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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韦斯巴芗 多密喜安 图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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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出鼠皮以输之。”又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125)
范晔关于奄蔡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公元25～55年 (126) 。其后的情况载于鱼豢的《魏略》，时间约在公元225～229年之间。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但鱼豢的这一著作，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料，因而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127)
以上所陈种种，均证明无论欧洲的或是中国的史家，均对里海北边的这一国家有所关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考虑到，对某一个民族来说，是否同时在东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文献中都得到反映，即在东方和西方文献中都有着明确的证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记载中说亚洲萨尔马特的某些民族与“海峡对面”（的伏尔加河口）的许多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鱼豢均认为奄蔡或阖苏这个拥有十万大军的国家组织位于里海之北。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确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汉时期阖苏（Ho-su）的发音是Hap-so或Hap-suo (128) ，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就便是“阿布佐阿”的准确音译。毫无疑问，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与伏尔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联系，并通过它们与塔曼半岛（the Taman Peninsula）上的希腊城邦进行交往。
虽然在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以上的考证却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尔西）的这个看法，虽然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往往引起冗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而既然奄蔡＝阿速这一等式已经在著述的领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就应该对有关它的争论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个事实是，1887年，巴龙·冯·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 (129) 在描述由中国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时，曾说到奥尔西（阿速）这个从事贸易的民族住在里海以北及伏尔加下游，并认为这个民族只在西方文献中有记载。
李希霍芬关于阿速地点的论述与被广泛采纳的斯特拉波的解释大相径庭。斯特拉波认为“上阿速”比顿河地区的阿速“更加靠北” (130) 。这个解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很明显，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对阿速人与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通商情况的长篇大论的描述，而且结论也只能从顿河以北民族的记载中去找。尽管斯特拉波坚持认为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已经失散而不可详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谓“远在顿河以北”的阿速人居住的地点是在内陆西徐亚之地 (131) ，即里海以北地区 (132) ，或是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 (133) 。但只要将斯特拉波对阿速的记载当成是一个整体的论述时，这些困难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这部杰作的声誉，使另外两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针对他关于他只有西方作者才提到过奥尔西（阿速）的论点提出修正。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Alfred Gutschmid） (134) 主张，既然正如《魏略》所记，奄蔡向西扩充直抵罗马帝国边境，那么“这便不容置疑地说明他们就是奥尔西”。然而，在进行这一推理时，盖茨米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尔西是在《魏略》记载的史实之前近两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里希·夏德提出奄蔡即为阿速 (135) ，其理由是，“奄蔡”在中国古代的读音是“An-ts'ai”，其中的“An”就是外国的“Ar”的对音。其后不久，他又发现这个地名的古音应该是“Amts'ai”，同时他说：“我很懂得这个尾音m所带来的困难，这个困难无法解决……然而，事实本身似乎却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二者是一致的。” (136)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法找到历史资料来支持他所说的这一事实。1889年，托马歇克（W．Tomaschek）在讨论中提出一个新观点，他将阿速当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阿布佐阿” (137) ，虽然普林尼书中有Abzoae这一名称，而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读音了。托马歇克从珀廷热（Peutinger）的民族名称表中的Arsoae推导出Arzoae来，但当他关注于这一资料来源之时却没注意到其中拼写上的嬗变和不同 (138) 。（现存的珀廷热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纪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纪）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马歇克说的“Arzoae”这一名称，并提出了An-ts'ai＝Arsai这个等式 (139) 。1905年，夏德的观点得到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的认可 (140) 。同时，约瑟夫·马尔卡特（J．Marqurt） (141) 又从语言学角度上提出关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论。不过他本人还是相信这两个名字实指一个民族。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夏德仍然坚持普林尼的“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误”的看法，并明确地放弃了在Amts'ai和Aorsi这两个名字之间建立联系的试图。“但是，”他继续说，“在如此繁多的证据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m＝r这个语音上的问题放在首位呢？” (142) 可是他并没有引申出那“繁多的证据究竟是些什么”。
虽然夏德放弃了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这一论点却被广泛地接受了 (143) 。这个问题一直没什么进展。到了1921年，J．J．M．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论述郅支单于的战争时，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 (144) ，也就是奄蔡的别称。他甚至还认为Hap-sǒ一定就是“Aorsi或Arzoae”。1923年，卡尔格伦（即高本汉，B．Karlgren）给出这两个音节的发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这个音来源于更早时期的'iam-ts，ad (145) 。最后，在格鲁特死后，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为'Am-ts'at或'Am-sat (146) 。至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暂告休止。正如李希霍芬所说，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的Aorsi是在里海以北。很明显，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了。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论发生了转折。对于这个观点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既然普林尼确认Abzoae位于伏尔加河之东，中国史学家说奄蔡或Ho-su是在锡尔河之西，加上中国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准确音译，那么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到此结束了。
普林尼记叙了在伏尔加河东、南两侧的民族之间有着交往关系，但他提供的资料有关的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此外，托勒密讲到里海以北地区时，其时间无疑是在公元73年阿兰尼入侵亚美尼亚之前。他并没提供任何有关伏尔加河下游两岸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情况。他所描述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后转向东南。据推断，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间，伏尔加河以东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情况可见于上面引用的中国史籍。直至1世纪中叶，在塔里木盆地和里海以北的奄蔡之间还有着通商往来。但在1世纪中期（约公元55年），这个中西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同时，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换了与阿兰尼不相容的族名。此外，在公元50～55年间，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们与伏尔加河西岸的萨尔马特人的固有关系，加入了阿兰尼人同盟，从而与东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康居与阿姆河以南的贵霜王朝交往。所以说，近代发现于卡马河上的贵霜王朝第一位统治者丘就却的一枚铸币，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意义。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显然有根据认为阿兰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在了解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决不可忽视鱼豢所记载的那些细节，即3世纪早期康居的老人们还在谈论他们的万里征途————由奄蔡国以远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 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 Lapps）之地 (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时代是在卡马——贵霜联盟结束之时，他说：“在前代，奄蔡归附了康居，现在却不再依靠它了。”讲到奄蔡时，他没有提及他们叫做阿兰，但说某些人称之为阿兰。因此，十分明显，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兰尼联盟与以上事实并无矛盾，也绝不比他们与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业交往的时间更久。2世纪末、3世纪初波及整个亚洲大陆的革命性动荡之后，阿布佐阿确实不再叫做阿兰尼了。在4世纪的潘廷基尔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这个名字被写成Arzoae，而阿兰尼则单独被列在顿河——高加索地区，可以补充的一点是，Yen-ts'ai或'Am-ts'ai这个名字至今仍在里海以北的地区出现。安东尼·詹金孙（1557年）认为恩巴河叫做Yem。到19世纪中期，地图上还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国文献提供的详细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论述就变得如此明朗了。
由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
在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托勒密论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亚人时提到的由西向东各部族的名称。他说，在北方及相邻的某地，西徐亚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称为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的民族。在西徐亚以南，则有塞提阿尼人、马萨依人和苏比人。他又说，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萨斯人。这些部族中，阿兰奥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萨斯人肯定在乌拉尔山以东，而塞比人则与同名的一座山脉相邻；南面，仍依西向东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 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 Galactophagi）、塔普里人（the Tapuri）及安拉瑞人（the Anarei）。这三个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据同名的三个山脉来考订的。
可以这样说，托勒密给出的上述四条山脉的坐标，根据现在的面貌，不可能归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结果的体系中去。不过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许多地方与现代对那个旷野地区的考察结果相吻合。这样一来，阿斯帕西山便无疑是位于东经66°～77°、北纬47°～50°的图尔盖（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山国了，而塔普里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亚人东部的安拉瑞山（见托勒密的地图）则可以在图中描绘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脉中找到。此外，依托勒密说，苏比山是由西南到东北与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吉尔吉斯山脉（the Kirghiz Steppa）与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几乎成一直角” (148) 。此二山系的交点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远的地方。在托勒密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被称为苏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 Ishim）和努拉河（the Nura）上游以及与阿克摩林斯克相邻的地区中找到。他说，一打开地图便可看到他们的位置是在“这个河流之国的中心部分”（第六章，第14节之8）。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纪，人们就已经得到这条横贯大平原的道路的资料，而卢布鲁克之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仑山返回伏尔加的归途中穿过这个大平原 (149) 。
从托勒密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绘出了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脉————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过应该指出，作为安拉瑞山支脉的一部分并且被列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脉却未被包括在托勒密书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经纬度范围之中。这一差错导致了对出现在地图上的苏比这个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苏比在书中被称为Seymbi。可见托勒密对地图不时地进行了增补，但并没有在其文中作相应的变动。
在托勒密看来，金基斯——塔城与安拉瑞山的关系有二：其一是使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的山脉；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安拉瑞山这个名称从经纬度上考虑也许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脉。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则是这个河谷南面的一条山脉。
应该反复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制图人，托勒密潜心于理解并运用旅行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是将来自北方道路上的报告与沿帕西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丝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提供的详细情况结合起来。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经过费尔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奥什（Osh）通向喀什噶尔。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图上给恰特乔尔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费尔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从而能够将费尔干那山直到北纬42°、东经72°的地方囊括在内。此外，托勒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他认为费尔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山的南部与伊犁河谷相接。显然托勒密对来自许多不同旅行家的情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时，他的处境很不利。他对这些旅行家沿途所经并加以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托勒密无疑认为费尔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经确定，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这使他在缺乏对天山的记载资料的情况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赖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当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东南改动时，他也把卡拉塔尔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时针旋转一个相等的角度（以恰特乔尔山顶和费尔干那山为中心）便可发现它们分别同卡拉塔尔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这样做是为了和残缺不全的资料相谐调，那么塔普里山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现在与锡尔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脉虽仍须保留它与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关系，却不再与金基斯——塔城山连接。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与阿拉道山（the Ala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尔山（the Ala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当的宽度。
对上述地区，托勒密掌握了关于费尔干那地区、伊犁河谷及由南乌拉尔山经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况，而且他还知道一条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认为与那块“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阿兰尼西徐亚在地图上位于彼尔姆上方，阿兰奥西颇靠东方。以后因为一条著名的道路由北乌拉尔山经伊尔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进一步说明阿兰奥西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是在阿拉瑞人以北。这就不难看出阿兰奥西人居住在鄂尔齐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线。
其报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还提供了有关一条自北乌拉尔山到鄂尔齐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描述过一条从顿河河口出发的通往鄂尔齐斯河的道路。对希罗多德所陈种种细节，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条道路的东段可能经南乌拉尔山到达塔城山脉，而更可能是继续穿过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马河，再到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是正确的，它们的目的地都是确定无疑的。希罗多德说前往阿尔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他说阿尔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险峻的俄罗斯阿尔泰山下 (150) 。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情况。在彼尔姆、托波尔斯克（Tobolsk）和巴尔瑙尔（Barnaul，位于鄂毕河上游），在卡坦达河（the Katanda，鄂毕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贝莱河［the Berel，流入鄂尔齐斯河的布赫塔尔马河（the Bukhtarma）的一条支流］等处，都发现了相同的铁器文化 (151) 。由此可见，鄂尔齐斯河是一条联系上伏尔加河、卡马河和中亚的一条通道。阿尔泰山的考古发现则多在通往远东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对西西伯利亚民族的记载也可在中国史籍中找到确证。公元前49年，当郅支单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时，他先是进攻并击败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后企图与乌孙结成联盟，但这一要求未被乌孙接受。于是，郅支击败乌孙军，但他后来并未继续巩固战果，反而向北退走。接着他攻呼揭（回纥）。降服呼揭后，继而西进，破坚昆，又北败丁令 (152) 。他将这些部族一并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有关的资料还指出，坚昆位于鄂尔多即匈奴单于总部以西7000里（约2000英里）之处————约在鄂尔浑河流域。从这些资料中还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坚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尔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则位于鄂尔齐斯河沿岸以北一带 (153) 。
《魏略》 (154) 中提到有关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况（3世纪期间），其作者是从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观察的。于是呼揭 (155) 在乌孙之西北而康居之东北，坚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边境约3000里。《魏略》还说到康居之北有一独立的部族，名曰北乌伊国，在西北又有柳国、岩国及奄蔡————它当时已不依附康居了。
