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韦斯巴芗 多密喜安 图拉真

    夫拉维王朝皇帝执政时期，从罗马帝国北境的局势中，可以明显看出帝国的一种新政策和初醒的活力。韦斯巴芗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地区。而到多密喜安时期，则完成了领土的兼并；多密喜安对代西巴路斯的战争终于以图拉真兼并达西亚而告结束。公元70～107年间，帝国北部边境战争频频，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蛮族侵扰的史料不多，且不甚可靠，以至于许多战事只能依靠研究碑文和钱币来确定。有关这一段历史，奥罗西乌斯（Orosius）有一句名言，他说，他“现在要详尽地阐述达西亚王国丢尔潘纽斯（Diurpaneus）和罗马将领福斯库斯（Fuscus）之间的激烈战争及罗马人遭受的惨重损失了，如果致力于写作这段历史的柯内尼亚斯·塔西图没有说过萨路斯梯亚斯·克里斯普斯（Ssllustius Crispus）等众史学家一致赞成将我们的损失悄悄地抹去，而且为了他自己方面的利益，他本人早在别人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的话”。搜集帕西亚的史料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因为罗马史家只是偶然地涉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情况，而帕西亚的钱币虽然经过钱币专家的精心研究，所能提供的无非是一张国王的名单而已。与此相比，可以慰藉的是中国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记载相对要完整得多，也精确得多。特别是关于声震西域的班超30年的经营情况更为详尽。

    将罗马、帕西亚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汉朝在喀什地区的大权。经过仔细观察，可明显地看出，不仅塔里木地区的战争（贤王时期）成了帕西亚战乱的先导，而且继蒙古的战争之后，也同样地在欧亚大陆北部直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间也爆发了战乱。事实上，汉朝政府派遣官员去控制西域而引起的冲突，不仅影响到天山南北，也影响到里海和黑海南北地区。换言之，中国皇帝的一个命令，便可以使混乱的政局经两条不同的地理路线涉及罗马帝国的北境。由此而产生的难题是，这段时期的事态，虽然可以肯定起源于中国，并单单从年代顺序上看（在本书研究范围内）结束于中欧，可是必须经以上两条线索去进行描述。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始于中国、西南经波斯、西北经俄罗斯传播并最后集中到中欧的一系列战乱最基本的特征和联系，似应将帝国在最后一期间里，特别是多密喜安（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内发生于帝国边境上的重大战事，予以一一展现。

    欧洲的战争　公元70～107年

    韦斯巴芗和多密喜安在莱茵河和多瑙河 　公元70～84年

    公元70年，莱茵河上恢复平静之后，韦斯巴芗率领队伍修复在此之前被战争毁坏了的防卫设施。可能是这同一政策的继续，他于公元74年派上日耳曼使臣皮纳里亚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Pinarius Cornelius Clemens）占领内卡（the Neckar）河谷和黑森林（the Black Forest）地区，即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支流之间的地区 (1) 。从石碑上得知，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在战争中进展得很顺利，史籍中并未提到这一时期内发生过任何蛮族暴乱。公元74～76年间，韦斯巴芗发行的铸币记录了八次对胜利的庆祝。而这些胜利甚至连这段时间的史料中都未能提供可供猜测的足够依据 (2) 。这样，另一情况就显得相当重要，即除了上日耳曼总督，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将军也因战胜日耳曼人而受到嘉奖 (3) 。同时，多米梯亚斯·图拉斯（Domitius Tullus）和多米梯亚斯·卢卡努斯（Domitius Lucanus）兄弟也因公元74年或公元75年对日耳曼作战有功而被授勋 (4) 。在公元75～78年间某时，朱利亚斯·柯迪努斯（卢梯里亚斯·伽里库斯Julius Cordinus Rutilius Gallicus）率领的一支军队在埃姆斯河上对布鲁克特里人发动了战争 (5) 。战争起因不详，但知前者大获全胜，俘虏了煽动朱利亚斯·西维里斯领导的一次暴动的日耳曼女预言家维列妲（Veleda） (6) 。

    在公元71年到公元81年的十年中，史料没有记载任何有关多瑙河下游的形势。不过仍然有理由相信在公元76年韦斯巴芗的次子多密喜安对入侵密西亚的萨尔马特人（也许是诺克索兰尼人）发起过进攻 (7) 。

    公元82年，虽然证据不甚充足，但仍可看出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上发生过骚乱 (8) 。公元83年，多密喜安 (9) （他已于公元81年继承他哥哥提图斯的帝位）向恰提人开战 (10) ，其后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莱茵河彼岸领土的防御工事 (11) 。

    罗马人在不列颠 　公元71～84年

    塔西图说，维努梯亚斯和卡梯曼杜娅于公元69年发生的冲突，给罗马带来了战争，因而当皮梯里亚斯·瑟里亚利斯平定高卢的朱利亚斯·西维里斯的叛乱后，他被韦斯巴芗派往不列颠。在不列颠任期内（公元71～74年），他征服了布里甘特人，并扩展了这个省份的疆域，以至约克（YORK）也被归并。公元74～77年或公元78年间，继任总督塞克斯·朱利亚斯·福朗梯努斯（Sex．Julius Frontinus）也制服了威尔士（Weles）的西卢尔人。

    福朗梯努斯的继任者朱利亚斯·阿格里柯拉（Julius Agricola） (12) 第一次完成了对威尔斯的征服，接着又向北英格兰征伐（公元79～80年）。在他任期的第四或第五个季度里（公元81～82年间），他占领了苏格兰低地（the Scotch Lowlands）到福思湾（the Firth of Forth）和克莱德湾（the Firth of Clyde）之间的峡谷地区。公元83年，他的势力扩大到佩思（Perth）；公元84年，阿格里柯拉再次北进。这一次，北方的各部落在一个名叫卡尔加库斯（Calgacus）的头人领导下，汇集在一个叫蒙思·格劳皮亚斯（Mons Graupius）的地方（不确定）对他进行抵抗。但只在一次激战之后即被他击溃。公元85年，他被多密喜安召回。

    多密喜安的达西亚战争 　公元85～86年

    公元85年底或公元86年初，罗马人卷入与达西亚人的战争 (13) 。

    在有关战争爆发的记载和论述往往各执一端，使人莫衷一是。狄奥只不过说罗马人“卷入”其中；苏埃托尼亚斯则指出这次战争非同一般，它使“一个军团及其司令官一起遭到灭顶之灾”（但对此次失败之前的形势没有提及）；乔丹尼斯认为是达西亚人由于“害怕多密喜安的贪婪”而首先破坏了停战协议。

    公元68～69年的内战及同时发生在边境地区的骚乱之后，达西亚人又重新组成了一个由杜拉斯（Duras）或丢尔潘纽斯领导的王国。在多密喜安任内，达西亚与罗马的战争初期，丢尔潘纽斯让位给地位与布勒比斯塔相当的德西巴鲁斯（Decebalus）。关于丢尔潘纽斯，狄奥认为“他在了解战况和指挥作战方面是个精明的人。他能准确地判断该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什么时候开始撤退。他还善于打伏击战，是安排战事的高手。他不但长于战胜敌军，而且善于处理败局，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罗马的一个强劲敌手” (14) 。

    公元85年，达西亚人入侵密西亚。密西亚总督奥皮亚斯·萨宾努斯（Oppius Sabinus）在作战中被杀。公元86年1月，多密喜安来到密西亚。尽管达西亚人提出和平建议，他还是派出以执政官禁卫军长官柯内里亚斯·福斯卡斯率领的一支大军去攻打他们。罗马军队向特兰西瓦尼亚（大约在阿卢塔河the Aluta上）进攻，但在红塔关（the Red Tower Pass）附近，福斯卡斯战败身亡。他的残兵亦作鸟兽散。

    公元85年，西方的一些战争使罗马发行了一套重要的铸币，但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资料 (15) 。

    可能也在公元85年，切鲁西王恰里麦鲁斯（Chariomerus）请求多密喜安支援，大概是针对恰提人的。皇帝给了他们一笔款项以代替出兵 (16) 。稍早些时候（约公元83年），恰提人将恰里麦鲁斯赶出国去，“原因是他与罗马有着友好关系”。但他组织了一批人马进行反扑，并得胜复辟。

    多密喜安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战事 　公元88～89年

    公元88～89年战争的先后顺序不甚清楚 (17) ，但基本如下：

    公元88年末或公元89年初，与达西亚人的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战争中特梯亚斯·朱里安努斯（Tettius Julianus）在维米纳西亚姆（Viminacium）渡过多瑙河，向铁门关（the Iron Gate Pass）附近的塔帕衣（Tapae）进攻，击败了德西巴鲁斯的军队。

    亦在公元88年末，恰图人入侵刚刚归并罗马的缅因河一带地区，他们破坏堡垒和其他军事设施。占领军可能遭受了惨重损失 (18) 。约公元89年1月，在上日耳曼总督L．安东尼亚斯·萨特尼亚斯（L．Antonius Saturnius）的劝说下，驻守于美因茨的两个军团不再效忠多密喜安。但这次反叛不久即被下日耳曼总督阿庇亚斯·马克西姆斯·诺巴努斯镇压了。苏埃托尼亚斯将这次胜利归于形势碰巧对后者有利。因为在关键的时刻，蛮族军队未能渡过莱茵河去帮助萨特尼亚斯————河面上的冰刚好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开始融化了 (19) 。之后，一支很可能是诺班努斯（Norbanus）率领的罗马军队向恰提人发起攻击。

    还是在公元89年上半年，当上日耳曼的骚乱平息之后，多密喜安率领一支军队进攻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狄奥说是后者没有在罗马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在贾齐格的支持下，苏维比人部落击败了罗马皇帝的军队 (20) 。

    皇帝在吃了败仗后，便与达西亚人达成了和解。德西巴鲁斯通过他的代表狄吉斯（Diegis）交还了他缴获的罗马战俘和武器。多密喜安则当场向德西巴鲁斯支付了“一大笔钱，还给了他一批可以为和平时期生活和战争活动从事各种工艺生产的工匠，并答应以后将不断提供大批款项” (21) 。但在和平恢复之后，多密喜安却派出C．维里亚斯·卢福斯（C．Velius Rufus）率军经达西亚领土去征讨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可惜的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不见记载 (22)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2年

