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医药

岁，前在该校为学生，毕业后，现充任教员，以算学卫生等学专科。呈案之物，系是日由校中第五级学生多名在附近垃圾桶内取来婴尸一口，我因欲研究其致死之原，是以用刀剖腹，将心肝胃肺取出，置诸玻璃瓶中，盛以药水，作为研究博览品，并非将生孩置死，求宥。继据该校校长汤天陶投称，被告自去年秋间充当教员，此事我不知悉，因适往乡间有事。而被告往日品行甚好，殊属端庄，我可保其无意外之事等语。又据被告代理蒋保厘律师辩称，被告实不知法律，致有发生研求无益之事，请庭上明鉴，从轻发落。郑文楷推事核供，姑念被告无知，从宽处拘役五十天。蒋律师请求易科罚金照准。瓶中所盛之物，着捕房设法掩埋。

    “礼部”特下文件如下：

    查心肝肾肺的部位形状分量等等，汉医的经籍本来有若干半揣测之辞，至于西洋的生理解剖医学等书，言之尤为特别详尽。飞虹学校教员茅文培，对旧说必已抱怀疑之心，于新说又素有目验之志；凑巧该校附近之垃圾桶内，有不知“他妈”谁家扔进去的婴尸；学生信仰好先生，肯费事将尸首搬来；教员自谓素愿可偿，就开膛把心肝等割下。这是为知求知，绝非知法犯法。本礼部衙门特宣告茅文培无罪。诉讼费及罚金，应由飞虹校“全体员生”集资代缴。该茅文培，年仅廿三，有志剖视，殊堪嘉尚。上海教育界自应负责，务必使他能享有继续研究之便利。此批。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贡献》二卷9期

    1928年5月25日

    与爱人共读解剖学？

    《解剖学提纲》，汤尔和译，民国十一年八月，自序于北京，十三年商务书馆初版发行。原名“Kurz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s”，Gegenbauer，Henle及其他诸家合著。

    序文一起头便对于中国人之不先研究形态学而徒知高谈生态学，大加责备，下续云：

    ……我看中国的学术界，政治界，甚至于工商各界，都有这种“不揣本而齐末”的趋势。再拿医学来说罢，学医的人不知有几千，专攻解剖学的人，可以说不满一桌，岂不是一个大证据？连颅腔（头盖腔）与枕孔（后头孔）还不能区别的人，也要讲人类学，居然在博物学界露头角，这不是糟蹋人吗？

    中国学术界的力量，不必客气，大家都知道。动不动就是一部书，写着某某人编，或者是某某人著，甚至于好意思写着某某先生鉴定————算了罢，懂得外国文的朋友，还不如老老实实，多翻译几种有用的书，省得与“手民”开玩笑，糟蹋雪白的纸张。

    书店的货色，销路最旺的，除掉教科书，恐怕是小说。内容固然有关系，白话恐怕也有影响。解剖组织这种东西，本来没有人要看，再加上之乎者也的文章，咭哩咕噜的拉丁名字，闹得人头痛。勉强印出来，徒然叫商务书馆亏本，这又何苦呢？所以我变通办理，学时髦，用白话来译这部书。

    我还想译一种Corning氏的局部解剖学，那是世界有名的著作，卷帙很厚……但不知谁人肯做这笔亏本买卖，承受印刷，因此尚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可以出版，也只有叹一口气罢了。

    叹气一事，鄙人恕不奉陪。要理由吗？我有。

    Corning氏的书，卷帙尽管厚，但汤先生若有耐心译出，决不至于没人承受印刷，我几乎敢立字为据，保商务书馆就可以为汤先生发行。汤先生的名望，是全国皆知的；商务书馆资本之雄厚，交际之手腕，与挹此注彼之得法（例如一面印《时宪书》《钟馗图》以推广营业，一面印行“闹得人头痛”的专门书以促进文化），也是毫无问题的。去年听徐志摩先生说，商务书馆按月致送陈通伯先生二百元，使他可以安心在日本调查研究。他们对于文学艺术者既如此慷慨，谅不至于亏待汤先生般的科学家。叹气似乎是大可不必的呢。

