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勒已经崩溃了”，元首说过“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在听取了汇报后戈林就付诸了行动。他给元首发去了一份措辞非常严谨的电报。“我的元首，”他在电报中说，“鉴于您已经决定留守在柏林要塞里，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到今晚10点仍未收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

    戈林很快就收到了答复，这个答复毫无疑问受到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马丁·鲍曼的影响。希特勒发出的电文指控戈林叛国，并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辞职，否则就把他处决。4月25日傍晚，柏林电台郑重报道说：“帝国元帅戈林患心脏病，久治不愈，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有鉴于此，他本人请求解除其对空军的指挥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职责……元首已经同意了这个请求。”戈林告诉他的妻子埃米，他认为整件事情是荒谬的，最终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去谈判的。埃米后来告诉冯·席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当他与艾森豪威尔初次会面的时候，应该穿什么制服”。

    当柏林在燃烧、帝国濒临灭亡之时，一个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会叛国的人，却已经在攫取权力方面超过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华盛顿，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约翰·埃德温·赫尔（John Edwin Hull）中将，应召来到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杜鲁门总统正在从白宫前往五角大楼的路上，他要用装有保密器的电话与温斯顿·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盟国已经收到了德国人要进行谈判的提议。做出这个和平试探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希特勒称为“可信赖的海因里希”的那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

    据说驻瑞典的美国大使正通过密码电报将希姆莱的提议发送过来。马歇尔告诉赫尔，把电话室设置好，立即从国务院搞清楚电报的文本是否已经收到。“我给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打了电话，”赫尔说道，“他告诉我，他对涉及希姆莱提议的电报一无所知。实际上，电报当时还在收发途中，国务院还没人看到电文内容。”

    随后杜鲁门总统来了，美国东部时间3点10分，他在五角大楼的电话室里与英国首相通话。“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赫尔回忆道，“总统甚至都不知道德国人的提议是什么。”按照赫尔的说法，丘吉尔“一开始就说你认为这份电报怎么样？总统回答说，‘电报还在收发过程中’”。

    于是丘吉尔读了一下他从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那里收到的电文，他告诉杜鲁门，希姆莱希望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并且投降。这位党卫队领袖透露说希特勒病入膏肓，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死去。显然希姆莱希望有条件投降，不过仅仅是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贝纳多特曾经问过希姆莱：“如果西方盟军拒绝你的提议，那又怎么样呢？”希姆莱回答道：“那么我将在东线指挥战斗并且战死。”赫尔正在用另外一部电话听着，接下来他听见丘吉尔说：“好吧，你觉得怎么样？”

    这位新总统刚刚接任13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否则就是无耻了，因为我们已经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不得单独议和。”

    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告诉他（杜鲁门），我们确信投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三大国投降。”当丘吉尔和杜鲁门都向斯大林告知希姆莱的提议以及他们的反应时，大元帅向他们两位都表示了感谢，并且做出了相似的承诺作为答复，苏联红军将“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保持对柏林的压力”。

    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3营G连3排排长艾伯特·科茨布（Albert Kotzebue）中尉坐在吉普车上，打量着远处的农场，心里觉得那里太安静了。他下了车，走到了由26个人组成的侦察队前头，这样他就能单独靠近那栋房子了。

    易北河附近的乡村安静得有些奇怪，村里飘扬着白色的降旗，却没有任何动静，村民们都闭门不出。科茨布曾经和几名镇长交谈过，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苏联人正在前来，他们一定会被杀死，他们的女人一定会遭到强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来到房子跟前。门半开着，他站在门侧用步枪把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向里面退去，科茨布驻足凝望，发现农场主与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围坐在饭桌前，这是一幅祥和温馨的画面————只是所有人都死了。他们一定是吓坏了，因为他们全都服毒自杀了。

    巡逻小队侦察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中尉又跳进吉普车快速朝易北河驶去。接下来，在抵达河畔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创造了历史。在莱克维茨（Leckwitz）村，他看见一个模样奇怪的人穿着一身从未见过的制服，骑着一匹小马。那个人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来看着科茨布，中尉也直勾勾地看着他。为了这一时刻，科茨布和骑马人一边打仗一边跨越了半个世界。看上去科茨布遇见了第一个苏联人[18]。

    有个会说俄语的人询问了骑马人。是的，他是苏联人，他说道。“他的部队在哪里？”科茨布问道。那人简要地答道：“在易北河。”在骑着马的苏联人注视下，侦察队再次动身前往易北河。在河边，科茨布和其他几个人找到了一艘小艇，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步枪当作桨，将小艇划到了对岸。当他们离开小艇迈步上岸的时候，科茨布看到几百米长的河岸被平民尸体覆盖着————男人、女人和孩子。那里有一些倾覆的四轮马车和大车，到处都是行李和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这些人是怎样又是为何遭到屠杀的。几分钟之后，美国人遇见了第一拨苏联人。科茨布行了军礼，苏联军人回敬了军礼。没有欢腾的相逢场面，没有互拍肩膀或者拥抱，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彼此相望。此时的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点30分，西方盟军和东方的盟友在小镇施特雷拉（Strehla）会师了。

    下午4点40分，在北边大约32公里处的易北河畔托尔高（Torgau），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1营的威廉·D.罗伯逊（William D. Robertson）少尉，偶然碰到了一些苏联人。他带着4名苏联士兵一起回到了指挥部，他们的相遇将作为正式的会师而载入史册。不管怎么说，不论是在1点30分还是在4点40分，希特勒的帝国都已经被霍奇斯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切成了两半，而且在同一天————似乎谁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柏林被包围了。

    德军第9集团军的整个北翼崩溃了，部队完全被包围，正日夜遭到苏联轰炸机群的打击。运送补给的形势非常困难，德国空军试图进行一次空投，但诸事不顺。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飞机也没有足够的燃料，而且空投的物资又落到了错误的地方。尽管如此，第9集团军却仍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向温克的第12集团军靠拢。

    然而，现在海因里希获悉了温克真正的情况：与克雷布斯所说的相反，第12集团军几乎没有战斗力。他愤懑地给克雷布斯打电话，指控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队，”海因里希怒气冲冲地说道，“它完全没有实力向第9集团军推进，与它会合并向北进攻以解柏林之围。等到这两支部队会师的时候，不论是哪支部队都剩下没多少战斗力了，而这一点你很清楚！”

    事实上，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是维斯瓦集团军群硕果仅存的一支部队。冯·曼陀菲尔在顽强地坚守着，不过其防线中央却不祥地被打凹了进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在其南翼大举猛攻，现在已处于适当位置，随时可以挥师北上包抄冯·曼陀菲尔的集团军。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唯一一支部队，就是党卫军将领费利克斯·施泰纳那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军级支队。

