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黑死 罗拉特派

    英国的农村生活

    在前面某章中我们曾说及中古英吉利农村的生活[1]。我们看见它的工作是自给的，它的穷困也是自给的；它常为饥荒所困，但失业是没有的；除了它的地主个人的行动及需要而外，它鲜和外界发生关系；所有的必需物品它差不多可以自给；它有它自己的磨工，匠人，及织工；它依照传习的方法耕种佃奴自有的条地以自食，草地及荒地则属公有。我们也看见农村是一个封建主的“采地”，这主人也许是驻在的，也许是不在的，也许是个世俗人，也许是个僧侣。我们曾留心到主人及佃奴间的关系，佃奴占农村户口的绝大多数，主人的自领地佃奴有代耕的义务，且每有管事人在旁监视。

    封建主及佃奴间的关系

    这种制度遍见于封建欧洲的各处，即有出入亦极微末。耶教世界的统一由于此制度之齐一者固不在相同的宗教仪式之下。无论在那一国，社会的组织俱建筑在两大基础之上————封建主及农奴，且无论在哪一国，主或奴所持之人生观亦大体一致。大的变化及不同之处要到中古将终，自由农民，自由工人，及多种活动而且有智识的中等阶级发生之后，才蜂涌而起。自此而后巴黎的市民和伦敦的市民迥异，推铎尔英吉利的自由农民和瓦尔瓦（Valois）法兰西的农民亦大不相同。于是旧欧的封建的大同分裂为不同的国家，而各有各的特性。

    采地制度曾导领英吉利跳出黑暗时期，且曾使人类得以征服森林，克制土壤，垦殖大地，而使一一得为人类所役使。在强力高于一切的时期，它有保护弱者，且使弱者得以借习惯以自护的功效，虽然同时又把他夷为半性的奴隶。它曾给人类以和平安定，虽然它也曾阻止社会的前进，且剥夺人民的自由。它在英史中曾占重要的位置，虽然它的用处到了后来仍然无存。

    在13世纪告终以前我们已可看出采地制在起变化。采地主及他们的管事人有时已能觉得折收一辨士或半辨士的租金较令佃奴服一日之工为方便。但在法律上这种缴纳租金以代身役的佃奴仍不变成自由民，以常例言之，他们仍是不能擅离田地而自由行动的；而且折收租金的办法往往可由田主单方取消。在有几处庄田上由奴役工作变成雇佣工作的变动在14世纪上半叶中进行固甚快速，但当1348——1349年的国家大难发生时，旧制纵非一成不变亦仍流行于全国。

    黑死

    黑死[2]（Black Death）的起源甚为暗昧，我们知道它起于东方，而不知何地，也不知何因。当它首次降临欧洲时，薄伽邱夫瓦沙[3]及巧塞的国人至少死去三之一，甚或死去有一半之多。最可怕的一点是它的无所不至的性质。即在人迹罕到，与世隔绝的英吉利小村，我们在当地牧区教堂的牧师录中亦常见那不幸的年头有两位牧师，于此可测知其亦多半死于疫疠。有几处的村落竟有全体死于疫疠而全村荡焉无存者。到了1349冬季疫势固然大杀，然根苗犹留岛上，且仍不时在不讲卫生的乡区中前仆后继的发作。它的最后发作为查理二世时的“伦敦大疫”，那年的疫势仍不弱于郎卡斯忒，推铎尔及斯图亚特诸代时发现于首都的疫势，不过从前的几次疫疠并无笛福[4]（Defoe）其人以留诸名著而已。疫疠好比黑云，常高悬于旧市的污秽街道及古人的短促生命之上，而令世人惴惴不安。每有荒年或歉收，疫疠辄亦随之而起。

