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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盖乌斯 克劳狄乌斯 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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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50年，贤吞并龟兹之后，龟兹民大反，后归入匈奴。在战乱之中，者劳和宿迁身亡 (94) 。脱离了莎车的龟兹国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地，各条主要道路皆交会于此 (95) 。该地控制了进出天山北部地区和乌孙国的道路，同时也成为经于阗和莎车过塔克拉玛干道路的北端终点，更是那条有名的北道在吐鲁番和喀什之间的中间站。对贤王来说，失去龟兹也就等于失去了对北道的控制和对西去东来商旅的课税。不过这个莎车王并未与匈奴争夺龟兹，而是转而控制贸易，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大宛国王。约在公元50年，贤率军过葱岭进入费尔干纳。以大宛王焉留“贡税日减”为名，将他废除，并指派拘弥王桥塞提当大宛王。但当贤的军队刚由费尔干纳撤回，康居即向新上任的国王桥塞提进攻。桥塞提只在大宛呆了一年多，便被驱逐逃回莎车。贤于是只得又派焉留回去做王，但要他“贡献如常”。
贤王在公元33～51年从事战争（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的同时，帕西亚相应地也发生了动乱（据塔西图的记叙）。贤在喀什的第二次战争之后，便发生了帕西亚在公元34年对亚美尼亚的入侵。以后，贤于公元41～公元51年向塔里木扩张，随之戈塔塞斯和瓦当斯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使公元41～公元46年的帕西亚陷入无治的状态。公元46年后，反戈塔塞斯的战火燃起，直至公元51年他死去为止。贤王入侵大宛（公元50年）及康居反贤战争之后，公元51～54年在伊伯利亚和帕西亚之间爆发了争夺亚美尼亚的战争，而且最后导致了罗马的干涉。
喀什噶尔、大夏、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事态 公元54～63年
约在公元56年，贤王攻取了于阗 (96) 。公元56年，羌人之乱又起，直至公元59年方被平定 (97) 。公元60年，于阗民众起而反贤，经两战败之。而匈奴却抓住机会在龟兹等国招集了一支军队进攻莎车，但未能占取贤的都城。公元61年，莎车的部分头人与于阗新王广德合谋，他们在内接应，而广德率三十万大军向莎车进攻。后乘谈判之机，将贤抓获处死。匈奴获悉此事后，再次从北道诸国中招兵，围攻于阗，迫使于阗归顺并按年缴纳贡赋。
丘就却在北兴都库什山建政之后，立即“侵安息（帕西亚）、取高附、征达及乾陀罗（Gandhara）”。这些地方的征服是以贡多法尼斯的灭亡为代价的 (98) 。约在公元60年，丘就却死，其子威玛·卡德菲西斯（Wima Kadphises，即阎膏珍）继位 (99) 。这位二世国王，完成了他父亲的征服西北印度的大业，时间约在公元64年 (100) 。于是贵霜便控制了经由喀布尔的印度商路和经由莎车的中国商路 (101) 。
公元55年，正当丘就却向贡多法尼斯进伐时（当年贤王攻于阗），贡多法尼斯支持一个觊觎王位的代理人 (102) 去推翻沃罗吉斯一世，并攫取希尔卡尼亚。这个人的冒险虽然成功了，但并未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为希尔卡尼亚人立即起来反对这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此人从公元58年7月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和帕西亚的争端于公元54年结束。沃罗吉斯一世派梯里代茨担任亚美尼亚总督。其后，尼禄派多米西亚斯·柯布罗去幼发拉底前线。可是柯布罗自从公元55年任司令官起，直到公元57年，一直干戈未动。这一期间的平静无事是很值得深加探究的。如果看到有证据说明以下几点，即：一、丘就却与罗马有着友善关系；二、丘就却正在和贡多法尼斯作战；三、那个不知名的篡位者为贡多法尼斯夺取了希尔卡尼亚。那么，就不难知道，当沃罗吉斯一世力拒这个篡位者时，他实际上是和丘就却一起反对贡多法尼斯。而罗马方面对沃罗吉斯的战争亦有助于减轻夺取希尔卡尼亚的那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的压力。而他之所以未能在希尔卡尼亚露面，与丘就却的战绩有很大的关系。而从柯布罗公元57年底进攻亚美尼亚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希尔卡尼亚当时已经占了优势。不过沃罗吉斯并没有按原先估计的那样转而西进以助梯里代茨去支援受到柯布罗攻击的亚美尼亚王国。当罗马任命的亚美尼亚王梯格兰侵入阿狄亚宾时，柯布罗才放弃了夺回希尔卡尼亚的计划。公元57～60年间，柯布罗在亚美尼亚大获全胜，接着当上了叙利亚总督。公元61年，和莎车国的情况一样，在西方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沃罗吉斯一世击败梯格兰。公元62年，他迫使派图斯投降。不过公元63年，柯布罗很容易地就实现了和平。
塔西图大书特书的幼发拉底前线的战事使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黯然失色，因而公元55～61年间发生的事件中，贤王的活动几乎没有可注意之处。但他的死倒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正如匈奴（公元16年）重新控制喀什地区后亚美尼亚的动乱（公元18年）也随之结束了一样，贤在公元61年被推翻之后，匈奴再度入主西域，这时（公元63年）亚美尼亚的战争也戛然而止。
观察与评论
在莎车王贤的时期，喀什和帕西亚的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并非什么异常现象，公元前60～前58年间和公元前6～公元18年间的事态也有类似的联系。有关公元33～63年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关于中国的突厥还是关于伊朗，都有大量可靠的史料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该时期喀什噶尔发生的战争导致了大夏、帕西亚和幼发拉底前线的动乱。
从亚洲地图上去考察受喀什地区战争影响的地区，就会确信以下这一事实：动乱的产生完全取决于由长安通往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安提俄克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断变迁 (103) 。如果说，在这条横贯欧亚的丝路上塔里木（西域各绿洲国家）沿途上发生的战争，每每导致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冲突，那么很明显，这些冲突恰恰和贸易阻断的时间吻合。丝路是远东和地中海西欧各地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而帕西亚的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境的商路而来。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由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旅的正常经营。反之，这条通向远东的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扰和阻滞，都会导致足以动摇帕西亚王位的大动荡。
经过对公元34年帕西亚进攻亚美尼亚诸先导事件的探讨可以看出，欧洲的蛮族暴乱与幼发拉底河前线的动荡政局不无相关。而亚美尼亚和帕西亚的战事和动乱，并非受制于罗马，而是取决于汉朝的政局、匈奴的活动或是莎车王贤对塔里木沿线丝路的争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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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R．罗斯伯劳：《苏埃托尼亚斯之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记评注》（费城，1920年）。T．S．杰洛姆：《盖乌斯史论》，载于其《罗马史研究论集》，（纽约，1923年），381～421页。M．P．查尔斯沃思：《卡里古拉之传统》，载于CHJ，第4期（1933年），105～119页。J．P．V．巴尔斯登：《论盖乌斯之治》，载于JRS，第24卷（1934年），13～24页，以及《盖乌斯皇帝》（牛津，1934年）。
(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吉叶：《米特拉达悌》（33），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214～2215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0～751页。
(3)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1～3，54～68页。考尔：《阿塔班努斯》（7），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295～1296页。
(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12节之2；第六十章，第8节之2。关于米特拉达悌的历史，见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5～598页，601～603页，611页。在RECA中，可见以下文章：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第三卷（1899年），782～783页；斯坦因：《吉佩皮瑞丝》，载于第七卷（1910年），1227～1228页；吉叶：《米特拉达悌》（16），载于第十五卷（1932年），2206～2207页。
吉佩皮瑞丝的铸币造于公元37（或公元38）年及公元38（或公元39）年，米特拉达悌的全名铸币造于公元39（或公元40）年至公元41（或公元42）年。见闵斯书，604页。
(5) 苏埃托尼亚斯：《卡里古拉》，第43～48节，第51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21～22节，第25节之1～3。
(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页。
