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财务、军队和铁路

    中国糟糕的财政与其铁路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作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命脉，中国铁路运营的状况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恶化。而铁路运营的好坏又与遣散中国各派军阀的部队紧密相关，因为这些军阀的大部分收入均来自他们各自控制的铁路。为了不停地榨取巨额资金他们不惜将各条铁道线路分而治之。

    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说是今天中国政府圈子里最有能力的人了。他一再警告中国各派系的领导人，除非他们停止战争并着手解散其庞大的军队，否则将会令中国陷入破产的境地。但与此同时，战争却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一场接着一场进行着。财政部长必须进行抉择：或者继续为军事目的而寻找资金，或者退隐江湖，从而让另一个人承担起为南京政府维持其统治而寻找必需资金的重任。

    在1928年6月上旬，国民党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于6月30日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会议。财政部长在会议上以大无畏的勇气对时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陈述。中国在1911年的时候拥有军队40万人，到1922年已经扩大到120万人，而到1928年的时候，除了勉力支撑着必需的84个军以外，还有18个独立师和21个独立旅，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人。要养活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根据充足的预算每年军费开支总额高达6.42亿银圆，但实际的现金支出他估计大约为3.6亿银圆。

    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5亿银圆，在结清国内外的贷款债务后将只能剩下3亿银圆。这样，在没有给民生和教育分配任何资金的情况下，政府还面临着6000万银圆的直接财政赤字。要想改变这种窘迫的境况，除非有一个大幅度削减军队并立即执行的一揽子编遣计划。

    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一次编遣会议，除了东北的军阀是派出代表出席，其他所有的主要军阀都悉数到场。在这次会议上，一项将军队人数减少到71.5万人，保留下来的65个师每个师的人数最多不能超过11000名士兵的编遣计划被各方所接受。如此规模的武装力量其军费预算就可以控制在1.92亿银圆以内。

    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实施了军队的编遣工作，那么中国可能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生效执行。在会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内战的烽烟就再次燃起，到1930年3月，中国军队的人数估计膨胀到了大约250万人。

    1930年3月初，财政部长发布了南京政府从1928年7月到1929年7月期间的详细财务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为4.3444亿银圆，其中用于军事开支的就高达2.09536亿银圆，偿还债务1.21318亿银圆，只有很少的余额可以用于各类杂项账户和所有的民事与行政服务开支。

    收入表显示4.3444亿银圆的总收入当中，有1.00144亿银圆来自出售债券、国库券、贷款和透支。为了建立中央银行不得不借入2000万银圆的资本以弥补亏空。

    部长的这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南京政府被迫为三场主要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而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海关税收外，它实际上只控制着中国22个省份中5个省份的收入。

    当然，军费支出的2.09536亿银圆并不包括各省用于军事目的的巨额支出，也不包括在这个特定年份里，各派系在内战中投入的任何一笔钱。

    财政部长进而向参加编遣会议的诸位将军们提出，中国如进一步发生内战可能面临风险的警告。他宣称：只有熬过“饥荒和自我牺牲”的时期，领袖才有希望把国家带上发展的正途。他还说到必须结束以9.5%的利率借入资金的行为。“必须认识到，寄希望于国外借款以应对当前的开支困难是极不明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许多过期的外国债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他说，如果继续以国家之名借贷将置“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进而指出，如果任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不仅不可能实施任何教育或复兴的计划，而且人民也不会再忍受这些额外的税收负担。

    如今，对于中国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外债和内债的整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据美国凯默尔委员会财政专家的最终估计，其范围在25亿到30.43亿银圆之间。这个数字或许是基本准确的。

    我们也无法设想，如果国家治理得很好，如果税收及其收益得到了妥善的管理，中国的收入可能会达到多少。

    以1927年的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为例。官方的报告显示，这个省的面积约为11.5万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为3400万。而当年各种来源的税收收入只有9344615银圆。

    尽管直隶省政府的年收入仅为9344615银圆，而其中用于军事目的的花费就高达7000000银圆，但它全年从老百姓那里搜刮的税收总额却超过了2亿银圆。举例来说，当年其土地税收入就超过了3500万银圆，但只有580万银圆的资金进入了省里的金库。

    在中国的许多省份，类似的“压榨”和腐败情形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它们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共和国”的19年里，它们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财政部长一直勇敢而努力地试图结束在中国几乎普遍存在的“税款包征”这一古老而又邪恶的制度，但收效甚微。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已正式命令财政部废除这一制度；但对资金持续迫切的需求、根深蒂固的习俗和特权使得改革工作进展缓慢、举步维艰。

