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詹姆斯一世及查理一世时的政治宗教

    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苏格兰詹姆斯六世，1567）；查理一世，1625——1649。

    尊王主义及专制政治

    推铎尔政府的主要音调为尊王而非专制。内无常设军队可供驰驱调度，外无有给吏僚可代统治郡县的人君，决不能为专制之君，因为他绝无可以威迫臣民之力。拱卫王宫的武士之所以能监押载运谋叛贵族或被革大臣的驳船，由槐特和尔[1]的阶沿以至于伦敦塔的叛贼门（Traitors’Gate）者，亦因伦敦工徒从不想中途拦劫之故。但拱卫军如何能威迫好多在农屋的椽桷上常满挂弓，刀，钩镰等等武器的500万人民？

    简而言之，推铎尔诸王的权力不是物质的而是玄秘超乎自然的。他们有时得力于臣民的爱，但他们老靠着臣民的忠及“自由敬畏”（“free awe”）。在以摩尔·托玛斯爵士始而以莎士比亚终的一世纪内，“由主所推举出的代表”（指国君）固俨然王者的威严，而当他的面前，无论如何高的品级，无论如何富的天才，无论如何神的宗教，都得低首下心而莫敢自骄；如其逢君之怒而有牺牲的必要时，他们且须俯首就戮，而莫敢有怨怼之态。但在下一世纪则天才及宗教并不这样易与了。

    英吉利的尊王主义为一姓的秘密，而尤为时代的精神。他深得亨利父子及依利萨伯的政治天才之力，然尤得力于过渡时期————由中古至近代————领袖的需要。因为全国需要有力的领袖，故尊王主义得应时而生。此所以当推铎尔的最后一君死后，无精无彩的詹姆斯一世想把尊王主义化为君权神圣世袭的政治定理时，在把主义的精华只有蒸发而无存。

    推铎尔诸王能充分代表英吉利的精神及政策；但斯图亚特诸王一方既根据于高于英吉利法律习惯的来源以为更大权力的要求，一方复采用在大体上不能获得英吉利社会中最重要部分的同意之对内对外政策。众议院为自卫起见，也只有替他自己为种种在宪法上尚属创闻的要求，一如国王所要求的君权神圣世袭之亦为创闻。

    众议院的领袖地位

    国会及国王间的冲突，要是没有宗教的问题来混杂其间且激动一切，是否会至短兵相接，诚可发生疑问；我们须知宗教问题在那个宗教意味浓厚的时期是有力的原动力。但要是没有如科克及塞尔登（Coke，Selden）等一班伟大的宪法律师及如厄力奥特，罕普登，及庇姆（Eliot，Hampden，Pym）一班伟大的国会党人（Parliamentarians）————新的一种职业————则替下议院争的种种创闻的权利决不会提出来，更不会成为事实。在詹姆斯及查理一世当朝时，英国尝产生有名的一类人物以出席于国会。他们博通旧日的典型而又笃信法律，习惯，及成例；他们自以为，他们并告国人，他们仅在要求旧有的特权，且执行《大宪章》的精神；他们就连《大宪章》的文字也未超过逾越[2]。历史学本尚在幼稚时期，他们的要求之缺乏历史根据自然难免；在事实上，他们尽是创新者，于无意中他们在摸向一种英吉利所未见，而举世所未闻的政体上去。他们不是投机冒险之徒，他们也不是但求自利者；他们之舍田园大厦而就国会本是害多益少之事；那时的国会只是引人入监的绝路，而非取得权力的大道。他们信抗议教，他们又为集英吉利文艺复兴的大成之绅士；抗议教的诚笃性格和绅士思想及礼貌上的文雅在他们而兼备。这两种性质到了国会党于长国会（Long Parliament）的第二次会中分裂时，始分道扬镳而成为对峙的圆头党及立宪保王党。

    詹姆斯一世之为人

    当苏格兰后玛利和达恩利间可悲婚姻的可笑子嗣，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继依利萨伯而为英吉利王詹姆斯一世，并由爱丁堡缓缓的向伦敦进发时，远近的英人争趋集于过路上以一瞻新君的天颜。凡因品极较高而得挤在米德兰诸城市的群众前之人，其所见者为一和易的，自负的，唠叨的，长于书本智识而绌于知人之明的国王。至于英吉利的国情国法，则他更毫无所知，所以在纽窝克（Newark）他竟会不加审讯而命把当场捕获的剪绺贼绞死。苏格兰他固熟知，且能有部分的了解，然他又如何可据所知于苏格兰者而为阐释南首王国的政治地图之用？

