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多利亚朝的上半期

oria，1819——1901）加冕典礼。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即英国）女王（1837——1901）和印度女皇（1876——1901），她的长期统治已成为英国进步、确定、征服和财富的时代象征。

    维多利亚及王位

    判麦斯吞和朝廷间的斗争于他为不断的娱乐，且为冒险生活中一种快慰，但于女王则不胜其讨厌。朝廷在她的主持之下已一变在乔治四世为摄政及国王时的情形。也许判麦斯吞宁取他所可回忆之摄政时的状况————虽则他不会对于摄政有比对于女王较好的依恋。在摄政的时候，君王，贵族或大臣如不偿还他们所欠商人的债项或在其他方面不循规蹈矩地对待无特权的阶级，世人决不会以为异，但今则完全改变。在政治方面，前后的丕变也有同样的显著。乔治三世及四世都和托立党一鼻孔出气而抵抗改革。但维多利亚在她易受感动的少年时，自她的师傅，老年的墨尔本贵族处得了一种永不忘记的教诲，即不列颠君主制的势力不在和大臣刁难，或和民众的企望作战，而别有所寄。在那时候她固太偏宠辉格党人，但她知比耳较稔而后，也能领略他的真价值。在亚尔柏特亲王的提调之下，她对于外国，尤其德意志，王朝的私人感情有极大的注重；但她对于内政的见地也许转因他的参议而益比以前要无党而远大，至少她的见识要比前有知识些。

    王位在此时尚未达到它在世纪之末在民众想象及在帝国的新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但它已经脱除了最近数朝的不幸传习。历她长命的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孜孜王事，习以为常。她留心着她大臣的举动，如不赞成，则坚言抗争，因此她时常能得到满意的修正，但他们如已经熟知她的意见后仍坚决不移，则她也绝不作推翻他们政策的企图。她对于反对党有时也行使权力，尤其对于贵族院中的反对党；自自由主义在格拉德斯吞之下强项化而后，两院间尝发生多次的冲突，然而幸能免于决裂者，女王之功盖不在小。

    不列颠和俄土的关系

    中年一维多利亚20年沉寂的政治及欣欣的繁荣，于其中间为克里米亚之战所打断。滑铁卢的过去已有40年之久，所以新辈的不列颠人很易一激便入战斗的状态。近代的新闻界，尤其是判麦斯吞所得左右的一部分，又专载足以煽动人民仇俄的新闻，故人民也极富于好战的精神。俄罗斯之被择为仇敌，骤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但欧洲及印度之惧俄在近年来大有发展。俄国最近的两邻，奥大利及普鲁士倒并不觉得有减小俄势以重立均势之必要，但英吉利及法兰西则深觉得“德意志的独立”必须拥护，而俄则必须反抗。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半是政治的。奥大利，普鲁士及俄罗斯尝共站于神圣同盟的旧原则之上而把1848年各地的变叛削平。但维多利亚女王的不列颠及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则俱主比较要自由的政治，虽两者的方法也各自不同。就英吉利而论，自由的情感尝被波兰的惨遇及反动俄皇尼古拉（Nicholas）助奥削平匈牙利之举所伤害。

    但判麦斯吞及罗素因袒助土耳其之故，而和俄罗斯决裂。固然，俄罗斯已接受了我们所提议而规定于1853年7月维也纳通牒中的解决条件，而土耳其尝拒绝它们，但我们仍助土而攻俄。外交无能之这种样的暴露，天然使阁员们几乎无法答复布来特在众院中的责备，————至少其中的几种，————但在作战的热度正高之时答复是无须的。巴尔干半岛沉沦着的耶教民族之状况，甚或它们之存在，在当日的不列颠尚为未流行的知识；所以建立自主的布尔加利亚及塞尔维亚（Bulgaria，Servia）以阻俄罗斯前进的提议，（坎宁帮助希腊独立的用意即在于此）尚没有人能想到。旧日土耳其的制度在国人心目中尚为惟一阻拦俄罗斯的利器。

