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背景

能力），而在于人类在物质上受到特别优惠，并且比世界上的其他动物寿命更长、命运更好。在希伯来人的宗教中，这种对物质存在的兴趣竟然如此强烈，于是当我们按照其他民族的见识来理解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兴趣恰是无宗教信仰的本质。跟存在拉开一定的距离、跟得到丰富物质的希望拉开一定的距离，这种思想确实通过柏拉图哲学渗入了基督教。苏格拉底及其弟子赞美这个世界，然而他们却并不特别贪求这个世界或者说并不希望长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也不想改善它。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所表现的某种观念或某种美好事物，是超出这个世界之外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在这种东西里可能确实容纳着思考的理智。苏格拉底的这种哲学和犹太人的哲学一样富有人文主义意味：如果说它并没有用简朴的方法去解释天地万物，那么它至少用艺术的方式解释了世界。对善的追求（人类大概总在做这样的追求）应该能够鼓励自然界中的一切活动，这种善近似于希腊哲人用智力获得的愉悦，天地间极愉快的事都因为有了这种善才不断出现。大自然即是位追求某种观念的哲学家，自然科学于是有了教化作用，如今这种教化作用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苏格拉底对天文学的要求是，如果它是真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表明太阳和月亮现有的状态是最佳状态。柏拉图说得更精辟，他让我们相信眼睛长在脑袋的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是因为前面才是更像模像样的地方，此外我们的肠道之所以长，为的是在两餐之间我们好有空闲研究哲学。奇怪的是，最终目标的敌人会受到感染，为了无情的利益而从反面给事实标上绝对的标准；在美国你可以常常听到“只要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的说法。这些自然主义者虽然指责道德主义者的这样一种看法————自然界因我们的利益而受到奇妙的控制，他们却认为自然界的受控制状态还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它藐视我们，只受它自身法则的控制。于是我们便在利己主义和偶像崇拜之间徘徊。

    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并没能改变在天地万物中人类至上的信念或改变上帝有人的特征的信念。正相反，那场运动十分认真地采纳了那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信念），不再把它只看成无足轻重的古典修辞上的说法，或者不再把它只看成依赖启示的神秘观念。人类、上帝的特选子民、基督的选民就像精神殿堂里的殿堂，然而最神圣的东西却是精神本身，是一个人自己的精神和经验，这才是一切东西的中心。新教的哲学满怀信心地在科学与历史领域中探索，确信发现了在其中行走的精神，它认真谨慎，不可能误述自己的发现。由于令人敬畏的事实不可能改变，就不得不对它们暗中做手脚。做手脚的方式是将心理学变成玄学，于是我们便可得出非凡的结论：人的精神与其说是世界的目的，倒不如说是世界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的是独一无二的世界。

    这个结论从批判的角度或者说从科学的角度概括了唯心论，它并没有让宗教才俊觉得更舒服，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支持而不是崇高的独立。有了这种结论便有了费希特或尼采的狂妄自负，却没有出现静悄悄的湖边绿茵茵的牧场。然而唯心论中的批判成分可以用来摧毁自然界里的信念，通过这种做法它则能够为另一种唯心论开辟道路，后一点唯心论没有一点儿批判性，可以被称作高级迷信。它把世界看成一种神谕或字谜，其中隐藏着激动人心的整体性或公式或准则，所有经验的存在都是为了说明这种隐藏着的东西。将存在看成一种谜（其谜底出人意料，我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它）的习惯即是相当复杂的情感的根源。事实依然如故，相互矛盾的解释随时都会出现；我们偶然发现的那种解释也许并不特别令人感到鼓舞。基督教徒也许会受那种解释的影响转而变成异教徒，人文主义者也许会变成泛神论者，我们赖以本能地面对生活的希望也许历经磨难后变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然而，无论我们的高级迷信结果被证明多么令人寒心、多么残酷，它终将使我们感到我们掌握了一种难解的秘密，我们有需要捍卫的信念，同时跟所有哲学家一样，我们握有一张彩票，如果我们由于意外地中彩而发现了事实真相，即便那真相是一片空白，我们也算拔得了头筹。

