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中国的政策——鸦片贸易——该国白银的流出——广州的变化——林则徐钦差——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远征的计划——与中国的贸易

    过去的很多年里，那些熟悉中国、能判断事态状况的人，注意到了盘旋于英国与天朝政府上空的风暴，由于中国对我们的蔑视和侮辱的态度，目前风暴终于爆发了。

    两国间的商贸关系迄今已存在了200余年，曾因受到中国的猜忌而多次暂时中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商业公司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尽管愤怒，然而它们的利益自然使它们在失去利益前选择屈服————一种被视作贬抑的而被迫遵从的做法。

    中英关系建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中国人并非不了解与英国的贸易，使他们的国库涌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基于现有的观念，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内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自己在印度的相似。中国现在的统治者，对外国人可能对民众的任何影响都十分戒备，他们的制度必须要让臣民对所有外国的动向和感情尽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当一位中国人离开了中华，在海外各国漫游，如果有过的话，他很少会被允许重返故土”。 [1] 因为他们知道，臣民对外界的任何了解，很可能对他们的政府所奉行的体制都是致命的。他们认为防止微小的创新，是对更大的颠覆的可靠屏障。例如，他们的船只、战争与农业器具，与几百年前他们祖先使用的一样，构造同样不科学————事情所以如此，并非由于缺乏人才或能力，而是由于统治者反复灌输的系统性愚昧。

    为了满足人民的民族“虚荣”感，中国将“外面的国家”即“蛮夷”的观念深入他们心里，这是中国所有政策的重大目的。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在与外国的所有交往中都持夸大之词。比如在他们的公文或法令中，声称我们的贸易对他们国家并无多大的重要性。只要政府持续的如此说教，他们的头脑就会沉溺于民族虚荣心，所以现行的制度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贸易完全停止，数百万人会因此失业。然后，当贫穷和饥饿在大地上惊人地蔓延开来，为什么的问题就会被提出。那个词一旦被说出，就将是当今王朝覆灭的信号。

    把中国人想象成堕落的种族，在强加的不应得的鞭挞下逆来顺受，是错误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虽然军事权力掌握在满族人手中，文官职位和地方长官却掌握在本地人手中。当今的统治者可能握有对人民的统治权，他们只把人民视作赏罚的对象；但是一旦灾难和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虚弱的政府的倒台将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有句老话的意思是：“一群暴民远比一群野兽更危险。”他们对这些大众的治理方式是推崇道德示范。地方的管理人员被要求不要干涉乡村的管理，因为他们认为相对于让民众自我管理，干预往往会导致麻烦。

    广州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几年前，第一次爆发了对鸦片贸易的反对。人们拒绝让士兵搜查他们的房屋，他们结伙或组成行会，在街上设置路障。政府立即做出让步，军队也当即不再进一步努力。

    差不多20年前，皇帝自己在北京的宫中遇到一伙暴徒的袭击，暴徒进入了宫内，迫使皇帝向自己的护卫寻求保护。这表明帝国的权力基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更稳固。无论任何时候，当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后，帝国的统治基础就可能被民众破坏。

    自从1780年开始，鸦片贸易就已经存在，但直到1820年才引起政府的注意。当时一位总督禁止其入河，然而其继任者巧妙地批评了这一行动，不赞成驱逐的方法。

    他认为，随时的控制和疏导，比时常采取措施，徒劳地禁止鸦片输入更好。

    即便是最狂热的支持者，也不能否认毒品具有使人道德败坏的作用。但如何禁止毒品输入，是中国政治家还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最终接受其为“必要之恶”，而任其自然。

    印度鸦片的三大产地是马尔瓦、巴特纳和贝那拉斯，后面两个地方的毒品完全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然而，假如他们将来被迫放弃垄断权，其收入几乎不会受损，因为他们多半会赋予加尔各答与孟买同样的出口重任，以此获得与此前的垄断同等程度的利益回报。确实，这样的举动将对印度政府十分有利，因为，无疑商人们在管辖区的所有地方种植罂粟，都要提前支付一笔钱；马尔瓦最好的鸦片是土著王公种植的，一箱在孟买缴纳125卢比的税，市场中售价是400到450卢比；在中国沿海通常售价是七八百元，在最近的困境中甚至高达1200元。 [2] 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鸦片没有这么贵，每箱产品只要300卢比。因此，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降低了市场缩小的任何可能。

    当孟买放弃垄断权时，孟加拉市场试图通过增加自己的供应摧毁马尔瓦市场；孟买商人继续开放市场，因为他们输入毒品到加尔各答，哄抬价格，因而造成需求增加的假象，使得市场上的毒品数量大增。

