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财务、军队和铁路

多的例子，说明国家的粮食供应大大减少了。

    随后，施博士将证明上述情况的详细数据提交给了会议。排除所有的奢侈品在外，中国进口了价值4亿银圆的“必需食品”，并连续12个月里进口了棉花、棉制品、丝绸、羊毛、亚麻、皮革等4亿银圆的商品。中国丝绸的出口并不能平衡这种支出，因为它只能占到进口服装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

    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是处于忙于生产活动并有偿付能力的和平状态，那这些数据就无须令人感、到不安。但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它继续被内战所撕裂，毁灭的速度比它创造的速度更快，每年军队的数量都在扩大，每年海盗和土匪的数量都在成千上万地增加。人口继续膨胀。当税赋永远是涨了又涨，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会不断地减少。

    尽管存在这些悲惨的状况，但如果它能有几年免于内战并有机会在一个诚信而卓有能力的政府管理之下，中国将可能会以神奇的速度恢复经济。

    在内战的浪潮席卷过去之后，满目疮痍的地区和被摧毁的城市就会以令人惊叹的方式“百废俱兴”，如果混乱局面结束，整个国家很快就会蒸蒸日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人民大众，具有卓越经商能力的商人阶层，睿智的银行家，这些都是中国具有的宝贵财富。今天中国的奇迹不是被四分五裂、几近破产和遭受大面积饥荒的折磨，而是中国人民在难以想象的糟糕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并设法将国家维持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平环境下的中国将以世界上其他地区感到震惊的速度恢复繁荣，并使大多数欧洲国家战后缓慢的恢复速度相形见绌。中国老百姓的复兴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在偏远地区得到展现，只要那里能有一到两年的仁慈统治。但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在仁慈的省长或军阀统治下而变得繁荣的省或者州县，都会被周边贪婪的长官盯上，很快就会遭遇攻击并被劫掠得片瓦不留。

    1929年12月10日，由爱迪文·W.凯默勒领导的美国凯默尔金融专家委员会的17名专家，向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恢复中国经济必要措施的详细报告。该委员会为了编制这个报告整整辛苦工作了一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公共信贷、税收、铁路财务、关税及关税政策、预算、货币、银行、会计和财政控制、储蓄和信贷等各个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这份英文报告的出版被一再推迟，直到它被完全翻译成中文，而这项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卷。该委员会向中国提交的报告遵循了凯默尔委员会在其他国家成功实施的计划。平实易懂而简短的法律规章被仔细地加以界定，还为每一项提议的法律规章都详尽地撰写了这项条款将如何影响国家，如何最方便执行的说明，以及对报告中提出的每一项法律规章与其他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尽管中国的货币流通采用银本位制，但中国原本却是一个“铜币国家”，因为铜币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换的主要媒介。尽管如此，凯默尔委员会还是建议如果秩序能从今天的金融混乱中恢复过来，中国必须采用金本位制。

    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漏洞百出的大杂烩。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并养肥了成千上万的货币兑换商店。

    例如，上海的商业团体不得不周旋于两种货币标准————银两和银圆之间，与金元相比两者价值都有波动。虽然银两不以银币形式存在，也不以纸币形式存在，但上海的大多数公司都有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是银两，另一个是银圆。按照惯例，租金是用银两计价的，建筑合同是用银两计价的，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登录他们的账单也是用银两计价的，直到1930年初，所有的海关费用都是用银两支付的。一两银子通常比1.40银圆的含银量稍少。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银两也有其他的价值标准，上海的一元纸钞极少能够兑换为广东、汉口、天津，或者北京的等额钞票。

    银圆就像铜币一样在中国各地流通，但一个城市发行的10分、20分硬币却可能被另一个城市的黄包车夫轻蔑地加以拒绝，甚至酒店的服务生也是除了他们本地的银钱之外，拒绝其他形式货币的小费。小额的银币在一些城市里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当地采用面值10分、20分非常破旧和肮脏的纸币来进行交易，但这些纸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使在本省另一个邻近的城市里使用时通常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10分、20分的银币都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使得局势更加复杂，10分的银币并不等于1银圆的1/10。一般来说，一块银圆可以兑换13个10分的银币，或者6个20分的银币再加1个10分的银币。但在同一个城市，流通中有很多10分钱的纸币参与交易，它们被人们确认为面值是1银圆的十分之一。

    如果一个上海商人开启一趟从山东到东北的旅行，再经天津、北京和汉口，顺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他将会因货币兑换而损失一大笔钱。他将不得不因为到访青岛、济南府而换购山东纸币，因为到访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而使用日元；因为到访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地区而兑换哈尔滨纸币，因为到天津、北京、汉口而分别兑换成天津、北京、汉口的纸币。

    普通老百姓也因汇率波动而蒙受巨大损失。以一名用人或苦力为例，他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到10块银圆的平均工资，但他购买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铜板。某个月，如果白银的价格很高，他的一块银圆可能换得380个铜板。但几个月之后，他的一块银圆在交易所里换到的铜板可能不会超过250个。

    假设或真的内战已经结束了，显然任何一个在中国建立的真正稳定的权威机构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许多成色低、价值不确定且经常波动的地方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并采用一种全国各地具有相同购买力的稳定货币。