    新英格兰的正统观念即便有了很大变化————变得不那么执拗，但是它当然仍难以独自坚守阵地。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本能上的唯物论者，也总有孤僻的绅士，牧师和教授们是难以骗得了他们的。这里或那里总会有医生或科学家或文人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悟出一些事物的共性；或者出现政治上的激进者，他们怀着难泯的愤怒，抨击一切对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不够强烈的意见。不过这些聪明人并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并非总是喜欢动笔写作，也没有足够的思索的习惯，所以还不能把自己的信念总结成一个体系。这就会造成一些对正统观念原本很积极支持的人以及一些一本正经的教师很自然地涌向另一个阵营。那些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有一定水平的科学家和行家里手受自己那点水平的束缚而不愿将自己的知识进行总结归纳或者虽然进行了总结归纳却有片面性，因此他们的思辨就十分脆弱、十分模糊。他们所描述的东西以及他们所忽视的东西把他们孤立了起来，使他们鲜有影响，因为只有那些精通某一学科的人才能感受到从那个领域总结出的类比的效力，反之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受情感和心理、甜言与蜜语的影响而动摇。此外，在美国，唯物主义学派缺少民众热情的支持；而在许多欧洲国家，唯物主义学派却通过与反教权主义或与革命的政治主张的联系得到了民众热情的支持。美国的唯物主义学派在主张上还缺乏成熟、自信与缜密；而在欧洲历史更悠久的社会里，清醒的哲学主张从总体上说就不乏这种成熟、自信和缜密，在那里数百年来，智者、批评家、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善于处事的人总是一起愉快地评论着他们的贺拉斯[13]、伏尔泰[14]、吉本[15]。神学家对无宗教信仰的恐惧完全渗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心里，他们猜疑无宗教信仰便没有愉快的生活，更找不到通向本质、真理和可靠幸福的路。

    还有一种不利条件，那是一种更具专门性的不利条件，跟在英国一样，在美国自然主义哲学也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费力地跋涉着。自然主义哲学受到了怀疑论的阻挠，怀疑的是感性认识的正确性，这使自然主义哲学几乎变得与心理学完全相同。当然，对任何一个有自然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如同英国经验主义者，起初总像很幼稚的人那样思考问题），心理学是对动物王国里很表面、很次要的不同感觉复合现象的描述。它探讨的是心中奇妙的感受性和转瞬即逝的思想活动，这感受性和思想活动又是由身体的发育和变化所唤醒的。在注意这些思想活动和情感时，我们便可以观察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世界的真知，因为它们就出现在这个世界里；还可以观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个世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诗歌、话语句法跟世界耍花招；诗歌和话语句法都是它们从自己丰富的语言中创造出来的，因为幻想力是种多产的、变化莫测的东西，正如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做梦时都会发现的那样。然而梦可以进入醒时的生活，于是有时生活就充满了梦，梦变成了生活的基础。我们每个人总是怀疑自己可能在做白日梦，怀疑演讲和传统也许会欺骗我们，因为正是演讲和传统早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曾怂恿固执的英国人放弃惯有的信念而求助于“经验”。由于每个人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中多少都带点外来的背景，他便急于除掉那些让他特别感到不安的诡辩和欺骗。他们认为经验将无可怀疑地证明事物的本质，因为通过经验，他便可以理解由与客体直接接触产生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经验即是一种获得发现的方法，是对智力的运用，它同样是对事物的观察，它严密、带有积累性和分析性，是产生自然科学的途径。它以涉及自然的假定为基础（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何时、从何处找到所需的论据），不会导致实利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所以没有得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则在于它民族气质的独特。英国人不仅对太多的推理、太多的理论有怀疑（科学与实利主义有大量的推理和理论），而且还喜欢左思右想、喜欢将自己的心扉封闭起来。因此英国人的经验主义是内省式的经验主义，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那样，往往停留在方法上。他们开始琢磨“思想”。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抓住他们所经历的经验。虽然经验的存在不可否认，但是它出现的形式却不确定，于是他们便不相信它。对心扉封闭的人来说，经验的这种单纯的存在、这种幽灵般的出现即是经验主义哲学现在能够声称所发现的一切。它非但不是对智力的运用，而只是撤销了所有的理解、所有的解释、所有的本能的信念；它非但没有提供对自然界真理的可靠记录，而只是提供了一系列病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只是哲学被动的论题。如今这些事实似乎是唯一值得采用的事实，而对哲学家来说，心理学则成了唯一的科学。虽然经验发现不了任何东西，可是一切发现都必须被撤销，以便它们回返到经验的事实并且在那里终结。显然，当自然背景和经验的意义就这样淡出画面时，经验主义就成了一种形式的唯心论，因为无论我们偶然遇到的客体是什么，它们都会成为我们心中“先验的理由”、“坚固的印象”、“感觉上的突出点”。若从这种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对逻辑的嘲弄实际上就将英国的经验主义推到了先验主义和德国哲学的起点地位上。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著有《哲学书简》等作品。他是欧洲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哲学人物，其哲学主张成熟、自信和缜密，这恰恰反衬了19世纪美国哲学家在哲学主张上的不成熟和不自信。