这些记载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是，中国史家对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上半叶之间锡尔河以北民族的数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东方史料的记载和西方史料的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应于阿兰奥西，以南的坚昆似即为塞比，再往南，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乌伊相应为希腊文献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东部，呼揭则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尔齐斯河到黄河
为了探讨维斯瓦河到鄂尔齐斯河之间各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将托勒密对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阐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尔齐斯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的联系，则不必去讨论托勒密的有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和塞里卡的介绍了，因为中国文献中已经有许多直接的资料。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巴尔喀什湖到黄河河套这一区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 (156) ，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溃之后，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则仍占据外蒙古境。于是匈奴与中国在今陕、晋、甘等省份的长城一线发生了联系。此外他们还通过车师前、后王庭 (157) 与塔里木盆地诸国有交往，甚至还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后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诸国。他们还与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乌孙、鄂尔齐斯河上的丁令发生关系 (158) 。
但匈奴部落与鄂尔齐斯民族之交往关系的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文献。在鄂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各支流上许多地方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与中国有交往的中间人发生过贸易关系。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镶边并饰以金片的丝织衣服，一件染成红、绿色彩的貂皮长袍以及一些中国丝绸 (159) 。它们是在阿尔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发掘出来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以北70英里处发现了蒙古曾经和遥远的西方发生联系的证据。在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墓葬中，不仅发掘出镶有毛皮的丝袍及其他中国物品，还有一些产于黑海沿岸的纺织品 (160) 。考古发掘证明，第聂伯河、卡马河、叶尼塞河和黄河同为一个“西徐亚”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 (161) 。这就进一步说明，这四个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既非短暂的，也非偶然的。因此，在北蒙古地区发掘出的“匈奴文物既有古代希腊、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特点，又有中国和当地的风格” (162) 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蒙古匈奴人与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北部民族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
尽管欧亚大陆的北部有着一个贯穿两洲的共同文化，而且在蒙古北部发现了来自黑海的物产，还有像药用大黄之类的东西经伏尔加河传到欧洲 (163) 。但是不能就此设想在大陆北部有一条重要的像中国丝绸转运到叙利亚一样的商路，将中国和俄罗斯联系起来。
在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丝绸以及在阿尔泰山和蒙古发现的镶皮绸衣，从客观上说明中国人对西方和北方进行交往的兴趣是不同的。在北方的墓葬中的中国丝织品显然被认为是汉朝赠送的礼品。因为当时汉朝与蒙古部落交往时惯奉此习。例如，一份公元前2世纪汉朝给匈奴的“礼单”中便包括衬里的夹衣、绣花长袍、一条金钩腰带、金扣、若干匹丝及各种绢布 (164) 。公元前51年，在送给呼韩邪单于的礼品中，除了许多其他物品外，还有七十七袭衣被；公元前49年，又送了同样一批货品，外加一百一十套衣服 (165) 。此外，还可以看看这些送给单于的礼品的数量，两次相比如下：公元前51年是八千匹绢和六千斤丝絮，而到公元前1年，增至八万四千匹绢和七万八千斤丝絮 (166) 。另外，王莽内乱之后，这样的礼品减少到不超过一万匹绢和一万斤丝絮 (167) 。
实际上，这种馈赠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比如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每当外国商人来到朝廷，“皇帝都分赐丝绸珍宝以赏来人。而且给他们带回去的东西比他们带来的异国产物还要多” (168) 。从班彪的话中也可清楚看出公元1世纪初汉朝官方的立场。他在谈到北匈奴时说：“根据他们奉献的价值大小，我们慷慨地给他们赏赐。” (169)
这种交易中，匈奴送给汉朝的常常是马匹、牛羊和皮毛。中国从蒙古那里得到大量的马匹。但蒙古马的个头十分矮小 (170) ，汉朝便一直想搞到其他良马，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马” (171) 。乌孙、呼揭、坚昆亦都有良马。此外，呼揭和坚昆可以提供大量的毛皮和马群。应特别提到，遥远的丁令和奄蔡以其珍贵的“享有盛誉的”黑貂 (172) 而闻名，而皮毛又确为中国所需之物。不仅是为了自己穿用，也是进行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从中国的染色皮毛经印度河上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舟运到罗马的记载中 (173) ，也可看出公元1世纪商路的内情。
由此可见，中国为蒙古、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山一带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由北方和西北方到中国去的无论是商人还是货物，都受到匈奴的控制。从巴尔喀什湖一直到黄河，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蒙古和欧洲事态之间存在着共同特性这个角度来看，当汉朝决定向匈奴开战时，中国边界贸易的大门就自动关闭了。而且每出现这样一次战事，就使商业往来陷于中断，而贸易瘫痪的消息 (174) 势必影响到远至乌拉尔山一线上各部落的生计。因为他们的产品全靠从中国进口。因此在生存的要求之下，贸易阻断便引起了广大范围的骚乱和侵袭；而相反，同样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传统贸易关系一旦恢复，也必带来和平与安定。
这样，远至乌拉尔山区的广泛的战乱，便可由中国边境上的局势得到解释。已经说过，每当天山东部的匈奴和中国关系受到破坏，在欧洲就会发生多瑙河上游以北各民族的暴乱。而且，尽管罗马的文献中缺乏对东日耳曼部落中的战乱的详细记述，但可以知道，在中欧发生的战争中，十次（或九次）便有四次是紧紧接在维斯瓦河地区人民起义之后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蒙古的事态和欧洲事态之间的一致性对解释乌拉尔地区的战争是否与波兰的动乱有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阿兰尼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北部地区的事态，在史料中全无记载，这对于了解乌拉尔山的战乱是如何传播到维斯瓦河地区去的问题带来了困难。然而，通过一些不多的地理资料，仍可较深入地了解到黑海以北地区的局势。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过，公元45～49年之间，罗马人得知了关于中央俄罗斯地区民族的情况。故普林尼和托勒密都提到阿兰尼人，并指出他们与罗克索兰尼人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不难看出，阿兰尼在1世纪中期才为世人所知，而罗克索兰尼人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人们了解了。而且还可以看出，“罗克索兰尼”这个名字是以“阿兰尼”为基本音而构成的一个复合词 (175) 。因而可以肯定，“阿兰尼”这个民族比“罗克索兰尼”有更久的历史。虽然他们不为希腊人所知，但阿兰尼人至少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具有欧洲中心的地位了。
在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著作中保存了有关阿兰尼人的最早记载。他们住在罗克索兰尼人西北、巴斯塔尼人东北，位于第聂伯河或杰斯纳河和顿涅茨河或顿河上游之间。托勒密的描述说得很清楚：阿兰尼人是斯塔瓦尼人的西邻，他们通过苏迪尼人和加林德人与维斯瓦河河口附近的维尼德人有交往 (176) 。此外，在北方他们还与波路西人和奥卡河上的民族有联系。迪奥尼西亚斯·佩里吉提斯（Dionysius Periegetes）在他的著作（很可能写于多密喜安执政时期）中提到北欧地区的这些民族————日耳曼尼人、萨尔马特人、吉提人、巴斯塔尼人、达西人和阿兰尼人。希腊的马西亚努斯在他著名的《红海航行记》的第二章第39节中说：“阿兰努斯山及其周临地区居住着阿兰尼人。他们属于萨尔马特人中的一支。流入黑海的波里西尼河（the Borysthenes）的源头河流均出自这一地区。” (177) 人们都知道，关于阿兰尼人的记载，最为详尽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下的。他使用了许多更早年代的权威材料。在他书的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1）中，他将雅克萨马特人、密奥提人、贾齐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阿兰尼人联在一起。另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8）中，将阿里姆法依人（the Aremphaei）、马萨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兰尼人和萨尔吉提人（the Sargetae）联在一起。而在第三处（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42），又将“欧洲的”阿兰尼人与柯斯托伯卡依人（the Costobocae书中写道：欧洲的阿兰尼人（对周围部族）“实行劫掠驱赶，远及密奥提人和博斯普鲁斯人，甚至连亚美尼亚人和密底亚人也未幸免”。
当罗马人从托勒密书中了解到“阿劳尼”这个民族时，他们也同时获悉了有关卡马河地区某些称作阿萨依和阿兰尼西徐亚的民族。现在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有密切关系，虽然并非指同一个民族 (178) 。可以这样推断，西北地区阿兰尼人的地位绝不逊于中央俄罗斯地区的阿兰尼人。他们的确曾经要在卡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时候一样，而且也和阿兰尼人一样，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政权国家 (179) 。
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几年时间里，阿布佐阿即奄蔡加入了阿兰尼联盟（公元55年以前）。阿兰尼在公元50～75年间曾数次大规模扩张领土。这一情况为中国史学家的记载所补充和证实，从中可以看出阿兰尼的一个扩张步骤。阿米安努斯不仅注意到“欧洲的”阿兰尼，也注意到“亚洲的”阿兰尼。前者位于多瑙河彼岸。他们认为他们像波斯人一样不断地打胜仗，逐步征服、合并了邻近的民族，并统为“阿兰尼”的名下。至于后者，阿米安努斯说他们向东开拓，“蔓及许多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入亚洲腹部，据我所知，直抵恒河流域”。虽然这些部族分居两个大陆，且遥遥相隔，却又同叫一个名称 (180) ，这对阿米安努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公元1世纪中期阿兰尼人大规模扩张的条件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罗马人对博斯普鲁斯王米特拉达悌三世的战争打断了：①塞拉西人和塔里人与阿布佐阿人的贸易；②奥尔西人与米底亚人及亚美尼亚人的贸易；③奥尔西——依阿克萨马特与顿河下游北部各民族的贸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贾齐格人由南俄罗斯迁移到匈牙利。第二，公元48～49年匈奴的分裂招致商路的中断，而这种贸易的中断，影响了卡马河地区的阿兰尼人，因而也波及了中央俄罗斯的“阿劳尼”人。第三，约公元50年，被莎车王贤和康居的战争打断了的贸易往来直接影响到恩巴河上的奄蔡——阿布佐阿，并导致了这个民族与别的势力重新结盟。一方面加入卡马河的阿兰尼联盟，另一方面又同康居和贵霜王朝结盟。而且，由于高加索山南部的战争，包括柯布罗入侵亚美尼亚，这种贸易中断必定延续到公元63年底。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足见公元50年前后中欧的战争形势是多么不同寻常。而迟至公元63年才结束的南俄罗斯动乱又是多么引人注目。公元54年，罗马人攻占了克里米亚，公元56年又占领并重建了德涅斯特河口上的蒂拉斯。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抗击了蛮族的进攻，同年又接管了博斯普鲁斯的王政。而且还可看到，T．普劳提乌斯·西尔万努斯·阿依里阿努斯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内进行的。在他的墓志铭上刻有他事迹的简介。它记载了这位密西亚总督曾收容了大批来自多瑙河东岸的难民；他也征服一些素不为罗马人所知的部落王；以及当巴斯塔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达西亚人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敌对民族的攻击时，他也曾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甚为可惜的是，许多参与这些战事的边远民族未被提及。但从当时的材料————尼禄的首相森尼卡著的书中可以看出，多瑙河东岸人民正是受到阿兰尼人的驱赶。从那以后，阿兰尼在西南方又进攻了巴斯塔尼人和达基亚人。在西方，依阿米安努斯的说法，他们征服了纽里人［the Neuri，约位于普里皮特河（the Pripet）和巴尔喀阡山之间］；在东南面他们赶走了住在亚速海以北、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罗克索兰尼人。
阿兰尼人渡过顿河出现在高加索山地区的具体时间现已失考。
有一种假设，认为他们就是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于公元36年请来的萨尔马特人。这种设想仅仅依靠约瑟福斯一段相当不可靠的文字 (181)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的是，古代的斯特拉波曾说过，伊比利亚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发生紧急情况，就会召集起数十万众。其中有自己人，也有（他们的邻邦和嫡部的）西徐亚和萨尔马特人”，他还说：“在抵抗外侵者中，这些游牧部落在战争中联合了阿尔巴尼亚的部落，正如阿尔巴尼亚人联合伊伯利亚人一样。”不可以认为阿兰尼人参与了公元50年高加索南部的骚乱，当时伊比利亚的法拉斯曼勒斯正与阿尔巴尼亚作战 (182) ，除非塔西图的有关记载是错的。
另一方面，虽然在卢堪的书中有明显的年代错误，但有关阿兰尼人的记载仍可说明他们曾在公元63年出现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区。但阿兰尼人第一次越过高加索山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73～74年。而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244节）说到这一事件时，认为当时他们是居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
由现存的有关阿兰尼人的资料，可以确信在公元50年的战争之前约一个半世纪，他们曾占有俄罗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发的动乱造成了贸易中断之后，阿兰尼人同时向西南和东南发起了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63年。当年，多米提亚斯·柯布罗恢复了和平（也许是因为公元61年贤王之死），这个安定的局面一直扩展到北方。可是当时发生的阿兰尼人的扩张给罗马边境带来了新的危险。罗马人于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断。
有关阿兰尼人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仅从天山到乌拉尔山的欧亚北大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中央俄罗斯地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蒙古匈奴的庞大部落组织。在东方，匈奴统治了内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并扩张到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在西方，阿兰尼则推进到（公元50年以后）维斯图拉河、多瑙河下游、顿河和高加索山。
现有的地理资料说明，欧亚北大陆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发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战乱，可以因之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省。而罗马和中国的史料也证明，紧接天山东部地区的种种事态和动乱之后，总是在中欧引起性质相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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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C．牛顿：《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5～17页。维南德：《弗雷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1～266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89～94页。
(2) 关于公元74～76年间的钱币，参见哈罗德·马亨利和E．A．塞登哈姆：《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26年），12～13页。马亨利：《不列颠博物馆藏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30年），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3) 见CIL，第六卷，第37页，088号。艾德蒙德·格罗格指出，认为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的根据不足。
(4) 见卡佩马奇：《多米提亚斯》，载于RECA，第五卷（1905年），1428～1430页，1433～1435页，文中将这对兄弟的作战时间确定在公元73年之后，并认为他们取得胜利的这次战争结束于公元75年。
(5)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四章，第4节之89～90。“公元75～78年间”说，见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58页。格罗格主张“至迟于公元77年”说，见其《卢梯里亚斯》（19），载于RECA，第一卷（1914年），1259页。
(6) 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65、66节；第五章，第22节；《日耳曼尼亚》，第8节。
(7) 梅尼亚尔文，载于MEFR，第22期（1902年），357页。
(8) 李特灵根据公元83年曾发生过部队的调遣而推测在多瑙河下游出现动乱，见WDZ，第25期（1906年），28页。亦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朱利亚斯·阿斯巴赫则主张与恰提人的战争发生于公元82年，见《波恩年鉴》，第81期（1886年），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99页。
(9) 威南德：《夫拉维》（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41～2596页。吉斯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1914年），1960～2046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1～24页。保尔·库依桑：《多密喜安的胜利》，载于《考古研究》，第五卷，第28期（1928年），65～94页。
(10)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亚努斯》，第6节。苏氏认为，多密喜安对恰提人发动战争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这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的发生并无诱因。此段论述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在恰提人的侵略（公元82年）之后，多密喜安可以得心应手地惩罚日耳曼族部落。
(11) 关于罗马在德意志的前线军事体系，见瑟奥德·蒙森：《论古罗马之边境城界》，载于其《论文全集》第五卷（柏林，1908年），456～464页。H．P．佩尔哈姆：《文集》，弗朗西斯·哈沃菲尔德编（牛津，1911年），164～178页之文：《罗马前线之体系》，179～211页之文：《在南部日耳曼地区之罗马前线》。另亦见法布里西亚斯：《城界》，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572～604页。
(12) 关于阿格里柯拉战役的情况，仅见于塔西图的《阿格里柯拉》一书。这几次战役发生于公元77～83年或公元78～84年。见R．K．麦艾尔德里：《阿格里柯拉任不列颠总督之年代考》，载于JRS，第10期（1920年），68～78页。J．G．C．安德森：《阿格里柯拉何时成为不列颠总督》载于《古文献研究》，第34期（1920年），158～161页。《阿格里柯拉年谱》，载于《塔西图笔下的阿格里柯拉生平》，H．福诺编（第2版，牛津；1922年），166～173页。唐纳德·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安的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3、64页。
近期有关罗马在不列颠推进的考古论证，见弗朗西斯·哈佛费尔德：《罗马对不列颠的占领》（牛津，1924年）。R．E．M．威勒：《罗马之占领》，载于其《史前与罗马时期的威尔士》（牛津，1925年），217～274页。R．G．柯灵伍德：《罗马在不列颠的占领》（伦敦，1930年），其《罗马的不列颠时期》（新版，牛津，1934年）。乔治·麦当劳：《罗马的不列颠时期》（伦敦，1931年），其《罗马在苏格兰的墙界》（第2版，牛津，1934年）。T．D．肯德里克与C．F．C．霍克斯：《英格兰及威尔士之考古研究》（伦敦，1932年），209～302页。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6，第7节之1～4，第10节之1～3；第六十八章，第9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多密西安》，第6节。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
(1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
(15) 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巴黎，1894年），196～197页。马汀里：《罗马帝国之铸币》第二卷，第九十二至九十三章。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1。
(17) 见格塞尔：《公元89年间多密喜安征战时间考》，载于MEFR，第9期（1889年），3～16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66～2571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45页。
(18) 关于这次入侵，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注4，文中联系到塔西图在其《阿格里柯拉》之第41节中的论述，即多密喜安在位时，其军队在穆西亚、达西亚、日耳曼和潘诺尼亚都遭受损失。
(19)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之7。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11节之1。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72～175页。
(2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1～2。
(2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2～4。
(22) 李特灵：《多密喜安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日耳曼战争》，载于JOAI，第7期（1904年）增刊，23～38页。
(23)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其《历史》，第一卷，第2节。