关于瓦当斯与戈塔塞斯之间的冲突，见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23～128页。沃维克·洛思：《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第四十五至四十八章。斯坦因：《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4～1683页。J．C．柯亚吉：《戈塔塞斯王朝（帕西亚史之一章）》，载于JASB，第28卷（1933年），207～224页。J．G．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4～755页。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225～228页。
(7) 伽赫斯：《克劳狄乌斯》，256页，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778～2839页。费勒罗：《克劳狄乌斯》，载于DER，第二卷（1900年），290～303页。A．P．波尔：《塞尼伽对克劳狄乌斯神灵化的讽刺》（纽约，1902年）。阿尔纳尔多·摩米格里亚诺：《克劳狄乌斯大帝及其功绩》，W．D．霍伽思译（牛津，1934年）。
(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
(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9节。
(1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73页。
(1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2。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6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2页。关于公元42年的情况，见于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2页。
(1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7。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24节之3。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49节。普鲁塔克前揭书之《伽尔巴》篇，第3节。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19～23节，第30节之1～2。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17节，第27节之3；《韦斯巴芗》，第4节之1～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13节；《历史》，第三章，第44节。又参见R．G．柯林伍德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90～802页，史料见988～989页。
(1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
(15)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密执安，1935年），227页。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28节之7，第32节之4A（皮特鲁斯·帕特里西亚斯）。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
(17) 公元44年或公元45年之说，见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3页。公元46年之说，见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3页。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9节。
(1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7节。
(1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1节。又见M．I．罗斯托夫译夫：《蓬塔斯、比塞尼亚及博斯普鲁斯》，载于ABSA，第22期（1916年～1918年），15～17页。C．T．塞尔特曼：《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治下的比塞尼亚行政状况》，载于《古钱币年鉴》，第5集（1928年），101～103页。
(20) 亚瑟·斯坦因：《罗马对色雷斯省份的占领》（萨拉热窝，1920年），1～3页。冷克：《色雷克》，载于RECA，第六卷（1936年），452页。
(2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62～63节。
(22) 普林尼前揭书，第四章，第80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4页。书中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卡尔比人（由西向东）穿越帕西亚并在贝萨拉比亚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居住领地的侵略性结果。
贾齐格人迁徙的时间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在公元50年间，他们还是蒂萨河上游地区的新居民。参见布兰迪斯：《达西亚》，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52～1953页；伍立斯：《贾齐格人》，第九卷（1914年），1189～1191页；特雷德勒：《贾齐格人》，增补本，第六卷（1935年），126～127页。
(23)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21页。克雷奇默尔：《萨尔马特人》，载于RECA，第二集，第一卷（1920年），2545页。
(2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6～17节。约翰内斯·克洛泽：《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罗马人统治的国家》（波兰，布雷斯劳，1934年），52页。
(2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8～20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0节之4～6。克洛泽前揭书，43页。
(2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1～38节；其《历史》，第三章，第45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有关的年代，见唐纳德·阿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亚的诸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2页。关于奥斯托里亚斯战役，见R．G．柯灵伍德文：《弗斯人》，载于JRS，第14期（1924年），252～256页。
(2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6节。亦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3节之3c。
(2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
(2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0～14节。斯坦因文：《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9页。
(3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9～30节。塔西图说：“这片富饶的国土，遭受瓦尼亚斯长达三十年的掠夺和搜刮，它使瓦尼亚斯变得更加富有。”富兰克文：《马可曼尼》，载于RECA，第14节（1930年），1617页。
(31) 赫尔门杜里人对罗马帝国甚为“忠诚”，并享有与奥古斯都、温德里柯鲁姆进行贸易的特权，见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41节。在维比留斯的统治下，赫尔门杜里人达到了繁荣的顶点，见豪格文：《赫尔门杜里》，载于RECA，第八卷（1912年），907页。
(3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7～28节。
(3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8～40节；第十四章，第29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
(3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4节。约瑟夫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74页。
(3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4～51节。公元52年，在陶鲁斯山区的西塔人发动起义，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55节。公元36年也曾发生过西塔人的动乱，见《编年史》第十一章，第41节。
(3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节。
(37) 关于尼禄时期帕西亚及亚美尼亚的事务，尤其是亚美尼亚战争，参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9节及第34～41节，第十四章第23～26节，第十五章第1～8节及第24～31节；又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9～26节。
其他参考文献还有：亨利·佛诺文：《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尼禄去世这一时期罗马与帕西亚和亚美尼亚之关系》，载于其《论塔西图的〈编年史〉》第二卷（牛津，1891年），96～126页。B．W．亨德森：《公元51～63年亚美尼亚战争年表》，载于《古籍研究丛刊》第15期（1901年），159～165页，204～213页，266～274页。亦可见《语言学报》，第28期（1903年），99～121页，271～286页及其《尼禄皇帝之生平及其统治》（伦敦，1903年）。
(38) 关于特拉布松，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9节。
关于切森内苏斯，见布兰迪斯文：《切森内苏斯》（20），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269页。E．H．闵斯在《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的522～523页中指出，切森内苏斯的铸币，自公元46年至54年间都有发现，但在维斯巴芗执政期间却是空白。
