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政治

    大凡一个有深厚基础的宗教必具有精神方面和具体的组织方面。如佛教有所谓佛、法、僧三宝。僧是属于具体的组织方面，而佛与法便较为属于佛教的精神方面。即以中国的儒家而论，亦有其精神的和组织的两方面。孔子的人格，和《中庸》所谓诚，《论语》所谓仁，代表儒家的精神方面。而中国的礼教，乃风俗习惯的结晶，便属于儒家较具体的组织方面。这两方面的区别与矛盾，在基督教中最为显著而尖锐。因为基督精神即为耶稣基督的人格所表现的精神，或耶教《圣经》中所含的精义，与耶教教会的组织间实有极大的区别和冲突。甚至于有时最能代表耶教真精神的人，反不为耶教教会所承认，反而为教会所压迫驱逐。而自命为正教的教会，以及教会中显赫的领袖，反不能代表耶教的真精神。如果我们于讨论耶教与政治各方面的关系以前，先将耶教精神与耶教组织或教会区分明白，定可以免掉许多混淆与误会。

    概括言之，教会的耶教，其功用在于凭借组织的力量以熏陶后生，感化异族，稳定社会，保存价值；而精神的耶教便是健动的创造力，去追求一种神圣的无限的超越现实的价值。耶教的精神是文化艺术的创造力或推动力，可以说是“艺术之母”。而教会的耶教，如礼拜堂、钟楼、颂神歌、音乐仪式，及许多宗教上的雕刻、塑像、图画等，可以说都是耶教精神的产物，即是“艺术之本身”。耶教组织的代表人物总不外乎主教、牧师、社会的长老，及公正的绅士、公民等，他们随时都准备着惩罚并警诫那些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不理于众口的青年后生，以维护正教，保卫正道。而许多能代表耶稣真精神的人物，往往违众悖乡，犯法革命，为当时当地崇奉正教的人士所诽笑诋毁，所驱逐迫害。若就政治的立场言，耶教的组织可以说即是一种政治机构或至少也是政治机构的一部分。而耶教的精神是超越政治的，是离当时当地的政治组织而独立的。这不啻说，精神的耶教不是对于现实政治组织的一种逃遁，就是一种积极的反抗或背叛。耶教这两方面，两千年来，总是相激相荡，相反相成，互为消长，以维系西方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但平心而论，耶教对于政治的最大而最健全的影响，似在其精神方面。当我们在历史上发现基督皇帝、基督将军或十字军队时，这就是真的耶教精神最微弱之时。所以本文的目的趋重于追溯耶教的精神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

    耶教教会与耶教精神区别的根据

    在上节里我竭力指出耶教教会与耶教精神应加以明白区别。我可以援引斯宾诺莎、卢梭及近人蒲徕士等人的说法来充实我的论据。斯宾诺莎首先于其《政教论》或《神学政治论》（Theologico Political Treatise）一书中，指出虔诚的本身与宗教的外表仪式、节文规条的区别。他说：“上帝在人类中没有特殊的国家或地盘，它只有借一国的统治者以管辖世人。所以宗教的外表仪式节文和外表的规条须符合公共的治安和幸福，因此须受政府的裁制与抉择。我单说虔诚的外表仪式节文规条等，而未提及虔诚的本身，或内心对于上帝的信奉，或个人诚心无二单独内心的对于上帝的崇拜。因为此种内心的宗教乃属于各人私有权利的范围，是政府不能剥夺的”（见《神学政治论》第十九章）。他这里所谓容许个人自由的内心的宗教，当然指宗教的精神而言。他所谓宗教的外表仪式节文也就是指受政府裁制抉择的教会或礼教方面而言。

