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背景

    众所周知，正是那种抽象的激情促使英国的清教徒来到了美洲的海岸，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过一种精神上感觉更完美的生活。他们在荒野上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然而他们的移民之路并未终止，他们仍然面对着无涯的精神迁移，他们要逃离殖民地上新的宠儿，逃避被奴役的命运以争取自己的成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永恒的真理。

    19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和平昌盛景象，人们心中也都感到暖洋洋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笔触欢悦，展示了那个黄金似的时代有多么灿烂辉煌。地灵人杰，诗人、历史学家、演说家、传道士不断涌现。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研读过外国文学作品并且有游历四方的经验，他们是知识渊博的人道主义者。然而，这一切只是金玉其外。这些知名人物在生活中思想贫乏，观念单纯，他们的观念还停在美好的旧时代那纯净的水平上。有时候，他们拿出本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试图通过这样的讨论使自己的脑子恢复活力；他们希望证明新大陆（美国）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写出了《瑞普·凡·温克尔》[1]、《海华沙之歌》[2]、《伊万杰琳》那样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跟斯威夫特[3]、奥西恩[4]、夏多布里昂[5]的作品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多少美国特色。这些文质彬彬的作家缺少本土的根基和新鲜的营养，因为美国人的知识领域本身就缺乏这两样东西。他们的文化有一半是顽强地幸存下来的东西，另外一半则是刻意习得之物，它并非是活生生的历练自然而然孕育出的果实。后来也出现过一些令人钦佩的善于分析的小说家，他们如实地描述了美国的生活，然而他们的描述却甚为刻薄、甚为伤感，仿佛生活中的欢乐以及欢乐的幻想对他们毫无触动，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抽象的兴趣。像沃尔特·惠特曼那样的作家虽然也把笔锋深入过美国土地上生发出的情感与形象，并且在其中注入了大量个人的灵感，但是他无疑未能成功地写出有教养的美国人的意识和心态，他笔下的美国人的头脑与躯干好像是分离的。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

    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包括马萨诸塞、罗德岛等六个州，1614年由英国船长命名，后由英国的清教徒开拓。17世纪建立了公立学校及哈佛（1636）和耶鲁（1701）等高等学校。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之处，那就是美国的纯文学毕竟并不局限于新奥尔良，这样的纯文学总是在两个方面与美国伟大的民族实验保持着接触。一种接触是诗歌与讲演的接触，尤其是宣扬爱国、宗教、道德内容的诗歌，其作用就很像讲演。如果说交谈是贵族的艺术，那么雄辩则是共和国公民的艺术。在公众集会以及宴会上，在布道台前或报刊上，雄辩可以唤起众人的激情，可以使被束之高阁的准则得以重新发挥作用，可以将民族休眠的豪气和灵气调动出来。行动会遇到问题，问题引起思考，把思考出的见解通过演讲发表出来，便能指导或推动行动，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使思维能力得到显著的提高。尽管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的人通常说思考就是为着行动，但是显然只有把行动思考得一清二楚时，人们才算得上是真正有生命的人、完全积极主动的人。这时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会终于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思考本身是生命所具有的天赋，而且是一种高级天赋。现在我们来说另一种接触，在这个接触点上美国文学与这个民族的活动融合起来，这也是文学驻足欣赏民族活动的时刻。每种动物都有它正经的欢乐时刻，这时它会摆出喜悦的姿态或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或进行思考；有时候它甚至会欣喜若狂，啁啾地歌唱着飞向云霄。人的情况与此有几分类似，当人的思考占支配地位时，它可能会转变为激动的情绪；它可能创造出宗教或哲学————这可是比人们日常想打破的无聊生活更刺激的经历。

    在美国，这种精神上的纯净的火焰并不是后来获得或来自异域的新东西。众所周知，正是那种抽象的激情促使英国的清教徒来到了美洲的海岸，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过一种精神上感觉更完美的生活。他们在荒野上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然而他们的移民之路并未终止，他们仍然面对着无涯的精神迁移，他们要逃离殖民地上新的宠儿，逃避被奴役的命运以争取自己的成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永恒的真理。精神世界总是包括那些未被发现过的、人烟稀少的大陆，这样的大陆总是愿意接受那些喜欢探索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美国人是著名的预言家；他们将道德标准应用于公共事务；他们脾气急，热情高。他们的判断带有深刻的思辨含义，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意见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讲原则并且喜欢把自己的原则表白出来。此外，他们十分推崇自力更生；遇事自己拿主意，这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他们还把它看作一种自觉的责任。生活中个人立场的改变以及对神秘经历的追求常使他们那原本根深蒂固的信仰变得貌似新奇，他们这样做可谓很大胆、很激进。从传统上观察，他们常为宗教问题困扰，在宗教问题上比世间任何其他民族都表现得更为随波逐流。如果说宗教是梦幻中的哲学，那么哲学就是清醒时的宗教，像老一代的北方佬那么清醒又那么笃信宗教的民族本该有数量可观的哲学家。