    公元89年末，由于罗马的关系，中欧恢复了和平，但不到三年又爆发了战争。

    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卢吉人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发生战争。他们向多密喜安请求支援。于是多密喜安派出一百骑士去帮助他们。不久，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还有马西格尼人（the Marsigni）和贾齐格人邻接的塞姆农人入侵潘诺尼亚，并于公元92年歼灭了一个罗马军团。多密喜安立即赶到前线。从公元92年5月到公元93年1月，他一直在那儿反击入侵者 (23) 。在这次战乱时期中，塞姆农国王马西乌斯（Masyus）曾和女教士伽娜（Ganna）一同前往罗马，受到多密喜安的隆重接待 (24)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7年

    公元97年，涅瓦统治时期即将结束时，罗马军队在潘诺尼亚击败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很少，只知道恰好在皇帝涅瓦正式承认图拉真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那天，传来这个胜利的消息 (25) 。有一些情况说明公元98年间战争仍在进行 (26) 。

    与此同时，恰提人袭击与卡马维人（the Chamavi）结盟并攻击了布鲁克特里人的安格里瓦里人（the Angrivarii），并将他们赶走。塔西图说，在恰提和安格里瓦里两部落之间的战争中，“有六万多人遭歼。他们不是倒在罗马的武装长矛之下，而仅是为了让我们看了高兴————这对我们简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愿这些部落能长期这样打下去。如果说这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热爱，至少也是他们之间互相仇恨：既然帝国命运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那么，除了让我们的仇敌互相残杀以外，命运女神将不会给我们其他更好的保证了” (27) 。布鲁克特里人被打败后，他们的国王跑到罗马避难。约在公元96年，下日耳曼总督维斯特里西亚斯·斯普瑞纳（Vestricius Spurinna）使他得以复辟 (28) 。

    图拉真对德西巴鲁斯的战争 　公元101～106年

    公元4～5两年，提比略在日耳曼的经验，使奥古斯都决心要向马可曼尼人国王马罗波杜斯发起战争，而图拉真 (29) 在潘诺尼亚的经验则使他向达西亚王德西巴鲁斯开战。狄奥在谈到战争的缘由时说，“达西亚人每年索取的大量钱财成为图拉真的沉重负担”，根据密多喜安与他们达成的协议，又说“他看到他们的力量和自信心在日渐增长” (30) ————他们的国王是罗马的死对头。

    公元101年，图拉真在勒德拉塔（Lederata，贝尔格莱德Belgrad之南）渡过多瑙河 (31) 向塔帕衣进发。在那里同德西巴鲁斯打了一场非决定性的战争后，返回在德罗贝塔（Drobetae）的冬季营地。这个冬天，达西亚人在厄斯库斯（Oescus）渡过多瑙河，而罗克索兰尼人则洗劫了多布罗加。公元102年，皇帝由德罗贝塔向东进攻阿卢塔河上的布里达瓦（Burridava），又沿河而上向红塔关进发。德西巴鲁斯请求停战，但当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时，罗马军队就已经夺取了附近达西亚人的阵地，德西巴鲁斯便停止了停战条款的谈判。图拉真接着强行通过红塔关，德西巴鲁斯只得交出了他的都城萨米泽格苏撒（Sarmizegethusa）。最终停战后，德西巴鲁斯答应向罗马交还工匠和战俘、放下武器、停止战争，并拆除工事，由一支罗马卫戍部队驻扎在萨米泽格苏撒。

    公元105年，罗马政府得知德西巴鲁斯在“向邻邦派遣使臣” (32) ，又侵入了贾齐格人的领地，并收容罗马的逃散军卒；后来他还囚禁了罗马卫戍军司令官朗吉努斯（Longinus），要求图拉真归还被罗马军占领的横越多瑙河的土地，这个要求未获同意。公元106年，图拉真从他在德罗贝塔修建的一座石桥上过了多瑙河，再次进入萨米泽格苏撒。德西巴鲁斯自杀身亡。公元107年，达西亚终于被并入帝国版图。

    还应提及一点，在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被迫将阿格里柯拉在苏格兰建立的一支卫戍军队撤了回来 (33)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107年

    公元107年，驻下潘诺尼亚的使臣阿流斯·哈德里阿努斯（Aclius Hadrianus）“牵制住了萨尔马特人（贾齐格人）” (34) 。

    中国、帕西亚和罗马帝国东部

    （一）

    罗马东部的事态 　公元72～77年

    公元72年，叙利亚总督L．凯森纽斯·派图斯以安提奥克斯四世（AntiochusⅣ）及其儿子们与帕西亚结盟为口实，向柯马基尼发起突然进攻，迅速将它并吞。安提奥克斯被押送到罗马，其儿子们则相继逃至帕西亚寻求避难 (35) 。

    公元73年，当阿兰人侵入米底亚和亚美尼亚时，高加索山以南各国陷入一派混乱。约瑟福斯（Josephus）曾说：“阿兰人大军攻入米底亚。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六畜兴旺，且绝无冒犯阿兰人之嫌，却遭大劫。”米底亚王帕柯鲁斯（Pacorus）只得放弃了他的全部财产，逃进山里。“阿兰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到亚美尼亚，沿途留下一片废墟。”亚美尼亚王梯里代茨战败，险些被俘。侵略者“洗劫全国，并掳获大批亚美尼亚和米底亚的人民，又将各种财物尽掠而归” (36) 。约瑟福斯认为当时阿兰人是住在顿河和亚速海沿海一带。

    经过这次大战，帕西亚沃罗吉斯一世向韦斯巴芗提议采取联合行动以抵抗入侵者，并要求他派一个儿子率军支援。多密喜安急欲前往，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37) 。不过韦斯巴芗亦非按兵不动。公元75年他派了一支军队前往伊伯利亚增援米特拉达悌，加强其防守，以抵御来自高加索部落的侵袭 (38) 。从这次行动上看，罗马军队进入亚美尼亚的可能性很大。斯塔梯亚斯（Statius）指出，在卢梯斯·伽里库斯的戎马生涯中，曾一度领军进入亚美尼亚。据考，其时约在公元75年 (39) 。

    公元76～77年，由于某种原因，沃罗吉斯入侵叙利亚，但被叙利亚总督M．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M．Ulpius Traianus）击退 (40) ，特拉阿努斯的儿子，即后来的图拉真皇帝，参加了这次作战 (41) 。

    有关公元74～77或公元78年这段时期日耳曼部落的大规模起义和密西亚至少受到过一次萨尔马特侵犯的情况，仅靠碑文和古钱币提供的证据毕竟有限。然而，如果借助公元前60年到公元70年期间罗马东部和中欧事态之间的密切关联，那么公元72年到公元76年或公元77年间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战乱就可以得到证实。此外，罗马东方的那些战乱毫无疑问地与班超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西域”的变化又有密切联系。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73～78年

    正当韦斯巴芗对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边陲实行安抚政策时，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正在力图恢复由于王莽篡政 (42) 而失去的对蒙古和喀什噶尔地区的控制。明帝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是由于甘肃地区受到了匈奴的侵犯。

    如前所述，莎车王贤于公元61年被于阗王广德败杀，而匈奴乘机又攻败广德，并使他每年缴纳贡赋。之后，匈奴便控制了西域诸国。公元72年，明帝始决意平定匈奴。公元73年，窦固率军攻占伊吾 (43) 。公元74年，汉朝收复了吐鲁番及车师后王庭。公元73年窦固败匈奴后，即派遣他的部下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44) 。班超先后挟服了鄯善王广和于阗王广德，使之臣服于汉明帝之威。汉朝至此复通丝绸南道。当时龟兹王建正听命于匈奴，他攻占了疏勒，杀其王。面对建之来势汹汹，班超毫无畏惧，并于公元74年率军向疏勒推进。干戈未动便将建驱走，得疏勒城。公元75年焉耆与龟兹俟机攻杀了公元74年出任都护的陈睦，龟兹乘机又联同姑墨向班超进攻，迫使班超据守疏勒城年余。是年明帝死，刘炟继为章帝（公元76～87年在位）。他下令放弃西域，撤回汉军。公元77年，正当班超亟待增派援军以守疏勒城时，接到了召他回朝的命令。他回经于阗时，于阗王广德苦苦挽留。他于是决定不顾上召，继续完成统一西域之大业 (45) 。

    中国公元72～77年间的战事构成了公元73～77年间亚美尼亚和帕西亚战乱的背景。

    但汉朝政策的影响力并非以幼发拉底河为限。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完成了统一西域之后，继而在西印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因之而有公元前58年开始的马尔瓦纪年（the Marva era）或毗克罗摩纪元。之所以要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因为西印度开始创立塞种纪年（the Saca era，公元78年始）恰好又是在明帝收复西域之后。与公元78年塞种纪年有关的历史事件，史界权威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贵霜（Kushan）王朝的伽腻色伽继阎膏珍为王 (46) 。这一重要人物的继位，若不算一次革命，至少也意味着一次改朝换代 (47) 。这可以从贵霜新王朝以白沙瓦（Peshawar）代替巴里黑（Balkh）为其国都得以证明。伽腻色伽以赞助与弘扬佛教著称。在中国的记载中，他被称为“月氏王”。在帕西亚，继上述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战事之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8年弗雷茨三世被杀，随后在其二子米特拉达悌和奥德罗二世之间爆发了内战。同样，公元78年，帕柯鲁斯二世挑起了一场反对沃罗吉斯一世的叛乱 (48) 。

    （二）

    喀什噶尔、帕西亚及罗马东部 　公元78～91年

    公元78年间，班超与伊犁河谷的乌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康居及阿富汗西北印度贵霜王国的月氏建立了亲善关系。同年，由于得到康居的支援和疏勒、于阗等国的贡赋，班超又攻取了姑墨和温宿 (49) 。这时汉朝政府终于给班超派出了援军。于是他向龟兹和焉耆发起进攻。在公元78～80年（该年班超得汉援军），龟兹灭莎车，疏勒又起兵叛乱。公元80年，汉将徐干领援兵到达，班超遂重新攻下疏勒。公元83年，龟兹再攻疏勒，公元84年汉增兵又到，加之有疏勒、于阗的纳贡，班超便向莎车发起进攻。而莎车王将疏勒王冲拉到他的一方，冲又得康居支持。面对这一局势，班超遣使“携丝绸重礼” (50) 赠月氏王（伽腻色伽），请他劝其同盟康居王将增援疏勒的军队撤回。此举颇为奏效。康居同冲一并撤出塔里木地区。于是，久失西域的班超得以复主喀什噶尔。公元85～87年，班超再得月氏之援，发兵以攻吐鲁番的车师前王庭 (51) ；公元86年，疏勒前王冲得康居之助，起兵企图夺回其王位，却为班超所俘，并被处死。其后于公元87年，班超调回于阗等地军队，击败龟兹等国的援兵而大破莎车。