关于提拉斯，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447页。
(3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7节。此冒充者可能便是“瓦当斯的儿子”，故无其本人的称号。
(40)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4节之2，91页。
(41) 有关此新希尔卡尼亚国，见凯斯灵文：《希尔卡尼亚》，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508页。
(4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4～41节。
(4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3～26节。
(4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1～18节。
(4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6节。
(4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24～31节。
(4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六章，第23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3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三章，第1～7节。正式由尼禄册封则是公元66年的事。
(48)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599、611页。
(49) 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年代在碑刻中未予记载，这也便成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课题。
(5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7节。
(5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4节；艾姆文：《弗里西》，载于RECA，第七卷（1910年），106页。
(5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5～56节。
(5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节；《阿格里柯拉》，第14节。
(5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39节。《阿格里柯拉》，第14～1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12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8节，其中提到“尼禄甚至考虑要从不列颠撤兵”。
(55) 见RECA以下各文：亨兹：《布迪卡》，载于第三卷（1899年），797页。胡布纳：《不列颠》，载于第三卷（1899年），871页。哈瓦费尔德：《艾塞尼》，载于第九卷（1914年），821页。霍尔：《多米西亚斯》（29），载于增补本第三卷（1918年），373页。麦克当纳：《伦敦》，载于第十三卷（1927年），1397页。米尔特纳：《苏埃托尼亚斯》（3），载于专辑第四卷（1931年），592页。另又见R．E．M．维勒：《公元60年的伦敦》，皇家历史文物委员会：《罗马时期之伦敦》（伦敦，1928年），27～32页。
(56) 波莱摩“放弃”了他的王国。苏埃托尼亚斯之《尼禄》第18节有记载。
(57)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6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三章，第8节之1。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40节。
塔西图指出这次征伐是针对阿尔巴尼人的。但蒙森在其《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册）（伦敦，1909年）62页注1中指出：这次出征“不可能是针对阿尔巴尼人”。又见李特灵：《莱吉奥》，载于RECA，第十二卷（1924年），1259～1260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77、883～884页。蒙森的设论得到罗斯托夫特译夫的进一步肯定，罗氏在其《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书中第117页中指出：“尼禄的计划是向阿兰人的中心地带北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并指出“尼禄的意图似乎是在博斯普鲁斯王国将其力量集中，以使此地成为罗马的省份，继而进一步攻打萨尔马特人的军队”。
(58)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79节，第三章，第24节。塔西图说，罗克索兰尼人穿着由铁板或生牛皮拼制成的盔甲。有关此种甲胄，见伯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陶俑》第一卷（芝加哥，1914年，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丛刊，第十三卷），220～222页。
(59)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22节之1a。
(60) B．W．亨德森：《罗马帝国的内战与反叛》（伦敦，1908年）。E．G．哈迪：《普鲁塔克、塔西图和苏埃托尼亚斯论伽尔巴与奥扎》，载于其《罗马史研究》，第一卷（伦敦，1910年，第二版），294～333页；同上书第二卷载文：《四帝之年》（伦敦，1909年，第一版），130～268页。
E．A．弗里曼：《几位弗雷维安·恺撒》，载于其《历史文集》第二集（伦敦，1873年），307～339页。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州，1901年）。维南德文：《弗雷维亚斯》（206），（20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23～2695页，2695～27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帝王：韦斯巴芗、提图斯、多密喜安、涅尔瓦、图拉真》（剑桥，1927年）。
(61) 塔西图在《历史》第二章第82节中说，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韦斯巴芗向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派出使节，“以避免在军团参与内战之时后方空虚而遭到攻击”。沃罗吉斯应承韦斯巴芗派出四万骑兵支援罗马，见于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51节，及苏埃托尼亚斯：《韦斯巴西亚努斯》，第6节之4。
(62)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7～48节。
(63)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4)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5)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5节，第21节。
(66)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第四章，第12～37节，54～79节，85～86节；第五章，第14～2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3节之3。更为详细之文献，可见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四卷（巴黎，1913年），199～222页。
(67)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4～45节。
(68) 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140～141页。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2～23页。E．H．帕克文：《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
有关“都护”之职，见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2卷，第8期（1907年）。另见斯坦因文：《都护治所》，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790～797页。
(69) 据《后汉书》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第21页。另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页注释1。格鲁特：《西域》，47～48页。
关于塔里木地区的交通，见M．S．贝尔文：《由北京至噶什的中亚大商道》，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费尔南德·格里纳尔德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载于J．L．D．德林斯：《中亚腹地之商队研究》，第三卷（巴黎，1898年），212～223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9～535页。斯坦因：《中亚腹地之地理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载于《地理研究》，第65期（1925年），377～403页，473～501页，及《古代中亚道路》（伦敦，1933年）。欧文·拉梯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载于《地理研究》，第72期（1928年），497～531页。
(70) 见斯文·海定：《葱岭》，载于《南吐蕃研究》，第八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3～88页。葱岭乃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对塔里木盆地以西通往西方诸国的山道之称呼。
