦复社。初温有子求入社不纳，温弟育仁作《绿牡丹传奇》谤复社，张溥言于浙学使黎元宽，焚其书。体仁大恚，遂抵瑕参革黎元宽，而阴图倾陷复社。复社诸公亦参论体仁无虚日。时谤诋复社者四起，苏民陆民声疏言，张溥与临川县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又有诡名作《檄复社十大罪》者。周之夔亦草《复社或问》，罗织攻谪。既得体仁授意，遂挟二书入京都，上之，疏言张溥、张采等聚党干政，图谋不轨。诏下所司。无何，体仁以罪免。御史有上疏为复社辨白者，得旨注销原案。是为复社第一场风波，时清兵入关前二年也。明鼎既迁，福王偏安江南，阮大铖、刘泽清以迎立之功，得为福王亲近。阮故与复社四公子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侯朝宗有深怨，刘亦以礼召复社名士周钟被却，皆仇复社。及擅威福，遂与马士英谋，欲尽杀党人。周钟及周镳首遇害，朝宗渡江，走依高杰，贞慧入狱。复社之门人子弟，皆惨惨畏祸。清流、浊流之争未休，而清兵已渡江矣。明亡后，复社人物有殉节者，有起义而死者，亦有出仕新朝者。泯棼稍定，旧人复集，于是有原社、恒社等组织。吴伟业（梅村）方欲合并二社，而告密者起。后虽得解，而未几有社事之禁，立盟结社，罪在不赦。嗣是而“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盟会之事矣。

    综观复社在社会上之贡献，一为标榜实用主义，唤起学者对于国家社会之努力，以“致君泽民”为目的，一为引起批评态度，由八股之批评，而渐及于文学及政治之批评。二者于明末清初之学术皆有莫大关系。

    ————容肇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一，第七至八期，民国一四年，一一月出版。

    记廖燕的生平及思想

    明清之交，岭表有一学者焉，孤掌高擎，毅然与根深蒂固一世弇从之传统制度作战，其在学术上之创建亦足以名家而不朽。而其人生既寒微而不显于当时，没复湮晦不彰于后世。梁任公作《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凡清初在学术界稍有建树之人，类为表暴，而斯人独不与焉。其遗书虽通行于日本，在中国则孤本仅存。斯人为谁？曰曲江（属广东韶州）廖燕。

    燕生于崇祯十六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自幼即颖悟不凡。尝问塾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问：“何谓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乎此？”师无以应也。既学为文，窃有志于古。家贫无书，破产买数十百卷不足；因挟短蒯缑，走广州城。闻有故家多书，上书请读，期年读其书几遍。年十九补邑弟子员，三十以后父母相继殁。时三藩变起，燕效力清军。自述曰：“时西南方战争，文字无所用，意亦不欲以文字见，因裂冠慷慨，投笔从戎。随军，寓一古刹；虽在戎马之中，然身闲为挂搭僧，观阶前蚁斗，便复一日。无书可读，因就板作书，板为之穿。”旋复弃去。吴三桂围韶州（康熙十六年）。燕率家人避乱土围内，妻与二女相继病死，燕亦几不起，盖备极颠连矣。自是家益贫苦，居穷巷茅屋中，训二三童子自给。益努力著述，三年而《二十七松堂时初集》成，时燕声誉渐广，宁都魏礼父子不远千里徒步来订交。礼尤称赏其文。郡守陈廷策亦极与相得，为刻集行世。年四十四受聘为《曲江县志》分纂。年五十陈廷策迁署广州篆，携之同往。未几，陈入觐，欲荐燕于朝，相携北上。途次金陵，燕抱病独留。陈抵都，旋物故。燕闻之，遂绝意仕进，肆力著作，屯坎以终。燕行为多矫异流俗，晚年尝向学使辞诸生，赋诗见志。并为《辞诸生说》，有云：“……此辞诸生，非辞功名也。功盖天下曰功，名传万世曰名。……余习制举有年，恐为其所误，因中道谢去，使得专心论述以冀有传于后世……故余辞诸生，正不欲以诸生自限而为求功名之地者也。”燕生平最仰慕金圣叹。北上折回时，尝访苏州圣叹故居，而不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作《金圣叹先生传》，论之曰：“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