又见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第225～229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1～55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75页。福兰克：《马可曼尼》，同上刊，第十四卷（1930年），1617～1618页。
(2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卷，第5节之3。
(25) 普林尼：《颂赞诗》，第8节之2。蒙森：《论文全集》，第四卷，449页。
(26) 《碑刻铭文年鉴》，1923年，第28期。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5页。
(27)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33节。
(28) 普林尼：《书信集》，第二章，第7节。虽然有关斯普瑞纳征伐的记载或论述千差万别，但其发生的年代却都确认无疑。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3页注1。
(29) 图拉真执政情况，见约翰·迪劳尔：《图拉真评述》，载于马克斯·布丁吉编：《罗马帝国皇帝论文集》，第一集（莱比锡，1868年），1～21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77～211页。
(3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1～2。
(3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8～14。
关于达西亚战争，见A．D．克莱诺波尔：《图拉真皇帝的达西亚战争》，载于《历史杂志》，第31期（1886年），291～312页。维克多里亚·瓦奇德：《罗马征服达西亚战争史》（巴黎，1903年）。H．S．琼斯：《图拉真军旅救援史论》，载于PBSR，第5期（1910年），433～459页。G．A．T．达维斯：《图拉真的第一次达西亚战争》，载于JRS，第7期（1917年），74～97页；其《地形与图拉真纵队》，载于JRS，第10期（1920年），1～28页。W．W．海德：《图拉真在多瑙河的行军路线及桥梁》，载于《古文献周刊》，第18期（1924年），59～64页。
(3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0节之3，有关战争，见第六十八章，第10～14节。
有人认为这些“邻邦”即为帕西亚人。这一观点基于普林尼《书信集》第十章第74节关于卡里朱姆斯的记述。在图拉真达西亚战争时期，卡里朱姆斯曾是穆西亚总督，他在穆西亚被一位名叫苏萨古斯的达西亚头领俘虏，并被作为礼物赠予帕西亚王帕柯鲁斯。后来他成功地逃离帕西亚，来到尼柯米地亚，被当时担任比塞尼亚总督的普林尼送给了图拉真。根据R．P．龙登的观点［见CAH，第十一卷（1936年），239页］，“德西巴鲁斯与帕柯鲁斯很可能早在普林尼赴比塞尼亚之前就被罗马认为已有交往”。
(33) 见乔治·马克唐纳德文，载于JRS，第25期（1935年），188页。文章有关“萨姆斯岛上古器的时代价值”的论述回答了T．D．普里斯和艾里克·伯尔里提出的质疑，见《罗马对苏格兰的第一次占领》，载于JRS，第25期（1935年），59～80页，文中提到在多密喜安死（公元96年）之前已经开始了撤退。另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同时在威尔士地区发生的骚乱是从“六处公元100年起以后的铸币”的研究中被证实的，见威勒：《史前及罗马时期之威尔士》，230页。
(34) SHA载《哈德良生平》，第3节之9。
(35)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1～3，219～243页。
(3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关于此次入侵的讨论，见本书第162页（原文页码）。
(37)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2节之2。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四章，第15节之3。
(38) 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9～20页。
(39)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一章，第4节，79～80页。其年代，见蒙森：《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卷（伦敦，1909年），64页注1。此外，可以相信约在公元75年罗马人将一个名叫萨纳特鲁西斯的伊伯利亚人立为亚美尼亚国王。
(40) 维兰德：《福莱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8页；G．A．哈芮：《罗马帝国叙利亚省历史研究》（普林斯顿，1915年），12～1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63页。罗纳德·塞姆在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3页的文中认为，这次事件仅限于“对入侵者的威吓，这也是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通过种种途径所企望达到的目的”。
这次入侵被普遍推测为归咎于沃罗吉斯对韦斯巴芗的怨恨，因为后者拒绝增援沃罗吉斯去抵抗阿兰尼人。然而，韦斯巴芗通过派兵增援伊伯利亚而与之达成联合之势。另一方面，如果罗马人在亚美尼亚扶植了一个新国王（见前注），那么这一行动便会违反由柯布罗于公元63年完成的与帕西亚的协约，这也就导致产生怨恨情绪。
(41) 普林尼：《颂赞诗》，第14节。
(4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7页。
(43) C．C．昂波尔－胡阿特：《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哈密国之概况及历史》，载于《地理历史通论》（1892年），121～195页。奥瑞尔·斯坦因：《哈密的历史地位》，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47～1151页，其《巴库尔与哈密之历史关系》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39～545页。
关于通往哈密的道路，另见斯坦因之《中印史论》732、1093、1141～1142页；及M．S．贝尔：《由北京至喀什噶尔的伟大的中亚商路》，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
(44) 班超的生平，已由爱德华·沙畹译成法文：《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16～245页。另，从南茜·李·斯宛对班超妹妹的研究中也可获得有关班超的情况，见其《班昭：中国的一位杰出女学者》（纽约，1932年）。
(4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4页。
关于疏勒的历史，见E．H．帕克：《喀什噶尔》，载于AQR，第3集，第20期（1905年），328～337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52～57页。
(46)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83页，其中说：“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整个印度史上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一说法则由詹姆斯·肯尼迪、J．F．福利特等人在1913年的《皇家亚洲杂志》上著文加以深入的阐述。
(47) 文森特·史密斯：《印度古代史》，256～257页。关于公元78年乌鞭为塞族人所侵的可能性，见W．W．塔恩：《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335页，501页。
(48)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119～120页，229～230页。
(49) 关于班超公元78年至公元90年的活动，见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4～233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04～706页，716页。
(5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0页。亦见爱德华·斯佩什：《在伽腻色伽王朝中的印度－西徐亚人》，载于《亚洲学报》，第9卷，第10期（1897年），184～185页。路德维格·巴什霍费尔：《伽腻色伽纪元》，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4期（1927年），40～43页。
(5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沃尔特·福斯：《吐鲁番》，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3期（1926年），129页；有关之年代，见155页之注35。
(52) 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
(53) 沙畹将此年代定为公元88年，见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但后来他又将其改为公元87年，见《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注5。
(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3～194页。
(55) 雅克·德·摩根：《波斯古代史》（巴黎，1927年），159～160页。
(5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19节。斯坦因：《特伦梯亚斯》（19），载于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666页。
(57) 见《圣约翰启示录》，第九章，第13～21节；第十六章，第12节；第十七章，第12～17节。
(58) 有关记载，见维克多·朗格洛瓦：《亚美尼亚历史文集》，第二卷（巴黎，1869年），108页。R．P．朗登：《图拉真帕西亚战事注疏》，载于JRS，第21期（1931年），24页，其中认为：“没有更权威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不去采纳摩西·索连尼西斯关于亚美尼亚的阿达切斯击败多密喜安军队的论断。”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能完全忽略，尤其是考虑到罗马史学家对于多密喜安时期东方战事保持缄默这一事实。
(59)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230页。
(60)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2节；第二章，第8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57节。斯特法恩·格塞尔：《多密喜安皇帝政权论》（巴黎，1894年），154、233页。吉斯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年），1991页。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4～145页。有证据表明，在公元88年11月，一支增援部队集结于叙利亚，见《碑刻铭文年鉴》，1927年卷，第44期。
(61) PIR，第三卷，第352。
(62) 斯塔梯亚斯：《诗草集》，第三章，第2节，136～137页；亦见第四章，第1节，40～42页；第四章，第3节，153～154页。马歇尔书第八章，第65节；第九章，第35节之3。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书第三章，612～617页。
(63) 有关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动，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3～24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20～722页。
(64) 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
(65) 《后汉书》一百五十八卷。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6页。E．H．帕克：《对地志学研究之贡献》，载于《中国史研究》，第16期（1888年），301页，其中提到“一封班固给他弟弟班超的信，曰：‘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登。’”
(6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178页，184～185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0～722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域》（莱比锡，1885年）。
(67) 关于此西域都护的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8～239页。
(68) 关于班超对其继任人的告诫，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3页。
(69) 西尔万·雷维文，载于《亚洲学报》，第222期（1933年），16页。
(7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5～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及注。
(7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
另见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2～451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23～725页。关于西羌首领及针对西羌的战争，见威利文，451～457页，威格书，第一卷，730～731页，及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259页，261～262页，第8期（1907年），233～234页。
(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9页。
(73)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第8期（1907年），160页。
(74) W．W．洛思在《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一书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第204页中，将奥斯罗斯政权之开始时间确定在公元106～107年，而将帕柯鲁斯二世政权之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109～110年，洛思同时又不无怀疑地将数枚公元111～112年及公元112～113年的铸币判定属于沃罗吉斯二世时代。在R．H．麦多威尔所著《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一书中认为沃罗吉斯二世“当属公元105～106年和公元108～109年间铜币的发行者”（公元106～107年未发行铸币），而奥斯罗斯恰在公元109～110年占领塞琉古。
(75)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4节之5。赫尔歇尔：《皮特拉》，载于RECA，第十九卷（1937年），1177页。
(76) 资料源于《汉书》。此段与北方少数部族有关的历史，主要有以下的译文：亚历山大·威利：《匈奴与中国之关系史》，载于JAI，第3期（1874年），401～452页，及第5期（1876年），41～80页。E．H．帕克：《论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页，109～125页，及第21期（1895年），100～119页，129～137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土尔奇、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民族通史》（巴黎，1756～1758年）。帕克：《鞑靼民族一千年史》［伦敦（上海）1895年，1924年伦敦重印］。此外，《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是J．A．M．德·英瓦里亚·德·梅拉的重要译作，该书是将12世纪末朱熹所撰之《通鉴纲目》译为法语，并被雷昂·威格在其《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第2版，1922～1923年）这一著作中引用。
至于公元前66至公元前58年间的时局，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3～124页。格鲁特：《匈奴》，202～203页，其《西域》，201～21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2～522页。另见爱德华·布瓦：《论中国历史上的军屯戍边》，载于《亚洲学报》，第4卷，第15期（1850年），344～346页。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页。
(77) 关于公元前58年至前36年间的局势，见威利文，载于JAI，第5期（1876年），41～50页；其《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2页，49～65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第21期（1895年），100～106页。格鲁特：《匈奴史》，209～238页。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85～95页。伊金特·比舒林：《蒙古史》（柏林，1832年），187～190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42～146页，150～155页，162～163页，172～17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22～526页，544～549页。
(78)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6页。
(79) 有关之译文，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费尔普斯·霍吉斯在其《不列颠的灾难》（伦敦，1931年）第258页中指出：“里不是一种长度单位，而更应是一种时间与距离结合的度量单位。”H．B．莫尔斯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伦敦，1908年）一书之173～174页中指出，“一里实际上是一名负载的脚夫一天十小时跋涉所走过路程的百分之一”。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十里等于三英里，见艾利克·泰曼：《一名使节的中国西北之旅》（剑桥，1921年），32页。
(80)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见于SAWM，272页；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81) 依格鲁特《匈奴史》232页中之见解，此河即为阿姆河；而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91页中则认为其为楚河。
(82) 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51～59页。格鲁特：《匈奴史》，230～238页。
除了陈汤本人可能的意图外，夏德、奇斯灵及格鲁特等人关于郅支在中亚地区发起战争的论点都无足够根据（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在历史资料中并未提到当郅支到达康居后向除乌孙以外的所有部族都发起战争，也未提到他是在康居军队支持之下发动战争的。至于匈奴控军的数字，可能是根据以下事实判断出来的：（1）乌孙派了8000人的军队抵抗他，而郅支则认为“乌孙兵力无可数计”；（2）他到达康居时，手下有3000人的军队；（3）中国军队攻克了郅支的营垒后，处死了1518人（包括他的儿子），掳走145人，并将1000余人遣散分送给曾经支援过中国军队的当地大户。奇斯灵在其《匈奴》一文（载于RECA）中的论点则全受夏德的影响，即认为这一事件是“匈奴第一次大西迁”。
(83)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29～137页。J．J．M．德·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64～288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17～618页。
(84)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06页。
(85) 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2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爱德华·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3页注释1。J．J．M．德·格鲁特：《公元前的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77～182页。另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71～572页。
(86) 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第27期（1933年），146页。
(87) 有关其生平，见韦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16节之3。
(88) 关于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间的事件，见E．H．帕克：《公元1世纪的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81、85、93页；其《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25～261页。又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13～115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36～338页，341～345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663页，667～668页。
(89) 比为附汉求安，曾向皇帝呈送匈奴疆域图。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5页。
(90) 鲜卑攻匈奴乃受汉之指使而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及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8页。
(91) 有关讨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260页。
(9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页及注释2。《〈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释5，559页注释1。亦见阿贝尔·雷姆萨：《新编亚洲论文集》，第一卷（巴黎，1829年），239～240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49～251页。
奄蔡更名为阿兰的情况，与公元25～55年间的局势有关，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8及150页，但具体年代不详。上述情况又被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69～70页中与阿兰尼人出现于欧洲联系在一起。
斯特拉波认为（见其《历史》第一章，第2节之34），“对各个部族来说，更改自己的名称是常有之事”。又见于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51页。
(9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94) 有关上述事件，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1～26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56～357页，362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1922年），695页。
(95) 关于公元72～77年间的事件，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2～263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8页，211～212页，221～232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362～37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95～696页，700～704页。又见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19～20页。奥瑞尔·斯坦因文，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732、1147～1151页；《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40～541页，572～573页。
(9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此次事件在韦斯巴芗执政时期的第四年（即公元72～73年）曾被约瑟福斯记载下来，但此后直至公元75年帕西亚的沃罗吉斯起兵驱逐入侵者时却失考，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33页中认为此事件发生于公元72年，R．P．龙登在其《图拉真伊朗战争考证》（载于JRS，第21期，23～24页）亦持此见。
(97) 见A．R．安德森：《亚历山大在里海之门》，载于TAPA，第59期（1928年），141页注16，153页注39。
(98) 约瑟夫·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08页。