    但这是一项相当于废除欧洲各国所有货币的任务，并且要建立起涵盖从最北端的挪威到最南端的意大利的统一货币体系，并在相当于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这样广袤的地域采用统一的钞票。

    焦躁而没有耐心地对待中国只不过是愚蠢或无知的证明，因为中国很不幸，在无比漫长的边境线之内，她没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或训练的人来应对这些问题。但是，面对那些迄今为止低估了他们所面临任务，希望通过发布几道措辞华丽的命令就可以改变大陆地区面貌的中国领导人，这种焦虑不安或许是合乎情理的。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确信这些命令的颁布是进步的标志时，焦虑不安已经完全合乎情理了。

    如果中国拥有10万英里的铁路，并能够使它保持稳定有序的运营，从而结束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孤立状态，那么她的许多困难可能会有尽快解决的希望。但目前中国的铁路只有7000英里，而且交通从未从扰乱中获得过安全与通畅，要么是因为一些桀骜不驯的将军随意地截断线路，要么是因为一些“忠诚的”将军要占有所有可以控制的铁路车辆。另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将军们截留了各自控制铁路大部分收益的做法，使得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偿还债券的利息，甚至无法对铁路车辆和路基进行必要的维护。

    目前，中国政府国有铁路部门的总负债超过了5.5亿元，而大部分的债券在清偿利息和基金费用方面都遇到了发生拖欠的问题。

    在和平与比较安定的年代，中国铁路根据其总收入的增长情况曾规划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例如，从1915年到1924年，国有铁路的总收入从5600万元跃升至1.25亿元，年均增幅达到9.3%。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铁路运输持续恶化以及它们被军阀所垄断和毁坏的情势导致贸易陷于瘫痪，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其后果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那些有铁路存在的地区，都迅速地回到了使用两轮手推车和驱使驴或骆驼队作为运输系统的时代。

    例如，1928年秋天，控制北京到奉天铁路长城以南大部分路段的将军专横地在其士兵“守卫”的200英里铁路上征收了每吨12元的新“税”。这项税收叠加在以前收费和征税的基础之上，使得40吨货物运送200英里的费用高达680元。与此同时，他的一位竞争对手，在其控制的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上，对所有经过他控制地盘运送的商品征收了30%的“军事附加税”。

    裙带关系和低效率的结合使铁路员工人浮于事，中国每英里铁路平均需要18.5个人，而美国每英里铁路平均只需要7.7个人。

    铁路系统瘫痪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可以被1929年至1930年那个冬天中国北方煤炭的价格形势很好地加以说明。北京西边的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在山西煤炭开采的成本是每吨1.5元。但是，由于铁路在那个冬天被武装力量所控制和垄断，实际上到达北京的山西煤只能是依靠蒙古骆驼背上的驮筐，或者是小毛驴拉着走过崎岖道路的两轮车。由于这种缓慢而成本昂贵的运输方式，几百英里以外开采的煤炭运到北京每吨的售价已经高达16元或者更高。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1930年1月的河南省郑州市，那里是南北方向京汉铁路与东西方向陇海铁路的交会点。一个由各派将领们参加的著名会议正在那里举行。

    在郑州召开的这个将军会议持续了两周时间，很多火车就停在了铁路的侧线上，火车被将军们以及他们的随员、政治顾问、妻妾、情妇作为了起居的处所。在整个会议期间，有50辆铁路机车停在了郑州，它们唯一的用处是被用来产生蒸汽以使官方专列保持舒适的温度。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京汉铁路从郑州往北到北京方向超过250英里的交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一辆水箱漏水的火车机头偶尔会拖着不供暖气的三等列车沿着这条线路来回运行，但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时间表。为了给漏了的锅炉补水以便储存蒸汽而导致了频繁的停车，所以通常只需要8小时就能走完的路要用20个小时才能走完。有一次在20个小时的旅途结束以后，从火车上抬出了三名乘客的尸体。他们衣衫单薄地躺在车厢冰冷的钢铁地板上，而车窗的玻璃也没有一块是完好的，他们在旅途中被活活冻死了。

    正如在中国的生活成本随着国家一步步接近完全的毁灭而越来越高一样，铁路旅行的成本也会随着铁路的实际解体而增加。

    1919年，从上海到北京头等舱单程的票价为56.05元，整个旅程仅需38小时。今天，当火车运行的时候，单程头等舱的票价是90.15元，而由于铁轨、枕木和路基的状况是如此糟糕，列车运行的时间也延长到了52个小时，开得快点儿就可能车毁人亡。

    南京的领导人在试图纠正这些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坚持，既令人惊叹，也值得赞扬。

    相应地，财政部长也完成了看似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几个案例中，他已经恢复了利息支付，甚至还为长期拖欠的债券保留了储备资金。他恢复了已经崩溃的盐税征收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秩序。他不仅维持了自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所有政府发行的国内债券的利息支付，而且收回了绝大部分国内发行的债券。他还在废除厘金，和废除阻碍中国异地之间商品自由流通的运输税征收站取得了一些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