    希特勒的柏林解围计划要求施泰纳从柏林北部向南攻击苏联红军的推进路线，与此同时第9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合兵一处，从柏林南部朝北大举猛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但实际上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施泰纳就是障碍之一。“他老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发动进攻，”海因里希说道，“我渐渐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纳的部队应该进抵施潘道区，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此项任务，即便如此海因里希仍然希望进攻照常发动。施泰纳起码有足够的实力牵制朱可夫的大举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阻止苏联人包围冯·曼陀菲尔的部队，这样一来就能给海因里希争取到所需要的时间，把曼陀菲尔的部队分批撤退到易北河。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拯救自己的部下，帝国的完全崩溃显然已不可避免，就在这几天之内了。海因里希保存着一张地图，他在上面从北到南画了5条撤退路线，让部队从奥得河一直撤退到西线。第一条撤退路线叫“沃坦”（Wotan），第二条叫“于克尔”（Uecker），剩下的只是编了号，这些路线间隔24~32公里。冯·曼陀菲尔的部队现在正处于“沃坦”路线上，问题是他能够在那里坚持多久。

    25日上午，海因里希去见了冯·曼陀菲尔。他们在集团军指挥部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轻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神情严峻，“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炮，缺乏经验的部队已经在逃跑了，又怎么能指望我再坚持下去？”

    “你还能坚持多久？”

    冯·曼陀菲尔摇了摇头。

    “也许再坚持一天。”

    一架飞机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上空来回穿梭，传单穿过烈火硝烟和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幕，从飞机上飘落到地面。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夏洛特·里希特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坚持下去！温克将军和施泰纳将军正赶来为柏林解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纳要做什么。海因里希来到位于纳森海德（Nassenheide）的第25装甲掷弹兵师师部。约德尔正与施泰纳待在一起，他们已经在争论施泰纳的进攻应该怎样进行。现在每个人又再次推演了一遍，随后施泰纳开始谈论其部队的状况。“你们谁看到过他们？”他问道。

    约德尔说道：“他们处于一流状态，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涨。”

    施泰纳吃惊地看着约德尔。

    海因里希平静地问道：“施泰纳，你为什么不进攻呢？你为什么一再推迟呢？”

    “原因非常简单，”施泰纳说道，“我只是兵力不足，我连成功的最小概率都没有。”

    “那你有什么呢？”海因里希耐心地问道。

    施泰纳解释说，他的总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包括党卫军警察师的一些人，再加上第5装甲师和第3海军步兵师。“海军的人我可以忽略不计，”施泰纳说道，“我确信他们在军舰上是了不起的，但他们从未接受过步兵战术训练。我几乎没有炮兵，只有几辆坦克和少许高射炮。”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从格门多夫（Germendorf）冲到施潘道。”

    “好吧，施泰纳，”海因里希冷静地说道，“你得为你的元首发动进攻。”施泰纳对他怒目而视。“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当海因里希与约德尔离开的时候，海因里希心里清楚，施泰纳根本就无意发动进攻。

    几个小时以后，在位于比肯海恩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响起。海因里希拿起电话，发现是冯·曼陀菲尔打来的，他似乎绝望了。“我必须得到您的允许，从斯德丁和施韦特撤退。我再也顶不住了。如果现在不撤，我们就要被合围了。”

    一瞬间，海因里希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份下达给高级将领的命令。他们要“亲自向希特勒负责”，如果事先没有正式向希特勒汇报，以便由希特勒做出决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弃阵地。现在海因里希说道：“撤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的是，撤退。听着，曼陀菲尔，同时放弃斯德丁要塞。”

    他穿着羊皮大衣，绑着一战时用的裹腿，站在桌子旁认真考虑着他所做的事情。他恰好在军队里服役了40年，他知道现在即使自己不被枪毙，事业也结束了。随后他叫来了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参谋长。“告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说道，“我已经命令第3装甲集团军撤退了。”他思考了一番，然后说道：“等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算想把这道命令撤回，也为时已晚了。”

    他看着冯·特罗塔这位最坚定的希特勒的信徒，又看了看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释了从现在开始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绝不会再让部队毫无必要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他宁可撤退，也绝不毫无必要地把人们送上绝路。“你们有什么意见？”他问他们，艾斯曼立即提议，应该下令“撤退到‘于克尔’路线的后方，待在梅克伦堡湖区里，等待投降”。冯·特罗塔一听到这话便跳了起来。“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这个词，都是玷污军人荣誉的，”冯·特罗塔气急败坏地说道，“不应该由我们，而应该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来下命令。”

    海因里希平静地说道：“我拒绝再接受这些自杀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队拒绝这些命令是我的责任，我打算这样做。而且，为我的行动向德国人民做出解释也是我的责任。”随后，他又补充说：“还有，特罗塔，尤其是向上帝为我的行动做出解释。”

    “晚安，先生们。”

    凯特尔用了48小时的时间才得知，海因里希已经命令冯·曼陀菲尔撤退了，他是目睹部队正在撤退的。在驱车穿过第3装甲集团军防区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各处的部队都在撤退。于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到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向他汇报。

    当冯·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Burkhart Müler-Hillebrand）少将得知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吃一惊之余又非常担心。为什么要在十字路口呢？为什么要在开阔地里呢？他赶忙出去寻找他的参谋们。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从小汽车里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随行人员已经在此等候了。希特勒的参谋总长一副克制不住的狂怒模样，他的脸阴沉沉的，元帅权杖反复敲打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希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得河畔！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希，“可是你！却下令撤退！”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等凯特尔发泄完毕之后，“海因里希条理清晰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希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没法用手头的这点部队守住奥得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

    冯·曼陀菲尔立即表态，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态势。“我遗憾地告诉您，”他最后说，“海因里希将军是对的。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我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

    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预备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元帅权杖敲打着手心，“你要守住你原有的阵地！”他再次敲打着手心，“现在你的集团军要从这儿掉头回去！”

    “凯特尔元帅，”海因里希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会向冯·曼陀菲尔下这道命令。”

    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3装甲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

    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道，“结果不论是海因里希还是我都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最后他叫喊道：“你们将在历史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冯·曼陀菲尔立即火气很大地回敬道：“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王朝尽忠200年了，他们始终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承担这份责任。”

    凯特尔转向海因里希。“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是你！”

    海因里希转过身，指着道路上正在撤退的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色道：“我只能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挨枪子送命，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希威胁性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希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职务，你要回到指挥部等候你的继任者。”