    从古老的意义上说，哲学关注事物的本质，为的是能够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在美国人的生活实践中、在他们幽默的性情里，从来就不乏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们往往用幽默与机智对上流社会某些习俗的缺点提出婉转的批评。虽然大家都默默地接受那些习俗，却又感到它们有害处，因为它们违背了实际生活的原则。在惯有的虚伪面前，人们往往会退避三舍。然而对于本地土生土长的哲理，那些富于机智的人也并未认真对待。他们既无空闲也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琢磨与维护他们朴实的感性认识所暗含的真理。他们那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识也只出现于茶余饭后的闲聊。在严肃的场合，他们会诚惶诚恐，早把自己那些见识抛在了脑后。人们所尊崇的倒是官方的那些零碎哲理，或者说是官方的那整套东西，人们习惯于继承或者说引进冠冕堂皇的“至理名言”，就像他们尊崇歌剧和艺术博物馆那样。在社会上，熟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是件体面的事，这就如同家里拥有整套的银餐具。对问题的高见必须召之即来，就像家里的烛台，也许上面并没有蜡烛，可是有时候在房间里当作装饰物摆一摆，在电灯的照耀下也会闪闪发光。即使在威廉·詹姆斯的著作里，尽管他的文笔自然流畅又很有鼓舞性，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那隐约的惴惴不安；他走出了房门，来到本应充满阳光的地方，可是殿堂的巨大阴影却挡住了阳光。他为必须相信的东西担忧，也为这种强行让人相信的现象担忧。任何他称之为愤世嫉俗的观点统统都被置之不理，没有人会沉吟片刻想一想那观点是否正确。为着不放弃自由意志、往昔的精神以及其他守护神，他决心找出新的经验论的理由。没有人（刚过去的10年也许可以除外）曾试图填补他日常的信念与哲学“问题”之间的沟壑。自然与科学未被忽视，一些学校也经常提到“实践”；可是这些学校只是把哲学搞得难乎其难，而没有提供哲学所需的论据；他们没把哲学的功能置于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只是用它去解释已知事实。因此就出现了哲学与生活实践既相联又不相干的荒谬现象，就好比平日与安息日之间、美国方式与美国信念之间的关系那样。

    如果传统处在真理的道路上，那么把哲学捆绑在传统上的做法将有极大的好处，好处是可以导致相互理解、导致哲学的成熟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传统将会违背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一个人思想很活跃，可他却不是自我的主人。遗憾的是，跟其他地方一样，在19世纪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不仅飘忽不定、常常远离真理之路，而且它已是日过中天，其典型形态已经过时。一种哲学的道理可能会有很高的价值，但那是针对方法、针对其创始者的天资而言的道理，而不是针对事物而言的道理。它可能是综合与想象的功绩，宛如一首了不起的诗，表现了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潜力，尽管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时碰巧冷淡了这种潜力。人们可能会成为伪哲学家的专家，实际上那比成为精通真理的行家更容易，因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伪哲学搞得很简单、很和谐。在新英格兰很吃得开的传统大师们就是这样的专家，例如加尔文[6]、休谟[7]、费希特[8]，更不用提其他更具特色的专家了，因为他们的伪哲学家还不够到家。不过这些貌似完美的错误的东西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们难以传世或传到别的国家。例如，假如乔纳森·爱德华兹[9]是个信奉原始力的加尔文主义信徒，或许他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出名的伪哲学大师，那么他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当他在世时就会被他自己的宗派抛弃，会看到世人对他的逻辑充耳不闻，甚至不屑于进行反驳。近来的思辨有一种特色（尤其在美国），即仅仅因为感觉上的变化就丢弃了观念，根本不寻求新的证据或提出新的理由。今天，我们并不批驳我们的先辈，我们只是愉快地跟他们告别。即使我们所有的基本信念都因循守旧，我们也不愿意公开地服从权威。于是像加尔文、休谟、费希特那样的大师就宛如令人生畏的幽灵耸立在他们的美国崇拜者面前，尽管那些大师既陌生又难以捉摸。人们不愿受任何理论体系的束缚，即便是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也罢。他们满足于多少知道点某种哲学的东西，满足于用它去解释一下那些碰巧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事情。甚至连爱默生[10]和威廉·詹姆斯有独到见解的哲学也未能逃脱这种被人随便提一提的命运。他们发现了认识旧信念的新方法或者解决旧有的二难推理的新手段。他们不是经院意义上的任何人的弟子或精通任何学派的大家。即使他们知道经院式的方法，他们也不喜欢用它来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坚持个人的新风格，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除非那思想碰巧本身就很清晰。他们的逻辑往往晦涩难懂。

