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前线到莫斯科的路程长达1 600公里，飞行时间之久令人疲惫不堪。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疲倦地坐在土灰色的军官座车后座上，一路颠簸沿着鹅卵石路进入了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驶过拥有诸多白底条纹图案洋葱尖顶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之内。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军用轿车里则端坐着另一位名将：伊万·科涅夫元帅。巨大的救世主钟楼拱卫着宫殿的大门，钟面上镀金的指针即将指向下午5点。

    两辆军车穿过轻风席卷的内院，进入了林立的建筑物之中。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外立面为黄色的政府建筑，曾经是俄国沙皇和大公们的议政场所。车子继续朝克里姆林宫的大院中央驶去，在用白色墙砖建于17世纪的伊凡大钟楼附近，汽车开始减速，然后又驶过了一排古代的大炮，最终在一座沙灰色三层大楼外停住了。几分钟以后，两名穿着合身的暗褐色制服的苏联陆军元帅走入了电梯，他们将前往位于二层的斯大林办公室。元帅制服上的金制肩章显得格外沉重，一颗宽达2.5厘米的元帅金星正闪耀地缀在上面。在略显狭小的电梯间里，两名被副官和警卫军官环绕着的元帅亲切地聊着天。外行的观察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密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

    无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们都是坚韧务实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战斗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矮壮结实、相貌温和的朱可夫名气要更大一些，他是受到苏联老百姓和士兵崇拜的名将，被看作是全苏联最伟大的一名军人；然而在军官之中，有些人却把他看作是一头洪水猛兽。

    朱可夫是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一名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作为一名苏俄骑兵与白军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由于其作战勇猛，表现出色，在内战结束时已经擢升为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不过，朱可夫真正的崛起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斯大林对苏军将领进行了野蛮的清洗，造成高级军官人才的紧缺，具备杰出指挥能力和想象力的朱可夫趁着这个机会才最终脱颖而出。

    老兵都被残酷地清洗掉了，但他不仅幸存了下来，还在“老赤卫队员”们纷纷倒下之际如同火箭般升到了高位。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可夫从未卷入“党争”，是一名“比较纯粹的军人”。到1941年时，他已经爬到了军职的顶端，成了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

    开始奋斗的朱可夫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士兵中的士兵”。他对战士们也很宽厚，因此在基层部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他认为，打胜仗是头等大事，而战利品则是士兵们赢取胜利后应得的奖赏。但朱可夫对手下的军官们十分严厉，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不留情面地当场解职并受到惩处。朱可夫会让这些倒霉的军官从两种刑罚中选择一种：要么被送到惩戒营，要么被降成一名列兵，去往战况最激烈的前线作战以洗刷自己的罪名。

    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朱可夫在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第65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Pavel Ivanovich Batov）上将的陪同下，到前线地区监督部队的进攻行动。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战况的朱可夫突然朝巴托夫吼道：“把这个军的军长和步兵第44师师长全部丢进惩戒营！”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两位将军求情。最终，罗科索夫斯基把那位军长保了下来，但师长在朱可夫的强烈要求下被降职后送上了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冲锋，战斗打响后没多久他就被敌人打死了。朱可夫随即推荐这位阵亡的军官荣获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苏联英雄”称号（金星勋章）[1]。

    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3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获得了2次。两位元帅荣誉满身，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声名远扬，但科涅夫实际上仍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会令人愤愤不平。

    科涅夫的个头较高，脾气粗暴，精力旺盛，蓝色的双眸内闪烁着精明的目光。四十八岁的他比朱可夫还小一岁，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后来又加入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点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完全称得上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加入苏联红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军事指挥员，受训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瑕疵的。普通军人的内心里总是厌恶政工人员，因为政工人员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同级政委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不认为政工干部们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战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相同的战区里指挥过部队，被上级提拔的速度也都差不多，这让朱可夫大受刺激。这其实是斯大林有意为之。他在20世纪30年代把两人一手提拔上来，让他们成为军队年轻将领的骨干；但为了更好地控制两位能人，斯大林一直都在他们之间挑起争端，并精明地利用着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强烈对立。

    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无遮拦，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受教育程度比朱可夫更高，考虑问题也更加周全一些。科涅夫酷爱读书，他在司令部里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偶尔会成段引用屠格涅夫或是普希金的著作，这样的文学造诣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麾下的部队官兵都知道，科涅夫在执行纪律上是不讲情面的；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更加体恤手下的军官，将怒火全部倾泻到了敌人的头上。在战场上，他有时会采取一些极其残忍的打法。当第涅伯河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科涅夫的部队将几个德国师包围了，他命令敌人立即投降，但被对面的德国人严词拒绝了，随后，他让挥舞着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们发起了冲锋。