    至于“内容固然有关系，白话恐怕也有影响”一节，我想也未必全对。依我个人的眼光看来，一种书有没有人看，内容实在比文体关系更大。去年我亲眼看见四马路河南路口的几个小书摊上面，有古文的“双梅景庵丛书”抽印本和今文的《性史》一同陈列着，这便是一个好例。以为内容不管是什么，只要用“白话”译或著便可以比“文言”的多博得许多读者，不能不说是错误的观念。汤先生在动笔翻译之前，似应决定要替哪种人翻译：如果是替专学解剖学的人译一部学术的重要作品，则应知此书的销路不能多过学解剖学者的人数许多倍；如果目的在接引一般的人，则应择一种通俗的著作，出版后方有畅销之望。译的是一种学术性质的作品，即使是用“白话”译，而望其“风行海内，人手一编”，实在是奢望。在中国固然不能够如此，就是在西洋恐怕也不能吧。周作人先生曾劝青年拿一本几何和一本文法，与爱人共读。这或者不算是太干燥的事，但是若劝青年或老年买一部Kurz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s与爱人共读，就恐怕说烂了嘴也不能生效。科学知识在中国之所以不能普及，恐怕不全是“之乎者也”“咭哩咕噜”为障，而是因为科学研究者自己不会适应社会，妄想拿他们为本行作的书与《性史》《封神榜》《三国演义》比个高下。科学者如其不愿意“徒然叫商务书馆亏本”，他们也无权利强迫一般人买他们看不懂的书。

    然而学术著作的迻译，终究是该鼓励的。国家能起来负责，自然最好，然在其前，则少数有能力的个人，只要少叹气，多努力，必也可以做不少工作，为国家福。你看丁福保先生译述的“医学丛书”，今年一种，明年又一种的连出了多少年，积到后来，连各书的序跋等汇齐了都成为一本几百页的《医学指南》。这是一因为他能“从事于医籍，如蛾逐焰，如蚁附膻，必神昏目倦，嗒然偃寝而后已，而不自知其深嗜之至于斯，为乐之至于斯也”（“新医学丛书”总序）；二因为他“在京师，不愿与功名之士，同其驰骋，宰辅大臣，相见一揖外无他语，每见同乡中有委蛇从俗，纳粟为部郎者，恒嗤鄙之”（吴葆真序“医学丛书”之语）（以上是说他昔年在北京的样子，他回南后必也是同样的高超）；三又因为他“家有薄田”（仿佛丁先生自己曾如是云，其出处，我一时检不出），不必为衣食而分心。

    今日他们在纪念陈英士。但是像丁先生这样的一位学者，其人格与功劳岂在个把陈都督之下呢？

    我并不过分菲薄前校长前总长汤先生，他近来也很有几部译著出版，我是知道的。

    ————《贡献》三卷2期

    1928年6月15日

    心里或心旁的小人儿及入教者之受药

    魏源的《海国图志》说过，入天主教者须先吞药丸一枚，此药下肚之后，变为寸许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圣母也，久则手抱人心，其人自然专诚奉教，至死不疑。我愿凡读魏书者都能够知道，心上或心中会有小人在作怪云云，其实又是我国本有的迷信话。今日请为诸君引一段书以证之。近人王葆心《虞初支志》（序于庚申，西历一九二零）甲编卷一页廿三至廿四云：

