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始 法兰西革命时的党争

通信会（Corresponding Society）[2]中贫贱的激烈党人热烈地表同情于法兰西人民，而不以德意志专制的入侵者为然，福克斯且以后者和波斯帝柔克西斯（Xerxes）入攻希腊的大军相比拟。他尝依着他热心肠的，富情感的方态，于9月屠杀的消息尚未传到英国以前，写着法人道：“他们纵有过失及荒谬之处，然我仍十分关切于他们的成功。”未几而巴黎监狱中大屠的噩耗传到英国。于是他又写道：“我真正的以为那天昼晚的惨祸，对于像我一班永远忠于自由正义的人们，实是毕生再没有更大的悲痛。据我看起来，这个惨酷的屠戮绝无辩解容恕的可能，甚且连稍微略迹原情的可能性也是一点没有。”

    但绝大多数富有阶级的同情则始终站在布伦兹威克一方。9月屠杀及断首政制在我岛所引起的情感和圣巴退尔米屠杀及《南特诏令》取消的消息所引起者相似。在那年的秋冬，民主运动在所有的英吉利村市中悉被公意所压倒，而不能再一伸首。全国遍地有忠王会之组织，普通俱由教士为领袖，而他们本地的异教改革者则为会众所欲铲除的人物。这些会社集合民众的意见以赞助政府；他们对内要求厉禁改革者的运动，对外则要求严戢法人武力“解放”欧洲的野心，即出于用武亦所不恤。

    那年的冬天，法兰西的共和党人，因为受了一阵的胜利及威权的麻醉之故，因为他们预料的是被普鲁士所挫败，而结果反而大胜之故，竟侵入萨伏，莱因兰（the Rhine Land）及奥大利尼德兰，并宣告斯刻尔得河（Scheldt）为公开河流起来，所有宣告这河为数国内河的欧洲各条约他们视若废纸。他们更预备入侵荷兰，而以武力援助一切乐于推翻旧政府的国家。路易十四的骄矜竟在这班以推倒他的雕像，杀害他的子孙，诛除他的宗教为能事之共和党人心胸中复活起来。莱因三角洲之被欧洲最大的陆军国次大的海军国占领，又挑起了英吉利自卫的观念，一如西班牙的腓力，及法兰西的路易所尝在同一地方因同样的野心而挑起者，也一如德帝威廉在日后所挑起者。反抗法兰西称霸欧洲，更反对它雄视尼德兰，成为国会政治的英吉利之主要工作，且国会政府反抗之力和决心之坚反而远过于任何专制朝廷。仇法的专制各国只知轻率地叫布伦兹威克来触雅各宾狮之怒，及乎雄狮一吼，则他便又索然逃退。

    旧英吉利阻止新生法国并吞欧洲老弱朽腐国家的决心在庇特一身有具体的表现；他又以之传诸他的徒众，到了卡斯尔累的时候他们卒得了最后的胜利，而20年余惨淡多变的经过也算不虚。这个决心不幸为时势所累，而和取缔改革并禁止讨论改革的对内政策同道而驰，又和冷淡待遇工业革命的牺牲者及一般穷人————都可变成雅各宾党的苦人————的态度联做一起，所以它对内的影响极是不幸。

    由于观念联合的同一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于政治家极费索解）政治上的缓和主义，对于改革的缓和倾向，以及对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压迫下牺牲者的同情，常常又和战事热忱的缺乏，及新法国前后诸政府之都为国家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府之迟于承认，走在一起。福克斯，荷兰贵族（Lord Holland），斯密司·息德尼（Sydney Smith），罗密力（Romilly）槐特布勒德（Whitebread）摆伦，及早年激烈时期的科柏特皆为这个公律惹眼的例子。

    托立政府的高压政策

    所以在将至的一世中，改革派深为双料的坏名所带累，他们在世人眼光中既非赤血的爱国志士，而又是佩因共和主义的友人，他们之力辩其非曾不能改移世人的误解。改革派既这样的不理于众口，庇特自然更易采用强硬的手段以禁止国会以外一切关于国会改革的讨论，虽然自我们看起来，他们的大失人心使严厉的取缔反成为不必有之事。在战事初起的两年内，编辑人，违教的牧师，及倾向于宣传的理论家等等之因敢为改革国会的主张而被检举者时有所闻；他们中虽常有借用法人激烈而不适宜的措辞，然其罪究不甚重。被苏格兰的泽夫立兹[3]，布剌克斯飞尔德（Braxfield）法官判处流徙植物湾（Botany Bay）的缪耳及判麦（Muir，Palmer）两人，其所受之刑尤为冤枉失平，然而昔时尝主改革的庇特竟拒绝予以宽免。苏格兰在19世纪中以激烈主义得名，而其所以能滋长者，对于这两个为改革而牺牲者的同情盖也有一部分的功用。

