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贵族

    西方贵族之所以胜于东方贵族，就在于它是白手起家的。英国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贵族政治史。

    诚信是一个社会的大教堂，适合于激发爱与被爱之间的相互情感。礼貌是一种社会仪式，就像教堂里的祈祷仪式一样，它是一所风范学校，是对它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温馨祝福。这是用更开阔的眼界来装点英国人的生活，是一次践行他们的神话和诗歌景观的神奇履历。这点跟贵族的成长一样，造就他们的勇敢、英俊、多才和豪爽。

    尽管英国的封建性正日渐衰退，但与民主趋势相比，它的光彩还是略胜一筹。权力与财产的不均，震撼了共和政体的神经。宫殿、庄园、别墅和修有围墙的猎苑，遍布英国，与皇家行宫争奇斗艳。有许多庄园，如哈登、凯德尔斯顿等，都是美丽的废墟。庄园的主人们或弃之不管，或从不入住。这些奢侈豪华的建筑物是长子继承权的象征，我想，趁这些东西尚未消逝之前来观光游览，是每个旅行者的幸事，正如我此次不虚此行一样。长子继承权是英国财产制度的一项主要规定。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连身体和相貌都肯定了这一点。

    在英国，社会结构是贵族的，民众心理是忠孝的。贵族们的财产、名望和举止迎合了大众的心愿，赢得了大家的必要支持。尽管有些背信弃义、偷盗猖獗以及朝廷荒淫造成的风气败坏，但是当我们读到皇家英国或查理王和他的保皇党“重新掌权”————发现国王是暴君，党徒们也是群十恶不赦的盗贼之时，我们心里还是有些偏袒。英国大众也非常清楚这点。国民对一个坚固政府素怀美好的心愿应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景象，它是把自己同纹章美名、同欧洲的文字记载和历史传说、最后同希伯莱宗教和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不允许被几个冲突事件或街头巷尾的政治所击破（鞋匠和小贩们的政治）的。平民的希望和贵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每一个发财致富的人都会花钱去买地，并希望由此提升他的社会地位，步入他梦寐以求的贵族阶层。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与贵族阶层合二为一。时间和法律使他们的每一方面结合都是天衣无缝，塑造得非常完美。教堂，大学，民乐以及民间传奇，都在共同维护这种纹章，而当时的主流政治正在一步一步地侵蚀着它[1]。这个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是喜好保守的。他们为他们的城堡而自豪，为他们的语言而自豪，也为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而自豪。甚至“勋爵”这个词也成了对贵族的最吉祥的称呼。贵族们优越的教育和优雅的风度深得全国人民的赞美和仿效。

    挪威海盗四处掠夺，并将财产传给他的长子。诺曼贵族虽是经过洗礼的挪威海盗，但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西方贵族之所以胜于东方贵族，就在于它是白手起家的。英国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贵族政治史。谁有勇气和能力，谁就获准进入。当然，这个俱乐部的门槛是很高的，近乎苛刻。贵族的私利源于民众的利益，这需要超凡的优势。在这里，海盗行径和战争让位于商业、政治、文学；军事贵族让位于法律贵族，法律贵族让位于商人和企业主，特权被保留下来，而获取它的手段却已改变了。

    这些贵族家业的根基都源于挪威人在海上的大肆掠夺和撒克逊人在陆地上的辛勤劳作。所有的高贵最初都源于个人天生的优越。英国人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些创业基础。据说，起初他们经常为荣誉而挑战，甚至屈服于更强者。当威尔士首领贝内格里德把所有的部下背过河后，他说道：“谁能当桥，谁就当头。”阿尔佛列德的母亲也说过：“谁能读这本书，谁就得到它。”而阿尔佛列德也就是凭此赢得了这本书。我不曾怀疑封建土地占有是徒有虚名，但贵族、骑士或佃农往往使人们回想起他们凭什么贡献而占有了土地。德维尔、博翁、莫布雷和金雀花王朝并不沉溺于冥思苦想，中世纪人类是通过果敢和忠诚来美化自身。国王在谈到沃里·理查德·博尚伯爵时对亨利五世说道：没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能有骑士那样的智慧、素养和果敢，因此他才有“礼仪之父”的美称。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我们在法国的成败是与他生死相随的。”

    英国准枪骑士

    即使英国的贵族已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但他们仍然向往聪明才智和勇气拼搏。以至于出身贵族成为做一名骑士的重要条件。

