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王子，是属于易北河以西切鲁斯凯部落的统治者。在罗马，他努力向他的主人学习一切他能学到的东西，后来，当他在自己的国家重新见到罗马人时，他向罗马将军大献殷勤，并利用自己罗马骑士的称号，暗中监视敌人。另外一个条顿亲王，他的表兄赛盖斯图斯和他一样，在宫中做客，却企图出卖他的表兄。这是两个条顿奸细第一次互相冲突，他们信任敌人，胜于信任自己人。

    后来，这个条顿人阿尔曼纽斯，利用诡计将罗马人诱入原始森林，企图围而歼之。但是他的表兄向罗马人告了密。阿尔曼纽斯为了报仇，就把赛盖斯图斯的女儿骗到手。赛盖斯图斯又把女儿从她的丈夫————阿尔曼纽斯手中绑架走，并把她交给罗马人当人质。阿尔曼纽斯陷入家族斗争，最后被亲族所杀。赛盖斯图斯因而得到了罗马的赏识，就像今天的一些做了俘虏的首领无耻地向敌人谄媚讨好一样。在罗马庆祝胜利的典礼上，他被允作为客人坐在观礼台上，而台下就是他的女儿，身穿囚服，脚镣手铐，怀中还抱着在狱中出生的德意志解放者的儿子。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奸诈伎俩，领导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斗争。后期，德意志亲王们几乎形成了习惯，经常将自己的对手向国外的敌人告发；波旁王朝也是因此而取得对德意志的胜利。从大多数情况看，德意志往往因英勇作战而取得胜利，却往往又因自己人当中的背信弃义而失败。

    和当时其他部落一样，条顿人也豢养很多奴隶。各级奴隶主的领袖欲淫威往往在奴隶身上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肆意虐待奴隶，由于缺乏真正统治者的才能，对下往往残酷镇压，对上却屈意顺从，今天仍然被认为理想社会典范的金字塔模式，即使在原始森林时代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然它还不像今天社会那样，因有党派和官僚机构的保证而具备十分严密的社会结构。首先，他们的领袖，往往是最英勇善战的斗士，或是最机智勇敢的猎手，往下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在他还没有成为国王或君主前，人们就表示要效忠于他，在古老的沙沙作响的栎树林中发誓要为他作出牺牲，这些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首领同时代表上帝和命运。

    因此他们盲目地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即使是叛变，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去做。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认为是可耻的；相反，如果未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功于领袖。没有一个战士应该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假如领袖已在那里牺牲。誓死效忠，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这是原始时代的道德观，它代替了一切法律。由于没有个人选择，没有总的中心，松散把结合在一起的各部落，由勇敢的斗士组成公社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家族受到保护。条顿人认为，这样的社会比法治社会更强大。

    全体人员都是战士，这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战场是他们的天堂，战斗英雄是他们的上帝，群众集会的内容是检阅军队。政治统治只体现在战争的命令中，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奴隶只有在被授予武器后，才被认为具有公民身份。领袖的生杀大权被认为是上帝给予的。由于他既是司令又是法官，因此他必须比别人有知识。500年以后，经过希腊奴隶起义和各次社会变革，地中海沿海各国的奴隶制都动摇了，唯独条顿人的服从领袖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没有触动过。

    从另一方面说，条顿人生来粗野多变。命运可以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自由，他也可能会把自己的朋友打得不省人事。一旦进入战场，他就会竭死而战。条顿人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古代人瞠目结舌，只有不懂工作，也不懂爱情的野蛮好斗之徒才会如此失去理性。这种情绪，即使在今天一部分德国青年中也会有所发现。

    漫游者

    罗马人与法兰克人或意大利人一样————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日耳曼人的邻邦相信日耳曼人是会信守和平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幸福，他们那不安分的热血总会使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来。好战的日耳曼人不能忍受田园般的宁静生活，更甚于浮士德及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不能忍受思想上的高度平静。他们绝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和无谓的消磨时光。这些不可阻挡的征服者到底缺少什么呢？