    “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随意砍杀，”1944年他对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2]说道，“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敌人的手都砍掉了。”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意见完全相同：纳粹的暴行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德国人，不能有一点慈悲，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暴行也没必要自责。

    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楼的走廊前往斯大林办公室时，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这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攻克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朱可夫位于中路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负责攻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南方的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施助攻。但朱可夫却决心凭一己之力拿下柏林城，他不需要外人的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的协助。然而，科涅夫自己也在心里打着小算盘。他认为，朱可夫的部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特别是位于奥得河西岸防御森严的塞洛高地。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自己出风头的机会来了，他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的最终决断。但这一次科涅夫却格外希望能压朱可夫一头，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荣耀。科涅夫认为，如果机会真的降临，他就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来一场目标柏林的宏大赛跑。

    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引进了一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天花板很高，却并不宽敞，一张长长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再加上围在旁边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透明灯泡的沉重吊灯在桌子上方散发着强光，在角落的一隅有一张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列宁的大幅肖像画。窗户上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徽章，却挂着两幅镶嵌在黑色画框里的彩色石版画，这是俄国最著名的两位军事家的画像：一位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战功卓著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元帅，另一位则是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大军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在房间的尽头，一扇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

    两位元帅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1941年当朱可夫还在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此前斯大林也在这里多次接见过两人。但此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会晤。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7位在战时的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而这个决策机构对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有着至高无上的控制权。

    没有拘泥于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他也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体格粗壮的他戴着近视眼镜，身为秘密警察头子，他是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军备采购管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面部瘦削的他长着鹰钩鼻，负责生产与协调工作；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大将[3]，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作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是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负责铁路交通运输工作，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他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也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军队方面的代表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大将和作战部部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上将。当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就座的时候，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矮壮敦实的身影出现了。

    他身着朴素的深黄色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标志，裤子上缝着一条不宽的红色边条，裤腿塞进了及膝高的黑色长筒靴里。在其军装上衣的左胸口，佩戴着唯一的一枚装饰品：代表“苏联英雄”身份的金星勋章。斯大林的嘴里咬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品牌则是他最喜爱的英国“登喜路”牌。他没有在寒暄上浪费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斯大林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彼此间甚至还来不及打声招呼。”[4]

    斯大林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目前战况的问题，随后就突然切入了正题。他的嗓音不高，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虽轻却效果显著：“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在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

    他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盟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可不像是盟友们应该做的”。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发来的电报，也没有说出其他的情报来源。他转向什捷缅科上将说道：“读报告。”

    什捷缅科站起身来，告诉大家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鲁尔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打算攻占柏林的“中途”。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联红军”，但众所周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的”。他拖长着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做好准备，要在柏林空降”[5]。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什捷缅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中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在鲁尔区北边“沿着柏林和英军集结地之间的最短路线”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道，什捷缅科在报告的结尾说，“根据目前已知的所有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在英美盟军指挥部里被视作完全可行的，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将倾尽全力”[6]。

    什捷缅科读完报告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后来骄傲地回忆，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斩钉截铁地保证，“而且会在盟军之前占领它。”

    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笑容。“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带着生硬的幽默，“您是那个人吗？”

    科涅夫记得，瞬息之间斯大林又恢复了冷酷和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南边的科涅夫究竟打算如何按时拿下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吗?”领袖再次发问。

    科涅夫发现自己已经中了圈套，斯大林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让手下相互争斗。但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仍然直言不讳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带着几分优越感轻声问道，而且并没有等待领袖给出答复就说了起来。“恕我冒昧，”他边向科涅夫点头边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的目标就是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毫无疑问，柏林是属于我们的。”

    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浅笑再次浮现在了他的脸上。“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两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

    两位元帅都被如此之短的策划时间震惊了，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斯大林迫切希望针对柏林的总攻能提前几个星期发起————原定日期是五月初。对科涅夫来说，目前的局面尤其糟糕。此时他已经想明白了，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并相信这个计划能让他先于朱可夫冲进柏林，但书面材料却没有带来。此次会议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大堆的后勤问题亟待解决，各种各样的装备和补给物资现在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更麻烦的是，科涅夫的方面军目前兵力不足，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有很多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些部队离柏林很远，他们必须立刻转移，但随之而来的繁重运输压力又是个大问题。

    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手下的参谋们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为进攻做着准备，但距离能发起一次大规模战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各集团军已然就位，但前线所需的各类物资仍然有很大缺额。在之前战斗中折损严重的部队也亟待补充大量的兵员，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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