有关喀什噶尔以西之道路，参见海定：《穿越亚洲》第一卷（纽约，1899年），126～142页，及其《中亚与吐蕃》，第一卷（伦敦，1903年），14～39页，《南吐蕃研究》，第九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1～85页。斯坦因：《亚洲腹地》，847～851页。另见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麻省，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17、27页。
(71) 关于这两条大商道，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9～170页。亦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1、39页；格鲁特：《西域》，47～48页，92页。
(72)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1页，167～168页。
在W．W．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的329～330页及334～335页中，作者认为，公元58年塞王莫依斯在耶鲁姆河（即阿姆河）被击败，同年塞族的罽宾地区总督被驱逐，以上事件均发生在阿敏塔斯领导的一次希腊人起义之后。
(73) 羌人于公元前62～前60年间爆发过骚乱，有关这两次事件，参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35～140页，167～168页。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437页。格鲁特：《西域》，197～199页，201～220页。又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6页之注8。斯坦因：《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30～1131页。
(74) 贺拉斯：《歌集》，第三卷，第29节之26～28。此处“塔纳斯河”系锡尔河，见赫曼·舒茨所编之版本（柏林，1889年），252页。
(75)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60～561页，701页，但发生的年代却有不同说法。
有关赫马尤斯的生平，见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339～343页，349～350页，473页。在论及赫马尤斯事迹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公元前25年即赫氏消失之后，中国政府恢复了与罽宾的关系。
(7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
(77) 关于王莽在南部地区的活动，参见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13期（1912年），459～461页。
(78) 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0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3页注释1；另见528、556页。格鲁特：《西域》，177～178页。亦见斯坦因：《亚洲腹地》，571～572页。
(79)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0～111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格鲁特：《西域》，179～180页。
(80)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2页。另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242页；格鲁特：《西域》，181～182页。
(81)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6～580页。恩斯特·赫兹费尔德：《伊朗古代史》（伦敦，不列颠科学院，1935年），61～66页。
(82) 对于王莽业绩之评价，参见胡适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载于JNCB，第59期（1928年），218～230页。
(83) 威利文：《西羌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7～438页。
(84) 卡尔·阿伦特文：《中国古代王朝编年史》，载于MSOS，第3期（1900年），71～72页。
(85)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9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1922年），659～660页。
(86) 沙畹：《东汉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157、196～19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59～660页。
关于莎车的历史，见E．H．帕克：《莎车》，载于AQR，第3卷，第21期（1906年），22～35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6～204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86～88页。
(87)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0页。
关于鄯善的历史，见乔治·马卡特尼：《中国古籍中有关楼兰（鄯善）古国之史料》，载于《地理杂志》，第21期（1903年），260～265页。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533页注。斯坦因：《罗布、鄯善及楼兰史料》，载于《北印度》，318～345页。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莱比锡，1931年）。
(88) 以上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7～198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1～663页。
(89) 关于库车的历史，见帕克：《古代城国库车》，载于AQR，第3卷，第32期（1911年），141～166页。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803～807页。
(9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8～20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3～664页。
（译者注：《后汉书·西域传》载：“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南西北自在也。’”）
(9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及该页注1。此王国情况未明，其地理位置也不详，沙畹仅粗略地作过一些分析。另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第2章，113页。
(9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9～192页。亦见W．W．塔恩：《塞琉古——帕西亚研究》，载于PBA，1930年，108页。另见伯特霍德·劳费尔：《月氏或印度——西徐亚之语言》（芝加哥，1917年），6～7页。
(93) 在大量关于贵霜王国的史料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有关文学、钱币学和铭文的研究，它们记录了丘就却和伽腻色伽年代的资料。尽管在具体年代上学者们尚有分歧，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丘就却一世于公元50年前就占领了喀布尔地区，威玛·卡德菲西斯（即阎膏珍）于公元64年前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而伽腻色伽则在公元78年开始了他的统治。
(94) 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公元46～55年间一系列事件的具体年代，资料中未详细记录，但较明确的是，贤于公元46年攻克库车，他占领于阗的时间约在公元22年至公元55年的后期。在上述期间，他还出征阿姆河，“若干年后”丢失库车，接着又进占了大宛。
(95) 斯坦因：《亚洲腹地》，805～806页。
(96) 亦即公元25～55年这一期间之末。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页。关于公元60～61年间之事件，见171～172页，201～204页。
有关于阗的历史，见阿贝尔·雷姆萨：《于阗城市史》（巴黎，1820年）。A．F．R．霍尔勒文：《不列颠中亚文物馆藏（于阗）之印中铸币》，载于《印度文物》，第28期（1899年），46～56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174页。斯坦因：《于阗史论》，载于其《古代于阗》，151～184页。F．W．汤玛斯：《古代于阗之语言》，载于《小亚细亚》第2期（1925年），251～271页。
(97)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1～442页。
(98) V．A．史密斯：《印度上古史》（第3版，牛津，1914年），230～235页。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剑桥，1922年），562、576～581页，583页。
(99)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583～585页，703页。但这一说法所遇到的困难是，《后汉书》中记载的是威玛·卡德菲西斯（阎膏珍）“再一次”征服了印度（《后汉书·西域传》：阎膏珍“复灭天竺”————译者注），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2页。
(100) 卡德菲西斯一世、二世均建都于巴尔赫，二世（阎膏珍）委派一名将领为他统治印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8页注，192、193页。
(101) 月氏部落征服中亚开辟了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商道。丘就却在征服喀布尔之后，即仿效晚年奥古斯都发行自己的铸币，亦曾推出与提比略时期（公元14～38年）相似的铸币。见文森特·史密斯：《印度上古史》，254页。E．H．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剑桥，1928年），296～302页。