    见闻随笔，载科尔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楼，获妖妇郜王氏，讯问处死。剖腹之时，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涂以秽物，仍坚不受刃，因祭刀钤印刀口，王亲视行刑，划然开解，心包之内，裹一小人，长三寸许，须眉毕具男形，以石灰渗之，凡参谒者皆出以传玩，殆所谓姹女婴儿也，是其内丹已结矣。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绍原注：乌三娘及刘三姑事，见此书。）其双修性命，又在诸妇武勇之上，惜乎其与捻匪为缘也。或曰不然，此种当以心理学解之。《情史类编》载至元间，松江李彦直，与女郎张丽容相悦，后为阿参政所得，两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践出一物，俨然彦直也，彦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又有一商，泊舟，与岸上女相视，月余后商去，女病死，焚其尸，独心不死，如铁，磨之，见中有舟，舟中有人。又一妇好山水，日临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坚如石；有波斯胡重价购去，锯成片，中有山水树木如画。观此三事，焉知郜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与此同类也耶？若云内丹，不应成男形，女子太阴，炼形亦无竟成男形之说，裘氏所云，盖未解此，惟以近世心灵学解之则得矣。近黄天河《金壶逸墨》，袭《情史》商舟与岸女事，缘饰为楚州生与浙贾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话》又以松江李彦直误为闽人颜生与张丽容事，而易阿参政鲁台为满洲人官闽将军者，皆小说改头换面互袭之习，为纠正之。

    旁书中类似的妄说尚多，要征引是再容易不过的。它们既然完全是无根之谈，所以内丹炼成之解说固然不必，即王葆心所提议的向近世心灵学去求解，也半点用不着。

    玉珂说我们在北京时用过的一个女仆，曾入理教，不饮酒，不吸烟；据她说入教者例须受药，服后泻三日，这样不但能将从前所积的烟毒酒毒及种种“不干净”去清，而且包管以后见烟酒自厌。然则天主教徒吞受丸药之说，又是用“中国固有”之俗去揣摩西教者所造的话头了。

    望远镜撵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十七年六月六日

    解剖刀送终了体内的姹女婴儿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贡献》三卷5期

    1928年7月15日

    宣统三年天津关于治鼠疫的一场笔战

    天津读者特别注意！

    请帮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钟”的读者，于八月九日从天津寄来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旧书报”中检出的三页有光纸残报。我感谢他的好意，并欢迎他“愿充当你的一名小矿工，努力开采，谨此宣誓就职”。

    报名《醒华日报》，石印的，每日出两张，总发行所在天津奥界。第九六一号的那一页是宣统三年正月廿九日（西历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然则九五九和九六二号的各一页，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报。三号都登有天津中医和《大公报》（此报尚存在）为难的信件（九五九号的一信系续前一页者）。

    如死钟君所言，那次的笔战，我们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窥其全豹”，但一斑两斑还看得出来。

    宣统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报》登载一篇题为“论某总办阻挠裁并卫生局之谬”的论说，内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医所喜却是无疑的。宣统三年（和宣统二年？）天津闹“疫”。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报》据张谨的报告登了一条新闻，云“华宅之男仆及元隆号之同事染疫”，为“中医路某”所误而死。一部分中医大怒，十八日便开会商妥上书《大公报》，下署“天津全体中医同人共具”，要求一桩或几桩不知什么事。《大公报》不之允，而且著论痛驳，并云接到若干中医的信，声明当日并未加入。主动的中医自然更怒，又去二函。同时《大公报》方面，收到中医张聪彝的一信，云中医对于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于是中医对于《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其友张谨，及他们的汉奸张聪彝，不胜“生气”之至，遂于正月廿八日早向报馆下了哀迪美顿书，要求于次日各家报纸上证实是谁及如何误人，交出张谨，及宣布来往函件等事；如不照办，则英君与张聪彝应于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点开“文明谈判”；届时如果他们不去呢，对不起，我们的国医将于二月初一实行下面两条办法：

    1. 起诉；

    2. 医药两界定约，永不看《大公报》，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东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发现了少数染疫的人，于是官民中之有识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地面‘因而起了’种种风波”（中医语），而中医与《大公报》之笔战仅其中之一耳。天津卫生局似曾聘请中医西医讨论或兼办理（？）防疫治疫等事，而中医独不应聘。又有“开中西医学研究会”之议（不知是否即卫生局的主张），而中医因形势于他们不利，也表示反对。此外则当时必有少数“不通中医学理之维新家”，在那里“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说，使社会发生鄙弃中医学之恶影响”。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报》一出，它遂成了中医们众矢之的。