    詹姆斯的继立

    但他的新收臣民雅不想多所批评。四十余年以来他们常处于“女王天年之后我们将安所之”一问题的黑影之中，他们惴惴然不安之态，更因依利萨伯之厌恶讨论继承问题而加甚，而延长。她厌恶讨论这问题，她一见这问题即呕气，她不愿有公认的嗣君，因为她深恐于她未死之前他即可以分享臣仆的忠心。一半政治的，一半撒娇的，她总不喜人家提起这问题。但塞西尔·罗伯（Robert Cecil即威廉之子）曾和詹姆斯有过协商，而他之继位之方亦早经相当的讨论及预备，故依利萨伯死后，一切得以平稳的继续下去，而英吉利人民亦如顿释重负。观乎钦定《圣经》的序言中铺张失实的言辞，我们犹可见当时人民额手称庆的一斑。

    詹姆斯一世像

    詹姆斯一世（1566——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为詹姆斯六世。1603年起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称为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两个王国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新教徒、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派斗争，以及他和议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地困扰着他。

    詹姆斯自幼即代他的母亲统治苏格兰，但他并没有替她雪耻，或承继她的政策。他之来英，本以继续依利萨伯的局面为涵蓄着的条件；他当然不能了解这局面真正性质，但在他所能了解的范围以内，他却没有违背条件。塞西尔·罗伯继续为他的首卿，且鹰萨利斯布里（Salisbury）伯的荣封。倍根·法兰西斯为詹姆斯的又一大臣，虽然他（倍根）劝他在教社及国家内采用容忍的谠论，他（国王）常充耳不闻。所变更的，为依利萨伯战舰的取消，而剌里之被禁。剌里昔为海军的重臣，今则被禁于塔中。每当散步高台，从雉堞间窥见泰晤士河的樯杆，或闻着海员工作时的歌声及杂声之时，抚今思昔之情又安能免？

    英吉利苏格兰的合并

    新君带来了一件只他能致送的礼物————和苏格兰的合并。两国的皇冕既戴在一人的头上后，悠久而且浪漫的边疆史亦告结束。边境流寇的洪荒地昔尝为流寇出入之地，但今则变为牧羊者的牧羊地；牲群可以至哲威倭特的山麓及可争地（Debateable Land）[3]的中心而不虞有丝毫的危险。但两国的国会，教社及法律仍没有合并，而苏格兰人且因麇集朝中以和英人争位之故，而为后者所不喜。要等到18世纪之时，帝国才开始得着合并所赋与的新力量。但斯图亚特时政治及宗教上的错乱及嗜杀，幸赖英吉利及苏格兰两国事务之得互相影响而差获补偿。

    詹姆斯的苏格兰政策

    苏格兰转因国王之不驻本国而就范起来，且空前的受制于王权。他的国王詹姆斯六世所在之地虽离爱丁堡有400哩之遥，但他今为权力伟大的人君，从槐特和尔他可以镇慑苏格兰贵族，同时并防止刻克（Kirk）之僭夺政权，凌驾国家。为达到后者的目的起见，他常煽动贵族对于小地绅及低级教士的嫉妒心，他常使前者对于后者之藉宗教组织以侵夺政权发生愤慨。这种挑拨政策常见成功，他更委派若干谦卑听命而俸给又微的主教以抵制民主的教侣会议及评议会（Synod）；[4]前者之权愈增，则后者之权益减。他的办法固收防止僧侣专制而保护苏格兰宗教生活中的缓和派及自由派之效，但当时苏格兰人民惟一的自己表示自己之法亦被摧折于无形，惟他尚不至于连牧区中的长老组织也想破坏，他也不至于强迫苏格兰的会众采用英吉利的礼拜书。劳德（Laud）可为“苏格兰无宗教”的谬见所包蔽而身败名裂，但詹姆斯一世尚不至于让这样的一个谬见来蛊惑他。他知苏格兰有宗教，而且正嫌其太有宗教，他惟一的志愿在把他收纳于相当的范围之中而不使他太跋扈。他之知苏格兰犹之他之不知英吉利，犹之他儿子查理之不知任何一国。