(99) 是否确有从阿姆河到里海之间的商路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未引入此处的讨论。尼禄、森尼卡和布鲁斯为了确定其东方政策，曾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第二章第73页和第十一章第509页）和普林尼的记载（第六章第52页），认为印度货物通过阿姆河、里海、阿尔巴尼亚（赛勒斯河）和菲西斯河（雍河）运抵黑海。此外，尼禄等人还很可能向希尔卡尼亚的使节们了解通商贸易的可行性，他们完全可以从来自柯尔奇斯、伊伯里亚和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口中得到各种信息。
(100) 见本书第123页（原文页码）。
(101) 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执政期内，曾建筑了一条防御工事，它从多瑙河南岸的波依奥杜鲁姆（毗邻帕骚）开始，经孔金、施特劳宾和艾宁，直至乌尔姆。其后，另一条防御工事也建了起来，即雷西亚防线，它是建在多瑙河北岸，起自艾宁对岸，直达雷西亚的西部边境，在彼处与勒尔赫（斯图加特之西）附近的上日耳曼防卫体系相接。详见法布里西亚斯：《防线》，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605～608页。雷西亚防线并非由东向西按部就班地建造的，而是优先建造那些属于最重要的前线的兵站，途径是经过各援军驻地，自多瑙河沿岸的据点，沿着史前时期由多瑙河向北通往赫尔门杜里人占领的疆域（公元1世纪初）的古老通道而有选择地进行。正如塔西图在其《日耳曼尼亚》第41节中所揭示的，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赫尔门杜里人被允许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到多瑙河彼岸去，进入奥古斯塔·温德里柯鲁姆（奥格斯堡）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此外，韦斯巴芗在多瑙河南岸修建的据点显然是企图控制通往奥格斯堡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靠近这座城市的三个据点————京茨堡、艾斯灵根和布格豪夫则似乎在多密喜安时期已被烧毁，详见奥尔文·布诺干：《罗马在日耳曼的防线》［载于《考古杂志》，第92期（1935年），6页注1］。为此推论，赫尔门杜里人以前曾是罗马的盟友，后来却在韦斯巴芗（公元74～76年）和多密喜安（多在公元92年）时期怀着敌意渡过了多瑙河。如上所述，便有证据表明在公元74～76年曾发生过赫尔门杜里人的入侵，同时，文献资料中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在韦斯巴芗时期发生的动乱扩大到了马可曼尼。再者，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忽略的，即马可曼尼人侵入潘诺尼亚（公元89年、公元92年和公元97年）是紧随修筑多瑙河北岸的雷西亚防线之后发生的。
(102) 关于公元84年至公元92年间的事态，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3～267、291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8、212、224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88、391～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13～715页，717～718页。
(103) 阿兰尼人很可能在公元88年左右入侵过亚美尼亚，见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格鲁吉亚史》，载于《亚洲学报》，第2卷，第13期（1834年），49～55页。M．P．布洛塞：《格鲁吉亚史》，第一卷（圣彼得堡，1849年），66页及注3。亦见J．A．圣马丁：《亚美尼亚史地论集》，第一卷（巴黎，1818年），300页。
(104) H．A．盖尔斯：《中国名人辞典》（伦敦，1898年），第1956条。爱德华·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25页注3。
(105) 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
(106) E．H．帕克：《公元1世纪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19页。在南北匈奴发生战事期间，鲜卑则在公元50年增强了实力，详见帕克文第85页。
(107)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123、278～279页；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绘画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109～110页。雷昂·卡温：《亚洲史导论》（巴黎，1896年），96～98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68～269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600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2页。荷内·格罗塞：《亚洲史》，第二卷（第3版，巴黎，1922年），191页。奥托·福兰克：《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柏林，1930年），399页。
(108) 关于来斯库波里斯的情况尚未见于文献记载，至于钱币学方面的证据，可参见P．O．布拉乔夫：《希腊殖民地的钱币汇编》［（俄文版），敖德萨，1884年］，252～253页。沃尔维克·罗思：《希腊钱币汇编：蓬塔斯……及博斯普鲁斯王国》（伦敦，1889年），54～56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599、600、611页。
(109)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93～294页。
(110)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2页。瓦尔特·富克斯：《土尔番诸国》，载于《东亚杂志》，第13期（1926年），130页。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73页。
(111) 此处普林尼力图介绍一种文献记载的史实，即“西徐亚旁系部族”，其内容是根据希罗多德书之第四章之3～4节及加士丁书第二章第5节所述而来的。然而，这些史实又曾出现在诸如瓦勒里亚斯·弗拉库斯所著的《阿格诺提卡》之第六章和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书的第二十二章中，而且也都在文中提到吐鲁葛迪提人（居于多瑙河河口附近）。这样看来，普林尼的记述就显然是出自与他同时代作家的著述了。
(112) 赫尔曼：《雅克萨马特》，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1170～1180页，其中介绍了10位作者（6位希腊作者，4位拉丁作者）曾经以不同的对音法提到过雅克萨马特人。不过赫氏认为，如果把来自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21节中的“马札马卡依”之名确定即为“雅克萨马特”人，是颇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德特尔夫森之后更是如此，德氏在其研究普林尼的地理著作的书中将那个民族考为“马扎卡依”或“马札卡西”。
(113) 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9节中，普林尼提到一个名为“乌提多尔西”的民族，而梅霍夫将此改定为“乌提·奥尔西”。今人托勒密在其有关艾茅斯山中的西徐亚人的论述中（第六章第14节），使用了“阿拉诺尔西”的名称。托马歇克、赫尔曼等人则一致主张这个民族的名称应该改称为“阿兰尼·奥尔西”。对古代民族的考据，其要旨本在于将由于文献传抄等原因造成的读音错误一一剔除，恢复原始作者的字与音。以上所讨论的，即是此种情况。那个古代民族的名称在某一情况下发生了歧误，而接着又被两位传抄文献的人错录了下来，他们一位用的是拉丁文，另一位用的是希腊文。如是，根据马卡特在其《埃尔兰历史考证》一文中的观点［见《语言学报》增补刊第10期（1905年）第85～87页］，两种古名称中的“奥尔西”字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得到认同的。
(114)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0页。
(115) 根据考古学材料，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即塞拉西人领地）在公元1世纪时是与中国接壤的，详见M．I．罗斯托夫特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32页。
(116) 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赫尔曼、基斯灵和克雷奇默尔所揭示，见RECA，第九卷（1914年），1178、1181、2245页。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条道路在察里金或萨拉托夫越过伏尔加河继而向东延伸，经过奥伦堡通往西尔达亚。不过他们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
(117)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49页。卡尔·纽曼：《在斯堪特人地方的希腊人》，第一卷（柏林，1855年），213～215页。约翰·阿伯克诺姆比：《史前及上古时代的芬兰人》，第一卷（伦敦，1898年），7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4页。
(118) A．M．托尔格伦：《彼尔姆人研究》，载于ESA，第3期（1928年），92页。
(119) 见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217页。
(120) 有关这些名称的考证，见米勒所编之托勒密《地理》（1883年），429页。卡尔·米伦霍夫：《德意志古文化研究》，第三卷（柏林，1892年），95～100页。赫尔曼：《萨姆尼提人》，载于RECA，第2期。
(121) 弗雷德里希·夏德：《张骞————中国经营西域的开拓者》，载于JAOS，第37期（1916年），96页。J．J．M．德·格鲁特：《纪元前时期之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5～16页。
夏德主张所谓“大泽”即亚速海，但此说未被接受。一般认为，当为里海或咸海。
(122) 见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4年），44页。
(123) 同上注，152页注5。
(124)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
(12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196页。亦见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5，559页注1。
(12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0、168页。
(127) 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以上两种译文出自P．A．布德伯格博士。
马端临的记述由于出自后世，故不具有历史的权威性，阿贝尔·莱姆萨的译文（载于《亚洲史新论》，巴黎，1829年），239～240页，则是被经常引用的。
(128) 关于Hsp-sǒ，见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29页；关于Hap-suo，见伯恩汉德·卡尔格伦：《中文及中日分析辞典》（巴黎，1923年），第823条及第75条。
(129) 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63页。
(130) 见罗伯古籍书局出版有关斯特拉波文献中H．L．琼斯所写段落中的注释。
(131)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127页。
(132) 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二卷（巴黎，1843年），179页；约瑟夫·马尔卡特：《艾兰史研究》，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3～84页。
(133) 欧仁·卡韦尼亚克：《罗马之和平》（巴黎，1928年），238页。
(134)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第十八卷（1885年），594页，而德文译书（《伊朗史》）直至1888年才出版。
(135) 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境》（上海，1885年），139页注1。
(136) 夏德文，载于JNCB第二卷，第21期（1886年），215页。
(137) W．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37页；又见其《奥尔西》，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569～2660页。
(138) 关于这些名称的特点，见康拉德·米勒：《古罗马疆域行旅考》（斯图加特，1916年），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三十四章。
(139)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一卷，251页。亦见249页。
(14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
(141) 马尔卡特文，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4～85页，240～241页。
(142) 夏德：《金斯米尔先生与匈奴人》，载于JAOS，第30期（1909年），41～42页。
(143) 例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07、120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585页。
(144) 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145) 见卡尔格伦：《分析辞典》中第238及1052条的语音分析。
(146) 格鲁特：《中国西域》，15～16页。
(147) 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61～562页。
(148) 艾德瓦·苏艾斯：《地球之面貌》，第三卷，H．B．C．索拉斯译本（牛津，1908年），160～163页。以上各山脉之联系见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中亚细亚》第三卷（巴黎，1843年）中之论述及地图。最近的有关信息，则见于伦敦1931年版陆军部办公厅地图处所编之“中亚地图”（第2版）。
(149) 见W．W．罗克希尔（即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行记》（伦敦，哈克路特研究会，1900年），254～255页。这段路程为2600英里，他历时2个月又10天。
(150)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路线，见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一卷（巴黎，1843年），389～411页。威尔赫尔姆·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1～70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6～114页。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34～51页。G．F．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27～52页。
(151)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253页及地图。
(152) 本文提到的这些史实，详见格鲁特：《匈奴史》，62、79、221、227页。约瑟夫·马尔卡特文，载于AGWG，第13集（1914年），第一卷，65～68页。
(153) 格鲁特：《匈奴史》，221页。
(1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61页。
(155) 马尔卡特上文，65～66页。
(156) 见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24、26～27页。
(157) 关于天山北部车师民族的不同王国，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7页，第8期（1907年），210～211页；格鲁特：《西域》，159、161～162页。关于车师前、后王庭，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49～586页；欧文·拉梯摩尔：《鞑靼民族》（波士顿，1930年），146～148页。
(158) 关于匈奴与乌孙和丁令的战争，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2～123页，第21期（1895年），104、113、263页；格鲁特：《匈奴史》，62、199～200页、202、220～221页，227、253～25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0～511页，545～548页，705页。
(159) 此项考古发现是威尔赫尔姆·拉德罗夫完成的，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页；A．A．萨哈罗夫：《阿尔泰山的出土文物》，载于JAI，第55期（1925年），37～57页。关于贝莱尔山区发现的文物，见萨哈罗夫：《西伯利亚考古资料》，载于ESA，第3期（1928年），132～140页。
(160) G．O．伯罗夫卡：《科兹洛夫探险队1924～1925年在蒙古的考古发现》，载于《考古学报》副刊，1926年，341～368页。W．P．叶茨：《科兹洛夫探险队的发现》，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68～185页。E．H．闵斯：《北亚发现的小青铜器》，载于《考古学报》，第10期（1930年），1～23页，这些器物之年代为公元前2年，见8页。约阿希姆·维尔讷文，载于ESA，第9期（1934年），258～269页。
(161) J．G．安德森：《联通欧亚的道路》，载于JRAS，1929年，422～425页，亦见其《草原之路》，载于《远东历史博物馆馆刊》1929年第1期，143～163页，安德森将此四省份称为尤克星（黑海）、亚纳尼诺、米努辛斯克和绥远。
(162) 叶茨文，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73页。
(163) E．H．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剑桥，1928年），207～208页。关于库班古墓中发现的中国文物，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336页，及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第132页；关于德国发现的中国文物，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莱茵河地区的中国文物》，载于《环球学刊》第88期（1905年），45～49页。
(164) 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5页。关于黄金带扣，可参见文献总目中“欧亚北部民族艺术”的有关条目，亦见于保尔·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26期（1928年），139～143页。
(165)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页。
(166) 可比较帕克的系列论述，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107、111、117页。
(167)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7页。
(168) 格鲁特：《西域》，第33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3页。
(169)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页。
依中国典籍记载，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贡品”，但又予以“馈赠”。帕克在其《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第2版，伦敦，1917年）第42页中指出：“所谓古代之贡物，实为一种贸易形式。”欧文·拉梯摩尔在其《满族：冲突的摇篮》（纽约，1932年）第111页中说：“对历史上给宗主国进贡的部落的真正地位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显然，许多的贡品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形式，这些贡品是由专门的官员统一收购的。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还可看出，向宗主国缴交的贡物，其实就是变相的赋税。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纳贡部落的回赠，其价值又往往远大于贡物本身。”
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一文（载于《地理杂志》1938年第91期，12页）中，拉梯摩尔进一步论述：“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据说明通过进贡或交易而达成的交换对于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见上文，14页）：“奥尔肯的土尔克斯人原本是游牧部落，但他们与中国和土尔奇斯坦的绿洲地区开展了大量贸易活动（正如早年匈奴所为一样）……奥尔肯的土尔克斯部落首领们渐渐变成了某种生活奢侈的君王，他们的收入已远不止是其部民以牛群上缴的贡赋和为其专门提供的服务。”此外，还可引用W．W．柔克义在其《喇嘛的土地》（纽约，1891年）第141页中的论述，尽管这段论述是针对现代情况而言的：“人们不无惊奇地注意到，蒙古人和西藏人的首领们是怎样垄断在各自领地上的贸易活动的……一个蒙古人如果知道其头领有马匹或骆驼要出售的话，他是不敢将自己的牲畜拿出去进行交易的，或者，如果这个部民斗胆私下出卖了一头牲畜，他定会将所卖得的钱物的一部分上缴给头领，以求得头领宽恕他冒犯了所定下的规矩。”
(170) 见威廉·里吉卫：《纯种马的起源及影响》（剑桥，1905年）；萨利姆·贝克：《蒙古马》（天津，1926年）。这种矮种马迄今仍是外蒙古的主要马种，见查尔斯·贝尔：《争夺蒙古的斗争》，载于JCAS，第24期（1937年），62页。
(171) 此问题本是极有意思的，但本书不作探讨。参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4～45页。夏德文，载于JAOS，第37期（1917年），102～103页，109～113页。格鲁特：《西域》，35～42页，110～111页。尤其见于W．W．塔恩：《希腊陆军与海军之发展史》（剑桥，1930年），77～83页，156～159页，及W．P．叶茨：《马匹————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载于ESA，第9期（1934年），231～255页。
(1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9～560页。
在马可·波罗的《黑暗之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那里的人们拥有巨量的皮货，他们有名贵的紫貂，有貂皮、北极熊皮、灰鼠皮、黑狐皮及其他各种珍稀毛皮。他们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猎手，积贮了无数的皮货。与之相邻的‘光明之国’的人们从他们手中购买这些皮货，因为有‘黑暗之国’的人将皮毛运到边境上做交易。商人们便购买这些产品，并从中谋取暴利。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国家的边界就与大罗西亚相接。”（玉尔书，第二卷，484页，亦见于486页。）
(173) 普林尼：《博物志》，第三十四章，145节，第三十七章，204节；《红海航行记》，第二节之39。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157～159、362页。哈德森：《欧洲与中国》，63页。
(174) 关于当时时局情况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可以从卢布鲁克所记载的自蒙古的卡拉库鲁姆到伏尔加河需要70天这一事实来推断。在北方地区，根据安东尼·坚金森的报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罗克索兰尼”或“罗克萨拉尼”的意思，在闵斯书《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的120页中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阿兰尼”，而在罗斯托夫译夫的《伊朗人与希腊人》115页和255页中则认为是“白色阿兰尼”。
(176) P．J．沙尔发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第一卷（莱比锡，1843年）545页中提到阿兰尼人相邻的部落。
(177) 见《外海航行记》第二卷，39节，W．H．斯考夫译（费城，1927年）。
(178) 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82页注1。
后来，阿兰尼人被改称为“阿斯”或“阿西”，又被俄罗斯人称为“亚西”，见艾米尔·布莱什赖德：《中世纪研究》，第二卷（伦敦，1910年），84～85页。
(179) 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3页。
(180) 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前揭书，第三十一章，第2节之13、16、17页，杨格译。
(181)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中，记载了阿兰尼人的一次入侵，并认为他们是“西徐亚人的一种，正如前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这一推论对于继《犹太战争史》之后而作的《上古犹太史》中的任何记叙均未起到参考或引导作用，但却使得几乎所有的读者费尽心机地去查阅以前所提到的有关情况。H．圣约翰·萨克雷则认为：“（《犹太战争史》中的）这段引述前文的话，很可能是约瑟福斯在无意中从某篇与犹太历史无关的文字中引用的。”关于《上古犹太史》之创作情况，可参见萨克雷所著《约瑟福斯：其人及其历史学》（纽约，1922年），及《不列颠科学院学报》，1930年，15～18页。