    说完，凯特尔铁青着脸钻进轿车离开了。

    这时米勒——希勒布兰德少将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他解释说。

    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希的安全“直到最后”，但海因里希婉拒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自己的车。在经历了4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耻辱地解除了职务。海因里希拉起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对司机说，“返回指挥部。”

    到处都有苏联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城区内兵力单薄的守军不断被击退，一个又一个街区被苏军夺取。在一些地方，装备不足的人民冲锋队员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警察部队和消防队为了守卫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却由不同的指挥官各自指挥，并经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命令。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上级究竟是谁。新任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老部下第56装甲军里所剩无几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分散投入各个防区，充当骨干力量支撑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但这一措施最终收效甚微。

    采伦多夫区几乎没怎么坚守就很快失守了，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试图守住政府办公楼前的防线，但他们失败了，区长挂出白旗投降，然后在绝望中自杀了。韦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是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区，现在，这个区里的许多街区不战而降，很多地方匆匆扯下黑色的纳粹字旗换上了红旗。潘科区抵抗了两天，韦丁区则抵抗了三天。一些小包围圈里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各处已经没有了连贯的防线。

    街垒被摧毁，变成了一堆碎片。苏军坦克快速推进，遭遇狙击手的时候他们通常倾向于炸毁狙击手所在的大楼，而不是派士兵进入大楼搜寻狙击手，苏军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四轮马车，则被炮火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较为顽强的抵抗时，苏军就迂回包抄过去。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遇到抵抗的苏军部队从筑有街垒的街道两边的建筑物里用火箭筒开路，破墙前进，迂回到德国守军后方，把他们消灭。

    密集的炮火一片一片地把市中心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得河和尼斯河畔大显神威的诸多重炮单位和“斯大林管风琴”（即“喀秋莎”火箭炮）尽快运了进来。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大炮密布，炮管林立。在格鲁讷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各处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如此。一排排“斯大林管风琴”把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喷吐出烈焰风暴，用含磷的火箭弹把整个地区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烈焰，结果没有夜晚可言，”人民冲锋队员埃德蒙·黑克舍回忆道，“你甚至能在夜里读报，如果你能搞到报纸的话。”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消防部门临时征召参与救火任务[19]。他看到当他的工人们试图扑灭大火的时候，苏联红军的炮兵校射机引导着密集的炮火落到他们的头上。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加入人民冲锋队，炮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掀离地面，抛进了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惊恐的是，他落在了3名士兵的尸体上。这位58岁的人民冲锋队员原先只是一名旅行社的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逃回了家。

    随着苏联人越来越深入城市，人民冲锋队开始消失，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奥林匹克体育场，有着骑士头衔的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冯·哈尔特，在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后将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毕竟近半数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用的是德制步枪，可发给他们的却是口径不合的意大利子弹。“让他们回家，是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

    城里到处都有士兵在开小差。赫尔姆特·福尔克中士就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军事情报局（Abwehr）的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一支步枪，让他去参加守卫格鲁讷瓦尔德的战斗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帝国总理府一带时，福尔克反而动身回到了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家里人看见他真是高兴坏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装束，并把制服藏到了地下室里。他干得很及时，还不到一个小时苏联红军就占领了该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战地指挥所里，列兵维利·塔姆（Willi Thamm）听到了一些事，这使得他决定继续待在部队直到最后。当时有名中尉进来，向塔姆的上尉汇报情况。中尉一边喝着咖啡和杜松子酒，一边说道：“想想吧！到处都有步兵想要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离队了。”塔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把他们都毙了。”

    成群结队的党卫军如同匪帮一样在城里四处游荡，他们自行赋予自己审判权，到处搜寻逃亡的士兵。他们差不多把每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他们的身份和所属部队，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大都被就地枪决，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Aribert Schulz）是希特勒青年团员，他向设在施皮特尔市场（Spittelmarkt，又称养老院市场）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里的指挥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红头发的瘦高个党卫军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一个人走到街上。舒尔茨问他出了什么事，对方告诉他那个人是国防军的一名士官，被发现穿着便服。党卫军士兵押着他在莱比锡大街上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那名党卫军士兵用力推了国防军士官一下，当他一个踉跄试图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士兵朝着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士兵。舒尔茨和所在部队的其他男孩子一起，正在一道街垒边站岗时，看见一辆苏联T——34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炮塔缓慢地转动着，这时它被直射火力命中，发生了爆炸，坦克车组中唯一的幸存者立即被俘虏了。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们发现了一些柏林关键性地标的照片。在指挥部里，苏联红军坦克手受到了审讯，然后他被交给了一个拿步枪的人，此人正是舒尔茨之前见过的那个党卫军士兵。他再次押着囚犯走上大街，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打着手势示意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转身离去，随后党卫军士兵同样从背后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这名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原来是指挥部指定的刽子手。

    现在，各个地方的柏林守军都被迫退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迟滞苏联红军的推进速度，这座城市总共248座桥梁中的120座被炸掉了，因此魏德林将军指挥下的部队一直缺乏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炸弹作为炸药的替代品。狂热分子还额外摧毁了一些设施，却不去考虑会导致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从施普雷河河湾与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6.4公里长的隧道，隧道本身恰好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数千名平民将那里当作藏身的掩蔽所。当河水开始涌入隧道内的时候，人们疯狂地沿着铁路争相跑向高处。隧道被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四列同样躲避在隧道内满载伤员的列车上，伤员们在高声哀号。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掩体过来的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设法从人群中挤出去，埃尔夫丽德听见了火车里的伤员发出的尖叫声：“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没有任何人停下来帮助他们。水几乎漫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则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拼命跑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也成功了。

    到4月28日，苏联红军已经接近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包围圈越收越紧。在夏洛滕堡区、米特区以及腓特烈斯海因区的边缘，殊死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所剩无几的真正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地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是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时被击中的。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能够自己走到包扎所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往往就躺在他们受伤倒下的地方，死于失血过多。

    人民冲锋队的库尔特·博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就这样前进了几公里，最后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救命，但寥寥无几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人，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博格躺在路旁的一条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嬷嬷，嬷嬷，”他喊道，“你能帮帮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过去只要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会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他爬进走廊，又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查看那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座花园，敞开着的门边一头荷兰的黑白花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充满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柏林城区的中心地带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补给，结果收到了6吨补给品和16枚反坦克火箭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可怕的战斗中有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心大道上。那条宽阔的大道从西边的哈弗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Fi 156“鹳”式侦察机，里面坐着罗伯特·冯·格赖姆（Robert von Greim）空军大将和著名的女飞行员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飞机在降落前被防空炮火击中，燃料正从机翼油箱里泄漏出来。驾机飞行的是冯·格赖姆，在飞机触地之前他的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帝国总理府的，他们抵达后，希特勒立即提升冯·格赖姆为空军元帅，取代“叛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新总司令。