    经验这个词有时候指的是跟事物的接触，有时候又指纯粹的感觉。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无可奈何地被这两者扯来扯去，他们从未表现出过选定其中一种的勇气与自知之明。我认为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其观点是这样的：情感或观念是存在的绝对原子，它们没有任何背景或根源，于是它们那个世界的成分都是精神成分；然而它们又认为这些精神成分被放在了具体的时间，甚至某种空间里（因为同时存在着许多种精神成分）。因此这些哲学家在对实体的认识上是唯心论者，而对存在物的顺序与关系的认识上则是自然主义者。当他们想到个别情况时，他们所说的经验指的是感觉，可是当他们泛泛地去想历史或科学时，他们所说的经验却指宇宙的星云或地球上的瀑布（那是情感所构成的东西）————星云或瀑布都不是经验的客体，然而却是想象中存在的、很粗略地描述出来的东西。这些人在内心里很实用地相信自然，他们其实是实利主义者。可是在理性上他们却顾虑重重，似乎认为暗自持有一种见解比公开地承认一种见解更能够少冒风险。

    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例如赫伯特·斯宾塞）把心理学约束在其恰当的位置上并且还能仍然是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那么他会常常通过泛化手段，掩盖他从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有事实根据的信息，结果便丢掉了他的优势。于是高级迷信（即认为自然跟着某种无所不包的公式或某种神秘韵律的指挥棒转的观念）又重新出现在那些声称为自然科学辩护的人们身上。他们浪漫地赞同自然，同时又认为自然极为赞同他们自己。他们忽略了自然无穷的复杂性及其频繁的嘲弄，竟然憨直地相信他们可以用拃来测量自然。哲学家们为什么竟然用语言编织的玩具渔网在茫茫的存在物大海里拖来拖去以期捞起那里所有的鱼呢？那张小网其实只适合捕捉蝴蝶。他们为什么不把世界上各种颇具特色的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直接记录下来呢？毫无疑问，将这些各具特色的科学综合在一起时，它们已经为世界画出了一幅很奇妙、很真实、很全面的画像。我们是否急切地想知晓一切呢？可是即便科学的范围已经扩展得很大，它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局限，世界上总会仍然有无数的未被发现的客观事实，我不想说仍然有大量的未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是由我们的不耐烦和我们在看法上的不一致制造出来的）。自然就像个美女，无论你从远处看还是在近处瞧都同样真正秀色可餐。因此反反复复地去识别她是不是美女，不管是从远处还是在近处这么做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那会白费力气。在哲学上跟在艺术上一样，喜欢包罗万象的做法是危险的。自然的味道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感观和洞察力去品尝，一份整个世界的略图，即便不是粗制滥造的，也不会告诉我们许多值得了解的有关偏僻地区的信息。我们根本不是在暗示对人类的研究只能局限于人类本身，因为这种研究也可以涉及风景或数字。然而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人们的研究应该不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并且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主要考虑人的生活只能把自然当作人的陪衬的伦理学家常常是比喜欢推测的自然主义者更好的哲学家。在人的生活中，我们会感到无拘无束，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如果是片面的）也会因此而表现出我们的性格与际遇。自然主义哲学家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特点，即他们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看法通常是肤浅的、令人厌恶的。他们对爱国主义、对宗教麻木不仁，他们讨厌诗歌、想象，甚至讨厌哲学本身；如果有修养的学术界鄙视他们（尤其是在他们的科学像常见的那样是虚构的、含糊的情况下），更愿意回过头去欣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的童话，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至少熟悉人类的精神。