    不列颠的同盟者

    俄皇尼古拉被视为巴尔干除外的欧洲之主要反动巨擘，人民对于克里米亚之战的热忱实是从那时期的情况中发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及极端爱国主义之混合物，而判麦斯吞则为此种混合物的具体。但战事却不是当做解放之战而打的，不然奥大利不会获加入英法同盟的邀请。奥大利拒绝加入后，英法始接受加富耳（Cavour）小小的皮德梦特（Piedmont）所自献的助力。皮德梦特之能于克里米亚之役中为奥大利的替身，日后固加速了意大利的解放，然作战者的始意又那是如此？

    于法兰西又在倾向攻取，而不列颠人的性感也在预备抵拒拿破仑征服之重又开始，于此时候，不列颠之能和法兰西及拿破仑三世交好，实应视为克里米亚之战的善果之一。那个方才藉了灵敏的手腕而取得法兰西帝位的非常人物，并没有白研究了他伯父的生平。他见到，法兰西帝国如果和英吉利及东方专制各国同时交恶，则必有覆亡之虞，所以他很热烈的希望不列颠之和他亲善。判麦斯吞为首先信他之诚实者，一般的不列颠人则并不如是轻信。但在目前，则反俄同盟至少是避免和法兰西作战的好方法。

    陆军的窳败

    战事的过程表现了不列颠行伍（regimental）操练及行伍传习的健全，而最高统率的绝对不行，组织及参谋工作的缺乏，军需及军医设备的不全。我们的陆军离驻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港的不列颠舰队仅有六哩之遥，然而他们竟因粮需不至而饿死。他们的牺牲本是无须的，但他们死后，补充他们的新军，竟未能将凸角堡（the Redan）攻下，而在欧洲的眼光中不列颠陆军于上年因得阿尔马及英喀曼（Alma，Inkerman）两捷而获得的敬佩已减失了若干。

    我们军事组织的缺陷和我们当日工商业的效能诚成一极可注意的反衬。它们为近卫骑军（Horse Guards）及陆军部的昏暗精神所养成。朽腐城市，市政府，大学，教社，员吏制度都尝感觉到批评的力量而有过多少的变更，但国民自滑铁卢以来向相安于和平，所以只消陆军的预算为数不巨，他们便不会来问到陆军的情形。凡有要求改革者，陆军部也可概置不理。今则打仗的热忱忽然发作起来，而部尔·约翰也想着尚有“稀薄的横队英雄”可以应用，故即遣他们以攻俄人，并坐盼他们能获在半岛之战时所获的胜利。但威灵吞的军队今所存者只有行伍的传习及好多人仍在掮着的布郎——柏斯（Brown-Bess）式的毛瑟枪，此外则已一无所存。在当时反对诸将及军部的声浪极大，但战事一告终，则旧日对于武事的不关心状态又随即恢复。陆军的改革尚须再待12年之久，直到卡德卫尔（Cardwell）任首次格拉德斯吞内阁的陆军大臣时始有改革。

    战事及国民生活

    在政治方面，克里米亚之战对于国民生活所生的影响并不雄大。因为科布登及布来特为批评作战政策者，故他们受着一时的不利。但这并不是对于全体激烈派人为然，他们中之热烈主战者也很有其人。就大体而论，华族主政之制与其说是因了战事增高了威望，还不如说是因了战事减低了威望，因为作战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无效能实足为华族令名之累。《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罗素·威廉则创造了战地通信员的新职业。他以文人而把前方将官的行动尽情的批评，此盖为前此及此后的不列颠军官所无须遭遇到者。他寄给《泰晤士报》的通信往往将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我军的可骇状态尽情宣暴，而敌方也可得知；此固于我为不利，但公开讨论的好处在能激起舆论及国会的处置，而及早有所补救。于此危急之时，判麦斯吞之继从不赞成作战的亚伯尔丁而为首相亦为应然之事。