    元首地堡已经遭受过炮击，不过暂时还算安全。另一个安全岛是位于城市中央地带的动物园里的防空双塔。在大约40米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有多少人。据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Walter Hagedorn）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加上驻扎其内的军队。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味、衣服散发出的臭味、婴儿的尿布味，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味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很多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她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她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

    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连续不停地做了五天。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掩埋死者。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此刻，炮弹从四周猛烈轰击着这座掩蔽所坚固的混凝土墙，弹片四溅在窗户的钢制挡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名死者和1 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过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医生记得，在防空塔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

    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辽阔的荒地。动物们也遭到了可怕的屠杀。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射杀了，河马罗莎在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防空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损坏后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

    黑克端着步枪走到猴笼边，那只如同老朋友一样的狒狒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铁笼边上。黑克举起步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部，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在惊讶中再次举起步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感到厌烦而且有些动摇了，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狒狒只是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

    战斗仍在继续，另一种野蛮的攻击同样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私底下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后方，大群的苏军老兵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乌尔苏拉·克斯特与她的父母、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丽德和吉塞拉，以及7个月大的儿子贝恩德一起躲在采伦多夫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当4个苏联士兵用步枪枪托砸开门的时候，她正在睡觉。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装进皮箱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随后那4个人一个接一个侵犯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两名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她怀抱着孩子试图躲闪并夺门而出，但她太虚弱了，根本冲不出去。一个士兵从她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孩子放在了婴儿车里，第二个士兵看着她，咧着嘴笑了。他们俩都脏兮兮的，衣服上沾满了砂砾，靴子里插着匕首，他们戴着皮帽子，其中一个人甚至连衬衣都没好好扎进裤子里。两人奸污了她。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她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婴儿，把她的女儿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住宅区。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被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扣在地，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躲了进去。

    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妮·博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她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她听见父亲对闯入者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妮在什么地方，她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她的父亲最终被枪威逼着离开地下室，赶到了大街上。尤利亚妮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离开。她已经把自己的脸和金发弄黑了，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她仍然没有心存侥幸，一直待在沙发底下。

    在毗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妮听见其中一人用可怕的声音喊道：“她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妮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在那里，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接下来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她后来讲述道，“透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衣着整洁、外表潇洒。”他做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她直往后缩。他朝前靠过来，微笑着“温文尔雅但又坚定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妮的衣服。她挣扎起来。“那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尤利亚妮记得，“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带着一种苏联式的警惕，保持着对周围的观察，防备着可能的突然袭击。”

    尽管她全力挣扎，苏联军官还是逐渐扒掉了尤利亚妮的衣服。她试图求饶，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她哭了起来，跪下来求他别碰自己。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她。尤利亚妮停止哭泣，控制住自己尝试另一种策略，她开始坚定而又委婉地说话。“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她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由于她的衣服几乎全都被扒掉，接下来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苏联人用厌烦的语调说了句“啊哈”，然后匆匆离开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妮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一家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在此后的4个星期里，她们受到了修道院的庇护，就躲藏在那里。尤利亚妮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茜·霍夫曼以及罗茜的母亲，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来了她们就自杀。结果她们母女都遭到了强奸，最后她们服毒了。[20]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Gerd Buchwald）是一名教师，他目睹了苏联军人在赖尼肯多夫区的野蛮行径。他的公寓套房被苏联红军女兵洗劫一空，看上去“我妻子的衣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们，她们拿上所有看得上眼的东西，飘然而去”。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又把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当晚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士兵出现了。“女人！女人！”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善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没梳理过的头发显得很邋遢，由于我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吧，我的故事奏效了。我挺直身子张开双手，说了句‘女人死了’”。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坐在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一副男裤的吊带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闩上，把沙发移开，帮助妻子埃尔莎从水泥地面上挖出来的一米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有许多妇女从他的地下室里被带出去遭到强暴，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一张毯子，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把狭窄的长躺椅外侧，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侧，她的脚放在他的头部位置，被一张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基本上看不见她。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她的妹妹安内莉泽以及母亲，起初给苏联红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打扰。然而，某个黎明之前的深夜中，安内莉泽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被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拖进楼上的一个套间，随后被一名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名苏联军官强奸了她。第二天一个士兵给她带来了一包食品。

    不久之后，另一个红军士兵又打起了伊尔莎的主意，他双手各提着一支手枪走了进来。“我从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枪打死我，是左手的那支还是右手的那支？”她回忆道。由于地下室十分寒冷，伊尔莎穿着好几件毛线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她，扯开她的毛线衫，接着突然困惑地问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还是被奸污了。苏联士兵离开时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她惊异的是，他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就待在她的床边，保护她免受其他欲火焚身的士兵的侵犯。

    自那以后，安茨一家多次遭到野蛮对待。有一次她们被带了出去，背靠墙站着，似乎将被枪决。还有一次，伊尔莎又被强奸了。这一切让她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肯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

    在苏联人进行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单是在潘科区，在3周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和阿尔方斯·马茨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圣卡尼修斯天主教堂的耶稣会会士[21]，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弗尔河里打捞出来，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母亲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条胳膊下面都夹着一个孩子，跳进了河中。

    17岁的姑娘汉内洛蕾·冯·克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遭到了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军人的轮流强暴，事后他们又对着这个姑娘开了三枪。女孩身负重伤，但并没有当场死亡，人们用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一辆婴儿车将她送到了教区教堂。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不见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蕾，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她。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第二天晚上他几乎整夜都坐在她的床边，告诉她不要担忧。汉内洛蕾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她和她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负责管理一个巨大的防空掩蔽所。“两天两夜里，”她回忆说，“一茬又一茬的苏联人涌入我的防空洞，肆意抢劫、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会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做还是被枪杀了。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六七具女性的尸体，她们全都躺在被奸污的位置上，头都被打爆了。”玛格丽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她向那个年轻人多次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她还看见三个苏联人抓住一名护士，他们按住了她，而第四个苏联人则侮辱了她。

    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现在身着平民服饰，同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谈得热火朝天。其中一名军官会说德语而且非常健谈，这使得屈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不够聪明的问题。“苏联士兵是不是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奸淫掳掠？”屈斯特问道。那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可以用我作为一名军官的名誉向你担保，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写的全都是谎言。”