    卢梭人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之分其看法大要亦与我们所作的区别相符合。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就宗教与一般社会的关系言，可分两种：人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人的宗教无庙坛、无神位、无仪文，只限于纯粹的内心的敬事上帝与永恒的道德责任。此单纯的福音的宗教，真正的有神论，也可叫做自然神圣权力或神圣律令。公民的宗教为某一国家所制定，为该国所必供奉之神或教导者与保护者。有教条，有礼仪，有为法律规定的祭祀礼拜的仪文。除了其本国人遵守外，外国人皆被认为无礼之邦，野蛮之族。……凡原始民族的宗教皆属于此类，可以叫做政治的或传统的神圣权力和法律。此种宗教的好处在于借宗教礼仪，以团结人民，使爱护法律，使尊崇其所属的国家，使人民知道为国服务即是为神服务。这其实是一种神权政治，除国君外无教主，除官吏外无牧师。为国而死，为无上忠烈，干犯法纪即系渎亵神圣。凡扰乱公安纪律，即被认为招天谴、受神殛。但就另一方面说，此种宗教亦有其坏处。它建筑在错误与谎话上，实足以欺骗人民使之服从而迷信，使真正敬天祀神之事沉陷于虚伪的仪文之中。还有一种坏处，就是当此种宗教到了暴虐而排外的时候，使整个民族残忍好战，不容忍，杀气横生，烈于火焰，认杀死那不信仰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人为一神圣事业。结果，使此民族入于战争的自然状态，而危及全民族的平安。”

    “此外另有一种宗教，即人的宗教或基督教，————并不是指今日的基督教，乃指《圣经》上的基督教，此与今日的基督教大不相同。藉这种圣洁的崇高的真正的宗教之力，一切人类皆系上帝的儿子，彼此皆互认为兄弟，此种精神的团结，死后仍然存在。但此种宗教与政治组织没有关系。不仅不能团结公民的心志使为国家出力，反有使他们离开尘世事物的效力。据我所知，最违反社会精神的宗教，实莫过于此种耶教”（《社会契约论》英译本第117页至118页）。

    不仅卢梭有此种看法，著名政治学家蒲徕士亦有同样的分别。他说：“试察过去十八世纪内精神力量与现世力量的关系，可以令我们分开两个最纠缠在一起而最易混淆的东西：一为宗教，即人心中的宗教情绪，此种情绪足以使人于其本身与不可见的力量的关系有相同的思感者，感到一种特殊的同情之结，但除共同礼事上帝外，并无别的具体的有目的的组织。一为教会（ecclesiasticism），这就是一种宗教的信条，具体化为典章制度与实际行动，使凡具同一信仰的人，不仅共同礼拜，而且共同行动。此种行动的目的，自有种种不同。有许多行为自然与现世生活有关，虽子精神生活的迈进，亦不无补助”（见蒲徕士所著：《近代民主政治》，第一卷，第8l页）。总结起来，他们三人所谓虔诚的本身，所谓人的宗教，所谓宗教，就相当于我所谓精神的耶教或耶教的精神，他们三人所谓外表的礼仪节文，所谓公民的宗教，所谓教会，就相当于我所谓耶教的具体组织。

    耶教精神的特点

    耶教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热烈的、不妥协的对于无限上帝或者超越事物的追求，藉自我的根本改造以达到之。真正信仰耶教的人具有一种浪漫的仰慕的态度，以追求宇宙原始之大力，而企求与上帝为一。

    自我的改造来自耶教的一种对人性的认识，认人最初即有罪恶，认人之薄弱无力，认己之无有价值，而唤起人放弃自我皈依上帝以得解救的信心或大愿。换言之，耶教精神在于由卑谦以达大无畏，由自我贬抑，以达自我实现，由上十字架以达再生，或由死以求生。耶教精神同时是人之无限藐小与无限伟大的自觉。自我转变，自我改造，自我再生的历程是一消极的革命态度，而追求无限的上帝或向超越的世界进攻是积极的进取搏战的态度。所以，耶教宣扬教义常注重两点，一方面使人觉悟自身的弱点和身心疵病，养成人卑谦的态度，力求自我的改造与再生。一方面唤醒人认识一神圣的理想或价值在前面，促其进取和实现，并且进一步力求其所谓善或价值之普遍化，强聒不舍，必使别人接受他所崇奉的价值。这就是传播福音、“己之所欲则施于人”的精神。