    奈亭给尔及妇女地位

    我国在克里米亚虽丧失2.5万[15]的生命，然所保全于未来者实远过此数。战事的真正英雄实是奈亭给尔·佛罗稜斯（Florence Nightingale），而它最切实的结果则为近代的看护术，无论军中及民间，以及关于有训练有教育之妇女的地位之新观念。又因了这个改良的观念而于千八百六十几年及七十几年间有密尔·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 Mill）的女权运动，奈亭给尔女士也赞成这女权运动，而有妇女书院的捐建及女子学校的改良，而女王半数臣民的高等教育亦居然得有相当的顾及。从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前凝冻的血溅的战壕中，从初有的斯库台里（Scutari）军医院中之惨状中，不特国民对于士兵的性格该应有了较公平的观念，即我们近代生活中许多别的事情也间接由此发生，虽然骤看起来它们似乎都和战事的景色，和终岁常冬的高原上蓄髭不剃的英雄所受的灾难相距甚远，毫不相关。

    意大利的独立

    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不列颠外交政策要以在意大利为最有显著的成功。战争固用不着，重大的战争危险也从没有遇到。不列颠之藉以助意大利者仅为和民众所表剧烈同情一致的外交正常行动；然而即此一举，地中海中及欧洲的国际团体中已产生了一个独立国家；其他列强纵不乐观它之产生，然而其产生仍莫可阻止。这件大事替欧洲的政治团体除了一大痛创，并肇始了英意交好的传习，而且意大利对我的友谊一直到它加入大战之日长为影响世事的一个重要势力。

    1848年长外部者为判麦斯吞。当时不列颠对意大利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大抵以党而分界。判麦斯吞是主张意大利自主的。他希望能以交涉的方式而使奥大利自动的退出伦巴底，他以为奥大利为顾及自身的利益起见也应退出。但在那个革命的年头，判麦斯吞并不握有解决意大利问题的钥匙。他既为不列颠的负责大臣，他觉得他的首要义务为防止欧洲的大战的发生，尤其是法兰西可藉以攻侵奥大利，因而更开始一个征服及黩武主义之新时代的大战，然而法奥苟不交战，则事实证明意大利是无法进行它的解放运动的。

    到了1859年夏意大利问题又告急迫时，判麦斯吞成立了它6年长的二次内阁。罗素是他的外相，而格拉德斯吞则为国库大臣，即内阁中三大领袖中之第三人。他们对于其他问题意见固极不一致，然对于意大利却无出入之处；由于一种可奇的偶同，“三巨头”中个个对于意事有深切的认识，而和三人是时对于美德及近东问题的隔膜刚刚相反。因此他们在1859——1860年的紧要关头时的行动又适当而又有力，而所获的结果也极美满。

    英吉利对于意大利1848年时的情势固没有握着钥匙，但对于此时的情势则钥匙在握。前此德贝贵族的政府虽尝极力防免法奥间之发生战事，但和加富尔的皮德梦特同盟之拿破仑仍和奥大利开了战。他的目的在把奥大利的势力驱出于意大利半岛，而以法兰西的势力为替，不过所取的形式当令比奥人的和缓些，而于他所真表同情的意大利人也不致如前此之有害。他所愿望者非建立一个独立的单一的意大利国家，而是数个依他而存的意大利小邦。反之，加富尔则仅在利用拿破仑来驱除奥大利，于此而后他希望可以使全意大利解放而成一真正的独立民族。在两人中加富尔本较聪明灵敏，所以终获胜利：但他如没有不列颠的帮助则恐未必就能获胜。