(102) 这个代理人可能便是瓦当斯。
(103) 这条路线已被学术界广泛描述过，这一事实使得对此路线的存在与使用进行讨论变得没有必要。有关文献参见本书末所附参考文献总目。
约公元50年，贤吞并龟兹之后，龟兹民大反，后归入匈奴。在战乱之中，者劳和宿迁身亡 (94) 。脱离了莎车的龟兹国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地，各条主要道路皆交会于此 (95) 。该地控制了进出天山北部地区和乌孙国的道路，同时也成为经于阗和莎车过塔克拉玛干道路的北端终点，更是那条有名的北道在吐鲁番和喀什之间的中间站。对贤王来说，失去龟兹也就等于失去了对北道的控制和对西去东来商旅的课税。不过这个莎车王并未与匈奴争夺龟兹，而是转而控制贸易，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大宛国王。约在公元50年，贤率军过葱岭进入费尔干纳。以大宛王焉留“贡税日减”为名，将他废除，并指派拘弥王桥塞提当大宛王。但当贤的军队刚由费尔干纳撤回，康居即向新上任的国王桥塞提进攻。桥塞提只在大宛呆了一年多，便被驱逐逃回莎车。贤于是只得又派焉留回去做王，但要他“贡献如常”。
贤王在公元33～51年从事战争（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的同时，帕西亚相应地也发生了动乱（据塔西图的记叙）。贤在喀什的第二次战争之后，便发生了帕西亚在公元34年对亚美尼亚的入侵。以后，贤于公元41～公元51年向塔里木扩张，随之戈塔塞斯和瓦当斯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使公元41～公元46年的帕西亚陷入无治的状态。公元46年后，反戈塔塞斯的战火燃起，直至公元51年他死去为止。贤王入侵大宛（公元50年）及康居反贤战争之后，公元51～54年在伊伯利亚和帕西亚之间爆发了争夺亚美尼亚的战争，而且最后导致了罗马的干涉。
喀什噶尔、大夏、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事态 公元54～63年
约在公元56年，贤王攻取了于阗 (96) 。公元56年，羌人之乱又起，直至公元59年方被平定 (97) 。公元60年，于阗民众起而反贤，经两战败之。而匈奴却抓住机会在龟兹等国招集了一支军队进攻莎车，但未能占取贤的都城。公元61年，莎车的部分头人与于阗新王广德合谋，他们在内接应，而广德率三十万大军向莎车进攻。后乘谈判之机，将贤抓获处死。匈奴获悉此事后，再次从北道诸国中招兵，围攻于阗，迫使于阗归顺并按年缴纳贡赋。
丘就却在北兴都库什山建政之后，立即“侵安息（帕西亚）、取高附、征达及乾陀罗（Gandhara）”。这些地方的征服是以贡多法尼斯的灭亡为代价的 (98) 。约在公元60年，丘就却死，其子威玛·卡德菲西斯（Wima Kadphises，即阎膏珍）继位 (99) 。这位二世国王，完成了他父亲的征服西北印度的大业，时间约在公元64年 (100) 。于是贵霜便控制了经由喀布尔的印度商路和经由莎车的中国商路 (101) 。
公元55年，正当丘就却向贡多法尼斯进伐时（当年贤王攻于阗），贡多法尼斯支持一个觊觎王位的代理人 (102) 去推翻沃罗吉斯一世，并攫取希尔卡尼亚。这个人的冒险虽然成功了，但并未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为希尔卡尼亚人立即起来反对这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此人从公元58年7月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和帕西亚的争端于公元54年结束。沃罗吉斯一世派梯里代茨担任亚美尼亚总督。其后，尼禄派多米西亚斯·柯布罗去幼发拉底前线。可是柯布罗自从公元55年任司令官起，直到公元57年，一直干戈未动。这一期间的平静无事是很值得深加探究的。如果看到有证据说明以下几点，即：一、丘就却与罗马有着友善关系；二、丘就却正在和贡多法尼斯作战；三、那个不知名的篡位者为贡多法尼斯夺取了希尔卡尼亚。那么，就不难知道，当沃罗吉斯一世力拒这个篡位者时，他实际上是和丘就却一起反对贡多法尼斯。而罗马方面对沃罗吉斯的战争亦有助于减轻夺取希尔卡尼亚的那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的压力。而他之所以未能在希尔卡尼亚露面，与丘就却的战绩有很大的关系。而从柯布罗公元57年底进攻亚美尼亚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希尔卡尼亚当时已经占了优势。不过沃罗吉斯并没有按原先估计的那样转而西进以助梯里代茨去支援受到柯布罗攻击的亚美尼亚王国。当罗马任命的亚美尼亚王梯格兰侵入阿狄亚宾时，柯布罗才放弃了夺回希尔卡尼亚的计划。公元57～60年间，柯布罗在亚美尼亚大获全胜，接着当上了叙利亚总督。公元61年，和莎车国的情况一样，在西方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沃罗吉斯一世击败梯格兰。公元62年，他迫使派图斯投降。不过公元63年，柯布罗很容易地就实现了和平。
塔西图大书特书的幼发拉底前线的战事使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黯然失色，因而公元55～61年间发生的事件中，贤王的活动几乎没有可注意之处。但他的死倒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正如匈奴（公元16年）重新控制喀什地区后亚美尼亚的动乱（公元18年）也随之结束了一样，贤在公元61年被推翻之后，匈奴再度入主西域，这时（公元63年）亚美尼亚的战争也戛然而止。
观察与评论
在莎车王贤的时期，喀什和帕西亚的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并非什么异常现象，公元前60～前58年间和公元前6～公元18年间的事态也有类似的联系。有关公元33～63年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关于中国的突厥还是关于伊朗，都有大量可靠的史料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该时期喀什噶尔发生的战争导致了大夏、帕西亚和幼发拉底前线的动乱。
从亚洲地图上去考察受喀什地区战争影响的地区，就会确信以下这一事实：动乱的产生完全取决于由长安通往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安提俄克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断变迁 (103) 。如果说，在这条横贯欧亚的丝路上塔里木（西域各绿洲国家）沿途上发生的战争，每每导致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冲突，那么很明显，这些冲突恰恰和贸易阻断的时间吻合。丝路是远东和地中海西欧各地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而帕西亚的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境的商路而来。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由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旅的正常经营。反之，这条通向远东的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扰和阻滞，都会导致足以动摇帕西亚王位的大动荡。
经过对公元34年帕西亚进攻亚美尼亚诸先导事件的探讨可以看出，欧洲的蛮族暴乱与幼发拉底河前线的动荡政局不无相关。而亚美尼亚和帕西亚的战事和动乱，并非受制于罗马，而是取决于汉朝的政局、匈奴的活动或是莎车王贤对塔里木沿线丝路的争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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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R．罗斯伯劳：《苏埃托尼亚斯之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记评注》（费城，1920年）。T．S．杰洛姆：《盖乌斯史论》，载于其《罗马史研究论集》，（纽约，1923年），381～421页。M．P．查尔斯沃思：《卡里古拉之传统》，载于CHJ，第4期（1933年），105～119页。J．P．V．巴尔斯登：《论盖乌斯之治》，载于JRS，第24卷（1934年），13～24页，以及《盖乌斯皇帝》（牛津，1934年）。
(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吉叶：《米特拉达悌》（33），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214～2215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0～751页。
(3)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1～3，54～68页。考尔：《阿塔班努斯》（7），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295～1296页。
(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12节之2；第六十章，第8节之2。关于米特拉达悌的历史，见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5～598页，601～603页，611页。在RECA中，可见以下文章：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第三卷（1899年），782～783页；斯坦因：《吉佩皮瑞丝》，载于第七卷（1910年），1227～1228页；吉叶：《米特拉达悌》（16），载于第十五卷（1932年），2206～2207页。
吉佩皮瑞丝的铸币造于公元37（或公元38）年及公元38（或公元39）年，米特拉达悌的全名铸币造于公元39（或公元40）年至公元41（或公元42）年。见闵斯书，604页。
(5) 苏埃托尼亚斯：《卡里古拉》，第43～48节，第51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21～22节，第25节之1～3。
(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页。
关于瓦当斯与戈塔塞斯之间的冲突，见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23～128页。沃维克·洛思：《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第四十五至四十八章。斯坦因：《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4～1683页。J．C．柯亚吉：《戈塔塞斯王朝（帕西亚史之一章）》，载于JASB，第28卷（1933年），207～224页。J．G．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4～755页。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225～228页。