    自明以来，士以制义为本业，此外无所谓学问。其能自振拔不为所陷溺者盖寡。其明目张胆，对于此恶制度施以有意识之严厉攻击者，自廖燕始。廖以为制义取士之为愚民政策，等于秦始皇之焚书，其言曰：“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以为可以发其智慧者莫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暇读，与焚无异也。……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亦以颓唐就老矣，尚欲何为哉？”燕之论性，与孟、荀以下诸家皆施抨击，而自树一帜曰：“性非无善恶，但不可以善恶名之。盖善恶为情，性发而为情。譬如农人种谷成秧，则谓之秧矣。犹谓秧为谷可乎？故谓性能生善恶则可，谓善恶为性则不可。”“善恶毕竟是情不是性。若说是性，譬如人熟睡时，善念不生，恶念亦不生，此处遂谓无性可乎？”然则性之本体何如耶？曰：“性为浑沦之称，原解说不得的。”“善恶未分是性，善恶既分是情。”其于伦理实践，则引申其性论，而有复性之说，曰：“性圣人知其然，故略于言性，而详言复性。言性只言其端，言复必征其力。端不易知，即智者而犹疑；力有可凭，虽愚人亦易尽也。……故孝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孝；弟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弟；以至忠信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忠与信。则我虽不言性，而孝弟忠信性已复矣。”盖燕以为性之本体不可以言诠，而亦无言诠之之必要。燕治学贵创，曰：“天下古今之书，任他至奇至妙，读得烂熟，到底是别人的。惟能评论今古，发抒胸臆，方是自家文字。”其于千余年来在经传樊笼内讨生活之学问，根本鄙夷，其言曰：“后世诸儒不能打破藩篱，别开手眼，只将四书、五经诠释一番，自以为圣道在是，且自负为得圣道真传。是何异学步邯郸，刻舟求剑？终身堕印版窠臼中而不知，悲夫！”燕颇富怀疑精神，尝谓：“朱注之谬误极多，果可据耶？曷不求诸本经耶？”“求诸本经”，有清一代之汉学家能为是者亦不过数人而已。燕批评宋儒每多中肯之论，如谓：“宋儒将天字作理字解，岂彼苍者天为道理所结成之一物者耶？”又谓：“制礼作乐，孔子已言之矣。因先朝制作而损益之，不过一有司事耳。即制作稍乖，于天下固无大害也，况不乖乎？宋儒每将此事说得惊天动地，不知何解。”又谓：“圣经言正心诚意，是因言治国平天下而推原必本于正心诚意，非仅以正心诚意四字，即可治国平天下也。朱晦庵独举以为言，其意何居？”燕论学最推崇王守仁，其为王辩护曰：“若谓先生之独言致良知遗却格物未免流入于禅。……何先生计擒宸濠时算无遗策，功盖天下，自北宋以来以道学而建莫大之功者，先生一人而已。格物尚有大于是耶？至专主格物者莫如晦庵，而除却《论语注》几本经书以外，毫无功业可见，则又何说也？”此自非合于逻辑之论，而其薄著述而尊事功，颇与颜李学同辙。燕与颜元弟子王源交厚，盖受其影响也。燕于文学黜华崇朴，谓：“昌黎见道未彻，《原道》《原性》诸篇肤浅已甚，要之起衰救弊则其文不可诬。”诚极中肯之论也。又以为诗文须根本性灵情感，而痛恶无病呻吟，曰：“世人有题目始寻文章，予则先有文章偶借题目耳；犹有悲借泪以出，未有泪而始悲也。”“诗道性情，彼此移易不得，方谓之真诗，如陶靖节、杜工部是已。若明之王元美、李于麟则集天下韵语偶以王、李出名耳。”惟其根本性灵，故深鄙拟袭，此可于其论和诗一事见之。曰：“无论所和佳不佳，而以我性情之物，供他人韵脚之用，性情之谓何？况时地异趣，必有格然不相会者；而步之趋之，牵强凑物，以求附其辞，象其意，全诗皆有人用而不有我存焉。虽不作可以也。且彼所欲言者已去，而我所欲言者无因，而因其已去之言，无者将之使有。以无病之心为无端之歌哭，其诗未成，其所以为诗者已先去矣。……甚者杨子云之拟《易》，曹丕之筑受禅台，皆和诗之属也。……事不可袭，袭者为拙。……万事尽然，岂独诗乎？”燕之反对因袭，固不仅在文学一端而已也。