    尽管军阀贵族得到的土地赏赐不多，但他们赢得了声誉，只要激起他们的责任心，他们就会时时刻刻誓死保卫他们的土地不受侵犯。直到不久前，在法国和英格兰，这些军阀贵族生下来还要接受战争的熏陶，虽然在和平年代，仍然要经受决斗的风险，从而减缩了他们因为在这个贸易和勤劳的国度里得到这样的称号而遭嫉妒的社会心理。他们被视为孤注一掷的赌徒。

    如果想把庄园做大做强，那么大庄园的经营可不是闲差。在沃维克的家谱上，博尚的第二代继承人就是强壮的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伯爵。很少人用这样的方式尊崇他们，因为他们的头上并没有装饰他们的徽章————黑色的粗杖[2]。在他伦敦的家里，每天早餐要吃6头小牛，每个酒店都给他提供充足的肉，熟悉他家的人都可以尽其所能地用长叉叉走他想要的煮肉和烤肉。

    新时代需要赋予新的品质。海盗的美德被殖民者、商人、议员和学者的美德所取代。毫无疑问，礼让、友善和文雅，各尽其能。我不记得在何处，偶然看到这么一段史料，且不论细节上是否可靠，却具有一种普遍真理：“贝德福公爵是怎样得到他的大片地产的呢？他的祖先一直在大陆周游列国，是一个活泼潇洒的人，后来在多塞特郡海滨船难中（罗素先生曾在那里住过），成了一个外国王子的友伴，这位王子把他引荐给亨利八世。亨利八世非常喜欢他，还把一大片战利品————教会土地送给了他。”

    还有一种传说：贵族都是诺曼人的嫡传后代，八百年来就是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博翁从何而来？德维尔从何而来？律师、农夫、丝绸商藏伏于冠冕之下，对古物商弄眉眨眼，也缄口不言。尤其是那机灵的律师，都是一些无名小辈的后代，只不过是撞着好运，替政府做了一两件事，就得到了加冕赏赐。

    英国人的民族情趣并没有引导他们向往皇家的奢华生活，而是确保了他们家庭生活的舒适和独立。贵族因偏爱乡村生活而著称，他们名为显赫家族，但他们往往不住在伦敦，只是偶尔前来小住，观赏戏剧而已。他们世世代代把自己的爱好和劳动都倾注在农庄的建筑、种植和装饰上。其中有些古老而高傲的家族，不愿接受任何封号。正如谢里丹说科克的那样“不屑于把他们的头藏于冠冕之下”。我还可以举一些古怪的事例来说明英国家族的稳定性。有俗语说：离伦敦50英里，一个家族可延续100年；离伦敦100英里，就可延续200年；并可依此类推。但是我担心的是，蒸汽，这个时空的杀手，会打破这些古老的规则。亨利·沃顿爵士提及白金汉一世公爵时说：“他出生在列斯特郡的布鲁克比，他的祖先大概在这里繁衍了四百年之久，一直默默无闻。”拉克索尔说，在1781年，萨里勋爵（后来又成为诺福克公爵）曾告诉他，他将在1783年到来之际，隆重庆祝“诺福克的马贩子”死后留下的所有后裔[3]，以纪念自从理查德三世册封后，他们家保持300年公爵爵位的历史。佩皮斯在1666写到牛津伯爵时，就告诉过我们，这个荣耀在其名字和血统中延续了600年。

    家族的这种长期繁衍和对土地的深深依恋，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它也跟这个国家的城镇和区域名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国人悠闲的庄园生活

    这些名字真是绝妙————使这块土地笼罩在一种传奇旋律的氛围之中。这些地名所承载的历史甚至比一个国家的史诗和历史还要古老，它也包含着许多原始、蒙昧时期的历史故事！剑桥是剑河的桥，谢菲尔德是谢菲河（sheaf）的领域，李斯特是李尔王（Leir）的宿营地（也就是现在的Soar），罗奇代尔是罗奇河（Roch）的河谷，埃塞特（Exeter）或埃克塞斯特（Excester）是埃克斯（Ex）的军营，以及埃克茂斯（Exmouth）、达特默斯（Dartmouth）、西德默斯（Sidmouth）、廷茅斯（Teignmouth）分别是埃克斯河（Ex）、达特河（Dart）、西德河（Sid）和廷河（Teign）的河口。沃莎姆是一个重要的城镇，拉德克利夫是红崖等等，诸如此类。英国人命名中体现出的诚实和实用使美国人感触颇深，因为在美国举国上下都是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名字，而那些名字多是从移民者抛弃的破烂中或从圣诗中找来的词语来权当地名。然而，英国人就是詹布里柯（Jamblichus）所谓的野蛮人[4]，他们习俗稳固，坚持使用传统的词汇，这些词汇令上帝也感到亲切。