(18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范晔关于奄蔡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公元25～55年 (126) 。其后的情况载于鱼豢的《魏略》，时间约在公元225～229年之间。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但鱼豢的这一著作，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料，因而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127)
以上所陈种种，均证明无论欧洲的或是中国的史家，均对里海北边的这一国家有所关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考虑到，对某一个民族来说，是否同时在东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文献中都得到反映，即在东方和西方文献中都有着明确的证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记载中说亚洲萨尔马特的某些民族与“海峡对面”（的伏尔加河口）的许多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鱼豢均认为奄蔡或阖苏这个拥有十万大军的国家组织位于里海之北。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确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汉时期阖苏（Ho-su）的发音是Hap-so或Hap-suo (128) ，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就便是“阿布佐阿”的准确音译。毫无疑问，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与伏尔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联系，并通过它们与塔曼半岛（the Taman Peninsula）上的希腊城邦进行交往。
虽然在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以上的考证却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尔西）的这个看法，虽然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往往引起冗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而既然奄蔡＝阿速这一等式已经在著述的领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就应该对有关它的争论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个事实是，1887年，巴龙·冯·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 (129) 在描述由中国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时，曾说到奥尔西（阿速）这个从事贸易的民族住在里海以北及伏尔加下游，并认为这个民族只在西方文献中有记载。
李希霍芬关于阿速地点的论述与被广泛采纳的斯特拉波的解释大相径庭。斯特拉波认为“上阿速”比顿河地区的阿速“更加靠北” (130) 。这个解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很明显，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对阿速人与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通商情况的长篇大论的描述，而且结论也只能从顿河以北民族的记载中去找。尽管斯特拉波坚持认为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已经失散而不可详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谓“远在顿河以北”的阿速人居住的地点是在内陆西徐亚之地 (131) ，即里海以北地区 (132) ，或是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 (133) 。但只要将斯特拉波对阿速的记载当成是一个整体的论述时，这些困难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这部杰作的声誉，使另外两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针对他关于他只有西方作者才提到过奥尔西（阿速）的论点提出修正。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Alfred Gutschmid） (134) 主张，既然正如《魏略》所记，奄蔡向西扩充直抵罗马帝国边境，那么“这便不容置疑地说明他们就是奥尔西”。然而，在进行这一推理时，盖茨米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尔西是在《魏略》记载的史实之前近两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里希·夏德提出奄蔡即为阿速 (135) ，其理由是，“奄蔡”在中国古代的读音是“An-ts'ai”，其中的“An”就是外国的“Ar”的对音。其后不久，他又发现这个地名的古音应该是“Amts'ai”，同时他说：“我很懂得这个尾音m所带来的困难，这个困难无法解决……然而，事实本身似乎却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二者是一致的。” (136)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法找到历史资料来支持他所说的这一事实。1889年，托马歇克（W．Tomaschek）在讨论中提出一个新观点，他将阿速当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阿布佐阿” (137) ，虽然普林尼书中有Abzoae这一名称，而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读音了。托马歇克从珀廷热（Peutinger）的民族名称表中的Arsoae推导出Arzoae来，但当他关注于这一资料来源之时却没注意到其中拼写上的嬗变和不同 (138) 。（现存的珀廷热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纪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纪）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马歇克说的“Arzoae”这一名称，并提出了An-ts'ai＝Arsai这个等式 (139) 。1905年，夏德的观点得到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的认可 (140) 。同时，约瑟夫·马尔卡特（J．Marqurt） (141) 又从语言学角度上提出关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论。不过他本人还是相信这两个名字实指一个民族。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夏德仍然坚持普林尼的“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误”的看法，并明确地放弃了在Amts'ai和Aorsi这两个名字之间建立联系的试图。“但是，”他继续说，“在如此繁多的证据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m＝r这个语音上的问题放在首位呢？” (142) 可是他并没有引申出那“繁多的证据究竟是些什么”。
虽然夏德放弃了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这一论点却被广泛地接受了 (143) 。这个问题一直没什么进展。到了1921年，J．J．M．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论述郅支单于的战争时，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 (144) ，也就是奄蔡的别称。他甚至还认为Hap-sǒ一定就是“Aorsi或Arzoae”。1923年，卡尔格伦（即高本汉，B．Karlgren）给出这两个音节的发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这个音来源于更早时期的'iam-ts，ad (145) 。最后，在格鲁特死后，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为'Am-ts'at或'Am-sat (146) 。至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暂告休止。正如李希霍芬所说，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的Aorsi是在里海以北。很明显，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了。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论发生了转折。对于这个观点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既然普林尼确认Abzoae位于伏尔加河之东，中国史学家说奄蔡或Ho-su是在锡尔河之西，加上中国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准确音译，那么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到此结束了。
普林尼记叙了在伏尔加河东、南两侧的民族之间有着交往关系，但他提供的资料有关的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此外，托勒密讲到里海以北地区时，其时间无疑是在公元73年阿兰尼入侵亚美尼亚之前。他并没提供任何有关伏尔加河下游两岸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情况。他所描述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后转向东南。据推断，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间，伏尔加河以东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情况可见于上面引用的中国史籍。直至1世纪中叶，在塔里木盆地和里海以北的奄蔡之间还有着通商往来。但在1世纪中期（约公元55年），这个中西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同时，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换了与阿兰尼不相容的族名。此外，在公元50～55年间，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们与伏尔加河西岸的萨尔马特人的固有关系，加入了阿兰尼人同盟，从而与东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康居与阿姆河以南的贵霜王朝交往。所以说，近代发现于卡马河上的贵霜王朝第一位统治者丘就却的一枚铸币，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意义。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显然有根据认为阿兰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在了解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决不可忽视鱼豢所记载的那些细节，即3世纪早期康居的老人们还在谈论他们的万里征途————由奄蔡国以远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 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 Lapps）之地 (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时代是在卡马——贵霜联盟结束之时，他说：“在前代，奄蔡归附了康居，现在却不再依靠它了。”讲到奄蔡时，他没有提及他们叫做阿兰，但说某些人称之为阿兰。因此，十分明显，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兰尼联盟与以上事实并无矛盾，也绝不比他们与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业交往的时间更久。2世纪末、3世纪初波及整个亚洲大陆的革命性动荡之后，阿布佐阿确实不再叫做阿兰尼了。在4世纪的潘廷基尔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这个名字被写成Arzoae，而阿兰尼则单独被列在顿河——高加索地区，可以补充的一点是，Yen-ts'ai或'Am-ts'ai这个名字至今仍在里海以北的地区出现。安东尼·詹金孙（1557年）认为恩巴河叫做Yem。到19世纪中期，地图上还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国文献提供的详细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论述就变得如此明朗了。
由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
在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托勒密论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亚人时提到的由西向东各部族的名称。他说，在北方及相邻的某地，西徐亚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称为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的民族。在西徐亚以南，则有塞提阿尼人、马萨依人和苏比人。他又说，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萨斯人。这些部族中，阿兰奥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萨斯人肯定在乌拉尔山以东，而塞比人则与同名的一座山脉相邻；南面，仍依西向东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 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 Galactophagi）、塔普里人（the Tapuri）及安拉瑞人（the Anarei）。这三个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据同名的三个山脉来考订的。
可以这样说，托勒密给出的上述四条山脉的坐标，根据现在的面貌，不可能归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结果的体系中去。不过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许多地方与现代对那个旷野地区的考察结果相吻合。这样一来，阿斯帕西山便无疑是位于东经66°～77°、北纬47°～50°的图尔盖（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山国了，而塔普里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亚人东部的安拉瑞山（见托勒密的地图）则可以在图中描绘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脉中找到。此外，依托勒密说，苏比山是由西南到东北与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吉尔吉斯山脉（the Kirghiz Steppa）与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几乎成一直角” (148) 。此二山系的交点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远的地方。在托勒密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被称为苏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 Ishim）和努拉河（the Nura）上游以及与阿克摩林斯克相邻的地区中找到。他说，一打开地图便可看到他们的位置是在“这个河流之国的中心部分”（第六章，第14节之8）。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纪，人们就已经得到这条横贯大平原的道路的资料，而卢布鲁克之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仑山返回伏尔加的归途中穿过这个大平原 (149) 。
从托勒密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绘出了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脉————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过应该指出，作为安拉瑞山支脉的一部分并且被列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脉却未被包括在托勒密书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经纬度范围之中。这一差错导致了对出现在地图上的苏比这个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苏比在书中被称为Seymbi。可见托勒密对地图不时地进行了增补，但并没有在其文中作相应的变动。
在托勒密看来，金基斯——塔城与安拉瑞山的关系有二：其一是使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的山脉；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安拉瑞山这个名称从经纬度上考虑也许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脉。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则是这个河谷南面的一条山脉。
应该反复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制图人，托勒密潜心于理解并运用旅行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是将来自北方道路上的报告与沿帕西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丝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提供的详细情况结合起来。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经过费尔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奥什（Osh）通向喀什噶尔。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图上给恰特乔尔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费尔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从而能够将费尔干那山直到北纬42°、东经72°的地方囊括在内。此外，托勒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他认为费尔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山的南部与伊犁河谷相接。显然托勒密对来自许多不同旅行家的情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时，他的处境很不利。他对这些旅行家沿途所经并加以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托勒密无疑认为费尔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经确定，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这使他在缺乏对天山的记载资料的情况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赖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当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东南改动时，他也把卡拉塔尔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时针旋转一个相等的角度（以恰特乔尔山顶和费尔干那山为中心）便可发现它们分别同卡拉塔尔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这样做是为了和残缺不全的资料相谐调，那么塔普里山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现在与锡尔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脉虽仍须保留它与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关系，却不再与金基斯——塔城山连接。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与阿拉道山（the Ala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尔山（the Ala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当的宽度。
对上述地区，托勒密掌握了关于费尔干那地区、伊犁河谷及由南乌拉尔山经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况，而且他还知道一条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认为与那块“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阿兰尼西徐亚在地图上位于彼尔姆上方，阿兰奥西颇靠东方。以后因为一条著名的道路由北乌拉尔山经伊尔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进一步说明阿兰奥西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是在阿拉瑞人以北。这就不难看出阿兰奥西人居住在鄂尔齐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线。
其报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还提供了有关一条自北乌拉尔山到鄂尔齐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描述过一条从顿河河口出发的通往鄂尔齐斯河的道路。对希罗多德所陈种种细节，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条道路的东段可能经南乌拉尔山到达塔城山脉，而更可能是继续穿过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马河，再到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是正确的，它们的目的地都是确定无疑的。希罗多德说前往阿尔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他说阿尔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险峻的俄罗斯阿尔泰山下 (150) 。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情况。在彼尔姆、托波尔斯克（Tobolsk）和巴尔瑙尔（Barnaul，位于鄂毕河上游），在卡坦达河（the Katanda，鄂毕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贝莱河［the Berel，流入鄂尔齐斯河的布赫塔尔马河（the Bukhtarma）的一条支流］等处，都发现了相同的铁器文化 (151) 。由此可见，鄂尔齐斯河是一条联系上伏尔加河、卡马河和中亚的一条通道。阿尔泰山的考古发现则多在通往远东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对西西伯利亚民族的记载也可在中国史籍中找到确证。公元前49年，当郅支单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时，他先是进攻并击败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后企图与乌孙结成联盟，但这一要求未被乌孙接受。于是，郅支击败乌孙军，但他后来并未继续巩固战果，反而向北退走。接着他攻呼揭（回纥）。降服呼揭后，继而西进，破坚昆，又北败丁令 (152) 。他将这些部族一并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有关的资料还指出，坚昆位于鄂尔多即匈奴单于总部以西7000里（约2000英里）之处————约在鄂尔浑河流域。从这些资料中还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坚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尔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则位于鄂尔齐斯河沿岸以北一带 (153) 。
《魏略》 (154) 中提到有关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况（3世纪期间），其作者是从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观察的。于是呼揭 (155) 在乌孙之西北而康居之东北，坚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边境约3000里。《魏略》还说到康居之北有一独立的部族，名曰北乌伊国，在西北又有柳国、岩国及奄蔡————它当时已不依附康居了。