    ————容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二，第二○至第二一期，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

    爱国哲学家————菲希德（Fichte）

    （一）菲氏是德国人提倡爱国主义中最有力的一个。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变迁最剧烈的时期。他眼见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年拿破仑登王位，一八○六年奥国败于拿破仑，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同年普法也纳之战，和一八○七年拿破仑军队入柏林。当时的德国，几不成个国家，不啻现在的缅甸、高丽了。

    （二）菲氏（一七六二年生，一八一四年死）三十四岁时，当过也纳（Jena）大学教授，一八○七年提出建立现在柏林大学的计划书，很受当时普鲁士皇帝的称许。一八○八年柏林大学成立，他便被选为第一任校长。不久因为他对于国民的讲演引起了法人的恶感，法政府便强迫他辞柏林大学校长职。但是有一件事不可不注意的，就是他当德国大败之后，从一八○七年冬到一八○八年，宣讲他“对于德国国民之演讲”，这个演讲的内容和德国未来的统一事业极有关系。

    （三）他的演讲的内容，可分为两部：（1）新时代与德国民族，分三点，（a）时代，（b）德国民族的地位，（c）祖国之爱。（2）德国国民的教育，分两点，（a）教育的改良，（b）改良计划的实施。

    至于他演讲的要点，则为：（1）自责，先将以前德国败亡的原因查明，则救亡方法也在其中。（2）道德的改造，非一新民族精神，无法可以救亡。他的道德尤注重互相敬爱，人类能自敬自爱，而后能敬人爱人，才能成立一道德的公共团体。（3）爱国的原理，国民所以爱国，是为一国的文化，并不是为个人的利益。

    （四）作者将以上所述自责，道德的改造，爱国的原理各项，同中国现时学界上所谓救国方略作一比较：（1）学界日倡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肯些微下克己功夫，只知责人，只知责外国。（2）国人只知天天倡打倒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知道英国能够有现在这样强盛，是因为她的国民操守廉洁，有道德的基础呵。现在国内以改造政治自居的人，也只知道强力的有用，不知道德的可贵：或挟持军队割据地盘，自以为是打倒军阀的惟一方法，那么成功未见，而倒戈反革命之声已不绝而来了。（3）国民千万不要说救国以后可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那么，我们的爱国心才是纯正，才能彻底爱国。

    ————张君劢，《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号，七一至七五页，民国一五年五月二五日出版。

    我国北方各省将化为沙漠之倾向与实证

    （1）北方各省，向为森林繁盛之地，今则荒芜矣。（2）山西西部，从前松杉树类甚繁盛，今则大半荒芜。森林消灭之原因，第一为滥伐，第二为中央亚细亚沙漠之侵入，其势甚烈，向我国黄河方面进行，将来此地必尽成沙原或裸山。（3）陕西榆林府，昔为榆林丛生之地，今则仅存少数之杨柳而已。榆林府西北前此有丝杉树之森林，今为砂石所埋没。（4）黄河以北前均为丰饶之地，其后地土渐变干燥，而有今日之状态。黄河南岸及稍南之山谷间，前亦为沃土，近因沙漠之侵入，皆荒废矣。（5）蒙古南部前为森林地方，长城以北数百英里有城壁遗址，前曾盛行农业，今则一片平沙矣。（6）我国北部冬季寒度与年俱增，春风亦益见凛冽，自春及夏砂尘蔽天，由此可以推知蒙古之沙漠气候已渐次侵入北方矣。（7）近年镇江及南京各地，亦有砂尘飞扬之现象，而飞来之砂均来自戈壁沙漠，是戈壁沙漠之势力已南及扬子江流域矣。