    俄罗斯及普鲁士赞助奥大利而反对意大利任何样的解放，虽然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俄罗斯的权力既无前时之盛，而其对奥的感情也大非昔比。在这个复杂的情势之中，英吉利居然因能比拿破仑更透彻地，更同情地，拥护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而给了加富尔以加鞭前进的大助力。自加里波的（Garibaldi）将西西利解放而后，奈普尔斯王国的反动政府及大部中意的教皇政府之崩溃竟跟着而来，即拿破仑也不能不勉强同意。他既不能让奥大利之重把意大利征服，则对于意大利民族运动（于其方得不列颠政府的外交暗助及不列颠人民的热烈鼓励之时）之能澎湃全境，及意大利全国之一统于皮德梦特的君主，他也自然绝难加以阻挠。

    丹麦问题

    一个比较不幸的欧洲事变结束了罗素及判麦斯吞的时期。丹麦和它德意志诸邻间因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即千四百年前大部英吉利人民所自移往不列颠之处[16]————的问题而发生争执。就问题的本身而论，两方本各有是非，如有和两方都和好的第三者出而作无偏无倚的调人，则和平解决或非难事。但判麦斯吞及罗素舍此不图而反大言地鼓励“小小的丹麦”取它自己绝不能单独维持的强硬态度，即俾斯麦所斥为虚声恐吓的态度。判麦斯吞尝宣言侵略丹麦“将不仅发现丹麦为敌人”，但战事真的发生时，它却没有一个同盟，因为我们尚未改革的陆军实不能和普奥，甚且全德的军队决胜于疆场，而中年一维多利亚时期有名的义勇军则只能充作防内之用，而尚不足以应外敌。我们也不能希望得着俄法之助，因为我们的外交新近已开罪了它们。

    判麦斯吞的外交之收束

    判麦斯吞的时代所以卒以一个蒙羞的挫折而闭幕。那事件的真正重要且比当时之人之所知者尤大，因为近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全部意义须待1866年大捷奥大利，1870年大捷法兰西后而才显露于世。判麦斯吞好炫夸兼好取悦国人的外交表演已失了它们之用，如果再继续下去，则在正在降临的新世界中，在各民族正在藉近代科学及近代运输的大力以作战争预备的新世界中，它们势将引起无量的危险。

    罗素伯爵

    “两名捣乱老领袖”中，判麦斯吞之先逝世，于政治史有极重大的关系。遂继起为辉格·自由党的首领者为罗素，今称罗素伯爵。他虽尝一度被呼为“终局的约翰”，[17]然他实早要把选权再度扩充，而使本党自华族的辉格主义进于民主的自由主义。如果判麦斯吞比罗素后死，则他殆将反对这种的变化，而且或会和格拉德斯吞决裂，因为两人无论于性格或于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罗素则年事太高，在过渡的新时期内已不复能过于活动，故他虽居于首相的地位，而党中实际上的领导则他一以委诸年富力强的格拉德斯吞。

    格莱斯顿像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担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格拉德斯吞和布来特的同盟

    格拉德斯吞由此获到了领袖的地位后即和布来特·约翰成立盟约。布来特是时正在力为都市工人及下层中等阶级争取选权，且为此项运动的首领，在这10年中劳工阶级运动在政治方面之所以有力者，乃因他们之能和中等阶级的激烈派人一致作战，一致以要求两都未获的选权。尝一度使旧日宪章运动受着灵感的阶级自觉则已因时世较为荣盛之故而消灭不复闻见。[18]布来特在国中则为这个联合运动的领袖，在议院中则为它的喉舌。他自己及他所拥护的正义新近都因他对于美国内战所为判断的准确而威望大增。对于美洲的南北之战大部的辉格党及保守党政治家都多少偏向于南方，但布来特则极力地有知识地拥护北方的主张。当战事正在进行之时不列颠的舆论大都可视各人在本国中为拥护华族政治或民主政治者，为主张较狭的选权或较广的选权者而分。在大西洋的彼岸，“战审”的结果已属林肯·亚伯拉罕及北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它对于英吉利内部的政治也有极大的，虽然不易估量的影响。格拉德斯吞之为人本不受许多规则的拘束，所以他对内虽在猛向民主政治方面进行，而对美可仍为私淑南方之人。但美洲战事结束，而判麦斯吞死后，他和布来特间的同盟一举而将选权问题放在不列颠政治中重要的地位。[19]

