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的乡治论

    “一面知其确有必要，一面又深知其难，则不得想个好方法。我若无好方法，我断不敢下手去作。”

    梁漱溟先生是现今国内很少有的一个肯思想、敢思想而且能思想的人。近来他的思想集中于一个问题：中国民族如何自救？结果的一部分，便是我现在所需要论及的一部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在这部书里，他对于我国政治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及其答案，想得透澈，看得清楚，说得有力。因此，凡对于我国政治，不拘有理论的或实行的兴趣的人，都应当细读这部书，而且读了一定会发深省。

    这部书的内容可析为两部分。（甲）一个改革运动的方案，和（乙）一种历史的解释，用来作这方案的根据。梁先生把（乙）项放在前头，（甲）项放在后头。我现在却要颠倒其次序来讨论。因为，依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改革方案的价值，绝不视乎他的历史解释的真确程度而定。几乎没有例外的，自来伟大的社会改革理论家总喜欢提出一种历史解释来把他的政治方案“合理化”（rationalized），而亦同样没有例外的，他们的政治方案虽然适合于一时一地的需要，而他们的历史解释却是错误的。“国家的契约起源说”之于民治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于国家主义，唯物史观之于共产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唯物史观，予别有说，参看《国风》第三卷第一号拙作关于历史哲学之文），所以我们不必把一个改革方案的“历史理由”看得很重。

    （上）

    梁先生在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政治运动里，看出一件很可悲事实。我国本来是一个漫散的村落社会，而过去的改革家却置村落于不顾。他们的工作，大抵是要把种种西洋都市文明的产物，无益而有害于村乡生活的组织，加诸这村落社会之上，结果他们的组织固然失败，而这三十多万的村落，为中国的躯干的，已被蹂躏到体无完肤：

    欧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岂所以振拔乡村痛苦者？自教育、实业、警察、陆军之兴，法律、政治种种之改良，而乡村痛苦乃十倍于前！……自国民革命兴，而军阀益以强，捐税征发益以重。自共产革命兴，而土匪日以张，乡村墟里日以毁。纵将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其如早已离开民众而至背叛民众何？（页一八九）

    乍见其（欧洲人）强在武力，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学校，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政治制度，则摹取之。乃在余事，凡见为欧人之以致富强者罔不摹取之。举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产物，以置办于此村落社会，而欲范之为近代国家。近代国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会之毁其几矣。凡今日军阀、官僚、政客，一切寄生掠夺之众，百倍于曩昔。苛征暴取千百其途，而彼此相争杀，更番为聚散，以肆残虐创夷于村落者，何莫非三四十年来练新军、办学校、变法改制之所滋生、所酿造乎？（页二九○）

    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此厚薄之分，在旧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近年军阀与土匪并盛，一切压迫掠夺所不敢施什一于都市者骈集于乡村，既饱则飏于都市。固然中国无所谓逃于封建领主的自由市民，然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还有点，乡村居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痛苦，表现中国问题的焦点。（页一八八）

    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而切当！总观这四十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本国政治上一切改革设施的结果，无非直接地或间接地，消极地或积极地诱迫人民离开乡村，抛弃农业，而这些离开了乡村，抛弃了农业的人，大部分并不得到其他生产的工作。这便是国家贫困和扰乱的立〔来〕源。欧洲近二百年来的社会趋势，也是“都市化”和“反乡村化”（disruralization）同时并进。但是，在那里促进“反乡村化”的原因，乃在工业和国外贸易的发达。故此，离开了乡村的人有工厂可入。他们诚然是被榨取者，又因为国际贸易的伸缩性，他们诚然有时会失业，但到底还有人肯去榨取他们，他们到底还有业可失。若在我国，则工业和国外贸易只有退而无进。日渐增加的离开了乡村的人除了自杀以外，只有四条路可走：当土匪、当流氓、当兵和做官，而土匪、流氓、兵和官终成为四位一体，国家安得不乱！

    因乡村崩坏而无业的人增加，因无业的人增加而乡村愈崩坏。同时，守着乡村、无路可走的人，大多数离“饿死线”不远。简单地说，这便是中国的现状，这便是中国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之下，谈改革的人（除了追随欧洲的覆辙以外）理论上有三条路可供选择：

    （甲）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促进工商业的发达，使无业的人有业可归，把不能乐居于乡村里的人吸收到都市里。