    从公元84～87年的情况看来，班超在喀什噶尔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要依靠贵霜国的支持。公元87年，安息（即指帕西亚，此更似指希尔卡尼亚）王遣使到汉 (52) ，显然是因为在西域的中国人与贵霜之间的联系对于通过希尔卡尼亚和帕西亚的丝路是一大妨碍。同时，月氏王伽腻色伽也遣使欲与汉结盟，并求联姻 (53) 。当时，似乎班超允许帕西亚的遣汉使臣过境，但不知何故，却将伽腻色伽的使臣逮捕送回，因此引起了战争。月氏王于公元90年发兵，由其副王谢率领，越葱岭、结龟兹以攻汉军。但为班超所击溃。至此，从公元73年起一直抗汉的龟兹遂降。据载，月氏亦向汉朝岁奉贡献 (54) 。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还可从以下帕西亚和罗马东方的事态中得到反映，尽管具体的记载尚不明细。因为公元78～90年喀什噶尔战争以及康居和月氏（贵霜）的卷入，恰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遥相呼应。

    其一：公元78年，帕柯鲁斯反叛并进攻沃罗吉斯一世，后者坚持抵御到公元80年初，终于倒台。但帕柯鲁斯并未接管这块归他无疑的领土，因为另一个敌手阿塔班努斯四世于公元80～81年（或公元81～82年）占据了塞琉古。但他显然在公元82年被驱走，跑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立足，直至公元88（或公元89）年 (55) 。在罗马历史上记有他帮助并指使了提图斯（Titus）王朝（公元79～81年）的一个名叫特伦梯亚斯·马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的人。此人借尼禄之名，并得到来自幼发拉底河的一些地区的支持 (56) 。尼禄率帕西亚军的返回，成为《圣约翰启示录》 (57) 里一再出现的话题。与此相应，公元82年在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发生了暴乱。在莱茵河地区，多密喜安于公元83年亲战恰提人，使罗马的疆域拓至莱茵河彼岸。

    其二：公元83年喀什噶尔再次向班超进攻。公元84年，由于情况紧迫，他向月氏（贵霜王）求援。可惜罗马史料对公元80～81年及公元88～89年这一期间帕西亚和罗马东部的事态毫无记载。另一方面，索连尼的摩西对此有所记述，即多密喜安派遣的一支军队在亚美尼亚被歼灭。这一事件虽无时间记载，但大致可确定发生于公元84年或公元85年 (58) 。在欧洲，达西亚人公元85年入侵密西亚，同年多密喜安在日耳曼颇有战绩。

    其三：班超与月氏王之友善关系于公元87年中断。公元90年，月氏王发兵越葱岭攻汉。这一战事反映在帕西亚，则是“公元86～92（93）年这七年间帕西亚也没发行任何货币” (59) 。公元88～89年（尼禄死后的第20年），另一个假尼禄之名的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之东部，并得到帕西亚人的全力支持，“为了他，帕西亚的军队几乎参与了反对罗马的战争” (60) 。约在公元88年，C．维土伦鲁斯·西维卡·塞里阿利斯（C．Vettulenus Civica Cerialis，当时的亚细亚总督）由于阴谋政变而被处死 (61) 。直到大约公元92年，罗马诗人斯塔梯亚斯（Statius）、马歇尔（Martial）和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Silius Italicus）还在满怀期望地谈论东方的战争将会给多密喜安带来新的荣誉 (62) 。在欧洲，公元88年末，罗马同达西亚人的战端又起，几乎同时又发生了恰提人侵入罗马境内和上日耳曼的安东尼亚斯·萨特尼努斯的兵叛。

    （三）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91～102年

    公元91年，班超 (63) 收降了北路上的龟兹、姑墨和温宿。汉和帝命班超为都护，治于龟兹。公元91年班超平灭了焉耆，至此他完成了西域诸国统归于汉的大业 (64) 。

    关于班超在西域长期经营的结果，《后汉书》有如下评述：“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 (65) 。这里说的“商胡”极可能是马依斯·梯西安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的商人。马依斯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曾被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引用。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西 (66) ，抵达条支。这个地方据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甘英带回许多有关西方的情况，主要有：一、罗马帝国（大秦）经海路同帕西亚（安息）和印度（天竺）进行贸易，并可获利十倍；二、大秦国王一直盼望同汉朝建立通商交往，却因帕西亚之阻碍而未成。因为帕西亚企图垄断同罗马的中国丝绸贸易。甘英回国不久，即公元100年，班超即向朝廷请求解职回乡 (67) 。

    公元90年大破月氏，使班超得以完全控制了西域并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安定。这一形势在帕西亚也得到反映：塞琉古的造币厂于公元93（或公元94）年直到公元97年发行了帕柯鲁斯的铸币。但美索不达米亚的繁荣并未长久。公元97年春到公元105年（或公元106年）间，造币厂一直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正是这一期间，帕柯鲁斯被逐出塞琉古，这座城市被沃罗吉斯二世占领。

    公元97年甘英的使西，有助于说明帕西亚的局势。在西行途中，他实际上是受到了伊兰（Iran）当局的阻拦，因而未能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达叙利亚，而是被带到波斯湾上首的一个城市里。他在那里被告知需经海路方可抵罗马帝国（大秦）。由此可见，公元97年春之后，帕柯鲁斯的权限决不超过北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东部和南部则已属于正在同他交战的国王沃罗吉斯二世或奥斯罗斯。此时虽然由中国和喀什噶尔来的货物仍然经过波斯东部和中部，但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抵叙利亚的道路却被帕柯鲁斯的敌对者阻断了。于是与叙利亚的贸易只得通过海路绕过阿拉伯来进行。这一情况大约发生在公元97～105年之间。

    （四）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102～107年

    公元102年，班超返回洛阳，当年病逝，春秋七十。继其都护之职的任尚随即陷入困境————对此他事先曾受到班超的告诫 (68) ————公元102年西羌起乱，他颇费了周折方将其平定。公元105年北匈奴取师车后王庭 (69) ，沿北道的诸国亦反叛汉朝，并于公元106年攻任尚于疏勒 (70) 。汉遣梁谨领军驰救任尚。公元107年羌人由梁金领导叛乱，夺占了陇境交通。正如《班勇传》中所陈：“西域复绝。” (71) 因中西交通中断，汉朝政令不达，遂于公元107年撤西域都护机构，并召回派驻西域的人员 (72) 。北匈奴乘此机会占领了西域，甚至向诸国勒索过去所欠的贡税 (73) 。

    班超在西域经营达三十年后，于公元102年告休回洛阳，而在公元105～107年间，汉朝就不得不放弃了对商路及西域诸国的控制。

    在帕西亚，公元106年前后，帕柯鲁斯的政敌夺取了塞琉古 (74) ，他同时又受到奥斯罗斯从南面的进攻，东遭沃罗吉斯二世袭击。当图拉真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时，这三方的冲突正在进行之中。

    在罗马东部地区，公元105～106年，叙利亚总督A．柯内里亚斯·帕尔马（A．Cornelius Palma）攻占了皮特拉，吞并了阿拉伯 (75) 。

    在中欧，公元106～107年，图拉真击败德西巴鲁斯，吞并达西亚。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人被迫撤出苏格兰。

    观察与评论

    如果将公元73年至公元107年间喀什噶尔和帕西亚的局势与同一地区莎车王贤在公元33～61年间的活动作一比较，那么从每一组相应的事件中都可看出，塔里木的战争之后在帕西亚总要发生暴乱和内战，而且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影响到罗马东部各省。在这两组类比中，还可看出，紧接着罗马东部的动乱，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相应地爆发了战争。对欧洲的局势进一步研究后可以看出，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时期所发生的蛮族侵扰却具有不同的形式。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暴乱确与帝国东部的战争有一般性的联系。而马可曼尼、魁代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现象。如果这些入侵实际上表明它们是另一类型的战争，那么它们必然也要有其独自的先导因素。根据本书的观点，从整体上看，班超经营西域时，汉朝的军队也同时在蒙古同匈奴人交战。因此，在对欧洲公元70～107年间战争的背景做出结论之前，应该对中国与蒙古民族早在公元前60年就开始了的关系作一探讨。

    中国、蒙古和欧洲

    （一）

    中国与蒙古 　公元前63～前36年

    罗马对米特拉达悌大帝的第三次战争与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 (76) 对匈奴的战争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培击败米特拉达悌的当年（公元前66年），郑吉破车师；不久米特拉达悌逃至博斯普鲁斯。在东方，匈奴这时又挑起战端。公元前64年，郑吉被迫放弃车师。在米特拉达悌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3年），汉朝正面临西羌人之乱（公元前63～前61年）及匈奴发十万骑兵北犯汉边的严重局势。如果羌人和匈奴联军合力，便会给汉朝造成失去西域交通的危险。可是上述险情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局势随即得到缓解。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死。在汉朝的支援下，新单于处死了前单于手下许多显要官员。正如前述，先贤掸为避此难，不得不逃降汉朝，车师庭也随之归汉。但是与新单于对立的匈奴权势人物并未全部逃亡，经过一番争夺之后，新单于被推翻（公元前58年），匈奴亦因此而分裂为五部。

    这里不妨将欧洲的态势列出备考————假定蒙古的战争与欧洲的战争没有联系性。公元前61年或前60年，波依人被驱赶到多瑙河以北，这也影响了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民族以及博登湖（Lake Constance）的赫尔维提人和高卢的阿罗布诺吉人。至少在公元前59年，波依人归并入赫尔维提人，并于公元前58年进行了一次大迁移，但不久即被恺撒赶了回去。同时，从维斯瓦河到莱茵河一线的日耳曼人也卷入了战争。