    二次改革法案

    《二次改革法》通过的方式和首次的截然不同。统治及保守阶级在这35年内之能渐习于变更，之能视变更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而不复视为世界的末日，可由这个不同指示出来。我们几可以说，达尔文（Darwin）当日争论正烈的进化论在政治的自觉方面已得到了证明，已获了胜利。

    骆的反对

    但这次也发生了一个极烈的斗争。格拉德斯吞所提出之授与劳工阶级以选权的法案本极缓和。但上年选出的辉格·自由党的多数本只有赞助判麦斯吞政府的使命，而没有赋劳工以选权的使命。在骆·罗伯（Robert Lowe）的善辩而轻率的领袖之下，一群失意的辉格议员，即布来特所谥为“亚杜兰的穴中人”（“the Cave of Adullam”）[20]者，竟和的士累利及保守党联合起来而共将这次的缓和的改革遽议推翻。即从他们的观点而论，他们的战术也很不高明，尤其因为骆氏公开的以工资阶级智识道德之不如“布尔乔亚”为拒绝改革的理由。他对于这个有趣问题所发的不谨慎议论激起了劳工阶级的公愤，因而要求选权的激动更比以前要激昂而可怕。工业大中心的职工会联合了中等阶级而共组盛大的户外示威，户外集会，而布来特则为最能叫座的演说家。当时政治集会本尚为稀有之事，这种组织的影响盖亦可以想见。

    的士累利及二次改革法的成立

    格拉德斯吞的《改革法案》失败后，自由党的政府即行辞职；当时国会并不解散，保守党人亦即行继起。的士累利在德贝贵族新内阁内所处的地位等于数星期前罗素伯爵政府中的格拉德斯吞，他也是以国库大臣而为内阁的主脑，为下院的领袖。的士累利之为人，只要他不在自觉地让他东方式的幻想迷梦于某一种有用的使命时，常得把事实看得清清楚楚。他懂得国中的情况，他也见到它们需要一种基于让步的解决。而且他对劳工阶级比骆氏有较大的真正同情，在理论上他对于无选权的劳动者有时颇有誉辞，而对于选举辉格党人的雇主则转叹不如。固然的士累利新近尝以格拉德斯吞扩充选权的辩论为“佩因·托姆的主义”而痛予诋斥，但佩因·托姆的也好，别人的也好，他现在只见得实行的时候已至，且无可再缓。

    而且，的士累利除此而外并无别的可以抓住国会之道，因为保守党自己不是多数，而自由党的大部已不能再忍受下去而不见改革之成为事实。在国会以外，全国也正际于酝酿纷扰之中。维多利亚女王的意见也偏向于求一“解决”。德贝贵族当其少年为斯坦利时也尝致力于《首次改革法》的成功，且尝有“辩论的鲁柏特”（“the Rupert of Debate”）[21]之称，所以他现时也很愿“欺骗一下辉格党人”（“to dish the Whigs”），而“向暗处一跃”（“to take a leap in the dark”）。的士累利很能干地解决了选权的问题并镇定了全国的民心。他所成立的法律，照最后的修正，实比年前亚杜兰派及保守党人所认为过分而加以否决的法案要彻底得多。固然农业工人及郡选举区中的矿工仍然没有得到选举权，但城市中的住户选权实是《二次改革法》的惟一原则。它既是保守党的提案，通过贵族自然不成问题。