    户口锐减的影响

    爱德华三世时英吉利人口于16个月间约由400万左右一减而至250万。这样的锐减有激成阶级斗争的效果，且佃奴的解放亦因之不免从仇恨的过程中得来。中古的社会本习惯于渐进，生活的状态变更亦极渐，然今则因黑死之故，劳工的市价一跃而倍增于前。已获自由的工人固要求重价，即未获自由的佃奴亦斤斤焉与管事人抗争，而不肯服旧日所常服的务，因为他所服务的价值，无论于他自己或于田主，俱已大增。逐渐的，他也进而要求整个的解放，要求自由工作，出席于王家法院而自行辩护，甚或与田主对讼，及解除严重的封建租税的权利。

    田主及管事人正际进退维谷之境。一半的自领地及一半的纳租农地俱无人耕种，垅草及杂草将蔓延于条田；耕者已死，人烟断绝的农屋的草顶将塌：而劫余的农民则方在反抗旧有的法律习惯，有时且对经济上可能的制度亦加以攻击。世界的末日似乎快要到了，然而统治阶级仍把法兰西之战看做发财的事业，而从不想到把它中止！克勒西之后又有波瓦迭，好像两者之间人口死亡一半之大灾难从未发生。

    一部分的困难田主们总算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他们以牧羊代替耕种。百年而后新增的人口已将黑死时所丧失的人口补充，于是田主有时不得不把耕夫驱逐，以为牧人留地。但此为百年以后之事。在1350时则死亡已替田主将耕夫驱逐，“无人的农村”是现成的，田主无须驱逐耕夫。在那时的情形之下，牧羊田的增加对于大苦大难的社会实只有利而无损。且是时羊毛的需要亦大增，故牧羊业亦尽可繁荣而毋虞生产有剩余。羊毛不特可运至佛兰德斯，且自爱德华三世招致佛来铭织工来英传授优良的织法后，英吉利本国的织业亦勃然而起，可助羊毛的消费。这国家政策及远方市场正在渐渐的破坏旧日的牧区经济，而加以改良，同时更在给已解放的或私逃的佃奴以别种的职业。

    《工人法》

    田主在灾难中所采用的其他办法，虽于情理无悖，然并不能如改耕为牧那个办法那样的适合未来潮流。田主们曾试将工资及物价平抑，将自由工人奔走寻觅报酬丰厚的工作的自由加以限制，并将佃奴的继续解放遏止。但他们虽仍有阻止社会及经济变迁的意图，他们至少也承认这些问题都为全国的问题，且立法亦须自国会。旧日田主及佃奴每逢冲突恒在采地法院中谋解决，但今则农民已知违抗采地法院之法，故争端也移到国会中解决。国会对于经济事项也能渐渐关心，而不让各市或各采地的地方官吏各自处理。国会正在创造英吉利新国家，至伊利萨伯女王之时而创造完成。不幸的，那时的国会仍只有有地的绅士阶级及各市的雇主阶级，而没有耕者及工人的代表；国会所通过的《工人法》（Statutes of Labourers）虽力求公平，且除了明定工资之外，又按旧日标准将物价规定，但仍难于执行，其难于执行初不亚于两年前国王所颁的同样性质的命令。法律虽可以定工资及物价，而不能变一名工人为两名工人，或一块面包为两块面包。法律也不能取消黑死或转移时代的精神。法律之限制工资，及法律之拒绝解放佃奴徒然引起那世纪后半叶的剧烈斗争，及斗争最烈时的农民暴动而已。

    劳工运动

    14世纪下等阶级的性情脾气及智识活动，变化甚速；那时可值人注意的事再无过于这种变化的了。大卫斯（Davis）教授曾综论亨利三世一朝而为下述的观察：“中古生活中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相反之事甚伙，然而无一能比上等阶级智识上的活跃和低微阶级东方式的麻木互异之甚。”[5]但爱德华三世时的农民再不能诋为具东方式的麻木，而他们所有的智识上的活跃几可和近代的工人运动等量齐观。农村的协会以罢工为要求增加工资的武器；佃奴则愿以每英亩四辨士的租金为自由的代价；农人更在田亩中常谈及下列最不可解的问题————

