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御揽政治

时期而组织革命的权力，对于反对他们者则施行恐吓及驱逐的策略。老实说起来，自《印花税法》原法通过的那年起，“自由之儿们”（“Sons of Liberty”）即已在援用满涂黑油遍插羽毛（tarring-and-feathering）及其他土著方法以收统一民意之效。但即在这种暴力之下，保王党（Loyalists）在13个殖民地的大半中仍不失为极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固极少，甚或没有一人会赞成不列颠政府的所采的强硬处置，然他们不愿见帝国的解体，且因种种社会政治的理由，也深惧激烈党之得执政。他们的势力在沿海营商的及职业的阶级中及大地主中为最盛，就各殖民地相比起来，则他们在中南诸殖民地之势比在新英格兰为盛。和他们对峙的则为各地方贫贱的众庶，以及西部的小农夫及边民。平民为有组织的势力，他们的领袖富于热诚而极有魄力。但保王党则行动极迟缓，他们志切于和解而心不在乎备战。他们自己中本乏领袖人才，不列颠人则非但不去领袖他们，反而轻视他们；虐待及忽视两者终驱他们和叛党携手。

    华盛顿

    但激烈党人也决不能有战胜乔治三世的正式军队及他们自己的保王同胞之可能，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一位文武全才，长于组织，亦长于训练的大政治家为领袖。华盛顿·乔治在性情及背景而论本应属于保王党，而不和激烈党接近；但他虽首是维基尼亚的一位绅士，他也是一个曾在阿利甘尼以西和红印度人及法人见过战阵的边民。他深知少年美利坚的灵魂，他有边陲森林的透视力。他虽是良好的维基尼亚人，但他决不是目光不出本地，经验限于一区的乡人。他有“大陆”的头脑，他能逆睹他所创立的国家。他因他能见及新国家将来西向发展的伟业，故决意拔刀和激烈党人站在一边，而和不列颠宣战；和不列颠作战即等于为美洲独立作战，他盖早已认定。美洲的民军极长于伐木及瞄准，且富于耐苦力，精力，及勇敢————凡此盖皆自抵抗自然界的经验中得来者。但他们极缺乏纪律，除了清教主义所赋予个人的自制力，及华盛顿所施诸于陆军的纪律以外，他们别无纪律之可言。他当战地总司令时之尚须不断的和庸愚达于极点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事事奋斗，诚可称为战争中的战争。幸而富于作战力的不列颠的陆军，举措至为乖方，不特在军事上频频失利，即在政治上亦错误百出；不然，即华盛顿的大才亦恐未必见得能使殖民地稳获胜利。

    美军总司令华盛顿

    大陆会议

    13个殖民地代表参加了费城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暂时中止与英国的贸易，直到恢复殖民地在1763年前享有的权利，并废除了1763年后的所有立法。还通过决议拒绝向英国纳税，并准备在英军对殖民地发动进攻时进行自卫。

    英人意见的纷歧

    英美之争为一国的内战而非两国的交战，虽然在战事终结之时，一国已成为两国。因为它是内战，因为它的结果，除了决定别的争点外，还可决定英国将来是否应由国王藉国会来统治，抑或国会藉国王来统治的问题，所以英人的意见的分裂，初不弱于美人意见的分裂。到了战事已经开始之后，大部的不列颠人民固然一致的为政府声援，克服殖民地的希望一日未绝，他们的赞助也一日不撤退，但他们对于阋墙之争仍无热心之可言，故招募极不易易，而政府亦不得不依赖德意志的雇兵为台柱，虽然雇兵的蛮横行为益足以惹动殖民地人的公怒。而且，在英吉利也常有一有力的少数在痛斥着主战政策的整个，并在要求给予殖民地以让步，以为及早保全帝国统一的良法。他们的人数虽少，而他们的发言力极大；性格互异的察坦姆，柏克及年少的福克斯都尝做过此少数的喉舌。