这些记载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是，中国史家对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上半叶之间锡尔河以北民族的数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东方史料的记载和西方史料的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应于阿兰奥西，以南的坚昆似即为塞比，再往南，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乌伊相应为希腊文献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东部，呼揭则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尔齐斯河到黄河
为了探讨维斯瓦河到鄂尔齐斯河之间各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将托勒密对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阐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尔齐斯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的联系，则不必去讨论托勒密的有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和塞里卡的介绍了，因为中国文献中已经有许多直接的资料。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巴尔喀什湖到黄河河套这一区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 (156) ，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溃之后，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则仍占据外蒙古境。于是匈奴与中国在今陕、晋、甘等省份的长城一线发生了联系。此外他们还通过车师前、后王庭 (157) 与塔里木盆地诸国有交往，甚至还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后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诸国。他们还与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乌孙、鄂尔齐斯河上的丁令发生关系 (158) 。
但匈奴部落与鄂尔齐斯民族之交往关系的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文献。在鄂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各支流上许多地方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与中国有交往的中间人发生过贸易关系。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镶边并饰以金片的丝织衣服，一件染成红、绿色彩的貂皮长袍以及一些中国丝绸 (159) 。它们是在阿尔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发掘出来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以北70英里处发现了蒙古曾经和遥远的西方发生联系的证据。在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墓葬中，不仅发掘出镶有毛皮的丝袍及其他中国物品，还有一些产于黑海沿岸的纺织品 (160) 。考古发掘证明，第聂伯河、卡马河、叶尼塞河和黄河同为一个“西徐亚”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 (161) 。这就进一步说明，这四个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既非短暂的，也非偶然的。因此，在北蒙古地区发掘出的“匈奴文物既有古代希腊、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特点，又有中国和当地的风格” (162) 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蒙古匈奴人与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北部民族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
尽管欧亚大陆的北部有着一个贯穿两洲的共同文化，而且在蒙古北部发现了来自黑海的物产，还有像药用大黄之类的东西经伏尔加河传到欧洲 (163) 。但是不能就此设想在大陆北部有一条重要的像中国丝绸转运到叙利亚一样的商路，将中国和俄罗斯联系起来。
在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丝绸以及在阿尔泰山和蒙古发现的镶皮绸衣，从客观上说明中国人对西方和北方进行交往的兴趣是不同的。在北方的墓葬中的中国丝织品显然被认为是汉朝赠送的礼品。因为当时汉朝与蒙古部落交往时惯奉此习。例如，一份公元前2世纪汉朝给匈奴的“礼单”中便包括衬里的夹衣、绣花长袍、一条金钩腰带、金扣、若干匹丝及各种绢布 (164) 。公元前51年，在送给呼韩邪单于的礼品中，除了许多其他物品外，还有七十七袭衣被；公元前49年，又送了同样一批货品，外加一百一十套衣服 (165) 。此外，还可以看看这些送给单于的礼品的数量，两次相比如下：公元前51年是八千匹绢和六千斤丝絮，而到公元前1年，增至八万四千匹绢和七万八千斤丝絮 (166) 。另外，王莽内乱之后，这样的礼品减少到不超过一万匹绢和一万斤丝絮 (167) 。
实际上，这种馈赠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比如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每当外国商人来到朝廷，“皇帝都分赐丝绸珍宝以赏来人。而且给他们带回去的东西比他们带来的异国产物还要多” (168) 。从班彪的话中也可清楚看出公元1世纪初汉朝官方的立场。他在谈到北匈奴时说：“根据他们奉献的价值大小，我们慷慨地给他们赏赐。” (169)
这种交易中，匈奴送给汉朝的常常是马匹、牛羊和皮毛。中国从蒙古那里得到大量的马匹。但蒙古马的个头十分矮小 (170) ，汉朝便一直想搞到其他良马，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马” (171) 。乌孙、呼揭、坚昆亦都有良马。此外，呼揭和坚昆可以提供大量的毛皮和马群。应特别提到，遥远的丁令和奄蔡以其珍贵的“享有盛誉的”黑貂 (172) 而闻名，而皮毛又确为中国所需之物。不仅是为了自己穿用，也是进行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从中国的染色皮毛经印度河上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舟运到罗马的记载中 (173) ，也可看出公元1世纪商路的内情。
由此可见，中国为蒙古、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山一带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由北方和西北方到中国去的无论是商人还是货物，都受到匈奴的控制。从巴尔喀什湖一直到黄河，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蒙古和欧洲事态之间存在着共同特性这个角度来看，当汉朝决定向匈奴开战时，中国边界贸易的大门就自动关闭了。而且每出现这样一次战事，就使商业往来陷于中断，而贸易瘫痪的消息 (174) 势必影响到远至乌拉尔山一线上各部落的生计。因为他们的产品全靠从中国进口。因此在生存的要求之下，贸易阻断便引起了广大范围的骚乱和侵袭；而相反，同样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传统贸易关系一旦恢复，也必带来和平与安定。
这样，远至乌拉尔山区的广泛的战乱，便可由中国边境上的局势得到解释。已经说过，每当天山东部的匈奴和中国关系受到破坏，在欧洲就会发生多瑙河上游以北各民族的暴乱。而且，尽管罗马的文献中缺乏对东日耳曼部落中的战乱的详细记述，但可以知道，在中欧发生的战争中，十次（或九次）便有四次是紧紧接在维斯瓦河地区人民起义之后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蒙古的事态和欧洲事态之间的一致性对解释乌拉尔地区的战争是否与波兰的动乱有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阿兰尼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北部地区的事态，在史料中全无记载，这对于了解乌拉尔山的战乱是如何传播到维斯瓦河地区去的问题带来了困难。然而，通过一些不多的地理资料，仍可较深入地了解到黑海以北地区的局势。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过，公元45～49年之间，罗马人得知了关于中央俄罗斯地区民族的情况。故普林尼和托勒密都提到阿兰尼人，并指出他们与罗克索兰尼人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不难看出，阿兰尼在1世纪中期才为世人所知，而罗克索兰尼人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人们了解了。而且还可以看出，“罗克索兰尼”这个名字是以“阿兰尼”为基本音而构成的一个复合词 (175) 。因而可以肯定，“阿兰尼”这个民族比“罗克索兰尼”有更久的历史。虽然他们不为希腊人所知，但阿兰尼人至少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具有欧洲中心的地位了。
在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著作中保存了有关阿兰尼人的最早记载。他们住在罗克索兰尼人西北、巴斯塔尼人东北，位于第聂伯河或杰斯纳河和顿涅茨河或顿河上游之间。托勒密的描述说得很清楚：阿兰尼人是斯塔瓦尼人的西邻，他们通过苏迪尼人和加林德人与维斯瓦河河口附近的维尼德人有交往 (176) 。此外，在北方他们还与波路西人和奥卡河上的民族有联系。迪奥尼西亚斯·佩里吉提斯（Dionysius Periegetes）在他的著作（很可能写于多密喜安执政时期）中提到北欧地区的这些民族————日耳曼尼人、萨尔马特人、吉提人、巴斯塔尼人、达西人和阿兰尼人。希腊的马西亚努斯在他著名的《红海航行记》的第二章第39节中说：“阿兰努斯山及其周临地区居住着阿兰尼人。他们属于萨尔马特人中的一支。流入黑海的波里西尼河（the Borysthenes）的源头河流均出自这一地区。” (177) 人们都知道，关于阿兰尼人的记载，最为详尽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下的。他使用了许多更早年代的权威材料。在他书的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1）中，他将雅克萨马特人、密奥提人、贾齐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阿兰尼人联在一起。另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8）中，将阿里姆法依人（the Aremphaei）、马萨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兰尼人和萨尔吉提人（the Sargetae）联在一起。而在第三处（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42），又将“欧洲的”阿兰尼人与柯斯托伯卡依人（the Costobocae书中写道：欧洲的阿兰尼人（对周围部族）“实行劫掠驱赶，远及密奥提人和博斯普鲁斯人，甚至连亚美尼亚人和密底亚人也未幸免”。
当罗马人从托勒密书中了解到“阿劳尼”这个民族时，他们也同时获悉了有关卡马河地区某些称作阿萨依和阿兰尼西徐亚的民族。现在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有密切关系，虽然并非指同一个民族 (178) 。可以这样推断，西北地区阿兰尼人的地位绝不逊于中央俄罗斯地区的阿兰尼人。他们的确曾经要在卡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时候一样，而且也和阿兰尼人一样，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政权国家 (179) 。
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几年时间里，阿布佐阿即奄蔡加入了阿兰尼联盟（公元55年以前）。阿兰尼在公元50～75年间曾数次大规模扩张领土。这一情况为中国史学家的记载所补充和证实，从中可以看出阿兰尼的一个扩张步骤。阿米安努斯不仅注意到“欧洲的”阿兰尼，也注意到“亚洲的”阿兰尼。前者位于多瑙河彼岸。他们认为他们像波斯人一样不断地打胜仗，逐步征服、合并了邻近的民族，并统为“阿兰尼”的名下。至于后者，阿米安努斯说他们向东开拓，“蔓及许多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入亚洲腹部，据我所知，直抵恒河流域”。虽然这些部族分居两个大陆，且遥遥相隔，却又同叫一个名称 (180) ，这对阿米安努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公元1世纪中期阿兰尼人大规模扩张的条件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罗马人对博斯普鲁斯王米特拉达悌三世的战争打断了：①塞拉西人和塔里人与阿布佐阿人的贸易；②奥尔西人与米底亚人及亚美尼亚人的贸易；③奥尔西——依阿克萨马特与顿河下游北部各民族的贸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贾齐格人由南俄罗斯迁移到匈牙利。第二，公元48～49年匈奴的分裂招致商路的中断，而这种贸易的中断，影响了卡马河地区的阿兰尼人，因而也波及了中央俄罗斯的“阿劳尼”人。第三，约公元50年，被莎车王贤和康居的战争打断了的贸易往来直接影响到恩巴河上的奄蔡——阿布佐阿，并导致了这个民族与别的势力重新结盟。一方面加入卡马河的阿兰尼联盟，另一方面又同康居和贵霜王朝结盟。而且，由于高加索山南部的战争，包括柯布罗入侵亚美尼亚，这种贸易中断必定延续到公元63年底。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足见公元50年前后中欧的战争形势是多么不同寻常。而迟至公元63年才结束的南俄罗斯动乱又是多么引人注目。公元54年，罗马人攻占了克里米亚，公元56年又占领并重建了德涅斯特河口上的蒂拉斯。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抗击了蛮族的进攻，同年又接管了博斯普鲁斯的王政。而且还可看到，T．普劳提乌斯·西尔万努斯·阿依里阿努斯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内进行的。在他的墓志铭上刻有他事迹的简介。它记载了这位密西亚总督曾收容了大批来自多瑙河东岸的难民；他也征服一些素不为罗马人所知的部落王；以及当巴斯塔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达西亚人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敌对民族的攻击时，他也曾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甚为可惜的是，许多参与这些战事的边远民族未被提及。但从当时的材料————尼禄的首相森尼卡著的书中可以看出，多瑙河东岸人民正是受到阿兰尼人的驱赶。从那以后，阿兰尼在西南方又进攻了巴斯塔尼人和达基亚人。在西方，依阿米安努斯的说法，他们征服了纽里人［the Neuri，约位于普里皮特河（the Pripet）和巴尔喀阡山之间］；在东南面他们赶走了住在亚速海以北、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罗克索兰尼人。
阿兰尼人渡过顿河出现在高加索山地区的具体时间现已失考。
有一种假设，认为他们就是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于公元36年请来的萨尔马特人。这种设想仅仅依靠约瑟福斯一段相当不可靠的文字 (181)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的是，古代的斯特拉波曾说过，伊比利亚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发生紧急情况，就会召集起数十万众。其中有自己人，也有（他们的邻邦和嫡部的）西徐亚和萨尔马特人”，他还说：“在抵抗外侵者中，这些游牧部落在战争中联合了阿尔巴尼亚的部落，正如阿尔巴尼亚人联合伊伯利亚人一样。”不可以认为阿兰尼人参与了公元50年高加索南部的骚乱，当时伊比利亚的法拉斯曼勒斯正与阿尔巴尼亚作战 (182) ，除非塔西图的有关记载是错的。
另一方面，虽然在卢堪的书中有明显的年代错误，但有关阿兰尼人的记载仍可说明他们曾在公元63年出现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区。但阿兰尼人第一次越过高加索山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73～74年。而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244节）说到这一事件时，认为当时他们是居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
由现存的有关阿兰尼人的资料，可以确信在公元50年的战争之前约一个半世纪，他们曾占有俄罗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发的动乱造成了贸易中断之后，阿兰尼人同时向西南和东南发起了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63年。当年，多米提亚斯·柯布罗恢复了和平（也许是因为公元61年贤王之死），这个安定的局面一直扩展到北方。可是当时发生的阿兰尼人的扩张给罗马边境带来了新的危险。罗马人于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断。
有关阿兰尼人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仅从天山到乌拉尔山的欧亚北大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中央俄罗斯地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蒙古匈奴的庞大部落组织。在东方，匈奴统治了内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并扩张到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在西方，阿兰尼则推进到（公元50年以后）维斯图拉河、多瑙河下游、顿河和高加索山。
现有的地理资料说明，欧亚北大陆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发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战乱，可以因之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省。而罗马和中国的史料也证明，紧接天山东部地区的种种事态和动乱之后，总是在中欧引起性质相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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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C．牛顿：《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5～17页。维南德：《弗雷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1～266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89～94页。
(2) 关于公元74～76年间的钱币，参见哈罗德·马亨利和E．A．塞登哈姆：《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26年），12～13页。马亨利：《不列颠博物馆藏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30年），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3) 见CIL，第六卷，第37页，088号。艾德蒙德·格罗格指出，认为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的根据不足。
(4) 见卡佩马奇：《多米提亚斯》，载于RECA，第五卷（1905年），1428～1430页，1433～1435页，文中将这对兄弟的作战时间确定在公元73年之后，并认为他们取得胜利的这次战争结束于公元75年。
(5)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四章，第4节之89～90。“公元75～78年间”说，见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58页。格罗格主张“至迟于公元77年”说，见其《卢梯里亚斯》（19），载于RECA，第一卷（1914年），1259页。
(6) 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65、66节；第五章，第22节；《日耳曼尼亚》，第8节。
(7) 梅尼亚尔文，载于MEFR，第22期（1902年），357页。
(8) 李特灵根据公元83年曾发生过部队的调遣而推测在多瑙河下游出现动乱，见WDZ，第25期（1906年），28页。亦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朱利亚斯·阿斯巴赫则主张与恰提人的战争发生于公元82年，见《波恩年鉴》，第81期（1886年），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99页。
(9) 威南德：《夫拉维》（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41～2596页。吉斯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1914年），1960～2046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1～24页。保尔·库依桑：《多密喜安的胜利》，载于《考古研究》，第五卷，第28期（1928年），65～94页。
(10)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亚努斯》，第6节。苏氏认为，多密喜安对恰提人发动战争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这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的发生并无诱因。此段论述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在恰提人的侵略（公元82年）之后，多密喜安可以得心应手地惩罚日耳曼族部落。
(11) 关于罗马在德意志的前线军事体系，见瑟奥德·蒙森：《论古罗马之边境城界》，载于其《论文全集》第五卷（柏林，1908年），456～464页。H．P．佩尔哈姆：《文集》，弗朗西斯·哈沃菲尔德编（牛津，1911年），164～178页之文：《罗马前线之体系》，179～211页之文：《在南部日耳曼地区之罗马前线》。另亦见法布里西亚斯：《城界》，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572～604页。
(12) 关于阿格里柯拉战役的情况，仅见于塔西图的《阿格里柯拉》一书。这几次战役发生于公元77～83年或公元78～84年。见R．K．麦艾尔德里：《阿格里柯拉任不列颠总督之年代考》，载于JRS，第10期（1920年），68～78页。J．G．C．安德森：《阿格里柯拉何时成为不列颠总督》载于《古文献研究》，第34期（1920年），158～161页。《阿格里柯拉年谱》，载于《塔西图笔下的阿格里柯拉生平》，H．福诺编（第2版，牛津；1922年），166～173页。唐纳德·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安的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3、64页。
近期有关罗马在不列颠推进的考古论证，见弗朗西斯·哈佛费尔德：《罗马对不列颠的占领》（牛津，1924年）。R．E．M．威勒：《罗马之占领》，载于其《史前与罗马时期的威尔士》（牛津，1925年），217～274页。R．G．柯灵伍德：《罗马在不列颠的占领》（伦敦，1930年），其《罗马的不列颠时期》（新版，牛津，1934年）。乔治·麦当劳：《罗马的不列颠时期》（伦敦，1931年），其《罗马在苏格兰的墙界》（第2版，牛津，1934年）。T．D．肯德里克与C．F．C．霍克斯：《英格兰及威尔士之考古研究》（伦敦，1932年），209～302页。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6，第7节之1～4，第10节之1～3；第六十八章，第9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多密西安》，第6节。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
(1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
(15) 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巴黎，1894年），196～197页。马汀里：《罗马帝国之铸币》第二卷，第九十二至九十三章。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1。
(17) 见格塞尔：《公元89年间多密喜安征战时间考》，载于MEFR，第9期（1889年），3～16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66～2571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45页。
(18) 关于这次入侵，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注4，文中联系到塔西图在其《阿格里柯拉》之第41节中的论述，即多密喜安在位时，其军队在穆西亚、达西亚、日耳曼和潘诺尼亚都遭受损失。
(19)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之7。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11节之1。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72～175页。
(2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1～2。
(2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2～4。
(22) 李特灵：《多密喜安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日耳曼战争》，载于JOAI，第7期（1904年）增刊，23～38页。
(23)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其《历史》，第一卷，第2节。
又见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第225～229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1～55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75页。福兰克：《马可曼尼》，同上刊，第十四卷（1930年），1617～1618页。