    当亚当穿穴而夏娃纺织的时，

    究竟谁配称绅士？

    当时的鼓动在形式上及文字上虽仍未叛耶教，但对于教社的职官，无论为寺院中田主[6]或为王家的大臣，均取仇视的态度。中古的教社及国家已不能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任何同情，他们从原始教社的平等精神及平等教义中转得到不少的鼓励。有些穷苦的牧区牧师，行脚僧，及威克里夫派的牧师更从而大摇其芭蕉扇以鼓动时人的反动心理。但威克里夫本人则处于独立不偏的地位，对两方都有同情的批评；以和路德（Luther）在德意志农民之变时之偏袒一方相比起来，其长处立见。

    既有高尚的理论为后盾，农民益力争自由而不让。已获自由的工人则漠视规定工资的法律；他们的罢工纵非全体成功，亦多半成功。自己没有田地的人们往往移居于可以接受他们非法要求的市镇或采地。在较好的年头他们颇能舒适。照《佩尔斯》所云：

    没有田地单有两手的工友，

    到了今日也不屑饮仅隔一夜的麦酒。

    辨士麦酒[7]不足满足他们的欲，腌肉一块也是不能，

    必须炒的或烤的鲜鱼鲜肉才行，

    而且还须热热的，很热热的，庶可使他们的冷肚暖温，

    但他必须有工可做，不然他又要责诋，

    甚或诅咒国王，以及他的谘议大吏，

    因为他们曾颁过那种恼怒工人的法律。

    但负有执行《工人法》责任的治安法官仍常能防止工资在自由市场上所能得到的增高率。

    仍旧隶属于田地的佃奴尚不能自由行动，他们只能拒绝执行所负于田主的无给义务，或即执行，也加意疏怠。他们中也有逃到林中而成洛宾呼德式的绿林者；洛宾呼德抑强扶弱，欺富有的教士，助穷苦的农民的一段佳话亦因此而益著。有的则逃到远隔的田庄上；在这里农手也许极形缺乏，故田主能不追究根源，而即把新来者看做自由工人。他们的旧主有时会把他们追回；对于未逃的佃奴更执法以绳，而令服旧日应服的义务。法律家及小康的陪审者恒因偏向田主之故，致使民众痛恨业法律者，及寄生于法律者；故1381年的6月死难的法官及陪审者亦不乏其人。

    农人之变

    那年夏天的惊人变动由于政治的原因者少，而由于社会的原因者多，虽则动机似为政治的。那时法兰西战正当失利的时候，且为舆论所不齿；而政府反欲抽人头税以厚集军费。人头税穷民皆须缴付，穷民不能忍，祸乱遂起。这类在理查二世童年时的失政固可视为祸变之因，然根本原因仍不在人头税或政府其他的稗政。东盎格力亚及近畿诸郡人民的所以蜂起而至伦敦还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农民地位太艰苦。且农民更别具野心。这次的变动多半由波尔约翰（John Ball）及其同谋者的预先计划，且受他们的指挥；而攻击的目标则为绅士，法律家，及富有的教士。叛徒的主要要求为尽废国内一切的奴役而易以每英亩四辨士的田租；有的则更要求充公教社所得的捐资，自由使用林地，废除猎法及逐出法律保护之外之制（Outlawry）————这诚可谓之“洛宾呼德”式的政纲，且和主谋诸人在前时所过的生活有极密的关系。