    柏赣因的投降

    柏赣因的投降

    不列颠人军事行动之在在失着犹如其激起战争之卤莽灭裂。不列颠是时的士卒本不比布林亨及民登的为差，他们在邦刻·山（Bunker’s Hill）的奋斗充分足以表示他们的优良，但柏赣因及豪（Howe）两将军军事上的错误，既性质极严重，而祖国政府措施的乖张又不在两将之下。泽门·乔治贵族（Lord George Germain）尝在英国立下进攻萨剌托加（Saratoga）的计划，犹之庇特之有袭取魁北克的计划，但办法虽相似，而结果则大异。泽门的计划使美人得占有站在内线的便宜；他虽派遣柏赣因去加拿大，沿呼德孙河直下，以隔绝新英格兰。但他没有严令豪将军自南北上以和柏赣因会师于萨剌托加；结果当豪犹流连于费列得尔费亚之时，柏赣因及其5000正式陆军已被美人阻断于大河旁的野地，而不得不乞降于萨剌托加的美洲义勇队（minutemen）。

    费城独立大厅

    合众国的产生

    萨剌托加而后，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亦觉得有赞助新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这个很有关系的决定固然促成了不列颠帝国的解体，但它没有因此而实现恢复波旁王室之世界帝国的目的。革命的意向如果得在美洲成功，则渡越大西洋亦自非难事；老实说起来，它渡越之易有非意料之所能及者也。非意料之所能及厥惟两大国之能自不列颠旧帝国的破卵壳中孵生，————一为仍能横跨全球，仍能称霸海上，仍能不屈于大陆各强国的不列颠新帝国，又一为一统的，横亘美洲的，户口达万万的，而非局处于大西洋岸旁各不相下之13小州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洲之产生是可庆的一件事，但产生之必须经过作战则是一件可悲的事。美洲的分离虽大概只是迟早及方式的问题，虽终难可避免，然而负气的分离，以及美人之牢记着那时的负气，美人之视它作他们历史的嚆矢，则我们至今仍引为痛心的恶果。

    列国的干涉

    美洲独立之战的结局，成为不列颠抵抗半个世界之战。法兰西及西班牙波旁的“家族盟约”又海陆并进以攻不列颠，宛如它们向日之所为；萨夫朗（Suffren）所统率的法舰对于英印的交通有很严重的妨害；俄罗斯，普鲁士，荷兰及斯干条那维亚诸国则联合外交及海军上的行动起来，以维持“北方武装的中立”，而保护中立国人的权利。处此大联合的敌对之下，所谓海上主人翁者几亦无可如何。在爱尔兰，抗议教徒及公教徒亦能空前绝后地联合起来以推翻牺牲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专利英吉利的弊制。

    当存亡危急之秋，不列颠幸而有一群英雄出来保全了它，来拔它出于它的愚人曾把它陷入的深坑。在政治家中，则有保全加拿大的卡尔吞（Carleton）及保全印度的海斯顶斯·革伦。在战士中则有死守直布罗陀，力御法西武力的厄力奥特（Eliott），及战胜得·格剌斯（De Grasse）而恢复海权的罗德尼（Rodney）。

    “御揽政治”的结束

    但是13个殖民地的规复则已成为永不可能之事，它们盖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察坦姆于死时尚未完全放弃希望，但3年而后所有乔治的臣民俱已承认归复之不可复能。只有国王的意志极坚，他始终不肯自认失败。他的大臣则绝对拒绝再继续自信已无热心已失的战事；斩断国王的妄念。他们连在众议院中买下的多数也有不能指挥如意之势。在1780年4月众院即已以233对215的多数通过腾宁（Dunning）“国王的势力已有增加，仍在增加，但应减削”的决议。比较的真能代表选民团体的各群议员中，60人赞成而仅8人反对：此亦大可注目之事。到了康华理斯（Cornwallis）于约克唐（Yorktown）乞降于华盛顿后，在美洲的战事可算终止，而投降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更收束了国王亲执政权的制度。

    众院不须分组而通过了一个措辞极严之反对在美继续作战的决议。自1782年3月诺司贵族辞职之日而后，除了负责的内阁及首相外，从未有过别人来统治过不列颠；内阁及首相不仅对于国王负责，而首须，且最须向众议院独立自动的决断负责。因了美洲的巨变，替王位恢复政权的尝试，遂告结束而不再窃发；这倒是一件极关重要之事。如果乔治三世的，及他之后他的子孙的御揽政治能延及于下一世纪，则新时代的民主及改革运动将因直接和国王，和以主要的保守势力自居的国王，发生冲突之故，而变成为反王党的，甚或为共和党的运动。