(7) 伽赫斯：《克劳狄乌斯》，256页，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778～2839页。费勒罗：《克劳狄乌斯》，载于DER，第二卷（1900年），290～303页。A．P．波尔：《塞尼伽对克劳狄乌斯神灵化的讽刺》（纽约，1902年）。阿尔纳尔多·摩米格里亚诺：《克劳狄乌斯大帝及其功绩》，W．D．霍伽思译（牛津，1934年）。
(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
(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9节。
(1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73页。
(1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2。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6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2页。关于公元42年的情况，见于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2页。
(1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7。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24节之3。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49节。普鲁塔克前揭书之《伽尔巴》篇，第3节。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19～23节，第30节之1～2。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17节，第27节之3；《韦斯巴芗》，第4节之1～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13节；《历史》，第三章，第44节。又参见R．G．柯林伍德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90～802页，史料见988～989页。
(1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
(15)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密执安，1935年），227页。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28节之7，第32节之4A（皮特鲁斯·帕特里西亚斯）。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
(17) 公元44年或公元45年之说，见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3页。公元46年之说，见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3页。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9节。
(1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7节。
(1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1节。又见M．I．罗斯托夫译夫：《蓬塔斯、比塞尼亚及博斯普鲁斯》，载于ABSA，第22期（1916年～1918年），15～17页。C．T．塞尔特曼：《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治下的比塞尼亚行政状况》，载于《古钱币年鉴》，第5集（1928年），101～103页。
(20) 亚瑟·斯坦因：《罗马对色雷斯省份的占领》（萨拉热窝，1920年），1～3页。冷克：《色雷克》，载于RECA，第六卷（1936年），452页。
(2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62～63节。
(22) 普林尼前揭书，第四章，第80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4页。书中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卡尔比人（由西向东）穿越帕西亚并在贝萨拉比亚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居住领地的侵略性结果。
贾齐格人迁徙的时间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在公元50年间，他们还是蒂萨河上游地区的新居民。参见布兰迪斯：《达西亚》，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52～1953页；伍立斯：《贾齐格人》，第九卷（1914年），1189～1191页；特雷德勒：《贾齐格人》，增补本，第六卷（1935年），126～127页。
(23)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21页。克雷奇默尔：《萨尔马特人》，载于RECA，第二集，第一卷（1920年），2545页。
(2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6～17节。约翰内斯·克洛泽：《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罗马人统治的国家》（波兰，布雷斯劳，1934年），52页。
(2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8～20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0节之4～6。克洛泽前揭书，43页。
(2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1～38节；其《历史》，第三章，第45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有关的年代，见唐纳德·阿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亚的诸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2页。关于奥斯托里亚斯战役，见R．G．柯灵伍德文：《弗斯人》，载于JRS，第14期（1924年），252～256页。
(2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6节。亦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3节之3c。
(2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
(2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0～14节。斯坦因文：《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9页。
(3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9～30节。塔西图说：“这片富饶的国土，遭受瓦尼亚斯长达三十年的掠夺和搜刮，它使瓦尼亚斯变得更加富有。”富兰克文：《马可曼尼》，载于RECA，第14节（1930年），1617页。
(31) 赫尔门杜里人对罗马帝国甚为“忠诚”，并享有与奥古斯都、温德里柯鲁姆进行贸易的特权，见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41节。在维比留斯的统治下，赫尔门杜里人达到了繁荣的顶点，见豪格文：《赫尔门杜里》，载于RECA，第八卷（1912年），907页。
(3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7～28节。
(3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8～40节；第十四章，第29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
(3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4节。约瑟夫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74页。
(3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4～51节。公元52年，在陶鲁斯山区的西塔人发动起义，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55节。公元36年也曾发生过西塔人的动乱，见《编年史》第十一章，第41节。
(3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节。
(37) 关于尼禄时期帕西亚及亚美尼亚的事务，尤其是亚美尼亚战争，参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9节及第34～41节，第十四章第23～26节，第十五章第1～8节及第24～31节；又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9～26节。
其他参考文献还有：亨利·佛诺文：《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尼禄去世这一时期罗马与帕西亚和亚美尼亚之关系》，载于其《论塔西图的〈编年史〉》第二卷（牛津，1891年），96～126页。B．W．亨德森：《公元51～63年亚美尼亚战争年表》，载于《古籍研究丛刊》第15期（1901年），159～165页，204～213页，266～274页。亦可见《语言学报》，第28期（1903年），99～121页，271～286页及其《尼禄皇帝之生平及其统治》（伦敦，1903年）。
(38) 关于特拉布松，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9节。
关于切森内苏斯，见布兰迪斯文：《切森内苏斯》（20），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269页。E．H．闵斯在《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的522～523页中指出，切森内苏斯的铸币，自公元46年至54年间都有发现，但在维斯巴芗执政期间却是空白。
关于提拉斯，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447页。
(3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7节。此冒充者可能便是“瓦当斯的儿子”，故无其本人的称号。
