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泰晤士报

    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

    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

    在美国，报刊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它与我们的政治制度相一致。在英国，它跟封建体制相对立，是反对遮遮掩掩的君主政治的得力助手。著名的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1]曾说：“并不知道他那时代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制度，因为当时大众报刊没有引起他对法律的关注。”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当然，这种调查是可怕的。所有传统的特权、一切安逸的垄断，都会让人看清它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人们熟知变革的原因，并且齐心协力排除一切障碍。“阁下喜欢读报时的安逸，”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对诺森伯兰郡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说，“你我或许都看不到，但记住我的话，这位年轻人（艾尔登）（Lord Eldon）也许看得到，或许再晚一点，这些报纸肯定会用它们的笔夺掉诺森伯兰公爵的头衔和财产，从国王手中夺走这个王国。”英国人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关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种报纸的监督正是其动力，正如在美国一样。

    英国不乏果敢、聪明、知书识礼之人，他们文笔辛辣，敢于针砭时弊、抨击世人。无论评价如何，它的确是在英国报刊以外很难找到的一种技巧。通过言传身教，英国人操起这个行当，就像写诗、骑马和拳击一样娴熟。成千上万聪明的普雷德（Pmed）、费里里（Frere）、弗鲁德（Froude）、胡德（Hood）、胡克（Hook）、马金（Maginn）、穆勒（Mill）和麦考利（Macaulay）等，他们为报刊杂志作诗写文章，如同在议会或讲坛上做演讲、或射箭骑马一样习以为常。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身体粗壮、思想活跃、受过牛津的教育，举止得体，只可惜没有天才的灵气。结果导致全国报业兴盛、政治狂热、报刊杂志大肆试行以及报刊从业人员的高薪。

    英国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诞生于1785年元旦，它是最先将新闻视角延伸至英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媒体，在政界和金融界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种才华尤以《泰晤士报》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英国，它是最让人感知、畏惧和佩服的力量。早上你在报上看到的东西，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它。它耳听八方，报道最新、最全、最可信的消息。年复一年的努力，一次接一次的成功，才使得它获得现在的权威。我曾问过一位该报的老投稿人，该报从前是否优于现在？他说：“不，现在才是它的鼎盛期。”以该报完善的印刷组织机构和全球化的通信报道网络为后盾，《泰晤士报》展示了英国人目标坚定、智力超群、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在1820年，《泰晤士报》支持女王卡洛琳（Queen Caroline），反对国王；它又支持贫民救济法制度，几乎全部靠它才得以通过；当布鲁厄姆（Lord Brougham）掌权时，它决意反对，并最终将他拉下王座；它又对爱尔兰宣战，并战而胜之；它支持联盟，反对谷物法，当柯布敦（Cobden）感到绝望时，却宣布他取得胜利；它谴责、诽谤1848年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遏制了英国人给予的任何声援，一直到最后，成立了20万人的别动队监视宪章运动派，并使他们在4月10日出尽洋相；它又最先宣布支持新的法兰西帝国，加速了法兰西同盟军的建立和解散[2]；它以统领一切的语调讨论每一地方性的、文学性的以及社会性的问题；它大胆及时地揭露各种威胁商业界的欺诈行为。与此同时，它凭借其印刷设备的不断完善，击败竞争对手并将它们赶出出版行业。《泰晤士报》发行的惟一不足，就是它的印刷速度不够快，而每份日报只新鲜适时几个小时。它可以将其他所有报刊置于死地，除了公然抨击它的对手。因为总的来说，许多报刊是靠在主流位置上对其他报刊进行攻击而生存的。

    已故的瓦尔特先生（Walter）曾是《泰晤士报》的印刷商，他渐渐地把一切印刷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有一次他要求占用一点点版面而遭拒绝，他说：“好吧，先生，随你的便，你可以把《泰晤士报》从这办公室拿走。下周一早晨我就会出版《新泰晤士报》。”尽管业主们都抱怨他的印刷费用太高，但发觉自己已完全被他牵制，只能依了他。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穿过出版广场上的一个别致的花园，来到了《泰晤士报》办公大楼。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我们似乎走进了一间火药坊。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我们递上名片后，她把我们带到了莫里斯先生的会客厅。莫里斯先生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数据，现在看来已相当过时，可是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当时的日印刷量是35000份，1848年3月1日的印刷量最高为54000份。自从2月份以来，日发行量增加8000份。当时旧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出5000份或6000份报纸，他们正在安装一台每小时印刷12000份的新机器。主人把我们托付给一位谦恭的助理，由他带我们去参观访问企业的其他情况。我估摸他们雇用了120个员工。我记得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记者室，那是他们编写速记小文的地方；他没有带我们去参观编辑室，尽管我非常好奇。

    《泰晤士报》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很能干。老瓦特（Walter）、斯特林（Sterling）、培根、巴尼斯（Barnes）、阿尔仕格（Alsiger）、霍勒斯·忒斯（Horace Twiss）、约翰·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摩斯利（Mosely）先生和贝利（Bailey）先生等在《泰晤士报》上开设了特别专栏，为其提高声誉，增添光彩。但《泰晤士报》从不缺头号笔杆来临危受命。它的一些秘密消息令人费解，使人们回想起富歇（Fouche）警察的故事：这位警察的通天本领使人们相信，皇后约瑟芬（Josephine）一定是被他收买了。《泰晤士报》在国外城市都派有商务和政治记者驻扎，这使它的快讯比政府的新闻报道还要快。人们对自己仆人飞黄腾达的轶闻趣事，和印度议会官员的升迁一样司空见惯。有人跟我讲了它的一名记者的灵巧做法：在一次活动中，这个记者发现地方法官禁止报道，于是他把双手揣进外衣口袋里，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拿便笺，照旧做他的工作。

    报纸印刷机

    1814年，高宝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报纸印刷机，用于印刷《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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