    第二天，屈斯特看见三个苏联人在巴比将军街抓着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条走廊。一个士兵用冲锋枪示意屈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名尖叫的女人，第三个人强奸了她。随后屈斯特看见那个施暴者从走廊里走了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嘴里喊着“Ja bolshoi swinja”。屈斯特问其中一个苏联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肥猪’。”

    玛格丽塔·普罗布斯特待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处掩蔽所里。在那处掩蔽所里有个名叫默勒的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壳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玛格丽塔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吸引力，她把一头金色长发藏在帽子下面，戴上墨镜，脸上用碘酒涂得斑斑点点，面颊上贴着一大块橡皮膏药。她没有被调戏，但很多女人遭到了猥亵。“姑娘们被直接赶到一起，带到上面的公寓房间里，”她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她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地下室里。”后来有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玛格丽塔，在一些士兵轮奸她的时候，有两个士兵用黄油塞住她的嘴，让她的尖叫声不那么吵人。

    多拉·扬森以及丈夫勤务兵的遗孀，原以为她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当下的情况却很不妙了。在她们藏身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野蛮的士兵粗暴地侵犯了。那名士兵声称在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以后，她的母亲被强行带去了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多拉得以幸免是因为她说自己有肺结核，随后她发现苏联人确实非常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侵犯了一次，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导致她无法正常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冷淡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干的事情比这坏得多，这只是士兵们纯粹的报复行为。”

    17岁的埃莱娜·马耶夫斯基和19岁的薇拉·翁格纳德，既见识到了苏联人好的一面，也见识到了他们坏的一面。当劫掠和强奸开始在蒂尔加滕地区出现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就睡在她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们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当日，七八个苏联士兵进入了姑娘们的房间，要求她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论如何，一开始她们也看不出害怕的真正理由。举行聚会的地方原先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军人，但那里的一切看来似乎都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条桌留出了空间，桌子上铺着亚麻桌布，摆放着银质的枝形烛台和玻璃器皿。一名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着说道：“尽情吃喝吧。”埃莱娜坐在桌旁，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么单纯的聚会。

    她想离开，一个站在其他人后面的士兵笑嘻嘻地阻止了她，接着一个苏联人对她说：“和30个军人在一起你就死定了，和我在一起你就不会死。”这时，对薇拉来说，这次聚会的目的已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但她同意和那个士兵单独离开，不仅是因为从一个人手里逃脱要容易一些，同时也因为只应付一个人要确实好过应付30个人。她熟悉这个社区的角角落落，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给她机会，他抓着她的头发，拽着她朝一个空房间走去。她扭动着、尖叫着，用手乱抓。在路上她挣脱了，并设法把他绊倒在地。为了能跑得快点她还踢掉了高跟鞋，光着脚从满是碎玻璃渣和瓦砾的后院跑了过去，一直跑到普特利茨大街的废墟里。在那里，她拼命在泥地里挖了一个洞，把一个被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一直到死。

    埃莱娜仍然待在聚会现场，她感到心神不宁，但同时也感到了饥饿。桌子上有成堆的鱼子酱、大条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一口气整杯整杯地喝伏特加，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莱娜瞅准机会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身来，溜了出去，令她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她。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留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开了她穿着的连体工装。她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她醒了过来，把那个喝醉后睡着的人从她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和薇拉一样，埃莱娜也躲了起来，她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处。

    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那个把希特勒玩偶斩首的孩子，他当场救下了自己的母亲，使她免遭侵犯。当时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与鲁道夫和他的妹妹克丽斯塔的拔河比赛。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丽斯塔就越是拽着她的裙子不放，尖声哭喊着：“妈妈！妈妈！”苏联人最后放弃了。

    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迫使苏联士兵放弃了尝试，不得不转到别处寻找目标，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伦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栋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她相信里面有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名士兵，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拼命抵抗挣扎，最后那两个人只好把她放了。

    她的邻居舒尔茨太太就不这么幸运了。舒尔茨太太被枪威逼着，当着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的面被强暴了。那些苏联人离开后，几乎疯癫的丈夫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了。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一名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着她家人的面被拖走，被强暴了整整一夜。天亮后她被放了出来，当她匆匆回到孩子身边，却发现她的母亲和兄弟勒死了三个孩子后已经上吊自杀了，于是那个精神崩溃的女人也割腕自杀了。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停地工作，避难者以及苏联人的兽行令她们不知所措。有一个苏联士兵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娘列娜，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出面阻止的时候，火冒三丈的他干脆拔出手枪向她开火，幸运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射偏了。其他士兵则冲进了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全力阻拦，他们还是多次强暴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她们的尖叫声日夜不停。”一个修女讲述道。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这个社区，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12岁的小姑娘。她无力抵抗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希神父对她们说过的话。“这里依旧还有其他事务，”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除此之外，她也无法给予她们其他安慰了。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谈话时，另一名苏联军官则在地下室里试图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维贝格听见她的尖声大叫，冲了进去。邻居们喊叫着告诉他，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还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此时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名军官连衣服都已经脱掉了。上校一把抓住那名军官，冲着他嚷道：“是美国人！是美国人！”随后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敲打他。接着上校让那名军官靠墙站着，打算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恳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不能就这样对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最终心软，那名军官被抓起来押走了。

    苏联人的行为简直肆无忌惮。在波茨坦附近的巴伯尔斯贝格（Babelsberg）的国际红十字会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醉醺醺的苏军士兵以开枪为乐，毁坏了数千个装有药品、医疗用品和提供给伤病军人的各种营养食品的包裹。“他们闯了进来，”约翰·埃亨下士回忆道，“进入一间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后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物资。各种各样的液体从被打碎的包裹里倾泻而出。那场面令人难以置信。”

    在仓库的旁边是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FA）[22]的大摄影棚。亚历山大·科拉布是一名身居柏林的外国学生，他看见上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又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用作电影道具的奇装异服，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时期的军服和帽子，再到撑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翩翩起舞，还不断朝天射击，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人似乎此前从未进过大城市。他们把电灯泡拧下来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因为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到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生生拧了下来。对许多人来说，浴室里的喷淋设备是种神秘的事物。他们有时用抽水马桶洗土豆，削土豆皮，却不知道拿浴缸来做什么，结果上万支浴缸干脆被扔出了窗外。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干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做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多个玻璃广口瓶里面全都是尿，玻璃盖子还被牢牢地拧紧了。”

    在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闯进了他的实验室，还拿着实验用的鸡蛋玩抛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都已经感染了斑疹伤寒细菌。大惊失色的亨内贝格最终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

    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处于战斗中心的，是几乎被困难重重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漫无目的的迷梦般的感觉。“那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容格（Gertrud Junge）后来讲述道，“一再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仍留在那里的每个人谈话。他提到自己就要死了，末日即将到来了。”