    以上七点均足证明，北部各省确有化为沙漠之倾向。至北方各省由沙漠所受之害有三：（1）长期的干燥气候；（2）大饥馑；（3）大洪水。

    近欲防止沙漠之侵入，势不得不行下列二法：（1）将各地荒山例行大规模之植林；（2）注意于保护各处之水源地。

    以上二法，行之有年，或可防止沙漠之南侵，不然北部各省势非沦为土耳其斯坦第二不已也。

    ————蔡源明，《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五号，九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金陵史势之鸟瞰

    （一）政治中心。金陵自六朝以来，十为国都，合计四百五十年：（1）西元二二九年孙吴定都南京（时称建业），周回二十里，传五十二年而灭于晋。吴亡以后，有石冰、陈敏之乱，建业荒残。（2）西元三一七年东晋元帝过江南下，因吴旧都而居之，号曰建康。咸和七年，新宫成，是谓台诚，至吴宫旧址，则称为苑城。（3）（4）南北朝时，宋、齐相继立国，均都金陵。（5）梁都金陵时，京师人口达百四十万，实为古今稀有之大都会。（6）陈代国境最蹙，隋炀帝入据台城，使收图籍，封府库，而还洛阳，六朝旧迹，扫地无余。（7）西元九三七年，南唐烈祖定都金陵，至西元九七五年，而亡于宋。终宋之世，金陵为陪都，而西元一一三○年金人之焚金陵，为一浩劫。（8）西元一三六九年明太祖经营金陵，周六十一里，城垣之长在现代各大都会中仍推第一，都城，开十三门，宫阙极壮丽。西元一四四一年英宗正统六年始以北京为京师，而南京降为陪都，然设置内阁一仍其旧，欲以“金陵为天下财赋之会”。西元一六四四年明福王即位南京，翌年而清兵破南京，改明故宫为满州驻防营，而置两江总督署于金陵。（9）西元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号曰天京，改两江总督署为王宫，禁城周围十余里，至一八六四年而曾国藩克复金陵。（10）辛亥革命，民国临时政府，实在南京，元年四月而国都移于北京。

    （二）舆论中心。魏晋之时，清议之风最盛，地方绅士往往操朝廷用人之权，人伦鉴识，谋国长算，实寓于此。当时王导、谢安皆以风流名士，掌执朝政，文雅雍容，人皆称之。六朝最重世族（一名士族），士君子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非天子所能干涉，当时“以地方绅士操有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金陵之为舆论中心，至明代流风未沫，满清入关以后，以兵力劫制汉人，而士论消沉极矣。

    （三）教育中心。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东晋太学在秦淮水南。宋（西元四三八）立四学，曰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梁（西元五○五）开五馆，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南朝大学，特色有二，一为演说之发达（如严植之、张绪、周颙、张讥、马枢辈，大都言论清雅，悉饶辞藻），一为科学之研究（如何承天、钱乐之、祖冲之辈，皆于历算有所造诣，赫然开科学史之新纪元）。南唐有大学二，其一在国子监巷，其一在庐山白鹿洞。明太祖（西元一三八一）建国子监（后称南雍）于鸡鸣山之阳，其广大过于今之东南大学，至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学生多至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清人入关后，降南雍为府学，洎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大火，昔日弘大庄严之大学，俱为灰烬矣。

    （四）图书中心。齐梁间，王筠、谢弘（王导、谢安之裔）好读书，而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昭明太子藏书几三万卷。政府所藏书，如晋秘阁三万六千卷，梁文德殿七万余卷，当时藏书之盛，略可想见。明初，太祖设皇册库于后湖，为收藏图籍之所。此外明代大学，亦有藏书，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南雍翻刻历代正史，计二十一史五百四十本。又明代所修之《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九百卷，皆南京大学学生之所钞成。近世南京私家藏书，如甘氏津逮楼十余万卷，随园三十万卷，为大江南北所未有。今则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卷，其中宋、元、明精刊本，著述秘本，合计二千余种，实为国学宝库。