(2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卷，第5节之3。
(25) 普林尼：《颂赞诗》，第8节之2。蒙森：《论文全集》，第四卷，449页。
(26) 《碑刻铭文年鉴》，1923年，第28期。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5页。
(27)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33节。
(28) 普林尼：《书信集》，第二章，第7节。虽然有关斯普瑞纳征伐的记载或论述千差万别，但其发生的年代却都确认无疑。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3页注1。
(29) 图拉真执政情况，见约翰·迪劳尔：《图拉真评述》，载于马克斯·布丁吉编：《罗马帝国皇帝论文集》，第一集（莱比锡，1868年），1～21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77～211页。
(3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1～2。
(3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8～14。
关于达西亚战争，见A．D．克莱诺波尔：《图拉真皇帝的达西亚战争》，载于《历史杂志》，第31期（1886年），291～312页。维克多里亚·瓦奇德：《罗马征服达西亚战争史》（巴黎，1903年）。H．S．琼斯：《图拉真军旅救援史论》，载于PBSR，第5期（1910年），433～459页。G．A．T．达维斯：《图拉真的第一次达西亚战争》，载于JRS，第7期（1917年），74～97页；其《地形与图拉真纵队》，载于JRS，第10期（1920年），1～28页。W．W．海德：《图拉真在多瑙河的行军路线及桥梁》，载于《古文献周刊》，第18期（1924年），59～64页。
(3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0节之3，有关战争，见第六十八章，第10～14节。
有人认为这些“邻邦”即为帕西亚人。这一观点基于普林尼《书信集》第十章第74节关于卡里朱姆斯的记述。在图拉真达西亚战争时期，卡里朱姆斯曾是穆西亚总督，他在穆西亚被一位名叫苏萨古斯的达西亚头领俘虏，并被作为礼物赠予帕西亚王帕柯鲁斯。后来他成功地逃离帕西亚，来到尼柯米地亚，被当时担任比塞尼亚总督的普林尼送给了图拉真。根据R．P．龙登的观点［见CAH，第十一卷（1936年），239页］，“德西巴鲁斯与帕柯鲁斯很可能早在普林尼赴比塞尼亚之前就被罗马认为已有交往”。
(33) 见乔治·马克唐纳德文，载于JRS，第25期（1935年），188页。文章有关“萨姆斯岛上古器的时代价值”的论述回答了T．D．普里斯和艾里克·伯尔里提出的质疑，见《罗马对苏格兰的第一次占领》，载于JRS，第25期（1935年），59～80页，文中提到在多密喜安死（公元96年）之前已经开始了撤退。另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同时在威尔士地区发生的骚乱是从“六处公元100年起以后的铸币”的研究中被证实的，见威勒：《史前及罗马时期之威尔士》，230页。
(34) SHA载《哈德良生平》，第3节之9。
(35)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1～3，219～243页。
(3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关于此次入侵的讨论，见本书第162页（原文页码）。
(37)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2节之2。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四章，第15节之3。
(38) 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9～20页。
(39)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一章，第4节，79～80页。其年代，见蒙森：《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卷（伦敦，1909年），64页注1。此外，可以相信约在公元75年罗马人将一个名叫萨纳特鲁西斯的伊伯利亚人立为亚美尼亚国王。
(40) 维兰德：《福莱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8页；G．A．哈芮：《罗马帝国叙利亚省历史研究》（普林斯顿，1915年），12～1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63页。罗纳德·塞姆在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3页的文中认为，这次事件仅限于“对入侵者的威吓，这也是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通过种种途径所企望达到的目的”。
这次入侵被普遍推测为归咎于沃罗吉斯对韦斯巴芗的怨恨，因为后者拒绝增援沃罗吉斯去抵抗阿兰尼人。然而，韦斯巴芗通过派兵增援伊伯利亚而与之达成联合之势。另一方面，如果罗马人在亚美尼亚扶植了一个新国王（见前注），那么这一行动便会违反由柯布罗于公元63年完成的与帕西亚的协约，这也就导致产生怨恨情绪。
(41) 普林尼：《颂赞诗》，第14节。
(4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7页。
(43) C．C．昂波尔－胡阿特：《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哈密国之概况及历史》，载于《地理历史通论》（1892年），121～195页。奥瑞尔·斯坦因：《哈密的历史地位》，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47～1151页，其《巴库尔与哈密之历史关系》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39～545页。
关于通往哈密的道路，另见斯坦因之《中印史论》732、1093、1141～1142页；及M．S．贝尔：《由北京至喀什噶尔的伟大的中亚商路》，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
(44) 班超的生平，已由爱德华·沙畹译成法文：《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16～245页。另，从南茜·李·斯宛对班超妹妹的研究中也可获得有关班超的情况，见其《班昭：中国的一位杰出女学者》（纽约，1932年）。
(4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4页。
关于疏勒的历史，见E．H．帕克：《喀什噶尔》，载于AQR，第3集，第20期（1905年），328～337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52～57页。
(46)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83页，其中说：“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整个印度史上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一说法则由詹姆斯·肯尼迪、J．F．福利特等人在1913年的《皇家亚洲杂志》上著文加以深入的阐述。
(47) 文森特·史密斯：《印度古代史》，256～257页。关于公元78年乌鞭为塞族人所侵的可能性，见W．W．塔恩：《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335页，501页。
(48)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119～120页，229～230页。
(49) 关于班超公元78年至公元90年的活动，见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4～233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04～706页，716页。
(5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0页。亦见爱德华·斯佩什：《在伽腻色伽王朝中的印度－西徐亚人》，载于《亚洲学报》，第9卷，第10期（1897年），184～185页。路德维格·巴什霍费尔：《伽腻色伽纪元》，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4期（1927年），40～43页。
(5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沃尔特·福斯：《吐鲁番》，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3期（1926年），129页；有关之年代，见155页之注35。
(52) 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
(53) 沙畹将此年代定为公元88年，见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但后来他又将其改为公元87年，见《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注5。
(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3～194页。
(55) 雅克·德·摩根：《波斯古代史》（巴黎，1927年），159～160页。
(5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19节。斯坦因：《特伦梯亚斯》（19），载于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666页。
(57) 见《圣约翰启示录》，第九章，第13～21节；第十六章，第12节；第十七章，第12～17节。
(58) 有关记载，见维克多·朗格洛瓦：《亚美尼亚历史文集》，第二卷（巴黎，1869年），108页。R．P．朗登：《图拉真帕西亚战事注疏》，载于JRS，第21期（1931年），24页，其中认为：“没有更权威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不去采纳摩西·索连尼西斯关于亚美尼亚的阿达切斯击败多密喜安军队的论断。”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能完全忽略，尤其是考虑到罗马史学家对于多密喜安时期东方战事保持缄默这一事实。
(59)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230页。
(60)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2节；第二章，第8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57节。斯特法恩·格塞尔：《多密喜安皇帝政权论》（巴黎，1894年），154、233页。吉斯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年），1991页。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4～145页。有证据表明，在公元88年11月，一支增援部队集结于叙利亚，见《碑刻铭文年鉴》，1927年卷，第44期。
(61) PIR，第三卷，第352。
(62) 斯塔梯亚斯：《诗草集》，第三章，第2节，136～137页；亦见第四章，第1节，40～42页；第四章，第3节，153～154页。马歇尔书第八章，第65节；第九章，第35节之3。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书第三章，612～617页。
(63) 有关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动，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3～24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20～722页。
(64) 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
(65) 《后汉书》一百五十八卷。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6页。E．H．帕克：《对地志学研究之贡献》，载于《中国史研究》，第16期（1888年），301页，其中提到“一封班固给他弟弟班超的信，曰：‘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登。’”
(6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178页，184～185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0～722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域》（莱比锡，1885年）。
(67) 关于此西域都护的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8～239页。
(68) 关于班超对其继任人的告诫，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3页。
(69) 西尔万·雷维文，载于《亚洲学报》，第222期（1933年），16页。
(7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5～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及注。
(7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
另见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2～451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23～725页。关于西羌首领及针对西羌的战争，见威利文，451～457页，威格书，第一卷，730～731页，及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259页，261～262页，第8期（1907年），233～234页。
(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9页。
(73)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第8期（1907年），160页。
(74) W．W．洛思在《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一书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第204页中，将奥斯罗斯政权之开始时间确定在公元106～107年，而将帕柯鲁斯二世政权之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109～110年，洛思同时又不无怀疑地将数枚公元111～112年及公元112～113年的铸币判定属于沃罗吉斯二世时代。在R．H．麦多威尔所著《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一书中认为沃罗吉斯二世“当属公元105～106年和公元108～109年间铜币的发行者”（公元106～107年未发行铸币），而奥斯罗斯恰在公元109～110年占领塞琉古。
(75)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4节之5。赫尔歇尔：《皮特拉》，载于RECA，第十九卷（1937年），1177页。
(76) 资料源于《汉书》。此段与北方少数部族有关的历史，主要有以下的译文：亚历山大·威利：《匈奴与中国之关系史》，载于JAI，第3期（1874年），401～452页，及第5期（1876年），41～80页。E．H．帕克：《论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页，109～125页，及第21期（1895年），100～119页，129～137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土尔奇、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民族通史》（巴黎，1756～1758年）。帕克：《鞑靼民族一千年史》［伦敦（上海）1895年，1924年伦敦重印］。此外，《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是J．A．M．德·英瓦里亚·德·梅拉的重要译作，该书是将12世纪末朱熹所撰之《通鉴纲目》译为法语，并被雷昂·威格在其《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第2版，1922～1923年）这一著作中引用。
至于公元前66至公元前58年间的时局，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3～124页。格鲁特：《匈奴》，202～203页，其《西域》，201～21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2～522页。另见爱德华·布瓦：《论中国历史上的军屯戍边》，载于《亚洲学报》，第4卷，第15期（1850年），344～346页。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页。
(77) 关于公元前58年至前36年间的局势，见威利文，载于JAI，第5期（1876年），41～50页；其《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2页，49～65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第21期（1895年），100～106页。格鲁特：《匈奴史》，209～238页。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85～95页。伊金特·比舒林：《蒙古史》（柏林，1832年），187～190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42～146页，150～155页，162～163页，172～17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22～526页，544～549页。
(78)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6页。
(79) 有关之译文，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费尔普斯·霍吉斯在其《不列颠的灾难》（伦敦，1931年）第258页中指出：“里不是一种长度单位，而更应是一种时间与距离结合的度量单位。”H．B．莫尔斯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伦敦，1908年）一书之173～174页中指出，“一里实际上是一名负载的脚夫一天十小时跋涉所走过路程的百分之一”。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十里等于三英里，见艾利克·泰曼：《一名使节的中国西北之旅》（剑桥，1921年），32页。
(80)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见于SAWM，272页；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81) 依格鲁特《匈奴史》232页中之见解，此河即为阿姆河；而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91页中则认为其为楚河。
(82) 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51～59页。格鲁特：《匈奴史》，230～238页。
除了陈汤本人可能的意图外，夏德、奇斯灵及格鲁特等人关于郅支在中亚地区发起战争的论点都无足够根据（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在历史资料中并未提到当郅支到达康居后向除乌孙以外的所有部族都发起战争，也未提到他是在康居军队支持之下发动战争的。至于匈奴控军的数字，可能是根据以下事实判断出来的：（1）乌孙派了8000人的军队抵抗他，而郅支则认为“乌孙兵力无可数计”；（2）他到达康居时，手下有3000人的军队；（3）中国军队攻克了郅支的营垒后，处死了1518人（包括他的儿子），掳走145人，并将1000余人遣散分送给曾经支援过中国军队的当地大户。奇斯灵在其《匈奴》一文（载于RECA）中的论点则全受夏德的影响，即认为这一事件是“匈奴第一次大西迁”。
(83)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29～137页。J．J．M．德·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64～288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17～618页。
(84)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06页。
(85) 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2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爱德华·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3页注释1。J．J．M．德·格鲁特：《公元前的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77～182页。另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71～572页。
(86) 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第27期（1933年），146页。
(87) 有关其生平，见韦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16节之3。
(88) 关于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间的事件，见E．H．帕克：《公元1世纪的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81、85、93页；其《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25～261页。又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13～115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36～338页，341～345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663页，667～668页。
(89) 比为附汉求安，曾向皇帝呈送匈奴疆域图。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5页。
(90) 鲜卑攻匈奴乃受汉之指使而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及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8页。
(91) 有关讨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260页。
(9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页及注释2。《〈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释5，559页注释1。亦见阿贝尔·雷姆萨：《新编亚洲论文集》，第一卷（巴黎，1829年），239～240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49～251页。
奄蔡更名为阿兰的情况，与公元25～55年间的局势有关，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8及150页，但具体年代不详。上述情况又被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69～70页中与阿兰尼人出现于欧洲联系在一起。
斯特拉波认为（见其《历史》第一章，第2节之34），“对各个部族来说，更改自己的名称是常有之事”。又见于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51页。
(9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94) 有关上述事件，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1～26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56～357页，362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1922年），695页。
(95) 关于公元72～77年间的事件，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2～263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8页，211～212页，221～232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362～37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95～696页，700～704页。又见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19～20页。奥瑞尔·斯坦因文，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732、1147～1151页；《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40～541页，572～573页。
(9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此次事件在韦斯巴芗执政时期的第四年（即公元72～73年）曾被约瑟福斯记载下来，但此后直至公元75年帕西亚的沃罗吉斯起兵驱逐入侵者时却失考，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33页中认为此事件发生于公元72年，R．P．龙登在其《图拉真伊朗战争考证》（载于JRS，第21期，23～24页）亦持此见。
(97) 见A．R．安德森：《亚历山大在里海之门》，载于TAPA，第59期（1928年），141页注16，153页注39。
(98) 约瑟夫·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08页。
(99) 是否确有从阿姆河到里海之间的商路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未引入此处的讨论。尼禄、森尼卡和布鲁斯为了确定其东方政策，曾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第二章第73页和第十一章第509页）和普林尼的记载（第六章第52页），认为印度货物通过阿姆河、里海、阿尔巴尼亚（赛勒斯河）和菲西斯河（雍河）运抵黑海。此外，尼禄等人还很可能向希尔卡尼亚的使节们了解通商贸易的可行性，他们完全可以从来自柯尔奇斯、伊伯里亚和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口中得到各种信息。