    詹姆斯与英吉利

    如果不知为不知，那倒也是知了，然詹姆斯不特永不知英吉利，且永不知他之不知。当他来到槐特和尔执政之时，他已早有定见，他在那里所受的谄谀，更坚他自以为是之心，而自信识见的参透。政治宁非他已经熟谙的科学？天子圣明，他岂不常在以天子之所知教诲他无知的臣民？既没有一人敢当面和他答辩，他自然以为他的见地足以驳倒群伦。而且在苏格兰时他从未得过类似英吉利众议院一类的经验。苏格兰的所谓国会实则仅一记录法院，他如何能了解领略同名的英吉利机关所占不同的地位？在苏格兰所有的反抗皆自男族的庄产上及教士的经台上发出，那么在众议院中终日讨论“特权”，“成例”，及“国家基本大法”，拒绝他不依他们的条件而征收赋税，且决定最重要的宗教及外交政策而强他遵从的一班乡绅固又何种样人？他尝枉顾地，自屈地，指出他们的昏愦，而欲他们觉醒；然他们既不听话，则他舍盛怒而发作外，更有何种别的办法？

    詹姆斯与清教徒

    斯图亚特王室和英吉利清教运动的关系决定于新朝的首先几个行动之一。盎格力干教社在此时尚为清教活动的主要用武地，换言之，清教主义尚想站在国教之内来图改良，而尚没有于国教之外另树旗帜之意；此所以几许国教的领袖僧侣会去罕普吞王宫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以恳求国王正式包容持清教主义的教徒于国教之内，而不仅为事实上的容忍。他们的态度极谦卑，他们和昔年卡特赖特或彭立之敢要求主教制度之推翻或《祈祷书》之大大修改者迥不相同。他们深知欲违反国王的意志而夺得教社为不可能之事，他们之所请求者仅为仪式上及牧区工作上若干为法律所许的变化，庶几他们可有固定的地位。

    当时诚是解决清教问题的最好机会。国教依创立者的原意本是富有伸缩余地的一种制度；只消范围稍稍扩大，当时的宗教问题便可藉包容（Comprehension）为根据而得以解决。而且当时的犹为教外无教的教社，故教内有教更为事理上所应有。清教运动是时对于世俗社会，尤其对于国会，有最大的势力；不许它有任何合法的活动，在国教外固不许，在国教内也不许，便是播下内战的种子。但詹姆斯在罕普吞宫之所为，就是播下不祥种子。他之呼“如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固未尝超过他的权利，然那时哪有发生主教制存在的问题。他之继作“我将令他们完全遵从国教，违教者我将摧之折之而使之出境”之盛怒语，则更为不幸剧之开始，而使三世英人流血流泪，附带的又把主权自国王移至国会的内战终莫可逃免。

    詹姆斯之拒绝国教以外或国教以内之有容忍，并不由于他个人坚持高教社[5]宗教的结果，他儿子查理才为此种宗教所感动。在教义上他仍为喀尔文派，但他于民主的及诚恳的一派宗教在苏格兰所见已太多，故深畏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连带关系。他在罕普吞宫中呼着：“苏格兰长老会之不能和君主协调，犹之上帝之不能和魔鬼协调。……雅克，托姆，威尔，狄克[6]都可开起会来，而任意纠弹朕及朕顾问官的行为”。此一场无结果的会议散后，300名清教僧侣竟被政府革斥而失了禄食，而大规模的“违教”（“Non-Conformity”）[7]亦于此时开始。但在此后之84年内，不遵从国教的礼拜犹为非法的而且可以致罪受罚的礼拜，所以各党益不能不竭全力以争这教外无教的国教之把持。

    詹姆斯与罗马公教徒

    有好些人尽管自身为争斗的厉阶，而恒自以为和平的创造者，詹姆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颇以能排难解纷为自得，实则他所视为排解不啻是煽动，而人民间本有的斗争更甚于昔。他许以容忍待信罗马公教的臣民，然他对清教主义既采诛除的态度，则待公教的容忍终亦莫可维持。私下信奉公教者为数本众，但在向日尚为人所不知。自惩罚公教徒的诸法律稍弛于执行而后，世人始知其为数之众，而民众遂亦大为震惊。耶稣会徒的政策在推翻现有局面，并在以武力消灭英吉利的抗议主义，所以自当局及人民看起来，伊利萨伯朝诛除耶稣会徒的精神及手段自应沿用而不稍轻减；但自许多的罗马公教徒看起来，欲报复这样的诛除亦只有采用耶稣会徒的政策。这诚是一个恶劣的循环，而无可如何者。