    公元前58年老单于死后，五单于争立，混战数年 (77) 。到公元前53年，只剩下了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兄弟。郅支于是年大败呼韩邪。呼韩邪南逃渡河附汉。公元前51年，呼韩邪自请称臣，并为汉朝驻戍北塞。

    留在匈奴王庭的郅支见呼韩邪得惠于汉，便于公元前49年迁往右庭之地，以图与乌孙结盟。乌孙王拒许，且发八千骑兵攻之。郅支破乌孙军，但并未追击，而是北上降服了呼揭、坚昆、丁令等国，然后才回头数攻乌孙。

    直到该时，郅支仍未中断他与汉朝的联系。公元前45年，他要求遣还他于公元前53年送汉为侍的儿子。元帝许之，且派兵护其子归。然郅支竟杀死送其子归的汉使。他自知有罪于汉，又惧呼韩邪会出兵攻打，便急忙准备西迁远遁。时值康居遭乌孙进攻，康居王闻郅支“处境尴尬” (78) ，便求他给予援助。郅支急不可待地抓住此机（公元前43年），不顾当时正值严冬，立即拔营西进。其民沿途离散极多，到达康居时，只剩下三千余众。尽管如此，他仍受到康王的厚待，并为他配备了一支军队以抗乌孙。郅支率军大破乌孙，掠其都城，荒其西境，使之成了千里无人之地 (79) 。郅支自居破乌孙有功，对康居王骄矜无礼，进而枉杀多人，又侮汉使臣，且向火寻 (80) 、大宛等国勒索贡赋。他甚至还在都赖水 (81) 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未经请示朝廷，便决定发兵征讨郅支。陈汤曾据理力劝他的上司甘延寿。他认为匈奴正威胁着乌孙和大宛，企图将此二国并入康居。若匈奴此举得逞，定会进而北攻伊犁，西征安息，南克月氏（大夏）和乌戈山离（赫拉特Herat）。如是，定会给西域造成严重威胁。陈汤的这一番议论虽多指匈奴单于而言，却也可见该传记的作者借以表现陈汤的远见卓识 (82) 。这次征讨，汉军得到乌孙和康居十五王子的支持而大获全胜。攻破了都赖水上的郅支城，并杀郅支。

    公元前49年的郅支单于西迁及他征服回纥、坚昆和丁令，恰恰与导致博斯普鲁斯王法拉西斯垮台的事件在年代上有密切联系。公元前48年，法拉西斯在奥尔西王斯帕狄尼和塞拉西王阿比阿库斯的支持下，在密奥梯斯（亚速海）东岸建国。法拉西斯很可能利用了影响到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地区各民族的某个战争机会。而另一方面，既然郅支在公元前43年以后不久仅仅向大宛和奄蔡派出了使臣，这件事很难同西徐亚进攻博斯普鲁斯联系起来。西徐亚的进攻使博斯普鲁斯王阿桑德修筑了彼列柯普（Perekop）地峡的防御工事，其具体时间失考，大致是在他在位（公元前47～前17年）的早期。

    （二）

    中国和蒙古 　公元2～16年

    从公元前51年到公元9年，汉朝和蒙古部落之间一直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王莽篡权之后，他的一项政策便是降低匈奴单于的礼遇规格，因而引起匈奴的不满，进而入塞骚乱 (83) 。公元11年，王莽向北塞各郡征收苛税 (84) ，引起大乱而未果。公元16年，王莽向这一地区派出军队，但领军诸将极为谨慎，尽管王莽直到公元19年仍不断派兵增援，却无大进展。

    西域 (85) 的骚乱比汉朝北塞的战争发生得更早些。约公元2年，汉辟“北新道”，以缩短玉门关到车师后王庭的距离。车师王姑句怨新道有损于他的利益，便率领其众投奔匈奴。

    不久后，那里的局面恢复了安定。但公元10年车师王须置离患于汉都护的苛税，决定投奔匈奴。事未成，却被汉戊己校尉获悉，遂遭捕杀。于是须置离的弟弟狐兰芝带领部众及牲畜逃亡到匈奴。同年末，匈奴攻车师前王庭，并杀汉将。

    公元14年，王莽与匈奴达成和解协议。但据史载，因王莽愚弄单于，矛盾又起。匈奴于公元16年大犯汉边（前已有述）。其时，西域诸国分崩离析。焉耆首先发动反叛，杀汉都护。汉派军到西域以图重占焉耆，但遭重创，汉将被迫退守龟兹。

    中欧 　公元4～18年

    有关公元2年前后中欧战事的记载极少而简略。只知有一个名字叫“××西亚斯”（～cius）的将军的事迹，但既无具体时间，情况也不完整。只是说到他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某处渡过多瑙河，征服了魁代人和巴斯塔尼人，并与柯梯人和阿纳提人结盟。其发生的年代各说不一，大约是在公元前19年～公元6年之间。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次征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年～公元4年之间。关于各个事件发生年代的不同观点，均只有从“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 (86) 来考虑。同时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记载证明罗马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向蛮族发动过进攻。因此，有关这个问题的焦点便不在于“奥古斯都的特使什么时候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渡过多瑙河”，而在于摩拉瓦河上游的部族在什么时候发生战乱。借助于前面阐述的其他战乱情况来分析，可以确定这个时间应该是公元3～4年。马可曼尼人的情况可以不予考虑，因为直到马罗波杜斯被阿明留斯击败之前，他完全可以保卫他的国家并维持其安宁。

    罗马史家们没有提到任何中欧地区的战事可以与公元10年车师的骚乱相映照，除了Cn．柯勒流斯·伦土卢斯的远征。这次远征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1年。此外潘诺尼亚作为一个省从伊利里亚分出去大约是在公元10～14年之间，正当莱茵河爆发战争、多瑙河下游受到达西亚的威胁时。这次行政分割说明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河域地区确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军事机构。当代的权威人士不曾指出过这个新省份的总督是谁，但可以相信公元12～13年当政的官员是L．埃流斯·拉米亚（L．Aelius Lamia） (87) 。维里乌斯·皮特库鲁斯说拉米亚在日耳曼、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非洲）都建树颇多。既然如此，那么他很可能是公元10～11年在日耳曼，公元15年和公元16年在阿非利加，而在伊利里亚和潘诺尼亚的任期必在上二任期之间，即公元12年和公元13年。可惜维里乌斯除了提到拉米亚并未因胜利而得到什么荣誉外，没留下更多的记载。为了保卫多瑙河而进行的备战，无疑说明该河北岸的各民族中发生了战乱。

    幸运的是，有关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区战争相呼应的欧洲战争情况却唾手可得。众所周知（见第一章第十三节），公元18年，一支从维斯瓦河来的军队（包括哥特人）在卡图阿尔达的率领下侵入马可曼尼。马罗波杜斯和他的残兵败将逃至潘诺尼亚的罗马军中避难。另外，提比略派其子德鲁苏斯率军驻防边陲这一事实则可证明多瑙河彼岸的动乱已经在罗马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并且也有助于说明公元12～14年的形势。

    （三）

    中国和蒙古 　公元25～52年

    王莽死后，中国立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刘秀于25年建东汉，是为光武帝。而另一个争位者卢芳则在陕西得匈奴之助亦自称汉帝。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吴汉击卢匈政权，公元34年卢芳逃走。公元39年，吴汉再攻匈奴，但中途被迫去职，因而匈奴各部得以转居塞内。公元40年，卢芳降汉。实际上是匈奴派他回汉，以期得到汉朝的褒奖，不过始终未能得到。光武帝封卢芳为代王，赐绢两万匹。但此人于公元42年复入匈奴，不久即死去。公元44、公元45年，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再次犯边。汉军出击，却无功而返。

    公元46年，莎车王贤攻鄯善、龟兹。鄯善和吐鲁番求护于汉（公元47年）。

    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各部为争继王位而起混战 (88) 。汉煽动乌桓乘机击之，将匈奴驱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议立呼韩邪之孙比 (89) 为单于，并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依汉求安。汉朝答应了匈奴的请求，并将此八部安置于北塞（五原一带），以御外袭。至此，匈奴遂分为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公元49年，南匈奴大破北匈奴诸部，迫其放弃千里疆域而向西遁逃。此时鲜卑亦出袭北匈奴 (90) 。匈奴人这一时期（公元48、公元49年）的变化极为重要，因为南北二部至此永远分道扬镳了。

    匈奴分裂的直接后果是北匈奴各部和汉朝贸易交往的中断。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公元51年，北匈奴单于遣使欲同武威太守和亲结盟，汉朝不许。经反复交涉之后 (91) ，于公元52年，汉朝终于同意恢复与北匈奴的贸易。

    在蒙古，匈奴的分裂（公元49年）导致了两部的战争。汉朝北塞亦因之数年不宁。在西域，莎车王贤克龟兹后，又攻大宛，激起康居的不满（时约公元50年）。继公元46～50年蒙古地区以及中国西域战争之后，西方亦爆发战乱。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公元50年，奄蔡更其名为阿兰 (92) 。西方史学家也在这一年改称之为“阿兰尼（the Alani）”，而它的奥尔西（Aorsi）之名称的最后出现于史料是在关于米特拉达悌公元49年战事的记载中。公元50年卢吉人及来自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源头地区的一些部落进攻瓦里亚斯王国（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的国家），赫尔门杜里人则加入卢吉人一方。瓦里亚斯虽得贾齐格人支援，仍然被推翻。此战结束之后，潘诺尼亚方面没有入侵事件发生。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仍然预料会有犯边之患，遂向多瑙河增派了军队。同在公元50年，恰提人入侵韦特劳河和缅因河下游地区。

    公元49～50年间的战事对南高加索的民族似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借口当他和阿尔巴尼亚人交战时 (93) ，他的兄弟亚美尼亚王米特拉达悌（伊伯里亚人）拒绝帮助他，于公元51年向亚美尼亚发起进攻。

    （四）

    中国和蒙古 　公元72～77年

    莎车王贤的叛乱平定之后（公元61年），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单于公元62年进扰黄河五原，但遭南匈奴抵抗。公元64年，北单于向汉求和，重开交通，汉朝许之。公元65年，汉遣使赴北匈奴，南匈奴便因之大怨，发兵起叛。其后战端便起，虽有汉军力阻，然南北匈奴仍大犯北塞，烧城毁镇，杀掠人民。此乱绵延数载 (94) 。