    我们必须记住自从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以来，特别是基督教创立以后，就常出现欺诈现象。某些誓约阻碍了对真理的探求，事先便把可能出现的结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有启发性的和骇人听闻的、高尚的和低劣的。人们不再对哲学的根源感到疑惑，而是有时对受欺骗感到恼火，有时候又对知道了真相感到恐惧。在存在里面，发亮的和不发亮的东西浪漫地混合在一起，其奇异之处不再像茫茫大海那样可供人们去做智力冒险，引诱有才智的人根据已发现的规律去琢磨天地万物的某种需要胆识的奇妙体系。正相反，人们面对着正统观念（虽然并不总是同一种正统观念），小声传播着种种奥秘，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他们的才智全用来解决传统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是人为的问题，还有些问题则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通过其随意的假设所制造出的。因此人们就在某些极显然的真理中发现了难题；有些浅显的寓言一旦被联想神圣化，拿来相互一比或跟事实相比，就会出现荒谬之处；许多实际的现象被证明不可能存在或者被虚假的描述所掩盖。在保守的学校里，学生学习并试图透彻理解被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在开明的学校里学生也许可以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可是那解决办法也是针对一些老问题的。如果自由只是名义上的自由，那么它就是一种临时性的自由；无论你有所收获的那个领域跟正统观念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你离开正统不及时回返，那么你就是个误入歧途的人；如果你与正统的要求不符，那么你就会被指责为浅薄。大多数有才智的人都被这种诋毁吓倒了；然而就连那些对诋毁满不在乎的人也不能幸免，他们不禁会感到若坚持把铁锹叫作铁锹自己就显得太无礼、太不懂事了；或者如果他们灵机一动的念头太真实而不适合正统，他仍然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跟权威的意见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的方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向他人的错误上税。只有为数不多的像斯宾诺莎那样伟大而甘于寂寞的智者能够完全毫无怨恨地忍受诋毁或者能够遭受恶意的挑衅而不受影响。

    爱默生

    爱默生，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他的讲演辞《美国的学者》，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即便如此，桑塔亚那仍然认为19世纪的美国人对爱默生学说仍不够重视，这是19世纪的美国大形势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正统观念有所收敛，给没有偏见的探索让出越来越大的空间，或者（如开明的路德宗教徒那样）只有正统观念的心肠已经变软、已经开始接纳最为异己的东西并且准备变成对任何人都有魅力的思想观念————只有在这时，思辨才会变得坦率与愉快。这就是英国和美国近一百年来的秘密————是它们的先验论哲学得以大为流行的秘密。这种方法可以使一个人在内心里更新他所有的观念（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赋予它们新的地位与解释，使之成为自己不同时期的经验和想象，于是在他看来他似乎不拒绝任何东西、不受任何约束，他只服从有创造力的自我。这种先验论的方法其实是一种个人的、需要勤奋的却徒劳的方法，它需要时时更新。虽然许多人并不想应用这种方法，却对这位或那位先验论哲学家的成果或格言有深刻的印象，例如“每种意见都会导致重新解释它的另一种意见”或“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些人用自认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宗教信念验证了这些观点。

    耶鲁大学法学院

    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缜，建于1701年，1717年更名为耶鲁大学，以纪念英国富商和慈善家E.耶鲁的捐助。耶鲁办学早期注重古典学科，严格坚持正统的清教派观点。

    尽管有这种深层的重大转变、其锋芒也大有收敛，新英格兰的传统信念还是保持了它的连续性和宗教式的热忱。宗教教师与哲学家们可以悄悄地背离加尔文主义，甚至背离基督教教义，而不会影响地位的提升或严肃的形象。他们发现逃避“过去”很容易而且感到很痛快，因此对“过去”也就没有抱怨了。他们觉得世界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慈祥的上帝关照着它，而上帝要求他的孩子们回报他的只是他们的快乐和彼此间的友善。美国国旗宛似天空上的一道彩虹，预示着一切暴风雨都已经结束。或者即使有暴风雨来临（譬如那场南北战争），它们也并不难战胜，而且还能考验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精神的功效。如今我们还看不到威胁美国的更难对付的危险————人们对物欲的贪心追求还没达到有什么不好的兆头的程度，商业、企业发展的压力还没影响到老式的生活，或者还没有跟旧的道德和谐格格不入。新型的美国人还没出现，也就是说那种无教养、一意孤行、孤儿似的四海为家、在举止上自以为是可是在道德上却把握不住自己的人。对这种人来说，性格耿直的老式美国人几乎就是外国人。《圣经》中的“增加”不就是“利益”的代名词吗？“充裕”不是就等于或者几乎等于“幸福”么？

