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饥荒与鸦片

于虚弱和饥饿的人。

    在陕西的大都市省会西安府，1929年10月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外国的饥荒救援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只给那些看起来还算强壮的能够挨过整个冬天的人发放食物。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给所有的人，救援人员不得不承认，拿宝贵的粮食去帮助那些虚弱、生病或者残疾的人只能是一场徒劳，那些人的生命顶多只能持续几天或者几周。

    尽管面对的是如此凄惨的情境，但在比克内尔上校的报告中，红十字委员会还是勇敢地建议，不要给中国的饥荒难民提供任何援助。这个建议是在一篇曾经公开印刷的、关于中国动荡局势异常简明而深刻的摘要结尾处提出来的。这自然招来了所有的曾经年复一年地设想中国将在一个稳定政府的统治之下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多愁善感者与空想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作为结果，比克内尔上校的报告立刻变成了一份最为重要的政治文件，一段时期，给了人们迫使南京当局采取某些切实的努力，去逐步改善现况甚至促使国内冲突得以停止，以便让中国在世界面前多少能够保留些“面子”的希望。

    但遗憾的是在报告公布半年后，中国南京政府几乎没有为自己的饥民做任何事情，而国内的和平前景依然渺茫。未来访问中国的调查委员会也许会发觉，他们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当然，一部分美国人也将会因此而比过去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

    “不要尝试一次就把中国全部的真相都告诉美国人民”，一位极其精明的远东事务评论员建议道，“第一，他们不会相信你。第二，他们的胃口实在太虚弱了，根本不适合你奉上的新闻大餐。”

    红十字会的报告虽然引起了大多数中国媒体和所有政客的不满，但却因及时、大胆的报道，而受到了大多数外国在华媒体的欢迎。南京政权使用了许多不当的措辞谴责美国红十字会，但他们自己又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驳斥红十字会发现的种种真相。最后认为这份报告是帝国主义者不希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这份报告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撕掉了南京政府宣传部门试图掩盖中国真实情况而编造的一切谎言。

    一本中国人编辑主办的期刊充满勇气地加以评论道：“中国人无法否认美国红十字会报告中所展示的那些不光彩情况，报告中提到了外国的援助之所以没有被批准是由于中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府，军阀、盗匪的横行勒索，还有涸泽而渔的赋税。”

    “如果这份报告能够敦促中国政府投入精力，以改善目前的政治局势并采取有力行动来缓解饥荒，而不是耗费数百万财富，来进行鸡零狗碎只为一己私利的内战。那么，人们所期盼的就不仅是减少多年来对饥荒的恐惧，而且还包括提升全中国人民的士气。”

    虽然有一些中国报纸谴责该报告是“冒失无礼”的，但没有谁可以否认所述情况的真实性。上海发行的《中国时报》坦率地承认：“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军阀一如既往的暴虐专制，我们的盗匪依然猖獗，没有法律依据但却严苛的税赋依然多如牛毛，我们的民生疲敝和财政枯竭依然如故。总之，国内的情势反复无常、矛盾重重，在刚才列举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已经改进过了吗？”

    在中国一个与饥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是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广泛吸食，这显然与政府的默许态度分不开，甚至可以说就是官方公开纵容甚至鼓励的结果。

    吸食毒品不仅让那些瘾君子变得一贫如洗，并因此而降低了数万人的实际需求曲线，而且如此之多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收割鸦片，事实上也减少了农村粮食的总产量，这成为许多地方引发饥荒的直接原因。

    正如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样，鸦片泛滥的症结最终也指向了军事独裁的制度。当军阀所课征的税赋，高到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窘迫的农民就开始种植罂粟了。甚至有些地区的土地不得不按照军阀指定的比例种植罂粟，并因此而不得不支付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更高的赋税。