(40)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4节之2，91页。
(41) 有关此新希尔卡尼亚国，见凯斯灵文：《希尔卡尼亚》，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508页。
(4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4～41节。
(4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3～26节。
(4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1～18节。
(4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6节。
(4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24～31节。
(4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六章，第23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3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三章，第1～7节。正式由尼禄册封则是公元66年的事。
(48)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599、611页。
(49) 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年代在碑刻中未予记载，这也便成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课题。
(5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7节。
(5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4节；艾姆文：《弗里西》，载于RECA，第七卷（1910年），106页。
(5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5～56节。
(5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节；《阿格里柯拉》，第14节。
(5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39节。《阿格里柯拉》，第14～1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12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8节，其中提到“尼禄甚至考虑要从不列颠撤兵”。
(55) 见RECA以下各文：亨兹：《布迪卡》，载于第三卷（1899年），797页。胡布纳：《不列颠》，载于第三卷（1899年），871页。哈瓦费尔德：《艾塞尼》，载于第九卷（1914年），821页。霍尔：《多米西亚斯》（29），载于增补本第三卷（1918年），373页。麦克当纳：《伦敦》，载于第十三卷（1927年），1397页。米尔特纳：《苏埃托尼亚斯》（3），载于专辑第四卷（1931年），592页。另又见R．E．M．维勒：《公元60年的伦敦》，皇家历史文物委员会：《罗马时期之伦敦》（伦敦，1928年），27～32页。
(56) 波莱摩“放弃”了他的王国。苏埃托尼亚斯之《尼禄》第18节有记载。
(57)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6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三章，第8节之1。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40节。
塔西图指出这次征伐是针对阿尔巴尼人的。但蒙森在其《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册）（伦敦，1909年）62页注1中指出：这次出征“不可能是针对阿尔巴尼人”。又见李特灵：《莱吉奥》，载于RECA，第十二卷（1924年），1259～1260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77、883～884页。蒙森的设论得到罗斯托夫特译夫的进一步肯定，罗氏在其《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书中第117页中指出：“尼禄的计划是向阿兰人的中心地带北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并指出“尼禄的意图似乎是在博斯普鲁斯王国将其力量集中，以使此地成为罗马的省份，继而进一步攻打萨尔马特人的军队”。
(58)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79节，第三章，第24节。塔西图说，罗克索兰尼人穿着由铁板或生牛皮拼制成的盔甲。有关此种甲胄，见伯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陶俑》第一卷（芝加哥，1914年，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丛刊，第十三卷），220～222页。
(59)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22节之1a。
(60) B．W．亨德森：《罗马帝国的内战与反叛》（伦敦，1908年）。E．G．哈迪：《普鲁塔克、塔西图和苏埃托尼亚斯论伽尔巴与奥扎》，载于其《罗马史研究》，第一卷（伦敦，1910年，第二版），294～333页；同上书第二卷载文：《四帝之年》（伦敦，1909年，第一版），130～268页。
E．A．弗里曼：《几位弗雷维安·恺撒》，载于其《历史文集》第二集（伦敦，1873年），307～339页。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州，1901年）。维南德文：《弗雷维亚斯》（206），（20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23～2695页，2695～27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帝王：韦斯巴芗、提图斯、多密喜安、涅尔瓦、图拉真》（剑桥，1927年）。
(61) 塔西图在《历史》第二章第82节中说，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韦斯巴芗向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派出使节，“以避免在军团参与内战之时后方空虚而遭到攻击”。沃罗吉斯应承韦斯巴芗派出四万骑兵支援罗马，见于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51节，及苏埃托尼亚斯：《韦斯巴西亚努斯》，第6节之4。
(62)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7～48节。
(63)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4)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5)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5节，第21节。
(66)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第四章，第12～37节，54～79节，85～86节；第五章，第14～2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3节之3。更为详细之文献，可见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四卷（巴黎，1913年），199～222页。
(67)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4～45节。
(68) 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140～141页。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2～23页。E．H．帕克文：《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
有关“都护”之职，见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2卷，第8期（1907年）。另见斯坦因文：《都护治所》，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790～797页。
(69) 据《后汉书》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第21页。另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页注释1。格鲁特：《西域》，47～48页。
关于塔里木地区的交通，见M．S．贝尔文：《由北京至噶什的中亚大商道》，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费尔南德·格里纳尔德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载于J．L．D．德林斯：《中亚腹地之商队研究》，第三卷（巴黎，1898年），212～223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9～535页。斯坦因：《中亚腹地之地理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载于《地理研究》，第65期（1925年），377～403页，473～501页，及《古代中亚道路》（伦敦，1933年）。欧文·拉梯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载于《地理研究》，第72期（1928年），497～531页。
(70) 见斯文·海定：《葱岭》，载于《南吐蕃研究》，第八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3～88页。葱岭乃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对塔里木盆地以西通往西方诸国的山道之称呼。
有关喀什噶尔以西之道路，参见海定：《穿越亚洲》第一卷（纽约，1899年），126～142页，及其《中亚与吐蕃》，第一卷（伦敦，1903年），14～39页，《南吐蕃研究》，第九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1～85页。斯坦因：《亚洲腹地》，847～851页。另见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麻省，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17、27页。