    火药计划

    国王允许宽容之后，公教徒本有所希冀，所以惩罚不从国教者之重又实行，竟使耶稣会党中一部分的公教绅士愤怒万分，因而更有火药计划（Gunpowder Plot）之组织，其目的在一举而杀国王及国会的全体。在推铎尔的早期，世人尚以为去国王即可以使政府瘫废，故作乱者只害国王；但今则作乱者觉得国会也有被杀的必要。阴谋的物质方面都已布置妥贴，且由曾在西班牙尼德兰的驻军中做过军官者担任一切；但事发之前有一个较富恻隐之心者忽向政府告密，故计遂破获。“行为的恶毒固无足奇，然而这样一个毒谋之发生则诚足奇异”；然而罗马公教徒自推铎尔·玛利迄詹姆斯二世间所受道德上的打击盖无过于此者。自头脑简单的英人看起来，所有关于耶稣会徒教训的恶劣影响之预测皆一一应验，而抗议教徒所举行的福克斯盖（Guy Fawkes即主谋者）节及11月5日节不但在教堂中有慎重的仪式，而在街道旁亦有平民化的仪节，即最恶神秘气的人亦能尽情参加。自此而后，反罗马的情感复一发而不可收拾，终斯图亚特混乱多变之世。它成为一常存的史因，有时且为举足轻重的史因。

    “火药计划”同谋者

    英国颁布的排斥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法令使罗马天主教会愤怒至极，于是决定在1605年11月5日国王与议员参加议会庆祝仪式时炸毁议会。后失败。图为主谋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交代了他的同谋者，如图所示。

    战备之不修

    詹姆斯厌弃一切海陆战备。在他衰老将死的数年中他固尝任好动而有雄图的巴京汗（Buckingham）去经营一切，但他自己始终厌弃兵事，他为英吉利诸王中之最主和平者。他喜用他的笏及笔，且以为两者都胜过10万军。对于钢器他尤有看见不得的害怕；这也许是因为他诞生之日，适为武装暴徒突破他母亲的晚餐聚会，并当她之面杀死里切奥后[8]3月的那日。詹姆斯不但本身不好战争，且因是一个十六七世纪的苏格兰人之故，他对于海权的重要也毫无所知。他是斯图亚特王中惟一的完全忽略海军者。

    英人和西班牙的美洲

    因为忽略海军之故，他虽和西班牙媾和而不能尽收媾和的好果。在结束依利萨伯之战的和约中，英国固为它的商人取得了和西班牙及其欧洲属地间公然贸易之权，且限止了西班牙在它的港埠中任意查考英商的权力，但条约中于英人和西班牙美洲的贸易，及和被葡萄牙所把持的亚非两洲的贸易则一语没有提及。依利萨伯时英吉利海员的要求（claims），此坐视海军不振的政府实无法坚持，不特它自己不去坚持，它且不容人民自动去维护。政府对于私船武装劫掠之风转尽力加以禁止。

    处这种情境之下，英人和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的私战虽仍继续下去，但得不着政府的暗助或嘉许。在亚美利加印度（American Indies）方面，一班所谓“熏烤海贼”（“buccaneers”）[9]只消他们能窘西班牙而能维持英吉利的尊严，无论他们的行为如何非法，总可到处得到援助者及同情者，且更能于西印度群岛及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但他们不特专掠西班牙人，在斯图亚特时的末期他们已由掘类克及剌里们的高尚传习降而为提次（Teach）及黑旗海盗的下流劫贼行为。同时，南美的贸易在法律上至少是门户不开放的，除了西班牙人以外，无人可以问津，虽则北美因掘类克的胜利，英人，法人及荷人在事实上是可以去居留的。

    英人和葡萄牙的非洲及印度

    在非洲及东印度的沿岸，当时犹臣服于西班牙王的葡萄牙人力想抵制詹姆斯一世的人民和土人通商；即和平恢复以后，葡人仍不许他们通商。东印度公司因令船只一律武装以应战，柏斯特及丹吞（Thomas Best，Nicholas Downton）两舰长复杀败葡萄牙人于近苏拉特（Surat）的海上。因此英人和亚洲土人间的贸易转可比和有兵守护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沿岸居民间的贸易为繁盛而有规则。