    庞大的英国贵族乡村住宅

    爱尔兰贵族从剧本中寻找词汇给自己取名，这早已成为笑柄。英国贵族们却不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其土地，而是以地方的名字称呼自己，这就好像是人代表养育他的家乡；他们适当地佩戴着生育他们的土地的标志，暗示着纽带从未被割断过。但在伦敦，阿盖尔的石灰岩，康瓦尔的芥兰菜，德文郡的羽绒，威尔斯的铁，斯塔福德的黏土，过去从来没有被人遗忘过，将来也是如此。它们知道它们所养育的人，他们就像他的祖祖辈辈一样，在他的血液和习俗里都保留着那种峭壁、河岸、溪谷、沼泽和林地的痕迹。使用价值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个以英国的城市或区域的名字来命名的聪明人士，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对责任和荣誉的挑战。

    英国贵族对其乡村住宅的偏好，加上与农民的自由度相结合，使得英国的庄园十分保全。1784年，米拉宾（Mirabeau）在英国曾预言：“如果法国爆发革命，我真替贵族们担心，他们的别墅将化成灰烬，血流成河。但英国的佃农就会拼死拼活保卫他们的领主。”英国人到庄园去，趾高气扬，派头十足；而法国人却喜欢呆在宫廷里，去庄园，就像被逐放似的，仅是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和佃农生活在一起，也不和他们打成一片，反而是想榨干他们身上的每一文钱。1644年伊夫林在布鲁伊斯写道：“这里豺狼很多，他们经常从街上叼走小孩；可是独霸一方的公爵却不许消灭这些豺狼。”

    为了证明这些古老家族所聚集的财富，旅游者可以观光皮卡迪利大街的宫殿、柏林顿公馆、德文郡公馆、伯克郡广场的兰斯多恩公馆，还可以观看城市底处的几座贵族宅邸，它们还在都市街道的蚕食中挺立着。贝德福公爵占有或曾经占有伦敦中心周围一英里见方的土地，那里有大英博物馆，也就是原先的蒙太古公馆（Montague House），还占有沃伯恩广场、贝德福广场和罗素广场所占的土地。威斯敏斯特侯爵也在几年内修建了好些广场，统称为贝尔葛蕾维亚广场。斯塔福德公馆是伦敦最华贵的宅邸[5]，诺森伯兰公馆位于查林十字路旁[6]，切斯特菲尔公馆仍矗立在奥德里街，锡安公馆和荷兰公馆则在市郊。但多数有历史意义的宅邸因贸易或慈善活动的使用，已面目全非了。许许多多的城镇宫殿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经典。

    在乡下，私人庄园的规模给人印象极为深刻。我从巴纳德城堡动身，在离海福斯（蒂斯河Tees上一个瀑布）23英里处骑马去达林顿，经过雷比城堡，穿过克利夫兰公爵的领地。布雷多尔本侯爵骑马走出宅邸，直走一百多里就到了海边，这一路都是他自己的财产。萨色兰公爵拥有萨色兰郡，该郡两面临海，横跨苏格兰。德文郡公爵除了其他田产，在德比郡就拥有9.6万英亩土地。里士满公爵在古德伍德拥有4万英亩，并在戈登城堡拥有30万英亩。诺福克公爵在萨西克斯郡的猎苑方圆就有15英里。一位农业专家最近买下了海布里群岛中的路易斯岛，其面积达50万英亩。朗斯伯爵的财产使他在英国议会拥有8个席位。这又是七国时代（Heptarchy），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前，1514个人给英国议会派遣了307位议员，买卖国会中属于自治市镇议席的人来统治英国。

    这些大领地还在不断地增大，大农庄不断地兼并小农庄。1786年，英格兰土地被25万家企业和业主占有，到1822年，下降为3.2万家。这些巨大的不动产在这狭小的岛上找到各自的空间。整个英国，在船坞、磨坊、矿山和铁工厂之间，到处都是英格兰贵族的天堂，这与令你望而却步的工业和需求的喧嚣声形成明显的对照，更加突出了它的宁静和优美。