    最后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大公报》及其总理英君共同捐资三千金，宣布愿用之为酬，聘请一位好医生到奉天去治疫。有个姓丁名国瑞（号子良）的中医而兼做官者应募，然英君在报上覆函拒绝之，中有“中国不够国格，中医不够医格”之语。丁君当然不服，于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订细章……“共同前往”奉省。张聪彝说中医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气绝之心百斯度。丁君对于他也很不满，写信请他的“财安，并请多喝白矾水”。

    我处有一本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翻开一看，“宣统二年十二月，时东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处严防，毋令传染关内”。后外务部“又遴派天津军医学堂会办伍连德，带同学生多名，广购药物，前往哈地（哈尔滨）举办除秽所，化验所，养病院等事”。据同书页九七，自鼠疫发现后，京津两处的防疫经费约共五六十万。这五六十万元，多少必从西医手中经过，中医见了眼红，意中事也。

    我还有一本有趣的书，是数月前从杭州一个旧书铺（小琳琅馆）买到的，书名《鼠瘟宝卷》，中托言天津盐山县韩村的一位老者，于宣统二年十月一日梦见观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嘱他广劝世人蓄猫捕鼠以防疫。后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此书不久传至南方，我的这一本是宣统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这当然也是天津等处民众中的一种防疫宣传。

    从这些材料看来，可以知道那次满洲鼠疫将蔓延至关内之时，各种人对于它的态度：（一）清廷为外势所迫，举办防疫（看《中国医学史》）。（二）有识之士，一面赞助关外人扑疫，一面提倡关内人防疫。（三）他们于科学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间迷信，作了《鼠瘟宝卷》一类的书去宣传灭疫。（四）中医无能为，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不甘于无能为，于是和“新学家”为难。（五）民间“每谓古无此症，甚有疑为诞妄者”（《中国医学史》页一○八。又天津中医云，“昔日《大公报》……销至四五千张，今竟一落千丈，销数不过数百张”。苟确，或天津人不表同情于科学防疫之证）。

    天津和其他各处各种人对于鼠瘟的态度举动，我愿意多知道些。甚盼我的读者相帮搜辑资料。疑古玄同（钱玄同）先生，答应寄给我的那本《说疫》，或系重要材料之一种，希望他能够早点检出寄到杭州来。

    十七年八月廿六午

    ————《贡献》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今日提倡“国术”者之自白

    十月间得徐调孚先生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你的反对中医，弟一万分赞成。但弟尤有进者，觉得现在所谓“国术”，正极流行，这个东西，与“国医”一样，建筑在非科学的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什么丹田、太极等，还不是和五行等是一只袜统里的吗？很希望你根据了科学，加以驳斥。弟尝与叶兄谈及，彼亦颇愿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当直接致函足下也。

    十一月余在上海时，叶圣陶（绍钧）先生果以此为言。当时我就表示个人对于所谓“国术”未尝留过意，恐一时尚不敢妄加驳斥，但既承他们两位雅属，我以后当注意之，因为“建筑在非科学的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任何东西，都非我辈所能容忍也。

    提倡国术的衮衮诸公中，有几位是海内驰名的思想落伍者。然而其中还有一位褚民谊先生，而褚先生固俨然科学者医学者也。科学者而提倡国术，当然有一番理由。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将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从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闻报》上面看到的。该报云：

    褚民谊对提倡国术之意见

    主张科学化团体化

    中委褚民谊昨由京来沪。记者谒之于其私邸，叩以中华国术协会近况。褚氏云，该会现已组织就绪，吾等当各本所长，使本会前途尽量发展。惟愚意提倡国术，当以合于体育为目标，而使之科学化团体化。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题为“国术与体育”。记者因向索原稿，兴辞而出。兹录其原文如下：