    在近现代的中国虽然从来没有真正根除过鸦片，但曾经一度对它的毒害有过比较好的控制。而现如今中国鸦片的生产即使没有超过以往，至少也已经达到这个国家从前的种植规模了。

    几年前，很多地区唯利是图的农民，冒险将罂粟与粮食隔一行间一行地交替种植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行政官员来调查并且强令铲除罂粟花，农民仍然能够留下一半的粮食作物。

    1930年，许多地区的整座山谷当中都种植着罂粟。在安徽省罂粟的毒害尤为严重。官方“围剿”的举措在征收了那些种植鸦片的村庄每英亩土地200块大洋的税费后就戛然而止了。只要充当“清剿代理人”士兵们没有把收获物全部没收走（然后出售），即使如此之高的税赋还是给农民们留下了巨大的利润。

    当中国政府在日内瓦或者其他的国际场合，被谴责应当对目前国内大量人口的毒品成瘾负有责任时，尽管其辩护者会大声地以不实之词抗议其他国家，但真相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偶然地呈现在官方的报告当中。

    例如，1929年9月总部设在汉口的湖北省财政厅在其官方收入报告中显示，湖北当月的税收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鸦片。该省当月总收入大约是300万银圆，其中，酒和烟草的税收为5万，盐税为5万，印花税为6万，鸦片税则将近200万。

    1929年9月，当湖北省政府拼命从民众身上压榨资金的时候，汉口24个最大的鸦片交易商经过商议后决定，一年中每月缴纳13万大洋来联合垄断当地的鸦片贸易，以此来换取不受腐败官员“敲诈勒索”的保证。据当地发行的一份曾冒失地批评官场的中国报纸《武汉报》报道：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商贾之外，仅汉口一地还有714家已知的“烟馆”在公开地向公众售卖鸦片。

    在遥远西部的四川省其鸦片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这些鸦片要想到达汉口、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其他大城市，必须通过长江上的咽喉水道。1929年9月，上海的中国媒体大胆地披露，这种毒品运输方式事实上产生了巨额的税收收入。

    受到点名指责的鸦片清剿局位于长江咽喉水道下游的宜昌市，它是由军事长官所任命的文职官员在士兵的协助下开展工作的。一时之间，士兵和文职官员对四川来的所有货物都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是，当那些被发现的鸦片，以目前批发价（每石约等于133磅）缴纳了或者现金，或者实物的750块银圆的税款之后，它们被允许继续上路了。那些被鸦片清剿局没收的鸦片也并没有被销毁，而同样是卖到了长江下游地区。

    在偏远的贵州省常常会见到满载着鸦片的毛驴车队，这种运输方式事实上受到官方的保护，这可以从长期以来省里的军队一直押运有利可图的毒品车辆以防止土匪抢劫得到证实。在贵州的大多数城市，“大烟店”都明目张胆地悬挂着醒目的标识，它们知道除了税吏的到访不会有任何官方的干预。

    从中国南部的广东地区到靠近东北与西伯利亚边界的松花江河岸，罂粟都是公开种植的，而在中国各地鸦片交易产生的一系列税收，合计起来则必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种植罂粟的农民需要支付特别的税款；当种子销售之后需要交纳税款；生产加工鸦片的人需要交纳新的官税；批发商必须缴纳重税；经营大烟馆的人需要每月为他经营场所当中的每一杆烟枪支付特殊的税款；最后不幸的瘾君子们通常也会隔三岔五地被处以罚款。

    直到1930年初都在担任香港总督的塞西尔·克莱蒙蒂先生曾在公共场合宣布：“如果中国停止种植鸦片，那么吸食鸦片之风就有望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刹住。”这番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国内罂粟的种植，毒品鸦片的价格就会飙升到很高，只有富人才能继续为吸食鸦片的习惯买单。

    对于出生在这个时代遭遇不幸的数亿中国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自己的官员不仅不能把他们从冻饿而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反而制造了种种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难以理解的恶政和内战的状况。然后，为了继续他们毫无意义的争斗，又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而使其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