    （五）佛教中心。孙权（西元二四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江左佛法之兴自此始。东晋以后，如瓦官寺、高座寺、定林寺、栖霞寺，皆为高僧之所投止，据近人考证所得，当时寺宇，约有二百二十余所。江左名士如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颜延之、谢灵运辈，无不崇信释教。南朝帝王，皆信佛法，宋文帝、梁武帝、陈宣帝，其尤甚者耳。南唐元宗后主酷好浮屠，退朝常服袈裟，课诵佛经，其侄至祝发为僧云。明代灵谷、报恩、天界，合称金陵三大寺，遭洪杨之乱，诸寺毁灭殆尽，惟灵谷寺较完好，为宁之第一禅林耳。

    （六）美术中心。自六朝以来，名士风流，大率知音善舞。如谢尚善音乐能舞，桓伊善吹笛，谢安好声律，衣冠效之，遂以成风。南唐有韩熙载者，审音能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明代秦淮花月，如在天上，舞衣歌扇，两岸交辉，犹有六朝遗风。至于书画、造像、装饰三项，犹堪记述：（1）书画。王羲之书法，为江左第一；萧子显善草隶为时楷法。顾恺之善丹青，图写特妙；艾宣工画花竹翎毛；顾德谦善绘人物；蔡润长于江湖水势；竺梦松长于宫殿楼阁；周文矩精于士女；董源工秋岚晚景。明代金陵多赏鉴家，黄琳富文堂，收藏书画，冠于东南。（2）造像。考佛教初入中国，仅有画像，晋以后造像之风始盛，至隋则造塔之风蔚起。宋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栖霞寺自齐、梁来，号为名刹，寺中为龛二百九十四，造像五百十五尊。隋（西元六○一）起栖霞塔，凡七级，高约五丈半。明报恩寺九级琉璃塔，高二十四丈六尺，篝灯百二十有八，星光闪灼，为天下第一塔，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建，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成，倾天下之财力，历二十九年始成，太平军入金陵，纵火焚之。（3）装饰。六朝士大夫裙屐是尚。谢灵运性尤豪侈，车服鲜丽，世共宗之。明之晚年，金陵服饰，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上至头巾，下至鞋履，无不考究式样，穷侈极奢。至妇女服饰，则不及二三年而一大变，而衣袂之宽狭修短，首髻之大小高低，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及洪杨之乱，前代流风余韵之在金陵者，衰谢殆尽矣。

    （七）文学中心。宋代文人，颜、谢纵横俊发，并为江左第一，齐、梁相继，名才并集，史家如沈约，文学评论家如刘勰与钟嵘，同时并起。齐、梁以后，谢朓（元晖）、庾信（子山）英才崛起，太白、子美宗慕不休。陈代徐陵，称雄一时，所作文章，家家传诵。南唐后主之文词，尤有不朽之价值，“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有明一代，宋濂之文，高启之诗，俱称开山始祖。中叶以后，顾璘、顾起元提倡文雅，为江左风流第一。乾隆中随园（袁枚）主盟骚坛，极山林之乐，二顾以后，未有能及者也。桐城古文家如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诸人皆寓居南京，流风余韵，沾被百年。白话文学之名著，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亦为南京之产品。吴敬梓少年游冶秦淮，曹雪芹父祖均官江宁织造，两人所著之书，大致取材于明清间金陵之美人才子欤。

