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春天的预兆

文书写官方文件、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以及官员与其他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往复书简。公元前120年，汉朝名相公孙弘在表达对皇帝的悼念中抱怨称：“国家法令和法律无论表达得多么优雅、富有智慧，这些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官员无法理解的，更无法向人民做解释。”2

    因此，两千多年以来，文言文一直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文学瑰宝，文人阶层一直对其严加保护，将其用于科举考试，让学习经典和使用传统语言成为晋升的唯一渠道。

    1905年9月，科举被废除，普及写作的第一个主要障碍被打破，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但是，文言文仍然保留并成为书写和印刷的官方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论文《中华远古之文化》描述了对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调查————这是一部有关考古学的现代作品————但它的汉语译文却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是一篇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两千年前的文体，这种语言简洁、清晰、优雅，却是一种“死语言”。因此，尽管中国复兴晚于欧洲，却在这点上和欧洲处于相同的情况，广大人民无法理解和使用官方和文人的矫揉造作之语言。唯一的本质区别是，欧洲使用的是死去的拉丁语，是大多数国家借来的语言，而中国人使用的语言则直接属于本国文化。

    除了这种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的官方文体之外，数百年来，广大中国民众使用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通俗文学对此影响最大，主要是叙事文学。也许有人会说，通俗文学是在文学语言的流畅和优雅的冰层下流淌而出的。

    如今，为数不多的思想家和诗人已大胆地在冬天的冰层上切开了一个大洞，为中国精神生活的暖流涌动开辟了道路。

    这场文学革命的领袖是胡适博士，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诗歌、他的文学开创性，以及他令人灵感迸发的个性让他成为新青年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我对北京最美好的回忆与胡适息息相关。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他安静的小书房里，我们和几位朋友就时下的热门话题或流行的科学问题展开讨论。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毫不掩饰的怀疑主义，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辛辣的刻画，而胡适总能巧妙地为这样的描述再添上思想上的注解。

    胡适发表了两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率先对语言进行了改革，后者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上。他表示，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眼中，“通用于各种文学形式的真正国话”应该是广大民众所用的语言。

    胡适

    胡适取得非凡成就的秘诀，一方面是他具有出色的风格，另一方面，他的论点大胆而可靠，令人折服。

    下面的文字摘自胡适为外国民众所撰写的《中国的国语》（China's National Language），下面的场景阐释了他和朋友们开始改革运动时中国的语言状况：

    想象一下，近代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融入了一个统一的、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大帝国。这套语言体系一直持续了两千年，政治解体却只花了短短的两三个时期。更进一步，统一的公开考试要求考生掌握阅读和撰写恺撒、西塞罗和维吉尔讲话的能力，而且这套系统已经用了两千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族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德语）还有机会发展，终究也只能被当作当地方言，而拉丁语到今天则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他接着描述了欧洲民族语言如何从拉丁语的统治中的解放：托斯卡纳方言在意大利如何通过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杰作成为民族文学语言；在英国，英格兰中部方言之所以能成为标准语言，部分原因是因为乔叟和威克里夫用这种方言进行了创作，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巴黎的宫廷演说最后发展成了法语的文学语言。

    在简单回顾了众多汉语方言之后，他表示北方官话，也就是北京话，应该成为中国新的文学语言。

    北京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中心，其方言————北京话自然是北方方言中最杰出的代表。在所有方言中，北京话吸收了最多的蒙古语元素，迅速成为一门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语言，其发展方式与中国东南部保守的方言截然不同。

    我不知道像高本汉教授这样的语言学家对胡适的论断有什么意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为实现胡适提出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宣传。

    胡适继续描述通俗文学的发展史。公元最初6个世纪的佚名歌曲和民谣如此美丽，甚至被文学界接受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乐府诗集》（Old Song Collections）而闻名。

    通俗散文是由禅宗的佛教僧侣在9世纪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学形式发展之迅速，在10世纪和11世纪，已经有很多长篇文献和信件都由通俗散文写成。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对哲学作阐释，以至于宋代及以后的新儒家哲学家用它来保存重要的言论，并以此作为哲学讨论的媒介。这有助于赋予通俗散文形成良好的风格，成为散文文学建设中的重要一步。

    12世纪，女真鞑靼人统治了中国北方，后来蒙古人于1279年又统治了整个中国。当时，古典教育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北方的统治不利于古代经典学习。在蒙古人统治下，科举考试中断了将近八十年的时间（1237——1313年），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不变的传统。经典学习的重要性降低，为通俗文学自由和迅速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元杂剧应运而生，专门为人民而写，有些作家甚至来自社会底层。

    需要指导那些粗俗的中国人了解该国的伟大传统，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散文文学，称为“演义”，即通俗史。演义很快发展成历史小说，然后发展成各种小说。到了16世纪，四大奇书都已问世，3作者都是些不知名的作家，有些故事流传甚久，经过了很多集体和个人的修订。戏剧的兴起，特别是伟大小说作品的发展，让通俗文学在文学界地位有了显著提高。17世纪4中叶的一位伟大评论家宣称，没有文学作品可与《水浒传》相提并论。

    这些小说还规范了民族语言。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北部或中原方言写的，有趣的是，很多还是南方人写的，他们还是通过研究小说对当时的民族语言有了了解。

    胡适的作品颇具争议，掀起了一场短暂而热烈的争论。旧派文人认为他在破坏古老的文化瑰宝。年轻的学生、老师和作家们对这一新运动表示热切的欢迎。当时各种材料都需要合适的形式书写，以通俗“白话”为媒介的文学流派兴起了。因此，据说仅在1919年创刊的杂志就达到了四百多种。第二年，教育部规定白话文应从小学就开始教授，当局对此给予了部分认可。

    文言文仍在政府圈子中使用，但胡适所谓的通俗语言或“国语”已成为在旧知识分子阶层之外传播知识的媒介。毫无疑问，1919——1920年的文学革命对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意义远大于1911年的政治革命。

    学生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相互作用。1919年及以后，学生运动需要一种媒介来传播给广大人民，而原有的语言对此毫无用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恰好推出了“白话”，它非常适合学生用于宣传。1919年，学生们在与安福系和日本的角力中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白话文也经受住了重大考验。国语为中国的民族事业做出了贡献，新语言的地位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路边指路的苦力

    中国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于外，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势力威胁尚在，于内，内战仍在继续，对于希望为挽救祖国于水火之中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年轻学生来说，前路漫漫，困难重重。

    如今，我们瑞典的学生都身着优雅的服装，却很少有机会想起自己国家的风风雨雨，准备考试、欣赏爵士乐，优哉游哉，每到这时，我的思绪就又回到了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我认为，中国学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为他们生活在布满风暴和压力的时代，当麦秆被风吹倒，当扎根不深的树木倒下之时，只有强壮的飞鸟才敢努力振翅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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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此图应为北京西北郊寿安山南麓卧佛寺的琉璃牌坊。————译者注

    2．此语出自《史记·儒林列传》，原文为：“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编者注

    3．原文里此处是6世纪，应该是有误的。此处四部书约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按当前较为通行的说法，其中较晚的《金瓶梅》大概成书于16世纪末。————译者注

    4．同上注，原文有误。17世纪评论《水浒传》的评论家可能指的是金圣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