    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19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先驱，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之父”。他比较厌恶柏拉图学说，原因可能是斯宾塞是一个怀疑论者，而柏拉图却是一个攻击怀疑论的辩证论者。

    哲学家们对其他哲学家总是苛求有加，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太高。即便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要求任何一个凡人掌握完整的真理或者真理的核心。由于从一个角度观察时，知觉只能让我们知道事物的某些侧面，只能向我们汇报象征式的事实，但是却难以充分反映我们周围事物的全部性质，这就像火车司机夜间所观察的象征着危险或可通行的彩色信号，因而我们的思辨（它是一种全景意识）常常从外围接近事物并且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来表现它们。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正统观念多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就扭曲了世界，使其变成了为道德服务的东西；同时甚至连那些持异端者都陷入了怀疑主义，那是一种严重偏见的、专断的怀疑主义，它用心理学（一门最缺乏独立性的、含混不清的科学）代替了对经验的直接而理智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受到了主观主义多么大的感染啊！不过，主观主义的这种特性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有害的，它是一种暖色的紫染料。当一种思想方法在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并且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天性甚至一个民族特有的谬见时，它则会具有一种不受其真义控制的价值；它将构成人的生活的一个阶段，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它在其中充当某些角色的理智戏剧。正是这种价值通常与现代哲学有关，尤其是与我即将讨论的美国思想家有关。假如用纯科学的标准，或者甚至用典型的聪慧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思想家，指责他们没有达到理论上的连贯性或者指责他们的理论条理不清，则有失公允。富有激情的人（其他人不算数）不是镜子而是灯光。如果纯粹真理恰好是他们热切地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将一心一意地去探索它，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问题上，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这种真理。然而，发现纯粹真理的愿望（像其他愿望一样）要等到其本身成熟起来，遇到有利的条件时，才会实现。19世纪的美国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成就。在19世纪的美国，那些最博学的人认为自己是提问者、倡导者而不是心态宁静的哲学家（的确如此）。我们不应过分赞扬他们，把他们传统中和研究范围里所没有的功绩都归于他们，就好像他们已有的崇高（他们的道德心、活力、发现问题的及时性和影响）还需要填充似的。

    * * *

    [1]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札记》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名及其主人公姓名。小说叙述温克尔为躲避悍妻而藏身深山，沉睡20年后发现妻子已故，住屋已成废墟，世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海华沙之歌》，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

    [3]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4] 奥西恩，传说中的3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

    [5]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6] 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

    [7]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8]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是“自我”的创造活动，强调自我的能动性，主要著作有《知识学基础》、《人的使命》等。

    [9]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基督教清教派神学家和哲学家，为正统宗教改革提供哲学论证，主张合理宗教，认为真正的德行应是对上帝的爱，著有《意志自由》等。

    [10]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和社会改革，著有《论自然》等。

    [11] 钱宁（1780——1842），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自由派牧师、著作家，信奉上帝一位论。1825年组成美国一位论协会，主张神学人文化，反对蓄奴、酗酒、贫困和战争。

    [12] 菲利普·布鲁克斯（1835——1893），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笃信自由神学和美国文明，曾长期任波士顿圣三一教堂牧师。

    [13]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作品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

    [14]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两次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国，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悲剧《扎伊尔》等作品。

    [15]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