    最后到了1794年时，政府因惊慌之余，竟欲剥夺改革者的生命起来。它以大逆罪来控诉创立通信会并领导劳工阶级以作政治上的立宪运动之鞋匠哈第·托玛斯。其他安分而有身份之人如演讲家衰尔韦尔（Thelwell）及语言学家图克·何恩（Home Tooke）亦受同一的控诉。此次的大狱幸有那个英吉利特有的陪审制度来解免。庇特已冒犯了英人公平应付争端的民族性。经了厄斯琴（Erskine）一番动听的演说后，12个托立的陪审员终仍宣告哈第及其同被监禁之人为无死刑之罪，并且提醒政府，英国并不需要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方法。即反雅各宾空气极浓的伦敦亦闻宣告无罪的消息而忭欣鼓舞。

    辉格党人的“脱离”

    英国也因此免得流入恐怖的政治，也许更因此消灭了报复性的革命于未来。但政府于此后的多年中仍依旧的钳制一切政治的讨论，关于此层人民亦比较有共同的赞成。通信会及其他会社被国会以法律来封闭。《保护状》亦停止了多年，人民绝无犯罪的证据而被禁多年者亦不乏其人。凡未经地方官吏允可的公众集会俱在禁止之列；在事实上地方官吏亦不再准人民集会。除了反对贩奴的运动外，不列颠暂无任何政治生活之可言，即反奴运动也尝有一时的不振。一若此尚未足以罄当日政治状态的可怜者，福克斯派的辉格党人，半因厌恶政治，半因出于懒惰，竟放弃国会的职务，而退隐于他们的泉林。当时只在国会中尚有批评政府的可能，然而反对党竟以“脱离”（“seccede”）国会闻。

    劳工阶级之被压制

    庇特的《禁止结合诸法》（Combination Acts）也为当时压制精神的一种表示。这些法律使职工会（Trade Union）成为非法的组织，而劳工者所有的结合悉在被惩之列。然而政府只有消极的压迫，而没有积极的保护，只不许工人结合以图自利，而并不替他们保证公平的工资。政府的行动尚不是真正能代表“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它仅能代表利资本而不利劳工的国家干涉政策；所以有此而可怜的工人须完全听命于雇主。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公政策不仅在减低工资以求合于当时的经济情形，而且也深由于反雅各宾派人对于“劳动穷民”一切结合之畏惧。在两院中反对《禁止结合诸法》者，除了薛立敦（Sheridan）及荷兰贵族两辉格党人外，别无其他的重要政客。

    正在因工业革命而产生，且正在向城市集中的新兴劳工阶级因而早早即发现出一种自教自助的天性，而他们的活动则沿政治的结社及经济的职工组合同时并进。庇特的政府欲把两者一体铲除，但它的成功不等，在政治方面者似较在经济方面者为大。当战事结束，工人于彼得庐（Peterloo）时期作政治的及职工会的两项运动时，他们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们处处触犯刑章，他们须先争生存之权。舆论到了那时固已大有变动，固已不如庇特时候之大抵依附托立制度，但庇特在战时所用以对付少数的高压方法，那知已成为全国的习惯，而庇特的后继者且用以对付多数于平时。所以政府对待穷苦人民及别的人民之胆敢作改良地位的要求者常失之于苛酷不公，虽则在法兰西革命及对法之战而后，他们之有此要求本极自然。政府的苛酷使工业革命于其社会的方面不获有健全的发展，且它（苛酷）所留下的不良痕迹，虽经后日的补救时期之后，仍从未能全部荡除。至于禁止职工会的《结合诸法》本身则于1823年始告废除，而立法的大演化亦于是时开始。