    事变之起有非上等阶级之所能逆睹，所以初起之日，统治阶级竟仓皇失措，中央和地方俱无抵御可言。叛徒经伦敦的学徒群众及若干倾向民主的长老[8]们开门迎入后，都城及政府竟无可如何。国王避居于伦敦塔后，群众竟趋而把它围个水泄不通。群臣初亦无法解围，既而竟想出一个极卑下的办法来。他们请理查二世亲诣一哩墩（Mile End）和叛徒佯为协商，并以赦罪及解放佃奴为饵而要求群众退去。众臣虽毫无执行国王的允许之意，但叛徒中比较和平的一部分已能受骗而满意。他们以为国王是独立于谘议院，国会，法律家，教社，武士之外的，故他的允许是可靠的，他们不知英吉利的国王却和这些利益（指谘议院等）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部分的叛徒得到了国王的秘书们临时拟成的解放谕及赦罪状后极为满意，因即就道回家。在同时，有一部分则已攻入塔内，而把坎忒布里大主教塞得布里（Sudbury）当大众之前处死于塔山（Tower Hill）上。塞得布里为国王的大法官及冢臣；大众因痛恨之余，于他临刑时且大呼叫好。大众亦不因他为大主教而给他一点宽容。是时教社和人民的关系盖已和祖先们长跽于田垅上而为殉道圣神柏克特托马斯祈祷时大不相同。

    伦敦及外地尚有别的诛杀的事件发生，但20年前法兰西札克里农民运动中一时称盛的上等阶级的屠戮则在英国幸不发生。英国的农民之变究和札克里有别，札克里代表凶猛的失望，而英吉利农民的变叛则为希望及进步的枝节行动。自由本已在途中，变叛更加速自由之来苏。我们只能把它看做新英吉利长成时的一种苦痛。

    狂风吹过后，站在政府方面的势力渐渐得力起来。两方次日在斯密司飞德（Smithfield）地方，仍当了国王面前，举行会议。会议的结果并非更有让步，而为伦敦市长之手刃叛徒领袖台勒耳·窝特（Wat Tyler）。从此以后，一因势力不敌，二因时常受骗，叛徒如鸟兽散。叛乱一时固尝遍于全国，自南约克邑以迄西南诸郡皆纷纷闻风响应；然因伦敦已失之故，终不能成事。

    究竟1381之变促进了或展缓了完全的解放，我们不易确说。当时所可见的影响是很不良的。强烈而且残暴的反动为直接的结果。临急时所给与农民的允诺竟一一食言起来；国王所亲允的赦免亦等于嘲弄，在大检举中杀人诚不计其数。但能使统治阶级受如许惊骇的势力究不可以永久忽视或永久压倒的。以与彼得庐[9]（Peterloo）或1830年的火焚草堆以及所谓的“农民之变”相较，则1381的变乱确有了不得的厉害。薛斯耳乌德（Thistlewood）只说过要扑取伦敦塔，但波尔约翰确曾取到过。我们须知14世纪的农民是习于武器及箭术的，典地农民亦和他一致行动而不相仇视，而且他和城市中好动的平民阶级又有密切的连络。反之，百年之战时的封建阶级在力图恢复国内的治安而铲除叛逆时，并不能得到在卡斯尔累（Castlereagh）及威灵顿时为很有组织的绅士阶级之助。[10]

    农奴的解放

    1381年农民固失败了，但反抗农奴制的罢工，工潮，及骚动则并不因而无有。农奴既然这样的不高兴，这样的满腹冤屈，要他在田主自领地上好好的做一天工似亦不易得之事。一半因为这个理由，一半为遵从当时的经济倾向起见，田主逐渐自动的不去强迫佃奴耕种自领之地。他们把自领地租给农夫自耕；农夫既可以所获售诸市场，则耕作自力；而田主亦可以所得租金雇用自由工人。大多数的佃奴皆以所积之资赎取自由。这种解放的手续因国家及农民的富力及货币的数量俱有增加之故，进行极快。在15世纪中大部分的佃奴悉获解放，至推铎尔时而解放完成。解放的手续也因王家法院态度的革新而加速。法院的态度在十五六世纪时变成异常的开通，常能“伸张法律的势力以扶助贫贱阶级的利益”[11]。