    我看到通常出席上议院会议的人数非常少，不禁大为惊讶。573位贵族，平常只到二三十人。他们都去哪儿了？我问道。“有的呆在庄园里，无所事事；有的去了阿尔卑斯山，有的或在莱茵河上，有的或在哈尔茨山，有的或在埃及，有的或在印度。”这么利害攸关，他们怎么能置之不理呢？我的朋友便回答道：“哦，在英国，人们都在为他们工作，替他们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吗还要自己为自己工作呢？”最强悍的激进派见了贵族也会立刻脱帽致敬，说话的语气也见风使舵。据说，在1848年4月10日这一天（宪章派游行示威的当天），贵族社会破天荒地第一次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并誓言要和其他人一起临时维护社会治安。再说：“他们何必要坐等辩论结束呢？惠林顿公爵不是有他们的代表吗？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就有五十位贵族的代表攒在他手心，为他们投票。”

    然而，实际情况是，贵族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这就使贵族们有权占有内阁一半的席位；由于他们的财产和地位举足轻重，促使他们有权决定另外一半的提名。他们还在一些如培训学校的附属机构中任职。这种政治权力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在欧洲十分显赫的思想和社会地位[7]。一些法界贵族和政界贵族也承担了公共事务的主要责任。在军队，大多数高级职务都是由贵族来担当，他们讲究排场，不可一世[8]。在服役期间，他们承担自己全部的责任和风险。在对俄战争中，几乎每个贵族家庭都有成员或丢了性命，或受伤致残。至于其他方面，在国家问题、消费问题、社会习俗、娱乐接待等方面，贵族起着引导作用。一般来讲，需要他们做的，无非是牢固占据席位，主持公共集会，赞助慈善事业和做英国人内心崇拜的道德表率。

    如果有人问及贵族在当代的批判精神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作用是有的，否则他们早就销声匿迹了。有的作用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来，而也有微妙地融入了历史，难于觉察。他们的制度是社会进步中迈出的一步。一个民族以特有的方式造就他的贵族，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就像造就他的女人一样不可置疑。

    英国贵族是一些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天生就养尊处优，这些人跑遍了每个地区，在每个地区都结交了好朋友。他们了解艺术和自然的秘密，如果他们还兼负才能和抱负，人们还会就重大活动向他们讨教，因为不投靠他们就通常事与愿违。如果恰巧伯爵的精神跟他的地位、职责相符，我们就有了最佳的学习榜样，因为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随时都显露出各种各样的才能，同时这种有益的才能（即le talent de ben faire）还表现出一种无法掩饰、不可抗拒的崇高。

    18世纪上院议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的变化

    }ta}年份 进入牛津 大学的人数 进入剑桥 大学的人数 其他大 学人数 未入大 学人数 上院议 员人数 进入大学 议员比率（%） 1701 34 18 0 110 162 32.09 1710 38 19 1 103 161 36.02 1750 53 35 2 90 180 50. 00 1790 67 57 7 80 211 62. 08 1799 87 66 9 93 255 63. 52 资料来源：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英国贵族》，第48页。}/ta}

    这儿的人们凭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得失相当。他们以圣·保罗大教堂顶的高度俯瞰社会；尽管他们从未听过人们讲述过朴素真理，他们却了解各种事物的精华；他们透过事物的组合、聚集，就轻易地归纳出其要点和本质，而不是乏味的具体细节。他们良好的行为应当得到良好的声誉，他们朴实，宁静，而这些都是崇高伟大的最好装饰[9]。

    这里的人们常说，上层阶级不过是出身高贵却没有思想的花瓶。是的，但他们很有风度，这是很了不起的。有多少才华才能转变为这种风度呢————除开英国，别无此例。他们心存优越之感，却缺乏一种有抱负阶级的那种令人厌恶的勃勃野心；他们拥有思想情感的纯真格调；在别的奢华享受中，他们还拥有邀请最有造诣的人出席他们欢乐聚会的能耐。

    在英国诚信的地位仅次于宗教。贵族们披上法律的外衣，依靠诚信在伦敦神采的上流社会穿梭走动。1855年一位经济学家曾问道：“贵族有什么用呢？”他也许可从富兰克林“婴儿有何用途”的问题中得到答案。诚信是一个社会的大教堂，适合于激发爱与被...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