    （八）才女中心。谢安每游赏，必以妓女随，衣冠效之，遂以成风。王献之有妾名桃叶。陈后主宠幸张丽华，引江总等十人，对丽华等游宴，号曰狎客，制《玉树后庭花》一曲，酣饮达旦。李后主后周氏好音律，得《霓裳羽衣曲》残谱，以琵琶奏之，开元、天宝遗音复见于世。明初（一三九四）太祖建轻烟、淡粉等十六楼以处官妓，永乐以后，惟富乐院独存。万历年间，秦淮四美人（马湘兰等），金陵十二钗（罗桂林等）艳情丽质，啧啧人口。秦淮向多才色女子，其以风韵胜者，如苏桂亭、马湘兰、张如玉、董小宛；其以才调胜者，如柳如是、罗桂林、杨宛；其以姿色胜者，尤多不胜数。至此等妓女，初非好淫荡检者流，考其脂粉之收场，往往可歌可泣，有情死者，有逃禅者。至如董小宛之识冒辟疆，柳如是之识钱牧斋，侠骨慧眼，断非人间凡女子也。及清季洪杨之乱，妓馆全空，曾国藩召集流亡，不遗余力，才妓名媛，大率来自苏扬。

    （九）游观中心。金陵山川之美，无过钟山与后湖，近世之大人物，如王荆公、顾亭林之伦，皆寓居钟山，历有年所。荆公诗集中，以金陵为题者，计一百三十六首。后湖一名玄武湖，周三十里，钟山峙于东南，山色湖光，掩映如画。

    （十）经济中心。孙吴割据大江下流，物产丰衍，故立国江东，不亚于中土。南朝国势，以梁武帝时为最盛，外国商人，往往至焉。安南、暹罗、爪哇、新加坡、印度诸国相率来贡。明代国家财赋所出，以江南为最多，浙江一省与苏、松、常三府之田租，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即在今日，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世界各国，罕有其匹。明初定鼎金陵，设上下二关，商帆贾舶，鳞集于此。金陵为东南机织业三大中心之一，据最近统计，南京玄缎织机约三万余架，以机业为生者，共八万余人，每岁售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金陵之衰落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太平军破南京之前，城中人口达九十万，据今统计仅有三十八万，约当上海（一百五十万）四分之一，不及北京（八十五万）二分之一，盖经洪杨乱后，元气未复，而二次革命又蹂躏之，至其将来之发达，当无限量，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三种天工钟毓一处，而又适居长江下流最饶富区域之中心”；在世界大都会中，诚未易得。

    以上十节，大致已完，作者于是复论：

    （一）文化之劲敌。金陵罹兵火之祸最酷，如（三二八）苏峻之乱，（五四九）侯景之乱，（五八九）隋师之役，（九七五）宋师之役，（一一三○）金兀术之乱，（一八五三）太平天国之乱，及二次革命之乱，遂使人口陵替，典章荡尽。

    （二）文化之复兴。人类对于文化，经一度之努力，虽有时因兵火而毁灭，而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人，往往不绝，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蜕，逐渐进化。

    （三）文化之潜势力。太平军之失败，或者谓由弃孔道而用耶教。盖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大乱，而孔子文化统一中国，则二千年如一日，有识者以为文化精神之亡，其祸甚于亡国。太平军所占领之三江二湖，适为近世中国文化最纯正之区域，于是曾国藩、彭玉麟辈本保卫文化之义，纷起而与太平军为敌，一举平之，歼灭无余。

    （四）文化之区域精神。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文化有因地而变者，是为区域精神，有因时而变者，是为时代精神，故江左名士，虽多出中原故家之裔，然南朝三百年间，文艺学术，与北朝迥乎不侔，此盖由地异事变，可称之曰文化之区域精神。

    ————张其昀，《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三号，七三至八六页，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又卷二三，第一五号，七一至九○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出版。