    公元72年，北匈奴侵敦煌等郡，随后，在耿秉屡谏之下，明帝决心重取西域，于公元72年末遣军屯凉州，以备次年春出战。公元73年，汉军分兵四路向匈奴进伐 (95) 。窦宪、班超所统的大军击败北匈奴最南端的呼衍王部，并将其驱逐。公元74年，窦宪及耿秉追呼衍部至蒲类海，战伊吾城，再败其部。随后，汉军分兵两路，耿秉击车师后王庭，窦宪攻车师前王庭，两路皆大胜。车师后王庭为耿秉所降（前已说过，班超于此时攻下喀什噶尔）。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遣两万大军围耿秉，其情甚急。亦在此刻，与匈奴联盟的焉耆、龟兹又攻杀了刚上任的汉都护陈睦。为此，甘肃路汉军立即发兵以解天山之围（公元76年），而后却又放弃了车师后王庭及吐鲁番两地。公元77年，汉又将哈密驻军撤回。同年，羌人之乱起，并于次年为耿秉平灭。

    继公元72～77年对北匈奴的战争之后，南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公元72～75年间，阿兰尼人侵入米底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96) ，有关其结果可参见前述。

    约瑟福斯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述引起了一些学者对阿兰尼人进攻米底亚和亚美尼亚的路径的不同看法。简言之，约瑟福斯所记载的情况是，阿兰尼人先通过某个以“亚历山大（Alexander）”命名的山隘。通过该山隘有一条路直通米底亚。公元73年，这个山卡为希尔卡尼亚（今阿斯德腊巴德Astrabad）所控。如是，首先可以判定，“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定与高加索山及雷加附近的里海有关系。因为托勒密（第五章第8节之15）将“亚历山大”这一栏置于北高加索山处，即“阿尔巴尼亚关（the Albanian Gates）” (97) 北面的德尔本特（Derbent）山卡。其次，可以肯定，正如达里尔（Dariel）山卡通往第比利斯（Tiflis）和亚美尼亚一样，德尔本特山卡通往巴库（Baku）和阿特罗帕尼（Atropatene）。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当西徐亚人将辛梅里安人（the Cimmerians，在博斯普鲁斯）驱往南部时，辛梅里安人就是沿海岸而逃的。西徐亚人在后追逐，直入米底亚之地，而高加索山就在其右边。既然有一个与“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相关的、阿兰人可以通过它到达米底亚的关隘，那么显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希尔卡尼亚人于公元73年控制的是哪一个山口了。

    为了解里海边境的局势，有必要引述斯特拉波（Strabo）有关上奥尔西的论述，即上奥尔西统治了里海沿岸的大部分疆土，这样他们便可输入来自印度和巴比伦的商品。从这一情况看来（它完全可以作为自从公元前50年以后整整一个世纪历史的参考），奥尔西人曾经利用过德尔本特之路。作为对斯特拉波论述的一点补充，这里可以指出，根据马尔卡特（Marquart） (98) 的观点，上奥尔西人也曾在里海东岸占据了大片土地，包括切列肯岛（the island of Che Leken），且控制了经过这个内陆海的来自印度和大夏的商品运输。奥尔西人于公元50年前后从历史上消失，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与以下事件的关联却不多见于论述：（1）奥尔西人消失后不久，即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人宣布他们脱离帕西亚而独立；（2）他们独立的范围向北扩展到阿姆河口，包括塔尔卡岛（the island of Talca，今切列肯岛，见托勒密书，第六章，第9节）。因此有理由说，当奥尔西人的组织崩溃时，里海南岸的商路落入希尔卡尼亚人之手。但在这一点上，问题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遣使到罗马，请求联盟以抗帕西亚入侵（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5节），且尼禄也确对促进阿姆河到里海的交通有兴趣 (99) 。亚美尼亚战争结束之后（公元63年），梯里代茨于公元66年在罗马接受加冕时，尼禄派军队到伊伯利亚备战。依照塔西图的记载（《历史》第一章，第6节），这一次是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战争。既然希尔卡尼亚取代了奥尔西，那么他们就一定踏上或至少准备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而既然知道他们有意要同罗马结盟，那么尼禄这次战争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与他们共同将已经摆脱了帕西亚苛税的东方商路的最后一环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尼禄在高加索地区的备战并无结果。韦斯巴芗则采取了一种新的东方政策。不过，在现存资料中，有关希尔卡尼亚的情况的另一记载是在约瑟福斯所指的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控制了德尔本特山卡。如此看来，约瑟福斯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继中国边塞地区的战争和影响到顿河地区的阿兰尼的动乱之后，中欧各地发生了民族起义。文字上的资料对这一时期多瑙河和莱茵河地区的局势确无记载，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战乱的确凿的旁证。主要的是，公元74年Cn．柯勒流斯·克里门斯 (100) 进行了一场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东直到内卡河（the Neckar）上游（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战争。他显然将战火烧到他的领地之外，因为公元77年和公元80年间在巴伐利亚（Bavaria）修建了要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雷歇尔（Raetia）的地方官C．萨土里亚斯（C．Saturius）领导修建的。这说明奥格斯堡（Augsburg）以北和累根斯堡（Regensburg）以西地区已经成为入侵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在赫尔门杜里边境上修筑的。在缺乏公元74～76年间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从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赫尔门杜里已经卷入了公元18～20年和公元50年的复杂战争之中。此后，他们又突破重重防线，参加了公元167年的大入侵。关于这些防线已另有专述 (101) 。

    （五）

    中国和蒙古 　公元84～87年

    公元84年，北匈奴再次请求与汉朝进行官方与民间的互市，得到汉章帝许可。然而当北匈奴大且渠王子及其他官员驱赶万余头牛羊入市途中，却遭南匈奴汗遣骑抢掠。公元85年春，四路大军共击北匈奴，“南匈奴攻其前（南），丁令攻其后（北），鲜卑攻其左（东），突骑施攻其右（西），使其无容身之地，因而北遁” (102) 。

    公元86年，南匈奴汗追击北匈奴一部，并败之于曹色山。这次南匈奴追击北匈奴，似为汉朝从中挑起。汉朝颁令，凡斩北匈奴头者皆有赏。公元87年的鲜卑和乌桓击北匈奴显然也是听从于汉章帝的旨意。北单于在这次战争中被俘杀死。经此挫败后，北匈奴数十部在北塞纷纷降附汉朝。其残部亦因“惧于丁令、鲜卑”，皆逃往安后河（也许为安金河之一西支）以西。同时（公元85～87年），班超得月氏之援，平定吐鲁番之车师。

    公元89年 (103) ，罗马皇帝多密喜安败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狄奥（Dio）认为这次敌对行动是多密喜安挑起的。他本想对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实施报复，因为他们没有在反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不论多密喜安的动机如何，这些苏比人的部落是在潘诺尼亚将他的军队击溃的。

    （六）

    中国和蒙古 　公元89～91年

    北单于死后，匈奴为争单于之位而发生了混战。公元88年，汉得北匈奴内乱的消息，遂联合南匈奴发兵北击。公元89年，窦宪、耿秉大败北匈奴（在今大同附近），俘杀两万余众。北匈奴汗远遁，窦宪刻石记功而还 (104) 。公元90年，汉将率军攻克伊吾，随后车师二庭皆败而降汉。同时（公元90年）南匈奴与汉军同败北匈奴军，占其安后河上的王庭。北匈奴汗虽只身逃亡，然其后妃子女连其玉玺皆被俘获。公元91年，耿秉由居延出发，深入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匈奴自此逃而“不知所之”，“匈奴政权亦全部瓦解” (105) 。与此同时（公元91年），班超收降了龟兹及北道各部。

    公元93年，鲜卑趁北匈奴灭亡之机，占据了原属北匈奴的地区 (106) 。

    窦宪和耿秉公元89～91年大破匈奴之后，北匈奴部落溃散 (107) ，其中一部分入库车以北的山中、伊犁河谷、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和康居地，其余则进入额尔齐斯河（the Irtish）和鄂毕河（the Ob）流域。

    继北匈奴溃逃后，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和民族大迁移。

    在博斯普鲁斯，来斯库波里斯一世（Rhescuqoris I）执政的晚期，他一直在同蛮族交战。铜币上铸有标志他战胜西徐亚人的图案 (108) 。最晚的来斯库波里斯铜币发行于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而他的继承人骚奴梅特一世（Sauromates I）的铸币则迟至公元93年或公元94年才发行。这中间的空白似乎意味着在公元92年，这个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前已提到，公元92年的中欧，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并击溃一支罗马军团。而罗马皇帝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将他们驱逐。

    （七）

    中国和蒙古 　公元95～97年

    公元94～95年，匈奴部落在黄河河套一带发生冲突。原降汉的北匈奴二十万众起兵反叛。汉遣大军并征集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之兵伐之，将这些北匈奴人击败，逐离北塞 (109) 。

    公元96年，汉驻车师后王庭的官员返汉。车师后王为之大恐，疑自己被车师前王维彼塔出卖，便向前王庭进攻，掳其妻室而还。公元97年，汉遣王陵率一支包括两万西羌人及陇西各族募兵在内的大军，由凉州出发，西攻车师后王。车师后王逃至北匈奴境（似为库车以北的天山境），然终为汉军所杀 (110) 。

    公元97年，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入侵潘诺尼亚，战争进行到大约公元98年。

    （八）

    中国和蒙古 　公元105～107年

    公元104年，北匈奴可汗遣使献物与汉求和修好，公元105年又遣使诣敦煌贡献，可始终未得到汉朝许可。公元105年，和帝死，邓太后临朝称制。北匈奴攻取车师后王庭，到公元107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北道交通。

    公元107年，下潘诺尼亚总督哈德里安抗击入侵其省份的贾齐格人。

    以上所陈公元72～107年，即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汉朝的种种情况，可有助于说明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在位期间欧洲的局势。将本章前部所述战事加以研究便不难发现，罗马帝国北塞的战乱不仅与罗马东部的战争有关，而且与中亚的战争有联系。由这些相互关系可看出，正如前面阐述的一样，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罗马东方的战争引起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动乱，而继中亚地区骚动之后，在多瑙河上游北岸发生了部族人的起义及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样，一方面，继喀什噶尔战争之后，分别于公元74～77、公元82～83、公元85～86、公元88～89年发生了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和公元105～106年帝国东部的一系列动乱。另一方面，继天山东部地区，特别是车师前王庭的战事之后，相应地发生了公元74～76、公元89、公元92、公元97～98和公元10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骚乱。将这两个时间顺序所发生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多瑙河下游、上游和莱茵河这三个地区的起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一期间内，图拉真对达西亚人的战争（公元101～102年）显然是罗马唯一一次没有直接诱发因素的战例。