    克篮庞（Lord Cranborne）贵族，即日后有名的萨利斯布里贵族，并非是惟一视保守党这次的所为为违背了党的主义者。也许，我们与其把它看做叛了主义，毋宁把它看做政治善议的长进。无论如何，能以的士累利攻比耳之法反攻的士累利者此时实无其人。保守党能不须乎内部的分裂而即接纳这极大的变更，故它也能于民主的新世界中有了将来。但在1868年的选举时，改革的利益仍属于格拉德斯吞及自由党。在保守主义的真正时代能开始以前，自由党尚有一包含好些已经愆期的改革政纲急待实行。

    * * *

    [1] 奥康尼尝谓“他的笑好像棺材上放一银盆”。奥康尼固不喜比耳，但比耳羞涩的容态的确易被误会为冷淡及傲慢。他同党之人因此不易和他接近，而他们1846年的叛离一半也可以此为解释。但内阁中的同僚则知比耳较稔，故始终拥护，且成为比耳派人。维多利亚女王初时也不喜他，但于既知他之为人而后，即变更她的态度。

    [2] 译者按，此段意甚简单，意译极不必；故仍从直译。

    [3] 见上第682页。

    [4] 译者按，照斯聘纳兰旧制，无出息的工人因有工资的补助金之故，每不以独立为急，于是此辈工人常沉沦于极穷的状态之中而不自振作。新的《穷民救济法》废除了一切的户外救济，凡极穷之民悉令入贫民工厂工作，此即所谓户内救济。立法者因恐工厂中人仍乐于此种生活而恬不知耻，故令厂中生活特别不够舒适。

    [5] 译者按，即Dickens.

    [6] 见下面注⑩。

    [7] 奥温·罗伯欲工资阶级不问政治的激动，而专注全力于半革命式的经济行动，及社会主义。但他对于民主的选权从不十分关心，因为他本是一个有独裁头脑的雇主，为雇工们自己的好处起见，他自愿把他们组织起来。但他和边沁一般，他到了后日也感觉到社会是不能由上而下地改良的。

    [8] 译者按，指十镑住户选民。

    [9] 威灵吞很合乎他个性地赞助比耳的大变政策，这并不因为他同意于后者的意见，而因为他对于后者之为大臣有绝端的信任。他退让地说：“糟糕的番薯实促成此事，它们把比耳弄到如此地步”。

    [10] 此法限制工厂中年轻人及妇女的工作时间不得过10小时；实则成年男子的工作时间也因此得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工厂中轮值的办法等等不能使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布来特之所以反对此法者由于此层，他却并未反对限制儿童的工作时间；关于此节世人往往有误传者。辉格及保守两党对于《十小时法》都不一致，但13岁以下的儿童之保护早已在辉格政府1833年的《工厂法》中规定。关于全部的问题可读Hutchins and Harrison的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及Hammond的Shaftsbury.

    [11] 译者按，英国的度支部（Treasury）有极佳的传习，然所谓度支部者当然又以国库大臣为主要人物。译为财政传习不妥。

    [12] 译者按，即1810——1820年。

    [13] 译者按，Cerberus出希腊神话，头甚多，尾形似蛇，乃守地狱之门的一头凶狗。

    [14] 译者按，为《圣经》中人，以对于宗教漠不关心得名。

    [15] 照奈亭给尔女士所知，就中万六千人都死于管理之无状。她将斯库台里医院中的死亡率自42%减至22‰。

    [16] 见上第37页及47页。

    [17] 译者按，判麦斯吞及罗素皆为与旧社会以不安之人，而又皆年老，故反对者詈为“the two old ringleaders”.罗素·约翰贵族于提首次改革时尝有此次改革为最后定局，永可不再更改之言，故被认为“finality John”.

    [18] 见上第721——723页。

    [19] 关于不列颠和美国内战的关系，见下第744页，745页。

    [20] 译者按，亚杜兰出《旧约》，为犹太的旧城，所以亚杜兰之穴者，乃指斥脑筋陈腐之意。

    [21] 译者按，鲁柏特亲王以少年善战名，见上第528页及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