    获到解放的佃奴在新社会中有许多职分可以参加。有的成为自由农民，他的业产可为自业的，典业的，或是副契业[12]（freehold，leasehold，copyhold）的。有的成为待雇的工人。有的流入市镇乡村的工场。有的业兵或冒险入海为水手。他在本村中所保存的权利仍是不小，在公田及荒田上他的权利依旧存在，故亦有留居本村而不出者。但他如欲走动则亦无不可，“全世界都是可以供他选择”；而近代的英人亦诚能不愧为冒险多能之士，无论在精神或在物质方面，他俱多所建树，多所探获。

    解放的结果

    有了流动的劳工以后，经济社会整个的改头换面也成为必须了。从农奴的固定的权利义务变到公开劳工市场的竞卖竞买及漫无定态，对于工人也不见得是有利无弊。在黑死后的首一世纪内因劳工缺乏之故，工资固十分高贵，然到了15世纪中叶，人口已复原状。以后，工资竟大跌。在近代的社会制度之下，虽饥荒已不易见，而一般的生活标准亦较前为高，但失业的恐怖却也随之以来；推铎尔时的所谓“强壮的丐民”（即失业工人），殊不能因有自由而敢自废。但无论利多也好，弊多也好，佃奴的解放是必须的，如果英吉利种族不甘仅为农奴的种族，如果它尚欲于数目，富力，及智识有所增进，如果它欲进而为种种航业及实业上的冒险，且殖民海外。和近代的英吉利，美洲及澳洲相并而语的权力，自由，及进步苟非先有农奴的解放决亦无从发生。解放及随之而生的劳工的流动是贸易，制造，及殖民三大发展的前提，且也是推铎尔及斯图亚特英吉利的知识及政治进步的前提。

    旧日农村经济的特色的一种直到乔治三世仍见之于许多整个的区域。在中部及东部产麦最盛的各地，农村公田制度，以及怪形的条田及旧时盎格鲁·萨克森的耕法，仍有留存不辍而使杨格·亚叟尔[13]（Arthur Young）及当时的“改良业主”视为怪事者。

    世俗人的解放

    14、15两世纪固目睹农奴的解放，英吉利语言，文学，及民族观念的诞生，但它们也见到举世皆同的中古教社，因受了上述诸运动的影响之故，不复能满足新兴民俗心灵上的需要。

    教社之所以丧失道德上及知识上的领袖地位毕竟多少是由于它的腐化及无能，比昔日更甚的腐化及无能，诚是一个疑问。实则与其说是由于僧侣的堕落，还不如说是由于俗人的进步。当诺曼及不兰他基奈教社深得人心且高于一切时，僧侣的大众————如和近代的英吉利僧侣，无论是新教旧教，比较起来————实在是无知无识，孤陋得很，即生活也很不规矩。教社的机械也不够强而有力，所以喜尔得布蓝德所主张的独身主义也无法强不愿的英吉利僧侣以必行。但当时的世俗人比僧侣还要闭塞，还要粗暴，甚或还要不道德。所以带些野蛮的教社居然仍能对于更野蛮的世俗社会确立了领袖的地位。但时代变了，今非昔比。当巧塞之世，虽世俗人及僧侣的生活都不很名誉，然文明生活的标准究已比从前普遍些，而学问及知识观念更比前时大有增高。新时代的世俗人之痛恨教社的弊端，与其说是可以表示教社的衰颓，还不如说是可以表示社会一般的进步。我们须知，主张异端的威克里夫固极力攻击教社中人，但正派的高厄及兰格兰（Gower，Langland）和人文主义的巧塞之攻击也不让于威克里夫。

    无论僧侣的平均程度高下如何，国内智识上及道德上的领袖，自郎法兰克及安瑟侩以迄兰格顿及格洛斯忒特，总出自教社。但在向上进化的过程中这种领袖地位教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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