    他们缺乏精神、人性和想象力。迦太基人，还有罗马人，都是带着火与剑来到殖民地的，法国人在向世界推广大革命的三大思想时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征服者在使用火与剑的同时，思想精神————神学、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或一首经常挂在征服者嘴边的诗歌，起着重要作用，捍卫精神财富的人们紧跟着他们的足迹。但是条顿人是野蛮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学习，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心灵的智慧，思想的本能，缺少自然知识和谦逊精神，这些都是人类起源的要旨和地中海文化的遗风。

    条顿人的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即使他们胜利了，足迹遍及欧洲，也还不感到轻松，条顿人慢慢地背叛自己，自愿接受罗马人、希腊人、拜占庭人向他们提供的一切现成的东西，这证明他们仅仅是征服者，而不是优胜者。这些离开了原始森林来到西西里和普罗旺斯豪华的花园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努力要超过祖辈的活动中，他们简单的头脑受到了震动。没有比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表现得更深刻的了。歌中唱道：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耳边暗告：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只有一个游牧部落在罗马帝国有所建树，这就是法兰克人，他们征服了高卢并建立了法兰西。他们的部落首领克洛维斯，一个典型的条顿野蛮人，勇敢、天真、狡诈，似乎是公元500年左右日耳曼人中的第一支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经过条顿人和罗马人相互吸收同化过程，他为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在一个基督诞生日，他和3000名法兰克异教徒接受了规模空前壮观的洗礼。是什么样的一个强者能征服这些野性未驯的人的心灵？在这些人身上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的束缚；除了和信仰完全相反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是既不会泄愤报复，又不会施雷电以惩罚，而只会祝福宽容的上帝吗？不，是教士，是那些既不诉之法庭，又相反蔑视给予鼓励的教士！当古条顿人突然遇到一双无形的却具有万能力量的大手时，他们被彻底打垮了。这一变化延误了五百多年。最后一次佛里斯兰人（德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编者注）群众性洗礼却已是七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日耳曼的悲剧开始了

    这些日耳曼贵族，容克地主的先驱，是勇敢的。他们知道如何去死，他们不惜牺牲。但是起初效忠领袖只限于在战场上，后来，效忠的内容改变为要求战利品或者所谓的封地，也就是说，要求财富了。让那些不答应贵族要求的首领倒霉吧！他们是他的剑，他的矛，他的匕首，他不得不担心这些被他看成武器的人会反过来反对他。中世纪日耳曼国王与首领之间的历史充满了诸侯阴谋篡位造反的故事。为什么日耳曼人对效忠不渝并且直至今天一直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其理由在于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真正忠诚的人是罕见的。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历史是一部血腥残杀和背信弃义的历史，以后他们日渐稳定下来，残杀就日渐减少，而讨价还价，谈判就日益增多。为了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他们经常担惊受怕，有时不让步，国王的私人回忆录里充满了悲哀怨恨。的确，这些国王常常表示愿意到民间去寻找安宁，而后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也就是这些古时诸侯的后裔，却挑战似的把所有其他阶级都掌握在他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今天。

    缺乏统一，不仅构成了日耳曼历史的悲剧，也使这部历史充满了魅力。这一弱点，来自日耳曼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即使在历史的早期，也表现出了它的严重后果，它要求每个亲王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同时少数亲王又要对整个王国负责。因而新的法兰西国家遭到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开始是克洛维斯，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分裂削弱了这个国家，也推迟了它的统一的来到。

    在部落家仇斗争与分裂的纷争中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王室总管家，他自己宣称为国王。但在他冒险地发动“政变”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曾向那时即以教皇自居的罗马大主教打听过，对一个只知享受，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国王他应该做什么。那时的情形不像今天，少数留下来的君主，被独裁者或大臣们像傀儡似的保护着。

    教皇查哈里意识到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结盟，对于他未来的一千年之内的接班人来说，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好处。查哈里决定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问题作出答复：新领导人丕平必须由教皇赐予涂油礼。

    这里我们看到了德国悲剧的开始，它曾是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日耳曼民族。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就是如此地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这样就在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来自日耳曼人灵魂的深处，而且从此永远消灭不了了。

    丕平只不过是许多接受教皇涂油礼中的一个，他谎称：“我并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这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辞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译者注）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一千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的口蜜腹剑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