    这种给人民带来巨大困苦的“税款包征”制度是按照下述方式来运行的。假设某个地区在未来的6个月里给定的税收通常是1.5万银圆。政府将接下来这半年时间里在此地征税的权力“发包”或整体出卖给一个出高价者，或者一个中意的有权势的人。对政府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立即就可以获得1.2万银圆的税款，并且还节省了一大笔征收的成本。而那些获得征收税款权力的人担心一旦爆发新的叛乱并推翻授权给他的政府，那自己垫付的资金就打了水漂。为了能把自己垫付的钱赶紧收回来，他们总不免自己设定税率，税外加税，横征暴敛，把能搜刮到的钱都拿到手，对那些无力偿付的人毫无怜悯之情。因此，上述地区被强制征收的税款可能高达3万银圆，远不止向政府正常交纳的1.5万银圆。

    1929年5月，南京政府发布了根据当时金银交易汇率计价的中国征税的统计数据，当以4亿人口为基数进行核算时，中国不仅人均税收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人均国债也非常低。

    将这张表格转换为中国的标准货币墨西哥银圆，每年人均税收的对比情况如下：

    当然，这个表格只包括了在中国征收的所谓法定国家税收，而没有将难以计数的地方税和各地军事和民政部门突发奇想的特殊税费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无法预料的军事需求：食品、燃料、牲畜、马车、手推车、被褥以及服装等这些百姓不堪其扰又必须缴纳的物资计算在内。

    下面的表格是一些国家人均国家债务的数字：

    如果仅仅看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经济非常繁荣，而且表明中国政府发行的应该是金边债券。但当人们想到美国红十字会报告陈述的“中国的贫困就如同无边的海洋”，并且意识到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块墨西哥银圆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完整的。

    自从1929年5月金融报告编制以来，由于国际银价下跌，中国的相对地位极大地恶化。当编纂这些报表的时候，以黄金计价的100美元可以兑换大约230块银圆。但到1930年3月中旬，中国得花大约288块银圆才能兑换到100美元。

    白银价格的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银圆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中国物价的大幅上涨，特别是所有进口到中国的商品。美国制造的鞋子，1929年10月的价格为28银圆，到1930年1月底价格不低于35银圆。烟草、各种服装、机器设备、汽车，还有成千上万中国因没有工厂而无法生产的东西————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在飞涨。

    上海国际清算银行因为银价不断下跌，银子没有市场，所以手头上积压了超过2亿的银圆，这一情况使得中国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对应，所有的外国租界里贵金属都已经堆积如山，而内陆城市和省份则正遭遇着银荒。

    银圆堆积是因为财富始终在寻求安全的避险之地。身处中国的金融专家宣称，大量银圆和金条银条堆积储藏在外国人控制的相对安全的城市，是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存在着持续内战、官员敲诈勒索、没收财产、抢劫和普通贸易瘫痪的风险，这些对金钱来说是相伴而来的组合风险。

    除了中国人试图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之外，1929年间在中国先后发生了八次不同的内战或叛乱，而1930年的前景不过是这些悲剧的再次上演。

    这种近乎无休无止的国内冲突自然使得商业陷入凋敝，甚至连原本就发展不足的铁路系统也瘫痪了，所有可用的中国轮船都被重复征用，国家的前景变得如此无法预料。因而，商人和银行家们都尽可能地避免对未来做出任何承诺。

    通常，上海金库里存放的两亿银圆当中应当有一半以上在国家内部进行流通，但如今谁愿意在遭受军事包围、强盗袭击的各个城市当中持有这些方便携带的财富呢？

    另一个驱使大量财富流入受外国炮艇或军队保护地区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一再采取行动没收民众的大量财产。1929年就发生过这样一起臭名昭著的充公案例，因为它的标的物是死于1916年的一个人的财产，而理由则是说这个人曾在被1911年革命赶下台的满清政府中任职并依靠官方的“压榨”而累积起了财富。

    遍布全国各地的省、市国民党委员会已经形成了把商业、地产，甚至政治对手的房子都称为“敌人财产”的习惯，并且在没有进一步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就没收这些财产。

    令人憎恶的行为变得如此明目张胆，因此导致了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域难以抑制的不满。1929年12月，南京政府曾发布一道命令，党内的地方委员会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不得再将“敌人的财产”进行“随意任性的罚没”。但这一纸命令，就像许多其他来自南京的命令一样，意图虽好，但不幸的是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使其在中国少数地区之外去推行。

    1929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家经济会议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施容博士提交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并郑重提醒国家领导人说：如果内战不能马上停止，政局无法迅速补救，中国即将面临解体的切实威胁。

    施博士首先引用的统计数据说明：尽管中国的战争和饥荒正以危险的速度增长，但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不是4亿，而是更接近于4亿7千万。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人民理应拥有更加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然而，农业、矿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被忽视，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在减少。他援引多个内陆省份种植水稻和小麦越来越少而种植更有利可图的罂粟越来越多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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