(71) 关于这两条大商道，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9～170页。亦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1、39页；格鲁特：《西域》，47～48页，92页。
(72)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1页，167～168页。
在W．W．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的329～330页及334～335页中，作者认为，公元58年塞王莫依斯在耶鲁姆河（即阿姆河）被击败，同年塞族的罽宾地区总督被驱逐，以上事件均发生在阿敏塔斯领导的一次希腊人起义之后。
(73) 羌人于公元前62～前60年间爆发过骚乱，有关这两次事件，参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35～140页，167～168页。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437页。格鲁特：《西域》，197～199页，201～220页。又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6页之注8。斯坦因：《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30～1131页。
(74) 贺拉斯：《歌集》，第三卷，第29节之26～28。此处“塔纳斯河”系锡尔河，见赫曼·舒茨所编之版本（柏林，1889年），252页。
(75)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60～561页，701页，但发生的年代却有不同说法。
有关赫马尤斯的生平，见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339～343页，349～350页，473页。在论及赫马尤斯事迹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公元前25年即赫氏消失之后，中国政府恢复了与罽宾的关系。
(7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
(77) 关于王莽在南部地区的活动，参见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13期（1912年），459～461页。
(78) 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0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3页注释1；另见528、556页。格鲁特：《西域》，177～178页。亦见斯坦因：《亚洲腹地》，571～572页。
(79)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0～111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格鲁特：《西域》，179～180页。
(80)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2页。另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242页；格鲁特：《西域》，181～182页。
(81)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6～580页。恩斯特·赫兹费尔德：《伊朗古代史》（伦敦，不列颠科学院，1935年），61～66页。
(82) 对于王莽业绩之评价，参见胡适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载于JNCB，第59期（1928年），218～230页。
(83) 威利文：《西羌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7～438页。
(84) 卡尔·阿伦特文：《中国古代王朝编年史》，载于MSOS，第3期（1900年），71～72页。
(85)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9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1922年），659～660页。
(86) 沙畹：《东汉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157、196～19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59～660页。
关于莎车的历史，见E．H．帕克：《莎车》，载于AQR，第3卷，第21期（1906年），22～35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6～204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86～88页。
(87)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0页。
关于鄯善的历史，见乔治·马卡特尼：《中国古籍中有关楼兰（鄯善）古国之史料》，载于《地理杂志》，第21期（1903年），260～265页。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533页注。斯坦因：《罗布、鄯善及楼兰史料》，载于《北印度》，318～345页。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莱比锡，1931年）。
(88) 以上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7～198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1～663页。
(89) 关于库车的历史，见帕克：《古代城国库车》，载于AQR，第3卷，第32期（1911年），141～166页。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803～807页。
(9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8～20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3～664页。
（译者注：《后汉书·西域传》载：“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南西北自在也。’”）
(9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及该页注1。此王国情况未明，其地理位置也不详，沙畹仅粗略地作过一些分析。另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第2章，113页。
(9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9～192页。亦见W．W．塔恩：《塞琉古——帕西亚研究》，载于PBA，1930年，108页。另见伯特霍德·劳费尔：《月氏或印度——西徐亚之语言》（芝加哥，1917年），6～7页。
(93) 在大量关于贵霜王国的史料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有关文学、钱币学和铭文的研究，它们记录了丘就却和伽腻色伽年代的资料。尽管在具体年代上学者们尚有分歧，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丘就却一世于公元50年前就占领了喀布尔地区，威玛·卡德菲西斯（即阎膏珍）于公元64年前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而伽腻色伽则在公元78年开始了他的统治。
(94) 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公元46～55年间一系列事件的具体年代，资料中未详细记录，但较明确的是，贤于公元46年攻克库车，他占领于阗的时间约在公元22年至公元55年的后期。在上述期间，他还出征阿姆河，“若干年后”丢失库车，接着又进占了大宛。
(95) 斯坦因：《亚洲腹地》，805～806页。
(96) 亦即公元25～55年这一期间之末。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页。关于公元60～61年间之事件，见171～172页，201～204页。
有关于阗的历史，见阿贝尔·雷姆萨：《于阗城市史》（巴黎，1820年）。A．F．R．霍尔勒文：《不列颠中亚文物馆藏（于阗）之印中铸币》，载于《印度文物》，第28期（1899年），46～56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174页。斯坦因：《于阗史论》，载于其《古代于阗》，151～184页。F．W．汤玛斯：《古代于阗之语言》，载于《小亚细亚》第2期（1925年），251～271页。
(97)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1～442页。
(98) V．A．史密斯：《印度上古史》（第3版，牛津，1914年），230～235页。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剑桥，1922年），562、576～581页，583页。
(99)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583～585页，703页。但这一说法所遇到的困难是，《后汉书》中记载的是威玛·卡德菲西斯（阎膏珍）“再一次”征服了印度（《后汉书·西域传》：阎膏珍“复灭天竺”————译者注），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2页。
(100) 卡德菲西斯一世、二世均建都于巴尔赫，二世（阎膏珍）委派一名将领为他统治印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8页注，192、193页。
(101) 月氏部落征服中亚开辟了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商道。丘就却在征服喀布尔之后，即仿效晚年奥古斯都发行自己的铸币，亦曾推出与提比略时期（公元14～38年）相似的铸币。见文森特·史密斯：《印度上古史》，254页。E．H．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剑桥，1928年），296～302页。
(102) 这个代理人可能便是瓦当斯。
(103) 这条路线已被学术界广泛描述过，这一事实使得对此路线的存在与使用进行讨论变得没有必要。有关文献参见本书末所附参考文献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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