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春天的预兆

    军阀之间相互争斗、背叛、斡旋，农村遭到破坏，城市惨遭掠夺，农业人口锐减，而此时人民意识中的精神力量正在凝聚，一个人们期盼已久的新领域正在形成，尽管现在还未有明显迹象。

    宗教、社会和文学的复兴，预示着精神上的春天即将到来，尽管内部分歧依然存在，也没有阻挠新时代的降临。

    困难时期让强者走上了一线。忧强大深爱之祖国，愁古老文化之将倾，诸多文人志士放弃了日常工作，发起文学改革、宗教觉醒和社会实验，为人民做准备。特别值得注意，年轻人也在期盼着这场复兴。

    “必须做些什么”的想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回荡，中国的动荡时局和松散体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强烈冲动。

    尽管争议声不断，其中一些声音还非常刺耳，但人们的思想已然觉醒，旧式文体已不复存在，科举考试也已废除，年轻人站在新时代的大门口，寻找新的旗帜。

    宗教信仰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和许多西方人想象的不同，并非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它已经遗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过启发和敢于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这里照亮了人们的精神黑暗。

    一群女孩儿

    当今中国在拼命寻求精神支持，不仅在基督教传教士那里。

    “孔教”————先贤孔子有着两千年历史的道德教义，就处于争论旋涡的中心。许多近代思想家认为，孔子以其对祖先的崇拜和其权威的无限奉献以及对个人主动性的束缚，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文化过时的主要原因。然而，其他人也在尝试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曾想宣布孔教为中国国教，但没有成功。但是，新儒家的学者们并非毫无作为。北京的孔庙，计划开办孔子大学，军队中设置儒学导师，甚至阎锡山将军还在太原府设了“自省堂”，这位都督在他与世隔绝的理想环境中，亲自带头崇拜孔子————这些都证明了儒学这门中国古代学问的生命力。

    一处孔庙的前院1

    孔庙

    讲到这里，我们再看看新佛教，新佛教的领袖是来自浙江省天童寺的大和尚太虚。他努力使佛教与现代社会运动相结合。新的佛学宗派在浙江和江西等省份立足。在许多城市，旧庙宇重建，新庙宇兴建，佛教经文翻新，还有些杂志阐述了新运动的意义。

    1922年夏天，在太虚法师的主持下，江西省九江市附近的庐山牯岭召开了佛教领袖会议“世界佛教联合会”。会上，挪威传教士艾香德（K. L. Reichelt，1877——1952）就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发表讲话。

    在三大宗教中，地位最低也是最富迷信色彩的道教甚至也显示出了新的精神力量。道教的“道院”运动得到了发展。这是儒释道三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结合。

    除了这些大众信仰外，中国还有许多小教派，通常是为某些特殊目的而形成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社会思想，保护国家免遭腐朽的政府或充满敌意的外国人侵害，以及预防疾病，饥荒和洪水。许多优秀的基督教教徒都来自这些圈子，他们给人的印象大多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激进主义与宗教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在学生圈子中，激进主义正在迅速传播。

    易卜生和尼采以及后来的其他西方作家的著作广受欢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各种教义得到了讨论，所有传统真理都受到了质疑、讨论，重新评价。各种各样的反联合活动大行其道：反资本主义、反宗教、反家庭传统等都在其中。

    为了让学生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保持联系，北京成立了一个协会————讲学社，邀请各国最重要的学者来华讲学。

    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约翰·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北京住了一年，传播他关于社会和心理问题的激进思想。罗素研究会也随之成立，以罗素的思想为指导开展工作。德国心理学家汉斯·德里施是第三位被邀请的人。但最富诗意的还是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来华，每场讲学无不深受欢迎，高朋满座。他的演讲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他们都侧耳倾听，直到泰戈尔身体过度劳累不得不中断演讲方才罢休。

    1919年的时候，渴望获得国外知识的年轻学生，同时又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第一次有机会将祖国大地从外国篡夺者手中解放出来。

    今年春天，从欧洲传来消息，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当时在北京有一个亲日派，隶属于所谓的安福党，成员通过接受日本的国家贷款获得了好处，并将许多中国最宝贵的国家资源拿去担保作为回报。

    当巴黎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传到北京时，人民愤慨的情绪爆发了。5月4日上午，代表33家机构的一万五千名学生游行穿过街道，首先前往使馆区请愿，遭到拒绝后，队伍转头前往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被认为是安福系日本人的走狗。曹汝霖此时正与另外两名“叛徒”————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东京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坐在一起。曹、陆二人成功地通过后门遁逃，三个人中罪责最轻的章宗祥却被严厉地处理了。曹家府邸赵家楼也被烧。

    政府试图惩罚学生，但随后在校长和教师的支持下，各校宣布了总罢课。学生的下一步是一系列的街头演讲，每百米街道分配一个学生，抗议日本人和安福系。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学生们也开始了类似的示威。事已至此，政府决定逮捕参与者，一千人被软禁在大学宿舍里，由警察看管。但是到了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宿舍，要求警方告知被捕同学的命运。警察试图将他们赶走，但到了傍晚，上百名学生背上了睡衣，准备睡在宿舍前面的空旷的广场上。警察对学生的行为不知所措，在与政府进行了电话沟通后，最终释放了被软禁的学生。这次示威游行后，被认为责任最大的三位安福系部长被迫辞职。

    学生运动的首要目标得以完成，随后继续展开，商人阶层也加入其中。尽管损失惨重，商贩还是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威胁到了日本在华贸易，导致日方认为有必要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抵制日货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抵制对象的并非所有日本商品，而是“劣质”商品。

    中国民众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得到了必要的道义支持，从而拒绝签署使日本获得德国原先在山东的特权的“和平”条约。中国代表的拒绝也促使了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

    1919年，中国学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从那以后，学生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一旦有针对中国的行动发生，全国学生圈子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外国人也终于有机会了解到这一切了。这从本书《上海的五卅惨案》一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然，学生运动绝非无可指责。近年来，学生常常对他们的校长或一些不受欢迎的教授发动罢课，但我却认为作为学生最好的方式还是安静地学习，同时，这些学生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究竟是否契合也值得考量。很容易理解，这些学生血气方刚，对国家之不幸感到绝望，但是中国人的天性温和中庸，似乎能找到其他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办法。

    在他们的所有行动中，学生已成为中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尽管学生运动不成熟、缺乏大局观，但其理想主义的动机，与督察长的专断和职业政客的阴谋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的趋势主要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反对外国的侵略和被认为是叛徒的国家领导人的卖国行为。但是科学研究和社会调查也为中国精神生活中的这一新现象打下了烙印。自1917年以来，出现了广泛而多样的期刊文学，部分创作于特殊社团或其他协会的组织。这些期刊的形式现代，涉猎广泛，尤其专注文学、社会和科学。

    学生们迫切希望在面对特殊诱惑时能够增强人们的精神抵抗力，他们将精力转向大众启蒙运动，尤其是向社会底层的文盲们传授一些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知识。在简化字书写过程中，人们做了各种实验，比如开设“千字文”等课程。学生和教师在业余时间为工人、人力车夫和其他渴望学习书面语基础的人免费授课。

    学生间的这种多样运动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如果不了解自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及其对近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深远影响，就很难理解个中缘由。

    直到最近，中国官方在特殊的情况下仍在使用我们如今已经鲜有使用的文言文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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