    从加尔各答和孟买装运鸦片的是小型快速帆船，又被称作鸦片飞剪船。他们在强烈的季风时节前往中国海，从孟加拉出发的航程，少则6周，多则8周，那一季节中国海中刮着大风，很少迷途。他们武装到牙齿，沿着海岸线航行，特别是在福建海面。本地的中国帆船在距海岸10或12英里处与他们碰头，拿出金币及银两与之交换。这些船的武装名义上是保护他们抵抗海盗，却经常转而对抗中国当局；但是准确地说，直到最近，这些冲突还很少发生。在广州的示威行动之前，这些船常常停靠在沿海不同的港口处理货物，向官吏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以得到其允许。朝廷的大臣们在抑制毒品的输入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的建议是激烈的，其他人则建议采取温和的手段。前者占上风，却没能实现减少的效果，更不用说禁止这种有害的贸易。这导致了该国目前混乱与困难的状况。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仓库

    许乃济 [3] ，一位曾在广州任职的官员的备忘录值得评论；他同意并承认鸦片贸易的罪恶，然而他建议鸦片进口合法化，因为他认识到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如果继续目前的方法，“银有偷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由于白银是最轻便的，同时很难追踪其来源，是交易的媒介，只有在鸦片交易中才使用。与人民遭受的伤害相比，中国政治家更为缺乏这种金属的恐惧所困扰。

    中国人从什么矿中获取白银还是疑问，但是从传教士旅行者搜集的所有信息来看，他们似乎很少轻易地开采它们；但是据悉他们有丰富的水银，在将来定会是该国的巨大财富。

    然而，对帝国白银不正常外流的呼吁，似乎忘了这种珍贵的金属很可能是我们前辈大量运来的，尽管外表改变了，人们大多误以为这些银锭本来就是该国的。无疑，一些当然是这种来源，但是很可能，迄今为止，大部分的银子显然是被敲碎银圆的新形式。

    当银圆进入中国时，中国人给其压印或盖章，因此拿走了这种金属的一小部分；流通中每过一道手都要经历同样的处理，它的实际币值重量减少了。这种碎块货币的拥有者，发现体积的不便，就将其熔铸呈银锭的样子。 [4] 有一种铸币比起之前的银圆更好收藏，1000个方孔钱价值可能不到200。

    需要记住，直到机械的发明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前，服装、毛绒等制品还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所有的茶叶和其他商品都被换成欧洲的金银，因此，事实上，目前（所谓的）中国白银外流只是重新偿还了长期以来所借的贷款，或者更合适的说法是，归还我们一度拥有的金钱，交换我们目前的商品。

    只要读一下那些赞成采取严厉措施的官员的备忘录，他们的谬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都很清楚，任何对该国人民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立即禁止他们已经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任何措施，不管多么严厉，都不能完全成功。数千人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弄到毒品。数千人长期养成了习惯，如果被剥夺了毒品，他们宁愿待在坟墓里。中国的海军力量无足轻重，而从所有已知的描述可以得知，因为他们的各级官员都公开接受贿赂，所以无意执行严厉的措施。另一方面，更温和的方式将立刻使政府有权监管流通的过程，征收的税收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但是只要货物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出口价只要400卢比，而现货市场的价格是700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禁止，仍会有人在市场出售它。开放的贸易只会使商品价值得到真正的评估，商人们那时可能会发现其他同等甚至更划算的货物。

    鸦片走私船

    广州的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当时林则徐被北京朝廷任命为与广东省的总督同一级别的钦差，专门为了终止鸦片贸易。他全权进行了调查，并在1839年3月公布了他的第一份公告。 [5]

    广州商人与当局之间的第一次严重纠纷是由于在属于外国人的公共广场处决罪犯。此事发生在1839年1月26日，紧接着，在钦差来了之后又接连采取了多起行动。焚烧英国国旗，扣留英国船只，要求英国臣民为意外死亡的中国人抵命。这些以及其他很多行动，都让英国人不能接受。这清楚表明林钦差准备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任命所及的目的。

    他的下一步举动是要求颠地先生进入广州城。林则徐发布公告，要求英国人交出手中的所有鸦片，作为换取他们自由的唯一赎金。毫无疑问，钦差将颠地先生扣留的目的是把这位绅士作为交换毒品的人质。

    商务监督立即自己坐上船，到了城镇里，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他的决定的话，目前的危机将导致两国商务关系的彻底决裂。

    现在，尽管我们需要承认鸦片是非法的，但中国政府的程序仍须视作不可接受的，因为无辜的人因他人的生意而受苦，是违反了英国法律的。因此，作为英国利益的保护者，义律上校有责任将自己（英国政府的仆人）置于商人与中国当局之间。此外，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人有权扣押即使是有走私嫌疑的英国臣民。 [6] 中国人明显有权拿走任何他们发现的走私货物，但不是逮捕猜测的走私者。

    很快，监督一到，整个社区都成了秘密囚犯，仆人和仆役被命令离开主人，而主人则被限制在被官兵包围的家中。他们被监禁了7个星期。尽管义律上校向当局提议，陪他们登上河中的船只及任何可能发现毒品的地方，承认他们逮捕的权利；但是他们坚持其处理方法。义律感到危机如此迫切来临，重大利益处于危险中，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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