    政党政府的复活

    完满的国会政府恢复后，它的必要的随伴，政党政府，亦随而恢复。乔治三世尝依照波林布洛克的立说而为废除政党的企图，但他种种活动的纯净结果，除了美洲的失却不计外，即为新辉格党及新托立党的出世，及民主政治兴趣的唤起。他所唤起的民主兴趣，虽历50年之久尚未能做到国会的改革，但洛京汗贵族，柏克及福克斯所领导的辉格党，少庇特所创造的托立党，及威伯福士反奴贸易的十字军之所以能蓬然有生气者，则胥赖因民主兴趣而生的舆论。

    洛京汗派的辉格党人

    诺司推倒之后，国王的公开仇敌洛京汗的辉格党人立即起而秉政。他们已不复是纽喀斯尔腐败的辉格寡头；他们虽仍在华族的领袖之下，但他们已能首以舆论为依归，且有认真减除国会中的腐化之远志。他们多年的否运已经给了他们以许多教训，而且他们也尝拜倒于柏克·爱德曼的座下。那个政治思想家深远彻透的识见正因两事而越是有力，也正因两事而越不可靠————一因他的发表政见之具是雄伟的演说术，再因他热烈几近疯狂的爱尔兰性情，害他对于一个问题只能见及一方而不能兼顾双方。他为辉格政治家时如是，他为印度改革家或为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时亦如是。当提携他的洛京汗贵族于1782年上台时，他的政治信条犹未脱离他早年的自由倾向。洛京汗辉格党人的政府虽在任仅有数月，然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留下一个极深刻的为善印象，因为它尝通过柏克的《经济改革法》（Economic Reform Bill）。此法大大减削政府所可任意委派的挂名差缺，故窝尔坡尔，纽喀斯尔及乔治三世所尝赖以贿赂整个的国会的可能性自后不复存在，而奥机阿斯王[7]藏垢纳污的大厩今亦半告洗涤。

    内阁的更迭

    洛京汗死后，辉格党人因瑟尔本贵族（Lord Shelburne）隐秘的人格而又起内讧。福克斯则忘了他多年热烈痛骂诺司贵族的历史，且不顾政治上的节度，而反和诺司联合。但福克斯·诺司的政府也不久于位，国王亦竭力助成其倾覆。继它而起者为年轻的庇特，而后援则为新近复活的托立党。庇特尝极力反对国王的个人政府及其美洲政策，但只消国王能接受他的条件，他固未始不可和他联合起来。在乔治一方，御揽政治既属不复可能之事，则又何乐而不和庇特联合以共御更是可憎的辉格党人？

    庇特及托立党

    庇特首10年的政府尚未经法兰西革命之战的搅扰，故纯是一中兴太平的内阁，明智不让于窝尔坡尔的政府，而活动力且尤过之。庇特整理了国家的财政，恢复了它对内对外的威望，开始树立了一不列颠新帝国的基础于旧帝国的灰烬之上，又近代化了加拿大及印度的政府而使之稳固[8]。他又仿照窝尔坡尔的成例，将首相在国家中的职权重加整饬，而使之成为全国的真正治理者，不复如前时之仅为国王意志的工具。在他当权的时候，不列颠人的内阁观念亦有最后的确立；内阁为一行动一致的团体，且须依一独立的众议院为生。他的前任洛京汗派辉格党人所尝努力恢复的政党制度，亦经他的缔造而益臻完成。在他领袖之下复活的托立党不复仅是“国王朋友”的一个名称，而是一独立有为的国会团体；它有它的朽腐城市及它的选举经费；它在群社中也有各重要阶级为奥援，且得它们的厚爱。它的中坚虽仍为乡绅阶级及教社，但它的少年领袖也深得营商群社的信任，犹如梦塔归岛·查理及窝尔坡尔一班辉格领袖之所尝获得，而托立领袖则从未获得者。而且庇特又和福克斯的辉格党人不同，他懂得经济及财政，而布鲁克斯之会（Brooks’s）[9]中则绝少会研究及于这种学问。他在剑桥的盆布洛克做学生时，即已熟读斯密斯·亚当方于当时出版的《原富》；数年而后，在瑟立本的进一步的教诲之下，他又尝以新经济主义实施之于财政部。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能和市府（Guildhall）的参事官们交忭，而伦敦城对于儿子的爱戴信任亦无异于它对于父亲的爱戴信任。