    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希特勒伯伯”唱歌。

    看来没有任何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个人同样还充分意识到，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在计划结束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6个孩子：黑尔佳、霍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的生命。唯一毫不知情的人，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Erwin Jakubek）是地堡里的一名侍从，孩子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通过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佳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

    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从总理府下面的医院地堡里请来了牙医赫尔穆特·孔茨。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事后玛格达对医生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而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必须得帮我。”

    埃娃·布劳恩听说孔茨替玛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也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随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

    埃娃打算服用毒药。她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破，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通普费格尔（Ludwig Stumpfegger）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这话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大家立即拿出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孔茨说，施通普费格尔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胶囊夹碎，那只动物立即毙命了。

    美国太平洋时区4月27日下午[23]，距柏林大约10 000公里之外的旧金山市，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了希特勒最后一次打击。他名叫保罗·斯科特·兰金（Paul Scott Rankine），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资讯服务(BIS)的负责人杰克·威诺库尔（Jack Winocour）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与西方盟军和谈，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获悉的。兰金把这份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正是这个报道，令希特勒首次了解到希姆莱的变节行为。这个消息是夜间送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布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没过多久他就回来告诉我们，根据斯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广播，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盟军最高统帅部谈判了。”

    希特勒摇晃着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盯着戈培尔博士看了半天，”魏德林说，“然后用谁也没法听明白的音量低声咕哝了点什么。”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容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看上去似乎失去了一切。”他确实是失去了一切。“今天晚上我们肯定得掉眼泪了。”埃娃·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

    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汉斯·赫尔曼·费格莱因（Hans Georg Otto Hermann Fegelein）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他娶了埃娃·布劳恩的妹妹，成了希特勒的连襟。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行动。而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经过搜寻后发现他在家里，换了便装正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结论，费格莱因计划离开柏林与希姆莱的叛国有密切联系。按照奥托·京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夜间被处决了，他的大姨子拒绝替他求情。”

    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最后的时刻显然临近了。到黎明时分，他已经口授了他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把政府大权交到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元首，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娃·布劳恩。“婚礼结束以后，”格特鲁德·容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容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以“向新人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她说：“希特勒谈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是意味着从担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遭受了背叛’。”

    在那一天，希特勒还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并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暴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已经近到离这里只有数百米的地方，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自己的两位秘书以及素食者厨师共进了午餐，侍从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浇着清淡酱汁的意大利面条”。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他对格特鲁德·容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娃·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代我向慕尼黑致以良好的祝愿，把我的狐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一直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走进了自己的住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奥托·京舍在希特勒准备自杀的时候，守卫在通向其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15点30分或者15点40分。我尽力不动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玛格达·戈培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京舍没能劝阻她，于是敲开了希特勒的房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埃娃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的流动声，因而我认为她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是否想见戈培尔太太。‘我一点也不想再跟她说话了。’他说道。我离开了。”

    “5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24]

    “鲍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林格后面。希特勒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脸上全是血。埃娃躺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她脱掉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沙发的一头。房间里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PPK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一支是他始终装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娃穿着一件有着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她的眼睛大睁着，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觉得我的衣服此后几天都带着这种味道————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鲍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的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

    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被毯子包着，放进了地堡入口不远处一个临时挖出来的浅坑里，旁边就是废弃的水泥搅拌机。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在尸体被点着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存在束缚了”。地堡的进气口吸入了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了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闻起来就像燃烧着的熏肉的味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做出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尝试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条无线电信息用苏联红军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谈。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们同意接待特使，并且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德国军官从那里通过他们的防线。

    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他刚刚晋升为上校），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到达了苏军阵地。士兵接待了他们，要求验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并试图缴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士兵尴尬了，最后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

    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屋中的家具仍然体现出平民住处的痕迹————一条长桌子，一个靠墙的大衣柜，几把椅子，对面墙上挂着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石版画，屋子里还有几部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芬看来，那个地方似乎都是高级军官。由于彼此没有互致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克雷布斯更无从知晓，其他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副官（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25]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德国人突然提出的会谈要求搞得措手不及，没来得及把他的整个参谋班子都召集过来。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首席谈判代表”进行私下会晤。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长的苏联香烟，点上后随意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军事会议。”

    克雷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送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属于绝密。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得知这一信息的外国人，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了。”

    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眨都不眨地说道：“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

    克雷布斯震惊了。“你怎么会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刚刚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身亡。”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劳恩，她也自杀身亡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并掩埋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克制住了自己的惊讶。不论是他还是苏联红军司令部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娃·布劳恩。

    然后，他们开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任命了继任者。他把一份遗嘱副本递给了眼前的这个苏联人，表示当前的问题是不可能有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元首————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断然拒绝了这个试图分裂盟军的提案（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到黎明时分克雷布斯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这座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人亲自出来投降。

    当克雷布斯留下继续同崔可夫谈判的时候，冯·杜夫芬冒着危险穿过战线返回，其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回到元首地堡后，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这令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同意！”他叫道。

    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苏联人的每门大炮都直接瞄准了帝国总理府。冯·杜夫芬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每个人都立即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将分成数个小组离开，穿过总理府大楼以及庭园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能与一支战斗部队会合，那支部队会把他们送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肯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

    有些人则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戈培尔一家选择自杀。维尔纳·瑙曼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曾经试图劝阻玛格达·戈培尔，但她不为所动。现在，时候到了。5月1日，大约17点30分[26]，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玛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她回来了，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紧接着，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后事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在他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缓缓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玛格达“颤抖得很厉害，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看到他们活着。

    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死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里。“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玛格达本人。”

    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里面，很多人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些人被打死了，还有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贴身警卫奥托·京舍后来作为战俘被苏联人关押了十年[27]。有些人很快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被炮弹炸掉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其他人，比如马丁·鲍曼，则神秘地消失了。少数几个人确实是逃脱了，或者几乎和逃脱的结局差不多一样好————落入了英美盟军的手中。

    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上将、陆军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地堡警卫部队的弗朗茨·舍德尔（Franz Schedle）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这座城市、城市保卫者以及城里民众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眼下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守军被压迫到了城市最中心的区域，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大街上有坦克，在整个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都有战斗。苏军炮兵从东西轴心大道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发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觉得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手下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个人选择另外一条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不过，那些想要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尝试。”

    5月2日凌晨接近1点的时候，苏联红军近卫步兵第79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呼叫。“注意，注意，”那个声音说道，“这是第56装甲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0点50分，我们将派出停战谈判代表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上报给参谋长。”