    观察与评论

    通过以上大量的观察，有证据说明，蛮夷人的多次骚扰已波及罗马在多瑙河上游边塞地区，这一地区并非轻易受到攻击。欧洲的起义只是在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才爆发。但更深入的研究证明，多瑙河以北的频繁战争及潘诺尼亚的入侵与蒙古地区的战乱有着明显的联系。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欧的战争是否与天山以东的局势有关。

    由于帕西亚的战乱与喀什噶尔的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些相互影响的地区虽然相隔甚远，却被横贯大陆的丝绸之路依依相连。如是，便不难理解，丝路东部的战争和因之导致的贸易阻断必在丝路之西部产生同样的影响，进而引起战乱。至于潘诺尼亚的侵略，则因为没有证据说明在中亚和欧洲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商路，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在时间上便没有相应的联系。但是，在把蒙古和潘诺尼亚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许多相关之处简单地归于偶然巧合之前，应该对从波兰到蒙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更深入、更艰苦的研究。

    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各民族关系

    公元1世纪初，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了黑海以北平原地区各民族的详细情况。他提到那里的推罗吉特人（the Tyregetae）和一个萨尔马特人的部落群，其中包括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他说“罗克索兰尼人以远是否还有什么民族，我们不得而知”。据他认为（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3节），之所以缺少有关比顿河河口更远国家的资料，是因为这些敌对的流荡民族“切断了经过其境内的一切道路，阻塞了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流”。

    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古代世界的北方地平线大有延伸，至今尚不得其名的那些民族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情况，可见于普林尼（Pliny）关于西徐亚民族状况的说明（见其《博物志》，第四章，第80节）。该说在列举多瑙河彼岸的蛮夷部族时，首先提到吉提人，说他们被罗马称为达西人；接着便是萨尔马特人，希腊人称之为骚鲁马特人（the Sauromatae）。他还补充说哈马克索比人（the Hamaxobii）或奥尔西人即属萨尔马特人。然后他提到变种的西徐亚人，他们出身于奴隶，或叫吐鲁葛迪提人（the Trogodytae） (111) 。以后便是阿兰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普林尼继续说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卡伦土姆被萨尔马特的贾齐格人占领，还提到毗邻苏比人和瓦里亚斯王国的巴斯塔尼人。普林尼记叙了瓦里亚斯王国于公元50年被推翻，这说明他的这一段记载绝不晚于公元49年，这一时间对西方文献记载来说，是有关阿兰尼人最早的时间界限了。

    普林尼介绍的情况表明，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贾齐格人到达蒂萨河。当时巴斯塔尼人和马可曼尼人有着交往。此外，虽然托勒密记叙了2世纪中期的情况，但他认为他说的欧洲萨尔马特人的事情是发生于普林尼记载的史实之先。他所描述的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仍处在斯特拉波记载的状况之中。由此可知，他记载的这些情况，应在公元49年之前，也必得之于公元43年之后。因为庞波尼亚斯·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的不列颠的征服（公元43年）是指当年的情况，而对中央俄罗斯地区各民族则毫无新论。顺着这个线索，便可以将视野扩展开去：公元45年，罗马军队派赴博斯普鲁斯以驱逐米特拉达悌三世，随之便陷入与这个被废黜的国王的战争之中。那么，这些有关的新资料，很可能源于克劳狄乌斯的罗马军队的情报部门。而普林尼在记述高加索山南北地区地理形势时，克劳狄乌斯皇帝成了他引述来源的权威。

    和普林尼一样，托勒密在记叙欧洲萨尔马特各部族的状况之前，也有一个简明的概论，其中他只提到维尼达人（the Venedae）、波奇尼人和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以及哈马克索比人和阿兰尼粟特人。接着便开始了详细的记叙，囊括了这个国家从维斯瓦河到顿河各条商路上的部族名称。

    首先，托勒密列出沿维斯瓦河东岸以南至河口的这条道路上十四个或更多的民族的名称。这个名单以维尼达人和古梭人（the Gu Thones）开始，到喀尔巴阡山的波恩吉特人（the Piengitae）和比埃西人（the Biessi）结束。维斯瓦河西岸也有一条道路，它由阿斯考卡利斯镇（Ascaucalis，在比德哥煦Bromberg一带）出发，结束于多瑙河的卡伦土姆。

    出乎意料的是，托勒密将罗克索兰尼（斯特拉波亦将这个民族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当做一个交通中心。由西部和北部来的各条道路交会于此，因此，由维尼达来的道路便是经过了加林达（Galindae）、苏迪尼（Sudini）和斯塔瓦尼（Stavani）通往阿劳尼（Alauni）。此外，由极北地区过来的一条道路经阿西比（Acibi）和纳西（Nasci），维宾勒斯人（the Vibiones）和依德拉人（the Idrae）、斯特尼人（the Sturni）的地区通往阿劳尼。由阿劳尼出发的道路则通往哈马克索比，再到罗克索兰尼。托勒密还更加详细地在阿劳尼和哈马克索比之间注明有卡里昂斯（the Cariones）和萨加提（the Sargatii）这两个民族，哈马克索比和罗克索兰尼之间有雷卡纳里人（the Reucanali）和爱克索比吉提人（the Exobygital）。此外，一条由北方沿顿河的道路将奥夫伦斯人（the Ophlones）、塔纳特人（the Tanitae）和奥西里人（the Osili）与罗克索兰尼人联系起来。最后还提到波迪尼人（the Bodini）、吉维尼人（the Gevini）和卡波阿尼人（the Carpiani）与巴斯塔尼人有交往。而巴斯塔尼人则通过琼尼人（the Chuni）与罗克索兰尼人取得了联系。

    以上已经将托勒密所说到的顿河以西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全部部族包括在内。而既然知道上述各条路线都通到罗克索兰尼，那么公元45～49年间罗马人所知晓的民族，很可能是、也只能是那些与罗克索兰尼有交往的民族。

    顿河到高加索之间各民族的关系

    托勒密所说的亚洲萨尔马特人，除了包括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国家外，还包括顿河下游直到高加索山一带民族。在后一地区里的亚速海东岸，居住着一般称为密奥提（the Maeotae）的部落，他们多属博斯普鲁斯王国。更远些，即博斯普鲁斯所辖领土之外，则有许多独立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居于顿河通往德本特山口（the Pass of Derbent）那条道路上的民族。

    根据斯特拉波的解释，在大约公元前50年，顿河到德本特的道路为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所控。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部族的位置。他说（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1、492节）在顿河一带，首先是西徐亚部落的牧民和以车为居的游民，其次是萨尔马特人，再次是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他又说（同上，第506节），奥尔西人在塞拉西人以北，他们住在顿河沿岸，而塞拉西人则居于阿恰都斯河（the Achardeus，也许为今叶戈尔雷克河the Yegorlyk）沿岸。斯特拉波还说到这两个民族被认为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分支。老奥尔西民族则很可能统治着里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继续写道，“他们可以用骆驼运进印度和巴比伦的物产，分别卖给亚美尼亚人和梅德人，以从中获利。”他还说：“由于十分富有，这些人都戴着金首饰。”有了这些间接的、但较详细的有关奥尔西和塞拉西人的旁证作参考，便不难回过头去解释法拉西斯在公元前48～前47年为恢复其父在亚速海以东地区的统治而发动的战争了。

    在塔西图关于米特拉达悌三世（公元47～48年）同他的兄弟柯提斯及罗马人进行的战争的论述中（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也提到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不过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是对立派：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而奥尔西则立即加入了柯提斯和罗马人一方。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皆注意到了奥尔西人的地位，这使奥尔西民族或是部落在古代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因此这里有必要提出这一点，即其他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从赫卡塔尤斯（Hecataeus）到托勒密和阿密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都讲到顿河上的雅克萨马特人（the Iaxamatal） (112) 。在托勒密的著作中，雅克萨马特和塞拉西尼的地位与斯特拉波给予奥尔西和塞拉西的地位一样。由此便可以推知，位于顿河的奥尔西人部落是由雅克萨马特人构成的。而且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只是当那些商队的经营者转而认为发动战争更加有利可图的时候，奥尔西的地位才变得重要起来。

    普林尼在论述北高加索山各民族的时候并未提到奥尔西人 (113) 。此外在记叙西徐亚之前的提要里，他提到西徐亚民族的名称时，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他们渡过了顿河，向黑海以北的平原迁移。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一提要的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就在那一年，作为罗马同盟的奥尔西将前国王米特拉达悌交给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特使。因此普林尼所特别提到的萨尔马特的“哈马克索比”或“奥尔西”，并不能证明他们或是离开或是被驱赶出顿河——高加索山地区。“哈马克索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乘车的居民”，不是某个部族的名称，只是用来形容具有某种生活习惯的人们。它包括在南俄罗斯旷原上的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于是，出现在普林尼著作中的“哈马克索比”这个词，是指顿河以南萨尔马特的居车民族————奥尔西人。在普林尼著述之时，他们已经在博斯普鲁斯王国边境上与罗马人合作了多年。

    米特拉达悌投降罗马以后，便不见任何有关奥尔西人活动的记载了。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公元46～49年奥尔西人与塞拉西人关系的中断、公元53～63年高加索山以南地区延绵的战火以及这一期间帕西亚、希尔卡尼亚和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剧烈变革，使得奥尔西人与印度和巴比伦的贸易往来中断。

    在斯特拉波的记载中，和奥尔西人相提并论的塞拉西人居住在叶戈尔雷克河和库班河上游一带。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定居的民族，因为塔西图说到他们的城市乌斯普（Uspe）坐落在高地之上，并有戍防设施（《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6节）。托勒密（《地理》，第五章，第8节之28）也说到在库班河上游的城市塞拉卡（Seraca）。据推测，它很可能是首都，国王便住于此。有关塞拉西人的情况一直到公元193年 (114) 都有记载。将托勒密（见其书第五章，第12节；第六章，第9节）所指位于亚美尼亚和希尔卡尼亚的一个叫塞拉西尼（Siracene）的地方，与斯特拉波所说的奥尔西人和亚美尼亚人及梅德人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看，说明塞拉西很可能与高加索南部民族亦有联系。

