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泰晤士报

p;  改版后的《泰晤士报》

    如今的《泰晤士报》经过改版，比英国另一家著名报纸《卫报》小了一半，此举激起了西方传媒业的强烈反响，评论认为，在大报与小报的版式之争中，小报更占有优势。

    《泰晤士报》的影响力是欧洲公认的一种政治力量，当然，这一点没有人比它的出品人更清楚了。它的文章的语气往往是大陆法庭官方机构的评论理由，有时也是外交辞令的根据。“《泰晤士报》会怎么说呢？”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哥本哈根以及在尼波尔已成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它的准确果敢、圆满收场展示了英国人的综合技巧。这份日报是许多人的劳动结晶，据说这些人主要是刚走出大学校园或可能在伦敦事务所学法律的年轻人，他们用儒雅和典故来装帧各个专栏，他们的抨击激情奔放。然而这种坚定目标使人相信：这把报业之火是由老一辈策划者点燃和维护的，这正如掌握了准确信息的人，他们只提供事实的根据和应该达到的目标，利用他们年轻人的干劲和善辩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由。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都因这种分工而收获颇丰。在两个能力相当的人中，不写东西而只关注公众事态发展过程的那个人，应该有着更高的评判智慧。然而各部分协调一致，所有的文章看似源自一个人的意志。《泰晤士报》从不出尔反尔，从不以编辑缺席或执笔人的轻率为借口，而拆自己的台。它说话坦率大胆、坚持己见。它的稿件采自于一大群知识渊博、技能娴熟的投稿者，然后由更博学、更熟练的人来审稿、校对和整理。这方面的秘诀是无人知晓的。没有哪位作者因在报纸上署名而受到伤害。一切好文章，不论出自谁手，都是以社论的形式刊登出来。就这样，文章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办好报刊就是一切。《泰晤士报》，就这样令人称赞也令人敬畏。

    英国人喜欢《泰晤士报》，因为它信息全面。《泰晤士报》的一篇事实报告犹如从《英国会议议事录》上的引证一样可靠。另外，他们还喜欢《泰晤士报》的独特性。当拿起报纸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猜不出报纸会说些什么。但总而言之，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它抨击一个公爵犹如警察出警一样神速，且态度之傲慢更让人气愤至极。它曾找过英国海军部的麻烦，主教的职位更难保全。曾经有一个主教因为贪婪而倒霉，一个因为盲从而受挫，另一个因为献媚而出洋相。有时它给女王陛下提个醒，有时它的建议也被女王采纳。《泰晤士报》中有些广告栏，也有一种坦诚的姿态，常用来向外国人宣传英国的好处。在1847年我来到伦敦的那一天，我见到一则通告：悬赏50英镑，捉拿一位诈骗犯，这个人原先还是一位绅士，后来又当了国会议员，有名有姓，有爵位，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从未见过比这份《泰晤士报》更傲慢的语气。首次撰写社论的牛津人或剑桥人的片言只语都以为我们在坐下来给《泰晤士报》撰写特别报道之前得先征服世界。甚至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可能在《泰晤士报》面前跪拜乞讨一顿早餐。当然这种傲慢是故意作出的。假如它仅仅是“猜测猜测”或“敢于忏悔”，或者是“擅自预言”的话，那又有何关呢？事实上不，它就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泰晤士报》的道德规范和爱国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但绝非是理想化的。它所讲的道理只是统治阶级的道理而绝非多数人的道理。它的编辑们非常明白在抽象领域里保护俄国，或奥地利，或英国人民的既定权利。但他们只是向正在执政的当权阶级发出呼吁，并本能地找到永远左右政局的实权所在。他们与统治阶级意气相投，为统治阶级说话，掌握事态变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每次群众性事件，宪章运动的每次决议，教会的每次争端，工人的每次罢工，他们都了如指掌。年复一年，他们密切注视着每场自由运动发起者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关注他们，是为了辱骂他们，阻碍他们————直到尘埃落定，基业已经建立，政权已被控制，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又俨然像一位君主，大喊一声，拼杀进来，使他们曾声援过和抛弃过的双方都大吃一惊，从而以胜利告终。当然，追崇者们视《泰晤士报》为一笔财富，虽然不可直接获取，但可凭以赢得事业上的飞黄腾达。

    《笨拙》周刊和《伦敦时报》一样，都是英国良知的表现，它是同一种意识的喜剧版。周报中的许多讽刺漫画可以与最好的小册子相媲美，人们对公共事件所持的各种态度，报上一目了然。周报的速写通常是由能手所作，有些人确实有创作天才，笔调十足的英国味，博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它表现出英国式的机智和幽默，与幽默大师杰罗尔德（Jerrold）、狄更斯、萨克雷、胡德等一样，展示了人性和自由的发展方向，这是19世纪的一大特征。

    读报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惯

    《泰晤士报》像所有的重要机构那样，为英国的发展指点迷津。它是英国国力强大无比的活标志。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事实真相，不喜欢阿谀奉承或隐瞒公众疾苦的人来说，《泰晤士报》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有勇气才有平安。我希望能再说一句，这份报纸在引导公众的情绪朝向正义时，应该得到它相应的行使权力。据说在议会或其他地方，英国的新闻界都有很高的发言权————但这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它只是具有一种帝国的腔调，一种强大的独立王国的腔调。但由于还有其他的帝国与它并存，它的腔调变成了官方或是法定的代言。《泰晤士报》具有统治阶级的一切局限性，并且它希望永远不会成为少数派。只要它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表明正义，并从人性的根本点出发而冲锋陷阵，那么它的撰稿人就不会有那么多达官显贵，而天才才是它真诚的、战无不胜的盟友。它也许要常常承受各种可怕力量的联合攻击，但是没有任何报刊会毁于明智和果敢的，它将成为英国变革的天然领袖。它曾引以为荣的职责将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这些职责就是充当全欧洲的代言人、成为反抗暴君的流亡者和爱国志士的辩护人。《泰晤士报》应该拥有许多有义之士梦寐以求的，如国际权威，它最少的胜利都将为英国展开全民受益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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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伊夫瑟姆的约翰·拜伦·萨默斯（John Baron Somers of Evesham），著名的律师和辉格党政治家，为威廉和玛丽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

    [2] 《论英国文明》的演讲片断：……英格兰从来不支持欧洲大陆的自由事业，她只支持她的贸易事业。她不支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的自由，只支持丹麦国王。她不支持匈牙利人的自由，只支持奥地利人。人们一致认为，赫赫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帕默斯顿大人（Lord Palmerston）所支持的应该是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的夺权篡位。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是自由的，但是英格兰的力量只为贵族所有，这些贵族决不会为自由而战，除非英国受到了外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