    于抵御东方的葡萄牙人时，英荷两国的商人为声气互通的盟好。但除此而外，两抗议国的经商人民恒彼此仇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洋中之势力不振后，英荷商人间的仇视亦更甚。当詹姆斯及查理一世之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的富力比英公司商人的为大。当时荷兰适处最安全的时期，西班牙侵吞的危险已成过去，而法兰西欺压的危险尚属未来，故虽蕞尔小国，而富强惊人，科学艺术居世界之首，且为海上的主人翁。荷兰人成为人类的运货者；然他们的贸易愈盛，则英人愈形见绌，依利萨伯时英人所开发的俄罗斯贸易也被他们所夺去。他们更随处捕鱼，即本为英人捕鱼的地方，他们亦敢有喧宾夺主的行为。他们复驱逐锡兰岛及麻剌甲海中丁香群岛的葡萄牙人。在1623年他们复屠戮群岛的英人于安波衣拿（Am-boyna）。詹姆斯竟无法可施，直到克伦威尔当国时英人始能强迫荷人赔偿一代以前的耻辱及损失。

    英吉利东印度公司被逐于丁香群岛而后，改向印度大陆进行。在詹姆斯一世时，它已在苏拉特地方设立一个贸易场所，在查理一世时更于玛德拉斯（Madras）建立了圣乔治要塞（Fort St. George），而在孟买设立了其他的贸易场。不列颠之统治印度盖即起于这种微末的商市。惟这班东印度的商人自始即非“摇笔者”流；他们尝在本地君侯的庙堂中以外交手段来破坏葡萄牙人的垄断，又能在大海上用列炮来轰毁他们的船只。

    詹姆斯之忽视海军

    同时詹姆斯则将王家海军向争的利权逐一放弃。在英吉利领海中外国的船舰可不复向英旗致敬礼。来自北非巴巴利沿岸的海盗可自由在海峡中掠劫而不虞有任何的惩创。詹姆斯对于荷兰人及西班牙人虐待英人的抗议则被两国嗤之以鼻。为缓和西班牙大使的咆哮起见，詹姆斯复把剌里斩首。我们虽仍为航海的群社，但我们失海权国的地位者几有30年之久。

    詹姆斯忽略海军之又一结果为商人及航海者之怨恨斯图亚特王朝；渡海人民浓厚的抗议情感更增加他们对于王室的恶感。依利萨伯在海上及对付西班牙的传习新君竟弃之不问，这当然足以使上列的人民愤慨万分。查理一世固尝拨非法的船税以重建他父亲所忽略的海军，然仍不能挽回人民已失之感情或改善人民已有的恶感。在紧急之时，查理所造之船竟会造反而加入乱党，而英吉利的诸海港在第一次的内战时竟瞻伦敦及众院的马首而随同作乱。剌里的英灵竟紧随斯图亚特王室而逼之登断头台。[10]

    卅年之战

    詹姆斯和平政策之无力因卅年之战（The Thirty Years’ War）的爆发而益显。因为他忽视战舰之故，他的和平外交虽用意甚佳而丝毫不能生效。他既任英吉利的军舰颓废，他既无实力以阻止西班牙军队之通过海峡以至尼德兰，他又乌能强西班牙或奥大利，法兰西或葡萄牙以听从他的调停？

    公教大反动在腓力二世之时尝一度被挫于英吉利及荷兰。现又爆发的卅年之战在根源上固可视为大反动之重又前进，不过今则奥大利为新的主角，而西班牙反退居于协赞的地位。波希米及莱因巴拉丁（Rhenish Palatinate）都被蹂躏，前者被奥大利的兵士，后者则被取道尼德兰而来的西班牙兵士。两地的抗议教也都因诛除而消灭。这两地的君主非别人而即是詹姆斯一世的子婿，今则竟被逐出境。他的妻子依利萨伯及他们的婴孩鲁柏特及毛里士两亲王（Prince Rupert，Prince Maurice）所以从幼即开始他们长期流落的生活，不过母子的高才厚德却始终不因流落而有所毁伤。[11]詹姆斯为求他们的复辟起见，竟不惜颜以求好于敌人；先则听命于西班牙大使根多马（Gondomar）而任他指示英吉利应采的政策，继又提议和亲，提议将他儿子查理和西班牙公主结婚。但詹姆斯尽管丢尽英国之脸，而依利萨伯等仍不得复位。

    “三十年战争”一图

    查理的婚姻问题

    西班牙的和亲势必产生西班牙的后裔及公教的国王来危害依利萨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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