    公元46或47年，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三世反对罗马。这位被推翻的国王赖以继续与罗马对抗的根据地就和塞拉西的领土相毗邻。托勒密书中写到“米特拉达悌的地盘”，在希皮西山（the Hippici，位于高加索山脉中部往北延伸的一支脉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这一地区是在塞拉西尼之南、高加索山靠伏尔加河一方的前面。因此，虽然希皮西山往北延伸得很远（以求适合被托勒密画得过大的亚速海），但塞拉西的相对位置、米特拉达悌的地域以及山脉等，都和斯特拉波、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17节）和塔西图说的情况相吻合。

    在与米特拉达悌的战争中，罗马人了解到塞拉西邻邦的一些新情况。从托勒密十分重视米特拉达悌所在的地域这一点来看，这些情报显然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塞拉西人加以研究。因为除了与南、北方各族的关系外，一直到公元50年，他们还与一些居住在通往东方重要通道上的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115) 。托勒密的著作中说到住在里海一带的乌达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乌达人的位置在乌当河（the Udon，即库玛河the Kuma）以北，靠近伏尔加河口。而普林尼（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8节中）说的乌狄尼（即乌达人）则住在里海与北海之间的海峡右岸，即伏尔加河的入口处。由此可见，托勒密和普林尼的根据皆出于同一个人，也就是普林尼曾提到过的M．特伦梯亚斯·瓦罗（此人与恺撒同时代）。不过普林尼在另一处谈到博斯普鲁斯米特拉达悌的政权时，又修正了他关于乌狄人的说法。他认为，在米特拉达悌前往避难的骚鲁马特人（塞拉西）和里海入口（伏尔加河口）之间的地区是塔利人（the Thali）的国土。普林尼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高加索山以北的骚鲁马特人和海峡（伏尔加河）东面的阿布佐阿人（the Abzoae）的交往。阿布佐阿人和骚鲁马特人一样，也是由不同名称的许多部落组成的。由此可见，直到公元49年，塞拉西人一直与塔利人相邻。其后，塔利人代之而与伏尔加河彼岸的阿布佐阿人交往。此外，应指出，普林尼的记载是古典著作中关于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之间道路的唯一证据 (116) 。

    伏尔加河

    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托勒密记述了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the Kama）。他著作中的许多详细记载和地图将伏尔加河的面貌描绘得一目了然。他的资料来源已经失考，但无疑得自一位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的探险家的第一手记录。既然对这条河流进行考察的是一位负有情报使命的旅行家，那么在他的资料中就一定会记载下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状况，尽管他记录的名称未必正确。

    对途经的地方进行观察和记录，毕竟不同于将这些资料上升到理论阶段，并且以传统的方法加以研究。当托勒密获得这些新资料时，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中一些注释至少现在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他在解释里海以北地区时，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现代的俄罗斯被分成三部分：欧洲萨尔马特地区、亚洲萨尔马特地区和艾矛斯山（M．Imaus）中的西徐亚地区（包括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脉之间地区）。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当时希腊人往往以顿河作为欧亚的分界，而这种做法直到基督纪元1世纪中期萨尔马特的北部地区为世人所了解之前在制图上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有一次在描绘伏尔加河的流程时，出现了需要修改或延长这条分界线的问题。于是托勒密便采取由顿河向北适当延长的简单办法来加以解决。

    只要对托勒密地图里的这条新分界线加以仔细研究，便可得出一些重要线索。地图上的伏尔加河的源头在北方，而不是实际上的西北方。此外，无论是旅行家还是制图家，看来都把顿河的源头完全搞错了。旅行家记下了一个地点的位置，依托勒密说，是在顿河发源地以北3度、以东6度的地方。也就是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交汇的尼吉尼·诺夫格罗德（Nijni Novgorod）。可见托勒密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个地方的观察记录当成了伏尔加河的发源地，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所在地。同样，托勒密说的伏尔加河（即卡马河）的发源地，实际上是恰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和卡马河交汇处，也就是今天的彼尔姆（Perm）城。

    作为托勒密资料来源的这份探险报告，不如弗雷维亚斯、阿里安鲁斯为哈德里安皇帝提供的有关里海沿岸的材料那么详细，也远不如安东尼·詹金孙（Anthony Jenkinson）于1558年由莫斯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里海航行的记载那么明确和具有启发性。因此这份报告中的资料含混不清，尤其是缺乏对方位的、经常性的观察和记录，给制图者带来了许多麻烦，尽管他是位杰出的制图家。例如，托勒密列出了一张沿欧洲萨尔马特东部边境的部族名表，这些部族分别是：（由北向南）卡里奥特（Careotae）、萨利（Ssli）、奥尔西、帕吉里特（Pagyritae）、萨瓦里（Ssvari）和波路西（Borusci）。这条边境线正是托勒密绘制的由顿河起源地向北延伸的那条分界线（约东经39°）。列出这样一个名单，加上有关的说明，不可能来自那位探险家之手。因此，这个人为的民族序列名单中各部落的位置，显然是制图家为了解决资料太不准确的困难而凭自己的想象来确定的。实际上那些部族的名称组成了一个更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掉转方向）从南方的阿劳尼开始，经斯特尼、维宾勒斯，北至纳西和阿西比，托勒密将最后一个部落标在顿河源头的正西面和波路西的南面。在以上事实中，最重要的是阿西比和波路西所在地区，紧接奥卡河上游。另外，由此作为一个分叉点，这些部族名形成的一条路线继续向前延伸，不是往北，而是从卡卢加（Kaluga）或莫斯科（Moscow）南下经奥卡河通往伏尔加河。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探险家所走的路线。这个推论可以从他记录了经纬度的伏尔加河最西点的位置正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所在地得到证实。

    在奥卡河口以下，这个旅行家记有莫多克人（the Modocae）和苏阿尔德尼人（the Suardeni）这两个地区。它们相对地位于伏尔加河两岸，还有伏尔加河拐弯处以北的阿萨依人（the Asaci）。然后，他继续沿河而下。颇有意义的是他特别注意考察了布迪尼人（the Budini）。这个民族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点和与萨马拉河交汇点之间的圆弧内。重要的是，虽然它位于伏尔加河东岸，却被划入亚洲萨尔马特范围之内。不管以河流的哪一部分作为亚洲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边界，都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着一条从（萨马拉河）下游拐弯处开始，到北方“某地”的分界线。关键在于这个河湾的“弓”和“弦”之间的部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形，它的位置已经至少被三个地点的经纬度观察记录所确定。既然探险家在到达伏尔加河口和里海之前再没做任何观察记录，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注意了。

    公元45～49年，罗马人初次获得关于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的确切面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一位旅行家提供的。他到了罗克索兰尼，在该国帮助下又到了阿兰尼。这个国家可能位于顿河和杰斯纳河（the Desna）之间，大约与库尔斯克（Kursk）的纬度相同。他又渡奥卡河，经伏尔加上游到卡马河，从那里一直上行到彼尔姆。最后在布迪尼稍事停留，再顺伏尔加河而下，直达里海口。

    托勒密标在当梅里迪安（Donmeridian）以西的名称是指位于奥卡河上那些民族。有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里仍需提出一两点进行探讨。

    首先，由莫斯科往西到波罗的海（the Baltic S．）、往北到白海（the White S．）这两条线形成的直角里面的地区，对于这位旅行家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十分清楚，因为这一区域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经纬度的观测记载。而且，这一地区在地图上标注得极少。托勒密对它使用了传统的地名，如希波波德斯（Hippopodes）、赫伯波雷（Hyperborei）、希波法吉（Hippophagi）等等。对这些名称，除了斯特拉波外，没有任何希腊地理学家有弃之不用的胆识。

    其次，托勒密所列表中的那些部族居住于奥卡盆地，如“波路西”这个名称，便似为“波罗夫斯克”（Borovsk）的古音；“奥尔西”这个名称————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它的重要意义————可认为是芬尼什·爱尔沙人（the Finnish Erza，莫尔多文人的两个分支莫克沙Moksa和爱尔沙Erza之一）的古名。由此可知，古代莫尔多文人是住在奥卡河以东直到苏拉河（the Sura）一带 (117) 。

    况且中央俄罗斯和卡马河地区显然是由奥卡河联系起来的。在莫斯科、尼吉尼、诺夫格罗德和彼尔姆等省份，都发现了格调相同的古代器物。这便说明“彼尔姆的狩猎人是由奥卡河的某处迁到这一带，并成为定居民族的” (118) 。

    然而，必须看到，托勒密将地图上表示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位置标在与表示彼尔姆相同纬度上，尽管前者的实际纬度比后者偏南1°30′。这样一来，上述观点就遇到了比例上的严重困难。问题在于，中央俄罗斯的民族与卡马河的民族之间，是由一条从奥卡河到其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水路联系起来的。因此，解决上述困难就显得十分必要。

    应看到，在托勒密有关萨尔马特地理的所有论述中，他所给出的黑海上方各地点的纬度总比现代地图上的相应地点的纬度偏北3° (119) 。于是，他说的亚速海海口的纬度————北纬48°30′实际应是北纬45°25′，他的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的北纬58°30′，实际是北纬55°25′。此外，还应注意到托勒密记录的上述二纬度差是10°，这与现代地图上的二纬度差完全相符。与现代数字相比，凡托勒密纬度上下差3°的地方，制图者均对探险家的记录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在伏尔加河地区，表一就反映出这种比较关系。

    表一

    显然可见，在伏尔加河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察里津（Tsaritsin）两个拐弯地方及顿河河口等几处，托勒密标注的纬度错误较大（与实际纬度相比）。若将各地点的位置与其邻近地点的位置作一比较，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见表二）

    表二

    讨论这些细节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托勒密将卡马河汇合处与辛比尔斯克拐弯处之间的距离扩大了1°30′，顿河河口和亚速海口之间扩大了4°10′。这几处的调整正好弥补了辛比尔斯克和察里津之间的差距（5°40′）。显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据来确定辛比尔斯克拐弯处的经纬度。但对察里津拐弯处的经纬度，他却无资料可参考，尽管他有从察里津到顿河河口实际距离的正确资料。因此他将两个拐弯处当成一地。由于他掌握了辛比尔斯克的正确经纬度及由察里津到顿河河口的距离，便将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和顿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调整，使前者与顿河河口的纬度差为1°30′。