    国术与体育，在从前完全是两事。从前一般练习国术者，以用武为他们惟一的目的，体育两字是不讲的。什么生理与卫生，力学与心理学，这类与国术在在有关系的科学，他们更莫明其妙了。所以练习的结果，是于身体有害。虽能快意于一时，而他们体育上无形的创伤，非常之大。并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练习，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点功夫，就守起秘密来，不肯传授与人。因为守秘密的缘故，好的方法，往往失传，不好的倒遗留下来。所以中国拳术的派别，异常之多，彼此不相联络，甚至互相仇视。因此中国的国术，是无团集力的，是不进步的。试看历史上彪炳的武士，何等众多，现在能有几人？这不是一个明证吗？国术有软工硬工之分。有种硬工，是普通人不宜学的，尤其是身体瘦弱者，勉强练习，于他的身体，非但不能裨益，并且要受创伤。更有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势，奇奇怪怪的名称，他的目的，在引人惊心动目。实在毫无价值。这种江湖鬻技的国术，可算国术中之最下乘。中国国术有以上种种弊病，我们不必讳言，应当设法去矫正他。但是外国体操，也未必尽善尽美，未尝没有流弊。外国有种体操，近于硬工，练得久了，把肌肉弄得很硬，力量虽大，但身体重笨而不灵活。所以外人近来也有主张整理和改良的。我们更不能以为发展体育，体操是无上的方法，仅能体操，能事就毕。要知道中国有种柔软拳术，乃国术中之上乘。因为这种拳术，无论何人，甚至老弱病夫，皆能练习。这种拳术，能使身体平均发达，现在我们把它科学化了，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怎样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呢？就是要注重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定出规律和方法，加以理论与说明，使学者先能了解所学的功用和目的，然后按步练习，使得身体平均发达，以稳定自己的重心，能用力，能发劲，能养气。那么这种国术，就是科学化而合于体育的国术了。

    我们很热烈地提倡国术目的究竟在哪里？我们既不是像亡清西太后，要用中国的拳术来抵制外国枪炮，也不是因为中国国术好到极点，光是学学，就算完事，更不是以为大家学了国术，中国马上就可强盛。强国的法子，也没有这样子简单。我们提倡国术的目的，是使一般擅长国术者，对国术的精华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系统有学理有方法的国术，以贡献于世界人群。使得于体育上占一重要之地位，成为一种最完美的体育，以代替体操，而为体育之重心。至于研究的方法，先要从整理着手，将中国各种的武术，无论内外各家，南北各派，集中起来，然后分析各种派别的异同，求出它的来源，定为系统。有了系统，然后采取各派之长，熔冶贯通之。用科学的原理，评定何者为有益于身体，何者为有害于生理，依深浅繁简为次序，以合于体育为指导，使学者有门径可入，有规律共守，成为一种合于体育而纯粹科学化的国术。这种国术，练习起来，当然有益于身体，有利于生理的。我们有了这种国术，不可像前人一样守秘密，要叫它团体化。什么叫团体化？就是要组织团体，把它普及到全国，使得全国民众，都能练习起来，以活动他的筋骨，强健他的体格。筋骨活动，体格强健，则精神活泼，无论劳心劳力，都常常愉快，而不致萎靡。到这时候，可以普及于全世界。就说中国的国术，是人类的福音，也未尝不可。所以我们提倡国术，要叫它科学化团体化，目的就在这里。倘使我们不先从整理着手，仍照老法子做去，还像从前那样子守秘密，徒供少数人研究，那么不独不能发扬国术的精华，恐怕国术渐渐就要失传了。

    看了这篇议论，怀疑者应该可以释然了。原来国术中也有于身体有益和于身体有害的两种，然有益的未必能流传久远，而无益的倒许偷生于民间，故必须将种种国术家召集在一处，让他们公开的表演起来，始能着手于矫正、分析、定系统、学术化等事。故提倡国术者，非笼统的提倡一切国术之谓也，整理国术使之成为“有组织有系统有学理有方法”的健身术以救萎靡的中国人并救世界人群之谓也。