    庇特的功绩及限制

    因为庇特个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故复活的托立政党一时成为进步的工具。他奉着辉格党人自己也可采纳的政策；因此一来，柏克及福克斯反而须反对自由的设施，他们的反对也尽失了为主义奋斗的意义。但庇特所领导的究为全国保守势力所集中的政党，为领袖者在形势上亦决不能永远向着改变的途径步步前进，而不知中止。所以当他趋承国人因美洲之战的失败而发生的一种改进运动，而提出一缓和的国会改革法案时，他自己的党徒亦绝不愿其成立。柏克固尝以他的《经济改革法》来烧焦国会腐化的毒蛇，但他及反对他的托立党人俱尚不欲藉朽腐城市的减少来把它杀了，所以那个根深蒂固的毒蛇仍有多年的荣誉生活可度。法兰西革命及因此而起的战事发生后，所有政治改动的拟议历30年之久而不能再一提出于英吉利。那些虽是光荣的年份，却也是可怕的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庇特政府在首10年中所立下的基础，我们也许未必能安渡过这个时期，而仍为胜利者。

    战事起后，庇特须和雅各宾主义及其海陆大军作殊死战。为获胜起见，他所尝救出于美洲战后的萎顿而将养使之复原的各色社会他固须依旧依赖，但他所尝想法改革，想法摇动之政治的已定利益他也须得其好感。凡是一个人，为救护国家抵抗外寇起见，而须依赖各种势力时，则他立即失了批评这种势力的能力；他须受制于他所借以工作的物料，而再不能制服这种物料。而且，极端保守势力在拿破仑之战中的得胜本来也未必见得即可发生永久的祸患；此次所发生的祸患之所以特别可惊，乃因工业革命正在猛进，而保守的政治思想及习惯则对于这革命的社会及经济方面有极坏的反响。

    * * *

    [1] 在1778年他尝嫌察坦姆之得在韦斯敏忒寺享有国葬，“此举于我个人极为可厌”，他尝说。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臣民之仍拳拳于逝者在7年之战中所建的大功；他似乎也没有想到他们初不会问及他死时和国王感情之好不好。

    [2] 关于宪法上的争执，参阅C. H. Mcilwain教授的The American Revolntion. A Constitntional Interpretation及Pollard教授1924年10月在History中所发表的批评。美人当以1688革命以前的案例为根据，而把国王及国会之权分得十分清楚：国王之权他们在某种范围内可以承认，但韦斯敏斯忒的国会则他们仅视为不列颠的地方议会。自英人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划分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视“国王在国会”为最高权之所在。

    [3] 译者按，卡撒掘剌初因得亚玻罗（Apollo）神的垂爱而有预知之力，但亚坡罗和她不睦后，又使她的预言一一无灵。

    [4] 见Egert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页。斯密司·亚当提倡自由贸易的《原富》出版于1776年，即殖民地有《独立宣言》的那年。

    [5] 为使英人易于明了起见那个战胜美洲“托立党人”而实现对英独立的政党，就它的性格及政策而论，最好称之为“激烈”，我们姑不问此名词在今日的美国具有何种意义。革命党人绝不是英人所知的“辉格党人”，因为他们既无华族气味，更少缓和精神。他们也不是“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绝不让反对党享有言论或意见的自由，他们终且把反对党驱出国外。他们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重行分配财产的企图，他们在经济理论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是平民主义者，他们对于非来自人民的权力极少尊重；或绝不尊重；他们强欲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并欲使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有同量的权力。如欲用我们英人所习用的政治名词来称呼他们，“激烈党人”一词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6] 关于美洲的社会及边陲的影响，参阅上第474——475页。

    [7] 所谓Augean Stable即古希腊Elis国之王奥机阿斯（Augeas）的大牛槽，中蓄牛3000头，历30年而未一洗濯。其后Hercules决二河之水，一日而便洗清。

    [8] 关于加拿大及印度，见下第639——667页。

    [9] 译者按，为当时辉格党人的聚会之所，以会所的肆主人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