(100) 见本书第123页（原文页码）。
(101) 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执政期内，曾建筑了一条防御工事，它从多瑙河南岸的波依奥杜鲁姆（毗邻帕骚）开始，经孔金、施特劳宾和艾宁，直至乌尔姆。其后，另一条防御工事也建了起来，即雷西亚防线，它是建在多瑙河北岸，起自艾宁对岸，直达雷西亚的西部边境，在彼处与勒尔赫（斯图加特之西）附近的上日耳曼防卫体系相接。详见法布里西亚斯：《防线》，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605～608页。雷西亚防线并非由东向西按部就班地建造的，而是优先建造那些属于最重要的前线的兵站，途径是经过各援军驻地，自多瑙河沿岸的据点，沿着史前时期由多瑙河向北通往赫尔门杜里人占领的疆域（公元1世纪初）的古老通道而有选择地进行。正如塔西图在其《日耳曼尼亚》第41节中所揭示的，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赫尔门杜里人被允许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到多瑙河彼岸去，进入奥古斯塔·温德里柯鲁姆（奥格斯堡）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此外，韦斯巴芗在多瑙河南岸修建的据点显然是企图控制通往奥格斯堡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靠近这座城市的三个据点————京茨堡、艾斯灵根和布格豪夫则似乎在多密喜安时期已被烧毁，详见奥尔文·布诺干：《罗马在日耳曼的防线》［载于《考古杂志》，第92期（1935年），6页注1］。为此推论，赫尔门杜里人以前曾是罗马的盟友，后来却在韦斯巴芗（公元74～76年）和多密喜安（多在公元92年）时期怀着敌意渡过了多瑙河。如上所述，便有证据表明在公元74～76年曾发生过赫尔门杜里人的入侵，同时，文献资料中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在韦斯巴芗时期发生的动乱扩大到了马可曼尼。再者，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忽略的，即马可曼尼人侵入潘诺尼亚（公元89年、公元92年和公元97年）是紧随修筑多瑙河北岸的雷西亚防线之后发生的。
(102) 关于公元84年至公元92年间的事态，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3～267、291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8、212、224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88、391～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13～715页，717～718页。
(103) 阿兰尼人很可能在公元88年左右入侵过亚美尼亚，见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格鲁吉亚史》，载于《亚洲学报》，第2卷，第13期（1834年），49～55页。M．P．布洛塞：《格鲁吉亚史》，第一卷（圣彼得堡，1849年），66页及注3。亦见J．A．圣马丁：《亚美尼亚史地论集》，第一卷（巴黎，1818年），300页。
(104) H．A．盖尔斯：《中国名人辞典》（伦敦，1898年），第1956条。爱德华·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25页注3。
(105) 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
(106) E．H．帕克：《公元1世纪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19页。在南北匈奴发生战事期间，鲜卑则在公元50年增强了实力，详见帕克文第85页。
(107)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123、278～279页；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绘画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109～110页。雷昂·卡温：《亚洲史导论》（巴黎，1896年），96～98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68～269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600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2页。荷内·格罗塞：《亚洲史》，第二卷（第3版，巴黎，1922年），191页。奥托·福兰克：《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柏林，1930年），399页。
(108) 关于来斯库波里斯的情况尚未见于文献记载，至于钱币学方面的证据，可参见P．O．布拉乔夫：《希腊殖民地的钱币汇编》［（俄文版），敖德萨，1884年］，252～253页。沃尔维克·罗思：《希腊钱币汇编：蓬塔斯……及博斯普鲁斯王国》（伦敦，1889年），54～56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599、600、611页。
(109)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93～294页。
(110)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2页。瓦尔特·富克斯：《土尔番诸国》，载于《东亚杂志》，第13期（1926年），130页。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73页。
(111) 此处普林尼力图介绍一种文献记载的史实，即“西徐亚旁系部族”，其内容是根据希罗多德书之第四章之3～4节及加士丁书第二章第5节所述而来的。然而，这些史实又曾出现在诸如瓦勒里亚斯·弗拉库斯所著的《阿格诺提卡》之第六章和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书的第二十二章中，而且也都在文中提到吐鲁葛迪提人（居于多瑙河河口附近）。这样看来，普林尼的记述就显然是出自与他同时代作家的著述了。
(112) 赫尔曼：《雅克萨马特》，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1170～1180页，其中介绍了10位作者（6位希腊作者，4位拉丁作者）曾经以不同的对音法提到过雅克萨马特人。不过赫氏认为，如果把来自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21节中的“马札马卡依”之名确定即为“雅克萨马特”人，是颇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德特尔夫森之后更是如此，德氏在其研究普林尼的地理著作的书中将那个民族考为“马扎卡依”或“马札卡西”。
(113) 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9节中，普林尼提到一个名为“乌提多尔西”的民族，而梅霍夫将此改定为“乌提·奥尔西”。今人托勒密在其有关艾茅斯山中的西徐亚人的论述中（第六章第14节），使用了“阿拉诺尔西”的名称。托马歇克、赫尔曼等人则一致主张这个民族的名称应该改称为“阿兰尼·奥尔西”。对古代民族的考据，其要旨本在于将由于文献传抄等原因造成的读音错误一一剔除，恢复原始作者的字与音。以上所讨论的，即是此种情况。那个古代民族的名称在某一情况下发生了歧误，而接着又被两位传抄文献的人错录了下来，他们一位用的是拉丁文，另一位用的是希腊文。如是，根据马卡特在其《埃尔兰历史考证》一文中的观点［见《语言学报》增补刊第10期（1905年）第85～87页］，两种古名称中的“奥尔西”字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得到认同的。
(114)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0页。
(115) 根据考古学材料，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即塞拉西人领地）在公元1世纪时是与中国接壤的，详见M．I．罗斯托夫特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32页。
(116) 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赫尔曼、基斯灵和克雷奇默尔所揭示，见RECA，第九卷（1914年），1178、1181、2245页。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条道路在察里金或萨拉托夫越过伏尔加河继而向东延伸，经过奥伦堡通往西尔达亚。不过他们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
(117)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49页。卡尔·纽曼：《在斯堪特人地方的希腊人》，第一卷（柏林，1855年），213～215页。约翰·阿伯克诺姆比：《史前及上古时代的芬兰人》，第一卷（伦敦，1898年），7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4页。
(118) A．M．托尔格伦：《彼尔姆人研究》，载于ESA，第3期（1928年），92页。
(119) 见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217页。
(120) 有关这些名称的考证，见米勒所编之托勒密《地理》（1883年），429页。卡尔·米伦霍夫：《德意志古文化研究》，第三卷（柏林，1892年），95～100页。赫尔曼：《萨姆尼提人》，载于RECA，第2期。
(121) 弗雷德里希·夏德：《张骞————中国经营西域的开拓者》，载于JAOS，第37期（1916年），96页。J．J．M．德·格鲁特：《纪元前时期之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5～16页。
夏德主张所谓“大泽”即亚速海，但此说未被接受。一般认为，当为里海或咸海。
(122) 见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4年），44页。
(123) 同上注，152页注5。
(124)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
(12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196页。亦见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5，559页注1。
(12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0、168页。
(127) 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以上两种译文出自P．A．布德伯格博士。
马端临的记述由于出自后世，故不具有历史的权威性，阿贝尔·莱姆萨的译文（载于《亚洲史新论》，巴黎，1829年），239～240页，则是被经常引用的。
(128) 关于Hsp-sǒ，见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29页；关于Hap-suo，见伯恩汉德·卡尔格伦：《中文及中日分析辞典》（巴黎，1923年），第823条及第75条。
(129) 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63页。
(130) 见罗伯古籍书局出版有关斯特拉波文献中H．L．琼斯所写段落中的注释。
(131)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127页。
(132) 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二卷（巴黎，1843年），179页；约瑟夫·马尔卡特：《艾兰史研究》，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3～84页。
(133) 欧仁·卡韦尼亚克：《罗马之和平》（巴黎，1928年），238页。
(134)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第十八卷（1885年），594页，而德文译书（《伊朗史》）直至1888年才出版。
(135) 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境》（上海，1885年），139页注1。
(136) 夏德文，载于JNCB第二卷，第21期（1886年），215页。
(137) W．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37页；又见其《奥尔西》，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569～2660页。
(138) 关于这些名称的特点，见康拉德·米勒：《古罗马疆域行旅考》（斯图加特，1916年），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三十四章。
(139)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一卷，251页。亦见249页。
(14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
(141) 马尔卡特文，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4～85页，240～241页。
(142) 夏德：《金斯米尔先生与匈奴人》，载于JAOS，第30期（1909年），41～42页。
(143) 例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07、120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585页。
(144) 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145) 见卡尔格伦：《分析辞典》中第238及1052条的语音分析。
(146) 格鲁特：《中国西域》，15～16页。
(147) 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61～562页。
(148) 艾德瓦·苏艾斯：《地球之面貌》，第三卷，H．B．C．索拉斯译本（牛津，1908年），160～163页。以上各山脉之联系见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中亚细亚》第三卷（巴黎，1843年）中之论述及地图。最近的有关信息，则见于伦敦1931年版陆军部办公厅地图处所编之“中亚地图”（第2版）。
(149) 见W．W．罗克希尔（即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行记》（伦敦，哈克路特研究会，1900年），254～255页。这段路程为2600英里，他历时2个月又10天。
(150)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路线，见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一卷（巴黎，1843年），389～411页。威尔赫尔姆·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1～70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6～114页。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34～51页。G．F．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27～52页。
(151)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253页及地图。
(152) 本文提到的这些史实，详见格鲁特：《匈奴史》，62、79、221、227页。约瑟夫·马尔卡特文，载于AGWG，第13集（1914年），第一卷，65～68页。
(153) 格鲁特：《匈奴史》，221页。
(1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61页。
(155) 马尔卡特上文，65～66页。
(156) 见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24、26～27页。
(157) 关于天山北部车师民族的不同王国，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7页，第8期（1907年），210～211页；格鲁特：《西域》，159、161～162页。关于车师前、后王庭，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49～586页；欧文·拉梯摩尔：《鞑靼民族》（波士顿，1930年），146～148页。
(158) 关于匈奴与乌孙和丁令的战争，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2～123页，第21期（1895年），104、113、263页；格鲁特：《匈奴史》，62、199～200页、202、220～221页，227、253～25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0～511页，545～548页，705页。
(159) 此项考古发现是威尔赫尔姆·拉德罗夫完成的，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页；A．A．萨哈罗夫：《阿尔泰山的出土文物》，载于JAI，第55期（1925年），37～57页。关于贝莱尔山区发现的文物，见萨哈罗夫：《西伯利亚考古资料》，载于ESA，第3期（1928年），132～140页。
(160) G．O．伯罗夫卡：《科兹洛夫探险队1924～1925年在蒙古的考古发现》，载于《考古学报》副刊，1926年，341～368页。W．P．叶茨：《科兹洛夫探险队的发现》，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68～185页。E．H．闵斯：《北亚发现的小青铜器》，载于《考古学报》，第10期（1930年），1～23页，这些器物之年代为公元前2年，见8页。约阿希姆·维尔讷文，载于ESA，第9期（1934年），258～269页。
(161) J．G．安德森：《联通欧亚的道路》，载于JRAS，1929年，422～425页，亦见其《草原之路》，载于《远东历史博物馆馆刊》1929年第1期，143～163页，安德森将此四省份称为尤克星（黑海）、亚纳尼诺、米努辛斯克和绥远。
(162) 叶茨文，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73页。
(163) E．H．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剑桥，1928年），207～208页。关于库班古墓中发现的中国文物，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336页，及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第132页；关于德国发现的中国文物，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莱茵河地区的中国文物》，载于《环球学刊》第88期（1905年），45～49页。
(164) 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5页。关于黄金带扣，可参见文献总目中“欧亚北部民族艺术”的有关条目，亦见于保尔·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26期（1928年），139～143页。
(165)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页。
(166) 可比较帕克的系列论述，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107、111、117页。
(167)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7页。
(168) 格鲁特：《西域》，第33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3页。
(169)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页。
依中国典籍记载，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贡品”，但又予以“馈赠”。帕克在其《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第2版，伦敦，1917年）第42页中指出：“所谓古代之贡物，实为一种贸易形式。”欧文·拉梯摩尔在其《满族：冲突的摇篮》（纽约，1932年）第111页中说：“对历史上给宗主国进贡的部落的真正地位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显然，许多的贡品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形式，这些贡品是由专门的官员统一收购的。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还可看出，向宗主国缴交的贡物，其实就是变相的赋税。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纳贡部落的回赠，其价值又往往远大于贡物本身。”
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一文（载于《地理杂志》1938年第91期，12页）中，拉梯摩尔进一步论述：“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据说明通过进贡或交易而达成的交换对于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见上文，14页）：“奥尔肯的土尔克斯人原本是游牧部落，但他们与中国和土尔奇斯坦的绿洲地区开展了大量贸易活动（正如早年匈奴所为一样）……奥尔肯的土尔克斯部落首领们渐渐变成了某种生活奢侈的君王，他们的收入已远不止是其部民以牛群上缴的贡赋和为其专门提供的服务。”此外，还可引用W．W．柔克义在其《喇嘛的土地》（纽约，1891年）第141页中的论述，尽管这段论述是针对现代情况而言的：“人们不无惊奇地注意到，蒙古人和西藏人的首领们是怎样垄断在各自领地上的贸易活动的……一个蒙古人如果知道其头领有马匹或骆驼要出售的话，他是不敢将自己的牲畜拿出去进行交易的，或者，如果这个部民斗胆私下出卖了一头牲畜，他定会将所卖得的钱物的一部分上缴给头领，以求得头领宽恕他冒犯了所定下的规矩。”
(170) 见威廉·里吉卫：《纯种马的起源及影响》（剑桥，1905年）；萨利姆·贝克：《蒙古马》（天津，1926年）。这种矮种马迄今仍是外蒙古的主要马种，见查尔斯·贝尔：《争夺蒙古的斗争》，载于JCAS，第24期（1937年），62页。
(171) 此问题本是极有意思的，但本书不作探讨。参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4～45页。夏德文，载于JAOS，第37期（1917年），102～103页，109～113页。格鲁特：《西域》，35～42页，110～111页。尤其见于W．W．塔恩：《希腊陆军与海军之发展史》（剑桥，1930年），77～83页，156～159页，及W．P．叶茨：《马匹————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载于ESA，第9期（1934年），231～255页。
(1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9～560页。
在马可·波罗的《黑暗之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那里的人们拥有巨量的皮货，他们有名贵的紫貂，有貂皮、北极熊皮、灰鼠皮、黑狐皮及其他各种珍稀毛皮。他们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猎手，积贮了无数的皮货。与之相邻的‘光明之国’的人们从他们手中购买这些皮货，因为有‘黑暗之国’的人将皮毛运到边境上做交易。商人们便购买这些产品，并从中谋取暴利。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国家的边界就与大罗西亚相接。”（玉尔书，第二卷，484页，亦见于486页。）
(173) 普林尼：《博物志》，第三十四章，145节，第三十七章，204节；《红海航行记》，第二节之39。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157～159、362页。哈德森：《欧洲与中国》，63页。
(174) 关于当时时局情况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可以从卢布鲁克所记载的自蒙古的卡拉库鲁姆到伏尔加河需要70天这一事实来推断。在北方地区，根据安东尼·坚金森的报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罗克索兰尼”或“罗克萨拉尼”的意思，在闵斯书《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的120页中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阿兰尼”，而在罗斯托夫译夫的《伊朗人与希腊人》115页和255页中则认为是“白色阿兰尼”。
(176) P．J．沙尔发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第一卷（莱比锡，1843年）545页中提到阿兰尼人相邻的部落。
(177) 见《外海航行记》第二卷，39节，W．H．斯考夫译（费城，1927年）。
(178) 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82页注1。
后来，阿兰尼人被改称为“阿斯”或“阿西”，又被俄罗斯人称为“亚西”，见艾米尔·布莱什赖德：《中世纪研究》，第二卷（伦敦，1910年），84～85页。
(179) 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3页。
(180) 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前揭书，第三十一章，第2节之13、16、17页，杨格译。
(181)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中，记载了阿兰尼人的一次入侵，并认为他们是“西徐亚人的一种，正如前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这一推论对于继《犹太战争史》之后而作的《上古犹太史》中的任何记叙均未起到参考或引导作用，但却使得几乎所有的读者费尽心机地去查阅以前所提到的有关情况。H．圣约翰·萨克雷则认为：“（《犹太战争史》中的）这段引述前文的话，很可能是约瑟福斯在无意中从某篇与犹太历史无关的文字中引用的。”关于《上古犹太史》之创作情况，可参见萨克雷所著《约瑟福斯：其人及其历史学》（纽约，1922年），及《不列颠科学院学报》，1930年，15～18页。
(18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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