    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0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芬上校以及另外两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后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播放了魏德林的命令，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每持续一个小时，”魏德林在命令中说，“都在增加柏林的平民和我军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停止战斗。”尽管零星的交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经正式结束了。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能够看到红旗在帝国国会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已经在那里升起了。

    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帝国总理府的下面，但找到它的位置还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街上的人被拉了过来给搜索者带路，摄影师格哈德·门策尔（Gerhard Menzel）就是其中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帝国总理府。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用探雷器开路，每当一个房间或者走廊被探测完毕，其他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门策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求他离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

    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条桌面前。他们是用手枪自杀的，制服口袋里发现的身份证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鲍里斯·波列伏依少校是最早进入元首地堡的搜索队中的一员，他们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卧铺床[28]的小屋子里，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玛格达的尸体被放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列伏依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能认出来。”要搞清楚他们俩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尸体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地堡里了，但苏联人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让人感觉糟糕透了，”波列伏依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挣扎过的孩子是老大黑尔佳，她的身上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其他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死去的。”

    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灼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孩子们先是服用了安眠药水，等睡着后再被氰化物胶囊毒死，毒胶囊是从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佳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她醒了，于是挣扎起来，因而不得不把她按住。尸体被抬出来，送到总理府的荣誉法庭，拍照备案，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列伏依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之屋里四下看了看，地板上丢着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

    一支由专家组成的特殊小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他被掩埋在一层薄薄的土下面。鲍里斯·谢苗诺维奇·杰利普霍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

    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的男性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洛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的袜子上有缝补过的破洞。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认为帝国元首不会穿缝补过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死不久，但尸体并没有被烧过。”

    当第一具尸体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人极为相像的事实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总理府的警卫和其他德国人被叫来对尸体进行辨认，但他们要么认不出来，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Danilovich Sokolovsky）大将命令对每具尸体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和克特·霍伊泽尔曼被找来，他们曾是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施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Finow），差不多位于柏林东北40公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口腔牙齿的素描图，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素描图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它们是相符的。”埃希特曼被告知。随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

    克特·霍伊泽尔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她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进行辨认。她和布拉施克几个月前干的活是很容易确认的。苏联人给了克特一包食品，又派人开车把她送回柏林。两天后她又被找去，这次被带到了埃尔克讷。树林中的一块空地里有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克特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她说。玛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

    显然，由于她对希特勒的牙齿做了确认，克特·霍伊泽尔曼在此后的11年里一直待在苏联的监狱里，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监禁。

    希特勒残留的尸体又该怎么处理呢？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用来辨认其身份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炮击中被毁灭或者炸散了[29]。

    4月30日清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正行走在指挥部的走廊里，准备永远离去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您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知道您被免职了，奉命去普伦（Plön）报到。”

    海因里希没有说话。

    “我恳求您，”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急着去那里。”

    “你想说什么？”海因里希问道。

    “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瓦本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星期日做完礼拜后从教堂走出来的人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您还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您当时的副官非常熟悉。”

    海因里希说道：“是的————隆美尔。”

    “好吧，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说的话。我不想让与隆美尔元帅相同的命运，再突然降临到您的身上。”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海因里希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

    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身亡的。”海因里希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道。

    “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我恳求您，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您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

    海因里希犹豫了一下，握住了朗上尉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

    海因里希沿着走廊往前走着，直到出了大楼，他那规模不大的参谋班子已经在那里列队等候了。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全体向海因里希行军礼致敬。海因里希走到他们的面前。“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车门，海因里希上了车。冯·比拉上车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普伦。”他说道。海因里希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赶时间，慢慢开。”他说道。

    第二天晚上，海因里希到达了位于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广播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播音员宣布元首去世了，此刻的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的旁边，两人一起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听到过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去世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贡巴赫此时在劳恩堡（Lauenburg）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战线后方。德籍房主一家人全在这里。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自己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战线就在前方，迪恩斯得穿越那些阵地，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炮火很猛烈。

    所有人都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安顿下来过夜。迪恩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连几天他一直试着骑自行车穿过该地区，进入英军的防线，现在只需要一点运气，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够说服遇到的下一批德国兵，让他通过就行。这是迪恩斯睡着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摇动，他醒了过来。一支斯登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声音说道：“嘿，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名长相凶狠的英军士兵的脸庞，他是英军第6空降师的伞兵。当天夜间，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英军攻占了该地区。大喜过望的迪恩斯跳了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后，他和贡巴赫被押回连部，接着先是被带到师部，然后又被送到军部。最后，他们见到了第8军军长伊夫林·休·巴克（Evelyn Hugh Barker）中将。

    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12 000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在朝前线行军，”他急切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开火！”他让巴克中将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原定对这个地区进行的另一次空中打击。“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巴克中将说道，显得如释重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内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长官，”迪恩斯说道，“我向奥斯特曼上校承诺过我会回去的。”

    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挂红十字会旗的车，这也许能让你顺利通过战线。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最好放弃抵抗。”

    迪恩斯行了军礼。他路过参谋长办公室的时候四下张望，“我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告诉他说：“他被送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怒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用了我的名誉做担保的。”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的梅赛德斯汽车动身了，车篷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

    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与他的人一起行军抵达了英军战线。他的那些由苏格兰风笛手领头、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官兵高昂着头，迈着整齐的脚步进入英军占领区的时候，人们都站着行注目礼。奥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难友陪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营地门口。这两群人相向列队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和迪恩斯互致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逢。”奥斯特曼说道。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随后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营大门。当查理·贡巴赫走过去的时候，他还挥手致意。

    致命的火力毫不留情地从四面八方射来。布塞四处走动，朝他的手下大声吼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公里了！温克正等着我们！”布塞太疲倦了，不但弄不清现在是几点，甚至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第9集团军一直朝着温克所部的方向攻击前进，仿佛打了几个星期一样。弹药所剩无几，火炮全丢光了，只剩下一些迫击炮，仅存的几挺机枪也基本上打光了子弹。无论布塞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都是处于崩溃之中、无法继续前进的人们。他和军官们倾尽全力，才能让他们继续向前走。而加入行军队列的成千上万的难民，使得本已很麻烦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食品短缺，甚至连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

    温克可能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布塞把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过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曼（Wolf Hagemann）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曼跳进坦克，告诉驾驶员加速。坦克奋力前进，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崎岖不平的地面。突然间哈格曼看见苏联军队在他们面前四散逃走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车载机枪没有子弹了，他抓起一支冲锋枪开始朝撤退的苏军士兵连续射击。

    随后，他听见了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谁都没能真正记住这事后来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塞会合了。

