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副刊》复于君函[1]

sp; 于鹤年君致《大公报·文学副刊》函（节录）

    大报《文学副刊》第八期《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一文，对于顾颉刚君之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之说有所批评，殊为史学研究上有兴趣之事。文中之所驳议，间有鄙意未敢十分赞同者。

    顾君谓，“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驳议以为，“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并举齐侯镈钟及《商颂》《左传》《国语》之文六项以为之证。吾人所应注意者，顾君主张九州乃“一种假设”，而驳议中所谓“九州之划分”为实际的划分，抑为假设的划分，未曾显言。如为后者，以下不佞所言自成辞费；如为前者，则不得惮烦而不讨论之也。

    立说贵有证据，而证据之本身亦应考查其效力之强弱。齐侯镈钟及《商颂》皆所谓歌功颂德之文字，以夸张为其特色者也。使其所述尽属事实，则“在帝所”“受天命”“古帝命武汤”云云，岂非不可思议之奇迹欤？其表面所示不能完全依以作证，不待言矣。至于文中所举六证，充其量亦仅能证明战国时代以前曾有九州之传说而已，绝不足以积极的证明战国时代以前确有划分明白（所谓明白，不必如今日地图之所示）之九州之存在也。盖果有划分明白之九州，则必有其名称与疆域。若能如此证明（虽不必完全，即仅有一部分亦可），吾人亦何尝不欲欣然接受。奈所能知者只为纪功之钟铭与“美盛德”之乐歌中之“九州”与“九有”二空洞名辞（《左传》与《国语》之文，因原作者不坚持，故不论），别无更为详明之证据。纵愿为积极的承认，岂不畏武断之讥乎？

    “咸有九州”“奄有九有”“九有有截”之九州、九有，与“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之四海，依文辞的解释，有相似的意义。四海乃古人对于世界界限之虚拟，假设四方皆有大海，为世界之界限；因此假设，遂称四海所围绕之土地为四海之内，或即曰四海：此理之或然者也。至于九州、九有之意义，不佞以为或亦如是。古人对于数量之表示极不明确。古书言三、言九、言百、言千、言万之处甚多，而实际不必恰如所言，汪容甫《释三九》之文可参观也。吾人若就四海之例以解说九州、九有，谓九州、九有与四海之意无殊，皆泛指天下而言（其所以为九者乃因四方四隅加中央共成为九之故），谓“咸有九州”“奄有九有”即为“肇域彼四海”，在文义上亦不为费解。（“九有有截”，虽朱熹集传释为“天下截然归商矣”，与“四海未假”之意相似，然不十分符合。）凡此，皆不佞个人妄见臆测，不敢以为必然，应俟他日详考之。

    原文曾引《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按应作致）九州之戎”一条，实不能称为证据。盖九州之戎乃戎之一种，九州乃其别称，与所欲证之九州毫无关系。必欲强释此九州即彼九州，惟有假设九州之戎彼时虽居阴地，而其前固曾散处九州，因此以所居故地为其称号，名曰九州之戎。是或亦事实上所能有者，然如何以证其必如此哉？

    原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

    注释

    [1] 本函和于鹤年原函首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期，1928年3月19日；后以“关于‘九州’之讨论”为题，转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并附有顾颉刚之按语。今据后者录入，于鹤年函和顾氏按语列于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