    （乙）改善乡村生活，一方面使现居乡村的人得以遂其生，乐其生，以防止更进一步的“反乡村化”，而同时使在乡村外无业的人可以回到乡村里来，以促进乡村的繁荣。

    （丙）以上两条路（至少在理论上）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可有一种折衷的办法将二者兼容并取。以我所知，南京《旁观》的编者何浩若君便是主张这种办法的。而现今俄国所走的，大致上亦正是这条路：一方面发展国家的实业，一方面鼓励并扶助私农合作。

    梁先生是主张第二条路的，他的着眼点完全在乡村。就这方面而论，我认为梁先生是完全对的。我并不是说，要造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国家，可以忽略了工业。但发展工业的方法，不外个人私营和（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公管。现在若提倡私人资本主义，无论其不能实现，即能实现，直不啻为将来造恶因，而于目前大多数人的福利也无补。现在若提倡国家企业，还远非其时。看啊，一个招商局和几条国有铁路，已经闹成个什么样子！在廉洁政治未有保障以前而讲国家的企业，只是为贪官污吏制造发横财的机会而已！在目前，我们如若对于国民生活的改善，不愿意做些基本的工作则已，如若愿之，最有效的路，确是如梁先生所指示的，到乡村去！

    但是，到乡村去做些什么？

    让我们先问（一）要做成功些什么？次问（二）怎样做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梁先生的答案如下。

    然则吾民族自救之道将如何？天下事固未之思耳，思则得之。夫我不为一散漫的村落社会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组织有二：一曰经济的组织，一曰政治的组织。欲使社会于其经济方面益进于组织的，是在其生产及分配的社会化……使旧日主于（各村落？）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进为社会化，则散漫的村将化为一整组织的大社会，是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社会。……欲使社会于其政治方面益进于组织，是在其政治的民治化。政治的民治化愈澈底，则社会于其政治方面益进于组织的。所谓政治的民治化者，含有个人自由权之等量，与公民权的普遍二义。（页二九一）

    对于第（二）个问题，梁先生的答案如下：

    窃尝计之，使吾人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非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其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其合作组织。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迨农业兴，工业必伴之而起。或由合作社以经营之，或由地方自治体以经营之，及不虑其走入资本主义。……农村产业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盖政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页二九○至二九一）

    而实行这方法之先决条件，为智识分子回到乡间去。梁先生推想中国问题解决的步骤如下（页一九○）：

    （一）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

    （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记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

    （三）……在乡间人一面（受了智识分子的影响），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采弄，乐遇智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种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耳目，又系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

    （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软化威胁克服于我……

    以上所引都是很浑括、很抽象的。更具体的办法，我们似乎不能在书里找到。但梁先生对他人所采用的具体办法的批评却很值得注意。梁先生根本不赞成“慈善式”的乡村事业。看他对于职业教育社在昆山徐公桥所办的乡村事业的批评：

    诸位先生这般用精神，用气力来作，效果安得无有？……但以全国之大，数十万农村之多（职业教育社出版之《农村教育丛辑》，有每县三四十村、全国七八万农村的算法，殊为笑话，大约加三倍算，差不多了），以这般人才、钱财倒贴进去的作法，其人其钱将求之于那里？若说作完一处，再作一处，并希望别人闻风兴起，却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得那许久呢！这都且在其次，最要紧的是照此作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开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作农村改进运动时，所最感困难的问题：一就是村中无人，一就是村中无钱。要有点知识能力的人回到乡村工作，村中亦无钱养活他。即能养他了，亦无钱去办种种的事。照此徐公桥的作法：人是外面聘请来的，他的生活费是外面贴给的，办公所是外面贴钱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贴钱修筑的，教育事业亦是外面贴钱举办的。国难虽没有了，问题却并未解决————避开问题了。（页二六○）

    梁先生对于农村改革运动的难题，看得甚为清楚而周到，这可算是本书的最重要的贡献。我在篇首特别摘引那几句话（见本书页二八二）就是为此。关于这类困难，梁先生在批评山西村政时，列举了七项，说得尤为透澈（页二七九至二八八），可惜我在这里不能引入，只能提醒读者的注意。

    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梁先生在本书里实在不曾给予我们什么“好方法”。我很怀疑他到现在已经想出了什么“好方法”。而且，若坚持着他的期望和标准，我实在不能看出有什么“好方法”。

    让我们把他的难题放在更广大的背境。梁先生不是希望靠农村改革运动，在短时期内把中国起死回生，至少替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消灾救难吗？（“恐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得那许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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