    辉格党人的地位

    国会中的辉格党人，在于今已届中年的福克斯·查理及其特宠的荷兰贵族和葛累·查理两少年的领导之下，采取了一介乎反雅各宾的托立主义及佩因的激烈主义间的折中地位。他们固不断的否认佩因的主义，但他们于1793——1797年反雅各宾的热焰正高的数年间，仍继续地在国会中动议废除朽腐城市以实行改革。他们居绝对的少数，反对他们提案者多数动辄视他们表同情于法兰西的叛徒，而相顾失色。他们之所以得免于更坏的待遇者，一因全体英人之能十分尊重国会的特权，再因英人对于名门子弟或和大人先生们有关系的一班体面人物每特予优容，而尊重其矜奇立异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改革派的辉格党人之和柏克等一班为数及全党之半的旧党友互哄，自然是剧烈而又彻底。追随柏克的辉格党人即和托立政府的一般赞助者混合而不可复分，但依附福克斯的党徒则犹不失为辉格党的中坚，且为党的传习之保持者。因有福克斯派党人之继续反对庇特及他的后继者，故国会整个的机械尚不至降为反雅各宾运动的一部分，而新时代彼此分隔，犹如悬隔的各阶级间亦尚得保留着一纤弱的维系，无论这维系是如何纤细，如何脆弱。辉格党人即在国会改革无可实行的时候犹能牢守原议，他们亦卒赖这不挠的精神而得于时机成熟之际以1832年的《改革法》来免除内战及社会上的大骚动。

    但在那个一时尚不可期的时代以前，辉格党人的完全是一个隔绝的地位，既和国民热心和法作战的潮流不合，也和佩因·托姆及其后科布特·威廉微贱阶级的激烈主义不相为谋。但30年的大失人心及不获政权仍未能消灭辉格党人。他们个人间密切的关系及党的传习足以把他们团结一起，故无论在乡下华丽的第宅中，或在布洛克之会中集会时，一种团结的精神仍丝毫没有衰减。他们多是华族，学者，及游猎者，他们纵失了民心，纵不获权位，然仍有多方足以自娱，足以使生活充满着乐趣。他们也握有一小部分的朽腐城市，故在国会中的议席也是稳固不生问题。他们甚且以托立党的主政者为不及他们的体面有排场，更从而瞧不起他们。他们的亲戚故旧十分有力，故他们可以提倡平民政治而无所惧，他们最喜入时，故“雅各宾主义”于他们亦仅似一种趋时的怪僻。他们于1806年福克斯死前之忠事福克斯，及死后之追怀他的遗思，成为引导英吉利政治变迁的偶然情势之一。福克斯之为人朋友即不欲厚爱而有所不可。他在何处，何处即会有一辉格政党。但如果他也和庇特及反雅各宾主义携手，则辉格·自由党将永不能有，而英吉利政治在19世纪的过程殆须经由武装的革命，而不能经由国会的改革。

    福克斯

    当年幼的庇特初受乔治三世之命而秉国政时，辉格党人常好作“王国交付于学童管理”的讥笑。但国会及全国不久即知庇特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位严肃寡言，庄重善教的先生。福克斯转是一辈子的学生。忠于友好，厚于仇敌，而又永永反对着他们，无论有因无因；总处为难的情境；乐生而又爱人：他实生而即是反对党的领袖，他在众院的多年亦几无时不是反对党的领袖。他的演说才不及察坦姆，他的辩论才或次于少庇特，但他能联演说及表情能力和辩论能力而为一，于此，世人实无能出其右者。他早年的狂赌，他中年的浪漫政治，他和诺司的苟合，他之一味反对庇特早年的许多良政良法————凡此种种皆于他大有不利。但日高的年事及不利的政局渐渐使他稳重，而他往年常以虚掷于党争的热性今则渐渐用来替被压迫者————无论在英吉利，在苏格兰或在爱尔兰————鸣不平而求幸福。黑奴的运命尤得他的关垂。庇特因忙于不列颠帝国和全欧安全的保卫，及和拿破仑的战争之故，几尽忘了别事，也无暇诩赞反对贩奴的义举。但于福克斯则威伯福士获得了一个矢志不移的盟好。半因他的热心，半因庇特死后辉格党人之得有组织短期混合内阁的机会，贩奴贸易在1807年即获禁止，而不必待诸异日。奴贩的禁止可视为福克斯临终时传给国家，传给合世的遗赠。

    那个诚是悲惨的时代，但英吉利所产生之人却很伟大。除了有庇特及卡斯尔累，纳尔逊及威灵吞以指导它度过它所从未经验过的大难外，它更有福克斯及威伯福士以点醒它的良心，故即在战时它的良心仍可不泯。

    * * *

    [1] 译者按，法之雅各宾党人戴红色的自由帽而穿有脚之裤。他们弃向日上等人所穿的短袴（Culottes）而不用，反对他们者因谥之为“无袴党。”

    [2] 译者按，此会的前身为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因常通信，故名。

    [3] 见上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