    我们或者用不着发急，“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势”，丹田太极等“奇奇怪怪的名称”，是逃不了目光如炬的科学家的斧削的。一种最完美的纯粹科学化的brand new国术在孕育中或生产中了，旁观者且莫大惊小怪，指手画脚的乱批评。

    ————《贡献》四卷9期

    1928年11月25日

    《新闻报》“快活林”又载无稽之谈

    血晶溶化奇谈

    良 玉

    前在筵间，晤陈志方君，谈及血晶溶化事，趣而具饶医理，爰记之以实本林。

    某姓妇患病累月，腹部隆然。究其原，经闭而小溲不解也。就诸医，佥谓似臌胀而非臌胀，疑莫能决，诸医束手。病者遽逝，临终遗嘱曰：吾死后，须请西医剖解吾体，一视究竟，俾拯后来之同病者。族人遵之。西医剖尸腹，获血晶一，如球状，精莹如宝。然亦不能明其所以，则亦听之，惟将此血晶供诸灵前，用慰幽冥而已。接眚之日，竟为道士觊觎，怀宝而归，令匠人细加琢磨，饰诸道冠。会有请此道士为病者禳灾者，因往，戴其镶宝之冠。方朗诵法号，兴高采烈，不谓一阵药味吹来，血淋淋然直流而下。大惊，去冠视之，则所谓宝者，渐溶化至于无形，尽成鲜红流动之血。主人诘之，以实告。乃究药味，川荔枝占大半。后复请于医，始悉某妇所患者为闭血，不曾下以川荔枝，致枉送一命。惜哉！

    右文见十八年一月九日《新闻报》“快活林”，叶德均君寄示。不消说得，这和香港西医发现白芨能补肺是同样不值一笑的欺人之谈。李时珍谓荔枝核“治疝气痛妇人血气刺痛”，并云“荔枝入厥阴，行散滞气，其实双结而核肖睾丸，故其治疝卵肿，有述类象形之义”（均见《本草纲目》卷三十一荔枝条）。《本草纲目拾遗》卷八则云：“血崩————同寿录用荔枝壳烧灰存性研末，好酒空心调服，每服二钱，轻者一服即止，至重者三服愈。”又据以上二书，粤、闽、川皆产荔枝。血晶遇川荔之味而溶化云云，说不定前人说部中已有之，如然，甚盼博学老见告。

    ————《科学月刊》一卷3期

    1929年4月10日

    冲破旧医药阀的第二道防线

    我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在我国的医学革命运动中，我是个非军事学专家的观战记者。而从我这样一个非专家的眼光看来，医学革命的对象物旧医药阀，似乎有两道防线。他们站在第一道防线时，便趾高气扬地说道：“我国医学，历史悠远，其奥妙精微，远非出现未久、泥于形质的西来医学所能及；我国药物，飞潜动植，无所不备，气味功用，讲得分明，苟君臣佐使，配合得法，实远比西来的剽悍金石之药更合吾人体质。”他们守第二道防线时又不同，这时只说汉药是国货，汉医汉药商是国民，故汉药汉医若一旦衰微或废止，社会经济必将蒙绝大的损失。拿这两道防线相比较，第一道只是自大自满并诉诸国人自大自满之心之表示，而第二道防线若分析到最后，将见不过是眼泪鼻涕和血汁流成的一道污河。

    这两道防线，也可以喻为两座关：第一座关上面，用蝌蚪文写了栲栳般大的“玄妙关”三个字；第二座关名“经济关”，一名“饭碗关”，这几个字看上去未始不金碧辉煌，然其实只是蘸泪和血写的。这两座关，第一个是看不得，因为它活像害臌胀病者的肚子，看了令人捏一把汗，生怕它再涨下去以致涨破；那后面的一座不但不耐看而且不耐听，因为细听便可以听见许多老少男女在关后哭泣，这凄惨的声音送入了耳鼓，女性的人不由得会一阵心酸。