    大月氏与东西文化

    月氏世居祁连山者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县），秦时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走伊犁河南，逐塞王而居其地。其余众仍留祁连北者，史称之为小月氏，而别西迁者为大月氏。大月氏居塞地未久，复为乌孙所破，遂远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尽有阿母河以北地。遂裂土封五侯。后贵霜侯吞并余四侯，并侵灭高附、濮达、罽宾并中印度，是为全盛时代。传百余年，当东汉明帝时，尔后百八十余年间，其南部渐为印度、乌士王所收复，贵霜后裔仅保克什米尔一隅。晋惠帝时，其王寄多罗渐复旧疆而广焉，既改号嚈哒，建都于今阿富汗北境，波尔克城，是为再兴时期。又二百年当北国时，为突厥所破，国势又衰。并值王族绝嗣，围境崩析，自后不复能振，唐既灭西突厥，嚈哒遗族尽臣焉，唐后则役属于大食（即西史之Saracens）继臣于元，今则逮俄国版图矣。月氏究属何种族，今尚未能确考，惟其为白色人种则无疑。月氏在未西徙以前，本为游牧民族。既臣大夏，渐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而益加蓬勃，与安息、罽宾比肩焉。而安息、罽宾者，史称其种五谷，治田园，有葡萄、苜蓿、檀、槐、梓、竹、漆，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者也。万震《南州志》（据《史记正义》引）谓大月氏城郭宫室与大秦同，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妤，天竺不及焉。自张骞通西域，而大月氏之文物，影响及于中国，骞自月氏携回新植物，今可考者十余种，皆日用必须之要品也。汉代绘画雕刻大有进步，其石刻画像颇有昔日欧洲之风，或亦受大月氏之影响。佛教之初入中土，实以大月氏为媒介，后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聘中国，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受浮屠经，是为佛经传入中国之始。曹魏孝武时大月氏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芒映彻，见者莫不惊骇。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此其在工商业上影响之最著者也。印度自安度罗王朝勃兴，佛教徒失其保护，渐为婆罗教所压迫。适大月氏南侵印度，占印度河流域，保护佛教，佛教徒多依之。佛教之再兴，实出大月氏迦腻包迦王之手，王皈依佛法，于首府建迦腻包迦寺，召集五百教徒于罽宾，开第四次结集。高僧马鸣等皆赴焉。王没，其嗣王亦奖励佛教，供养万僧于宫中者五年。佛教之所以能播亚洲，皆大月氏之力。此大月氏对于印度文化之影响也。

    ————郑鹤声，《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十号，七七至九六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

    外国音乐之入中国，先秦盖已有之。《周礼》设官教习四夷之乐，《毛传》著四夷乐名，皆其证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输入《摩诃》《兜勒》二曲，其《摩诃》一曲，或即天竺古歌Maha-bhraārata，以《摩诃》显为“Maha”之对音也。魏晋以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共为十部，是即燕乐，亦即辽之大乐。凌廷堪《燕乐考原》据《辽史·乐志》谓燕乐原于龟兹苏祇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其说甚是，而据作者所见，苏祇婆琵琶七调（即中乐宫商等七声），实与印度音乐中北宗北印度斯坦尼派相似，或竟出于北宗。兹分四节申说如下。

    （一）龟兹文化实得诸印度。据《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所载，秦汉以前印度势力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封地。使其言而可信，则古初龟兹文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又案《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则汉魏之际，佛教当曾及于龟兹也，晋以降龟兹佛法之盛，更彰彰可考。《晋书·四夷传》谓其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晋时译经多有龟兹人参与，而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且弃王位而为沙门焉。唐玄奘记龟兹国，言其：“文字则取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教律经义，则取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每岁秋分，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俗废务，奉持斋戒。”由上观之，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则苏祇婆琵琶七调之原于印度，非奇事也。

    （二）就隋唐九部乐中龟兹、天竺二部考之，其乐舞所用舞人乐器，以及服饰，颇多相同者。

    （三）考之在敦煌所发现之佛曲，其所标举调名有九种，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其中婆陁、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陁力、般瞻二调（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辽史·乐志》于《隋史·乐志》之娑陁力调作婆陁力调。又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去）。