    同时，各教派对自己的过去也感到有些羞愧了，它们开始赞颂如此美好的世界。虽然被认为主张“因信称义”，可是它们却并没能预言世界的末日，或者提供躲避世界毁灭的办法，或者宣传对这种毁灭的蔑视。它们的存在只是为它服务，它们最神圣的信心是世界需要它们。无宗教信仰、放荡、悲观据认为会自然而然地并肩而行，但它们绝不可能兴盛；它们跟效率不相容。效率是最大的考验。我曾听到耶鲁学院的院长对集合起来的学生喊道：“做基督教徒。做了基督教徒你们就会成功。”宗教只要不走极端，它还是必不可少的、神圣的。然而神学倒可能是多余的。为什么非得跟另一世界对话而分散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呢？给今天以足够的关注才能从今天得到益处。宗教应该尽量与历史、与权势、与玄学脱离，应该真正落在人们美好的情感上、落在人们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信仰上。如果惊人的新发现总是出现在遥远的过去或外国，那么它也就算不上什么奇迹了。它应该直接出现在我们身边，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说服力。如果进化论被认真看待，而且进化包括精神道德的进化，那么以往的伟大人物只是我们自己品格赖以上升的台阶。要进步就要包容与总结以往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并且增添合适的新内容。毫无疑问，某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很漂亮，我们也不得不体谅巴勒斯坦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因为那里比马萨诸塞州要原始得多、落后得多。耶稣是比他的前辈更有吸引力、离我们自己更近的预言家；可是谁又能否认自他那个时代以来的两千年进步为爱默生、钱宁[11]、菲利普·布鲁克斯[12]奠定了更崇高地位的基础呢？把这种看法说得毫无隐讳也许有些不得体，他们之中的一位或者两位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然而，在他们追随者的生活和格言中，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却光彩熠熠。

    不过，这种开明的倾向却根本没有触动传统的正统观念的核心。有些人貌似很前卫却感到自己继承的是父辈的信念并且仍然忠实于那种信念，他们的感觉基本上没错。在19世纪末，在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的身上正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背离正统观念会被视为可耻。正统观念认为天地万物完全为人类或人类的精神而存在与被支配。这种见解尽管看似傲慢，实际上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说法而不是一种自豪的表现。灵魂原本就有生长能力，它能感觉到躯体内的甘苦。有行动力和捕猎、逃窜本能的动物也开始注意起外界的东西，不过动物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东西是好还是坏、是友善的还是有敌意的、离得是远还是近。就动物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说，它所处的位置及其利益成了它衡量一切东西的标准。外界事物的好坏、善恶、远近对动物是生死攸关的关键点。只有理性才敢漠视这些幼稚的观察，通过互相比较来消除偏见，深刻认识日常客体活动的领域，同时发现快捷的原则或对外界每种事物的性质作出预测。但理性是这个世界上的后来者而且相当脆弱，习惯和道义假设的强大阻力常常妨碍理性发挥作用。西方世界里正统的宗教和传统的哲学正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和恢复原始灵魂舒适生长的自由，才吃力地一步一步前进的，而印度的智者则不会干这种傻事。虽然从内里来看，这两种体系如今都并非不感到内疚，同时还有点忧心忡忡（因为它们与光明背道而驰），可是在外表上它们却道貌岸然。它们将许多伦理古训与自负或人道主义混合在一起，其混合的程度超过了印度人将伦理古训与对无限的崇敬混合起来的程度。它们崇拜人的利益，因此它们自然就研究它、恰当地表现它，但是那些看出了人类善举相对性的人常试图藐视它们（这种藐视本身并不理智），想把它们全都奉献给单纯的崇拜之情或单纯的绝望之情。可能除了最清醒时的希腊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做有理性的动物的愉悦与荣耀。

    据我们所知，犹太人认为正是世界的创造者————天地万物的上帝将他们当作自己的选民。基督教徒则宣称是下凡的上帝亲自创建了他们的教会。按照希伯来人这种传说，人类的尊严并不在于人类有思考能力（人类无疑有思考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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