    把守着这两座关或云这两道防线的旧医药阀，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第一道防线冲得破吗？然而我还有第二道更不至于被冲破的防线，而且第二道防线一守牢，前面的一条终究必也属于我——他们做的是这种梦。至于一般观战的人呢，他们有的将这两道防线都认为极端稳固，万无一失；有的只见第一道之严整，连第二道防线之存在与必要还不曾觉着；又有一派则以为第一道或者终于不能守，然第二道总没有敌人忍心冲得过吧。所以让我们代他们祈祷，请命，呼号，民生主义，民生主义！

    我这个别有用心或别具只眼的观战记者却不然了。我自以为看破两个重要关目：第一，因为近来医药革命军的炮火越来越厉害，头道防线已经动摇，而且因为有这种情形，旧医药阀于拼死维持头道防线之外，已经时常回过来兼守第二道防线。易言之，他们近来应战的方略是同时摆两个阵，一为玄妙五行阵，一为饭碗阵。而第二，这第二道防线——叫它作经济关或饭碗阵亦无不可——照我看来不幸也不是冲不散，轰不倒，破不掉的。医药革命军瞄准了它放几炮吧，行见这第二道防线也终于溃乱了——我是这样希望着。

    无论进攻第一或第二道防线，总须医革军与药革军共同下手。然比较起来，似乎医革军对于头道，药革军对于二道，尤应负责。要破头道防线，我们希望医革军的宣传队特别活动，讲明近代世界医学对于人的“身”“心”的构造和行动，常态和变态，以及疾病的起因和后果，征象和类别，乃至预防和治疗，皆比旧医学所知所能者为多。若要破第二道防线，则我们不能不希望药革军的宣传人全体出马，到处活动，巧譬善喻，说古道今，务使社会上一般人都晓得汉药并不是脱离了汉医的抱持就非死不可的可怜婴儿，而全国的智力财力只要用在汉药改良和新药发明上面，便不愁养活不了无数的国民和抵制不住外药的侵入。旧医药阀既摆下了玄妙阵，医革命军便应以科学的玄妙阵破之；他们既又摆下了饭碗阵，药革命军便应以更结实的饭碗阵破之。等到正道的玄妙使左道的玄妙化为灰尘，等到钢铁的饭碗将蛋壳般的饭碗只只打得粉碎，中国医药革命的破坏工作才算完成。

    旧医药阀现在已较前更常常摆饭碗阵了，药革军必须用武之时因之也较前更频繁了。健儿速起！你们的炮火之猛厉，交战之勤劳，策略之奇正，以及你们的敌人之始而嬉笑怒骂，有恃无恐，继而外强中干，丑态百露，终而全线溃乱，俯首就擒等实情，我将就我所能看到者，随时记载下来，向一般社会忠实报告，引起他们的兴趣和领会心。偶尔高兴时，我自己也许从战场上拾起一杆用过的枪，几颗遗弃的弹子，对准敌营，嘣嘣几下，害得他们哭不得笑不得，活不得死不得，于是拨转头来骂声把“狐群狗党”“小热昏”杀啊，杀啊，革啊，革啊！

    附注一：上文所喻为头道二道防线者，或许不如说是旧医药阀反动部队的左右翼吧。这样当由医药革命军中的军事专家去决定，我不过随便取譬而已。

    附注二：上月在自己家里瞥见一本《蚕桑经济讲义》。蚕桑事业之经济方面如其可以特别提出来讲，为什么便不能有个医药经济学呢？而且这医药经济学，在先进国家中或许已有。如果是的，那么上文所谓进攻第二道防线，自然需借重医药经济学——处处以中国情形为中心的医药经济学。

    十八年十月四日，杭州

    ————《科学月刊》一卷10期

    192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