    （四）关于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般瞻，《隋志》谓：“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瞻一辞有第五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n chama（一作Pancama）一调。梵文作Panchamah，译之等五，又第五声。（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发音亦无大殊。）此字本当译为般瞻摩，惟印度斯坦尼文a、i、u收声例不发音。故译时多从省略。七调中之娑陁力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Shadja（又作Sadja，梵文作Shadjah）一调。此调对音是娑陁暗，与《隋志》仅异末声。律以般瞻之例，可译作为娑陁，正与《唐会要》所记合。而Shadja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声谓八音之旨也。七调中之娑陁力即华调中之宫声，宫声之呼，固与具六等义，又正八音之首。则Shadja即娑陁力无疑。又《隋志》记苏祇婆琵琶七调有云：“就其七调，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调。译以华言，旦者均（韵）也”。所谓均，即律也，即西乐C、D、E、F、G诸调也。苏祇婆七调中之旦，实即印度北宗音乐中（that）一辞之对音，其证有三：（甲）据汪荣宝氏所考，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梵文arhat译为阿罗汉（以汉译-hat），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准是，thât当可为旦。虽a与a有别，惟验之旧译，二者混同。（乙）印度北宗音乐之thât义为行列，以定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其功用与均（或律）同。（丙）雅乐宫调，悉云某宫；如黄钟宫，仙吕宫之类。

    苏祇婆之七调，则曰娑陁力旦，鸡识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乐之称某宫，亦曰某that。又辽之大乐即唐之燕乐而《辽史·乐志》谓：“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今按印度音乐有《波利阇陀》（Parvijata）一书。亦谓以琵琶弦之长短定十二律。苏祇婆琵琶七调之源于印度，于兹又得一证焉。或谓比对中西音乐，般瞻属于西乐A调；而印度北宗音乐中之般瞻，则属西乐之G调，似不能为苏祇婆之般瞻出于印度之明证。对曰：据《隋志》所纪，苏祇婆七调，属于吕旋。而印度北宗音乐，属于律旋。因旋法之差别，故苏祇婆之般瞻高于北宗之般瞻一调。然北宗音乐之旋法本不一律。又音乐每因人异制。传者既殊，则旋律有别，亦事所必至也。就上四端考之，苏祇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之渊源固甚显然矣。

    ————向达，《学衡》，第五十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

    西元三世纪初，日本神功皇后用兵新罗，而间接得与中国交通，华民亦多移居于日，中国簿籍、计算、建筑、工艺始间接输入。其后西元五五四年，百济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始以中国历法输入日本，于是改良度量衡制，置刻漏器，立天文台，行间元嘉历及仪凤历，皆遵中土之法。七○二年，立学校，授算术，采《周髀》《九章》《海岛》《五曹》《孙子》《算经》《缀术》等十书为教本，置历士算生等名称，其后九七○年间，日本有算书《口游》出世，其中“妊妇预知男女一问题与《孙子》《算经》孕妇难月一问题”相类似，又有“竹束”问题，为等差级数求总和，与《孙子》“今有物方一束”一题略同。其九九歌始九九而迄一一，亦与《孙子》合。明万历中叶日人毛利重能首传程大位《算法统宗》，与其徒著书阐释之。此后同类之著作辈出。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及算盘术亦于明清之交由朝鲜间接输入。后一种传习尤广，注者数家。同时日本算圣关孝和曾读中国算书三年，其所造级数开展法，与李冶求高次方程式方根之法相似，其剩一术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全同，其根差法亦根于郭守敬之相减、相乘及三差之法；似关氏曾读《测圆海镜》《四圆玉鉴》及《数书九章》等书也。其《大成算经》曾录程大位之写算乘法，其方阵之术，则师法杨辉，其剪营术自谓出于唐穆宗宣明历。康乾间中国筹算之研究极盛，梅文鼎之《筹算》、戴震之《册算》，曾流入日本，戴所校辑之《算经》日本亦有传刻。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国之弧三角、椭圆及对数术，至是悉间接流入日本。同光以来，西法复入中国，日本亦挹其余流。李善兰所译《数学启蒙》及《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均有翻刻本。

    ————李俨，《东方杂志》，卷二二，第一八号，八二至八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注释

    [1] 今据《清华学报》（共六期）“撰著提要”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