    “第9集团军的人太疲惫了，消耗太大了，状态糟糕透顶，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后来回忆道。当他站在那里查看队伍的时候，有个人离开队列朝他走来。出现在温克眼前的是一个眼窝深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军人。几乎直到那人走到他眼前，温克才认出来这是特奥多尔·布塞上将。他们无言地握着手，随后温克开口说道：“感谢上帝，你到这儿了。”

    5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畔，有10万多人渡河来到西岸，当了美国人的俘虏。布塞的部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

    德国新闻机构越洋新闻社发出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用法语发出的，内容是“Sauve qui 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马车、人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成千上万步行的人，他们通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场规模庞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很多个小时。投降书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继续，逃亡者尽全力逃跑。逃亡中的德国人偶尔会遭到炮击，很显然，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命令。

    年轻的布丽吉特·韦伯乘坐由她岳父的司机驾驶的汽车，从柏林出发时她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后来汽车被前往施潘道区的人流挤得动弹不得，短短几公里路花了十个半小时。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行向西跋涉。

    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见到了那名党卫军的官方刽子手。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旁边。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的胃部被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痛苦地尖叫呻吟了16个小时才死去。

    当挤满了道路的庞大人流向着那些桥梁移动的时候，炮弹不时地在人群之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逃亡，阿赫帮助她领着两个孩子，9岁的沃尔夫冈和5岁的黑尔佳。她与这双年幼的儿女在人流中挤散了，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据估计，在这场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总共约有2万人死去或受伤。

    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他们继续走了一段路以确保这一点，然后都躺倒在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了————田野里，沟渠里，空屋子里，废弃的车辆里，道路的路肩部，甚至就在道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动物园永远也不会再成为原先的样子了。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一路上叫着“阿布！阿布！”

    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传来，在空了的池塘的边上，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正单腿站立，看着施瓦茨。他绕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着这只鸟离去了。

    安茨慢慢地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4月24日以来，她第一次来到阳光之下。街道上出奇地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眼前全是黑圈，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四下张望，阳光明媚，春天来了，树开花了，微风轻柔。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的垂死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带回了生命。在此之前没有什么东西曾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眺望着远处的公园，看着那儿已经到来的春色，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1] 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 集团军级支队（Armeeabteilungen），是德军中高于军级，低于集团军级的一种部队临时特殊编制，一般只存在几个月时间就会整编掉，其间所辖的部队会根据战况需要随时变动。

    [3] 现有资料可以确认，此人的名字叫恩斯特·克特尔（Ernst Kaether），曾经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4] 此处原文写的是提拔为少将跳过了准将，但英美国家为了和德军军衔对等，将德军中将军衔对应翻译成英美国家的少将军衔，将德军少将军衔对应翻译成准将军衔。然而根据德语直译的话，德国陆军中并无准将军衔，因此校译时保留了德语军衔的直译。

    [5] 所谓的希特勒亲自指挥也只是挂名，他让埃里希·巴伦费格（Erich Bärenfänger）少将给他当副手，不到一天就把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交给了魏德林。巴伦费格后来只负责指挥A防区等地的战斗，此人并非无名之辈，在营长的职务上曾获得过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军中第45位获得者），年仅30岁就成了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德国投降后他于5月2日自杀身亡。

    [6] 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7] 在海因里希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条令人吃惊的内容：“4月21日12点30分，布塞对海因里希说：‘刚刚得到消息，第56装甲军昨晚在没有得到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从霍珀加滕移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谁也不知道布塞是从哪里得这份情报的，但这份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而魏德林则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8] 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9] 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人发现，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几句十四行诗。其中一句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57岁，但迪特马尔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1] 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12] 有两项业务没有间断，始终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二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法令，它们从事的是“必需性”生产————在持续生产啤酒。————原注

    [13] 圣阿格尼丝（Saint Agnes，291——304），基督教敬奉的童贞女和殉道者，生活于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传说阿格尼丝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丝以身殉教。

    [14] 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1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听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国，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联红军，在东线被俘后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15] 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16]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局长，掌管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17] 原文错写成柏林东北方。

    [18] 这个骑马的苏联人名叫艾特卡利亚·阿利别科夫（Aitkalia Alibekov），来自哈萨克斯坦，隶属于苏联红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步兵第34军近卫步兵第58师175团。

    [19] 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派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由于他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将会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队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20] 她们都活了下来，一名医生抢救及时，保住了她们的命。————原注

    [21] 圣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 , S.J.，1521——1597），荷兰耶稣会天主教牧师。他在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瑞士的新教改革期间对天主教信仰的大力支持而闻名。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为圣人，也是教会博士。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了明晰的说明。

    [22] 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成立于1917年12月18日。默片时期该公司的影片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23] 此处原文写的是4月29日，考虑到旧金山与柏林有9个小时的时差，既然希特勒是在柏林时间4月28日夜间收到这个消息的，再加上转发消息的时间，那么记者发稿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4月29日，只可能是27日。

    [24] 战争结束之初，关于希特勒自杀时的“门外听到一声枪响”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源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最初的证词。但多年后肯普卡承认，希特勒自杀时他根本不在地堡内，而是在地堡外的地面上准备汽油。当时在门外的奥托·京舍和阿图尔·阿克斯曼日后都表示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从希特勒自杀的房间到走廊之间有两道密封的能够防火防毒的门，自然也能隔音。京舍在70年代接受历史学家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听到枪声，并说自己战后被苏联关押的十年间受到了多次讯问和诱供，要他承认那一枪是他对着希特勒打的。

    [25] 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有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萨科维奇·布兰特（Matvei Isaakovich Blanter），作为著名歌曲《喀秋莎》的曲作者，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求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那位作曲家怎么办时，崔可夫说“把他带来吧”。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却穿着便装，显然无法冒充苏联军官了。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基本上就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缺氧而昏厥，一跤跌落房内，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26] 玛格达毒死6个孩子的具体时间，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原文写的是20点30分，但根据詹姆斯·P.奥唐奈所著的《希特勒暗堡》（The Berlin Bunker）一书的记载，20点30分左右是戈培尔夫妇自杀的时间，18点30分左右阿克斯曼来到地堡与戈培尔夫妇话别，几个人聊天至19点左右，而此时孩子们已经被毒死了。从时间上向前倒推的话，玛格达毒死孩子的时间应该是在17点30分左右，而且奥康奈书中记录戈培尔夫妇走出暗堡去地面自杀的过程中，瑙曼并不在场，目送着夫妻俩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的人，是戈培尔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和另外两人。

    [27] 原文写的是关押了12年，但奥托·京舍获释是在1955年，他先是回到了东德，1956年下半年去了西德。

    [28] 普尔曼式卧铺床，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29] 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埃里克森教授做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