    不难看出，托勒密对顿河拐弯处位置上的修改，也必会影响到它的发源地的位置。他认为该处纬度是58°，而实际却是54°。可见他将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现的3°误差大。此外，考虑到顿河拐弯处和发源地的关系，可以显见在托勒密作了调整之前，两地纬度差是30′，而调整之后，纬度差便成了2°。这表明，他将两地的纬度增加了1°30′，以便和上述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两地增加的纬度相配合。此外，他将顿河发源地到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由1°30′减少到30°这一事实，说明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上述种种结果的。

    在设法使顿河拐弯处和伏尔加河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在位置上相适应的同时，托勒密发现有必要将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之间以及顿河发源地和顿河拐弯处之间纬度扩大1°30′。现在必须指出，他对记载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那个地点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托勒密的伏尔加河“西发源地”即是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东发源地”即是楚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 R．）与卡马河交汇点，其理由已在前面说明。在托勒密的《地理》一书中，这两个发源地的纬度均为61°。如果减去通常情况下的3°的误差，结果（58°）便应该是两地点的正确纬度了。实际上，东发源地的纬度（61°减3°）是彼尔姆的纬度，而西发源地的纬度（61°减3°）则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以北1°30′的地方，即奥卡河河口。与东发源地相比，托勒密将西发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奥卡河和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定为2°30′，而实际上应为1°。

    如上种种分析，足以证明托勒密在绘制地图时，已将所有最好资料尽可能地与当时地理理论相结合。显然他面前拥有关于奥卡河河口以下的伏尔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马河以及卡马河与萨马拉河之间伏尔加河大拐弯的准确资料。另一点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尔加河在察里津处经纬度的记录资料，尽管他了解到和顿河在这里的拐弯一样，伏尔加河相应地也转了一个弯。由于缺乏详细资料，他只好将顿河的转弯置于伏尔加河唯一的转弯对面。而伏尔加河的转弯是有观察记录的，即位于辛比尔斯克。于是他发现，必须将探险家报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适当调整，虽然他严格地坚持卡马河——伏尔加河汇合点的位置不应变动。算出修正值后，他明显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将亚速海画得很大，以至于后来希罗多德说它“比黑海小不了多少”。

    以上所讨论的细节，对公元1世纪中叶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直接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从这一事实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罗斯的民族通过奥卡河同上伏尔加河和卡马河的民族保持着交往关系。在另外一个方向也有着方便的通道，不仅可以从奥卡河的上游通到顿河，而且也可以到达第聂伯河的主要支流杰斯纳河，继而可抵阿兰尼人的领地。依据托勒密的观点，阿兰尼人可能是在杰斯纳河东边的一条支流塞姆河（the Seim）流域，并且一直向东延至顿涅茨河（the Donets）上游一带。这条从中央俄罗斯出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达卡马河的航路的存在，证实了托勒密的论述中的有关推测，即罗克索兰尼西北有阿劳尼人，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上游一带有阿萨依人（即阿兰尼之别称）以及彼尔姆一带有阿兰尼、西徐亚人。

    由卡马河到锡尔河

    在这一地区托勒密标之以Scythia Intra 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包括了由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the Altai Mountains）及天山这一辽阔地带。他的阐述中有许多难解之处。这不仅是由于他将新材料去适应旧观点，也因为他所使用的资料中仅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实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亚时，他由西向东依次记载了两组部落的名字。第一组有：①北方：阿兰尼西徐亚人、索贝尼人（the Suobeni）和阿兰诺西人；②南方：塞提亚尼人（the Setiani）、马萨依人（the Massaei）、塞比人（the 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萨斯人（the Tectosaces）。第二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亚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 Mologeni）和萨姆尼提人（the Samnitae），后者一直延居到里米西山（the Rhymmici Mountains）；②马萨依人以南的“阿兰尼山”的扎拉提人（the Zaratae）、萨桑人（the 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 Tybiacae），然后是扎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 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 Iastae）和马彻特吉人（the 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诺斯布斯人（the Norosbes）和挪诺西人（the Norossl），最后是卡恰吉西徐亚人。

    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实际上就指明了有两条由卡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条看来是由维亚特卡河（the Vyatka）上的塞提亚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罗Ananyino旧址）处开始，通往萨马拉山谷的萨姆尼提人处；第二条则由位于楚索瓦雅河一带的马萨依人处出发，经乌法河（the Ufa）和别拉雅河（the Byelaya）先到里米西山东面的梯比阿卡人（the Tybiacae）处，再到“沿挪诺萨斯山的”马彻特吉人处（南乌拉尔山），然后到挪诺西人处，终于卡恰吉西徐亚人处。以上这些详细情况，特别是第二条道路的情况，应属亲身考察的结果。

    托勒密关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的记载中，还包括了另一组部族名称。在这些部族中同样有一条通往锡尔河去的道路。在由西往东列出的部族（阿兰尼西徐亚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亚尼人和马萨依人以南）之间，出现了与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干的十个独立部族，而且绝非出自同一位探险家的报告。托勒密说，在伏尔加河东发源地，有诺波西人（the 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 Asmani）和潘尼阿尔迪人（the Paniardi）及“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人（the Canodipsa）；然后是柯拉克西人（the Coraxi）、俄加西人（the Orgasi）和“一直延伸到到海边的”爱里米人（the Erymmi）；往东，则有阿西奥特人（the Asiotae）、奥尔西人和依阿克萨特人（the Iaxartae）。有关这些部族的共同点是，有关他们的报告都不正确，这些名称只是凭记忆保存下来的，而且旅行家（或许是个土著博斯普鲁斯国人）的头脑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称搞得混淆不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名称都不可当成是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现代部落的前身。

    这些名称之中，“诺波西”一直是考证的对象，并被认为是“波路西”的转音，但不一定有什么根据。阿斯曼尼、潘尼阿尔迪、卡诺迪普萨和柯拉克西这四个名称是顿河——高加索山地区一些民族名称的变音 (120) ；“俄加西”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爱里米”则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节）的误译。这个名字显然与里米西山有关。同样，“阿西奥特”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现过。它是“阿斯塔卡（Astacae）”或“阿斯托卡（Atocae）”的误译。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紧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最后一个名称是“依阿克萨特”，依托勒密之说，只不过是根据这条河而来的泛称。如此看来，名单中真正的部族名称不是被搞错就是被替换。确实并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区的部落名来填补他地图中的空白点，而显然是由于那位旅行家仅仅凭自己的印象和记忆来给这条特别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西”就不可能和别的名称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它在这个名单上出现，绝不能为里海以北的奥尔西的存在提供任何历史证明。

    没有理由假设这一性质会使托勒密产生怀疑或引起他的关注。另外，确有证据说明，他所引用的那份报告给他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他在《地理》书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里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在书中，他说这条河汇入伏尔加河，而在地图中，却又将这个名字标在一条想象中的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流入里海的河流上。如前所述，里姆斯河不可能是指乌泽恩河（the Uzen），因后者被认为是乌拉尔河的一条支流。而在地图的萨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与设想的里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可以肯定，它的名称是被取消了。插进一条设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称取消，实际上说明了托勒密尽力依从探险家报告里所说的爱里米人的领地“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记载。

    要了解托勒密地图中伏尔加——锡尔河地区的面貌，就要从卡马河南的诺波西人开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尔迪人和“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地区，其后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还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爱里米人。在他的地图上，这三个地名分布在萨马拉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以南到里海岸边以及伏尔加河和（设想的）里姆斯河之间的区域里。在爱里米人的东面，托勒密说有与奥尔西相邻的阿西奥特和依阿克萨特。在他的地图上，爱里米、阿西奥特和奥尔西均位于里海以北、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地区。而这样的分布必然置奥尔西（乌拉尔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萨特人（咸海以西）很远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图上让锡尔河流入里海。事实上他把恩巴河下游当成锡尔河，而上游便成了锡尔河的一条分支。通过这样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锡尔河移到远至恩巴河上游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离奥尔西足够近，从而和他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一致。

    由此可明显看出，托勒密为处理这些资料绞尽了脑汁，尤其是对那份报告中的爱里米人“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然而在处理这份报告时，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报告中提到的那条与卡诺迪普萨地区有关的河不是伏尔加河而是萨马拉河，换句话说，是原先的里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这一“地区”位于亚洲的萨尔马特人边界和萨马拉河之间，而与伏尔加河并无关系）。如果改正这一错误，那么托勒密所做的种种更动显然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会位于萨马拉河的广阔河谷之中，爱里米河就会在里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来自这个山脉。如果爱里米是在奥伦堡（Orenburg），那么阿西奥特、奥尔西和东部的依阿克萨特便会像挪诺斯布斯人、挪诺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亚人等民族一样在由南乌拉尔山到锡尔河的道路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在本书中应与季节性往返于爱里米的山区国家之间的游牧部落相联系。况且，当里姆斯河和萨马拉河被当成是同一条河时，对这一地区地理状况的重新安排说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报告虽然有关的名称不正确，却反映出了有一条从卡马河通往东南方向的实际路线。

    中国文献中的里海——锡尔河地区

    在前面讲到顿河——高加索地区时曾指出，普林尼记载的一个情况，即伏尔加河以西的萨尔马特人与该河以东的一个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发生过联系和交往。即使对托勒密的记载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难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举出许多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部族，但他既没有指出也没有暗示出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民族之间有什么联系。从这两位作者不同的论述中导出的结论是，在他们处的不同时代之间，里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关系发生了变化。幸运的是，这种变化情况被保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了。

    约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汉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国，距康居2000里（约700英里）。在司马迁不朽的《史记》中，继而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21) 。司马迁还记录了中国与大宛、乌孙的政治、贸易等详细情况，而且进一步地论述了与安息、奄蔡及其他边远国家所保持的交往关系。

    在班固《汉书》中，这类记载更多 (122) 。其中有关于郅支单于的许多情况，谈到他并入康居国时（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苏（Ho-su）和大宛索要年贡。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阖苏是奄蔡的别名 (123) ，大宛位于由疏勒经帕米尔、康居到奄蔡的路上 (124) 。

    范晔《后汉书》中亦有关于西方民族的记载。该书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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