    至于耶教精神在历史上曾促起自我改造、唤醒再生努力的效验，莱基（Lecky）于其名著《欧洲道德史》上言之甚详，兹摘译几段于下：“基督教曾经以其关于人的罪恶及未来世界的教义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异教哲学家注目于道德，而耶教说教者的眼光则专注于罪恶。前者力言善的光明灿烂以使人兴起，后者力言恶的恐怖阴森以使人侮改。哲学于使人类生活神圣化、高洁化虽可赞扬，但于改造人类，却殊感无力。”

    “柏拉图主义者劝人模拟上帝，斯多噶派劝人遵循理性，耶教中人则劝人爱敬耶稣。斯多噶理想充其量不过变成一模范，但决不足以引起人向往爱慕的感情。基督教的长处就是给世人一理想的人格，此人格经千余年的变迁中，曾激发人类心情的热烈爱慕。此人格曾证明其自身足以影响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性情或环境不同的人物。此人格不单是道德的最高模范，而且是引起实行道德的一大动力。耶稣三十年生活的成绩，其于人类的再生与感化，实超出一切道德家、哲学家的理论与劝告，故耶稣的人格实为耶教生活中最美好最纯洁的泉源。姑无论耶教所造成的罪过与失败，教会专制，压迫驱逐，猖狂妄为等等足以使教会信誉扫地的事迹，但在耶教创始者的人格与榜样中，尚保存着一永恒的再生改造的原则。此人格创造出无边的不可计量的自我舍弃与自我牺牲。此种自我牺牲，实为改造人格、变化气质，以及一切道德之母。……敬爱耶稣基督的力量见于英雄义烈的记载，见于凄苦出世的行径，见于博施济众的慈善事业。有的耶教烈士堕入猛兽的爪牙中，临死时犹伸出双臂作十字状，以示其爱慕耶稣。有的耶教烈士遗嘱将铁链与骸骨埋在一起，以作其战争的纪念。有的耶教烈士回顾身上创痕，喜不自胜，因为彼乃系为耶稣而受创伤。也有人欢迎死之降临有如新郎之欢迎新娘，因为死可以使他与耶稣更接近些。”

    “在耶教信徒的眼光中，爱可使世界改观。世间一切现象，一切灾殃，皆从新眼光去观察，而得一新意义，得一新的宗教的保证。基督教予人的慰藉之深，很难比拟形容。基督教使厌倦者、悲痛者、孤独者，抬起头来，望着苍天说：上帝，你是爱护我的！”

    至于基督教精神之处处与希腊精神对立，有以根本改造希腊生活处，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于其所著《伦理学体系》一书中，论列甚详。他指出，希腊人肯定生活，实现自我，注重理智怀疑及研究，并注重人的德性；而耶教则否定生活，放弃自我，注重信仰感情崇拜，竭力反对人的德性而重神的德性。他又指出希腊人提倡勇敢，政治兴趣极浓，注重公正，欲于政治中求自我实现。而耶教则主张勿抗恶，注重卑谦忍让，解除武装，不于法律去求直，反对政治，教人摆脱政治。希腊人重荣誉，重辩才，重文彩，而基督教则反对华丽文彩，注重沉默、卑谦，不求世间荣誉，而认人人都称赞他好的人是有殃的人，被逼害的人是有福的人。对于希腊人所重视的自然道德，如勇敢、公正、节制、智慧等，耶稣教只代之以博爱或悲悯一种德性。这都是鲍尔生尽力指出耶教精神根本反对希腊精神，而力求代替它并改造它的地方。

    此外近有魏朗神父（Father Vernon）于其《宗教之心》（The Heart of Religion）一书中论基督教的精神，颇有深切动人的描述。他描述耶教中的圣人说：“这等人，认屈弱为荣誉，于悲哀中求快乐，于痛苦中求力量，于泪痕中求欢笑。其感受灾难愈多，其同情心亦愈扩大。于自我牺牲中去求自我实现，认死作生。对此等人你有何办法可以制胜他呢？世俗的方法如何能打败此等异人呢？无怪乎犹太的领袖们曾说过，这些人把世界颠倒过来了。他们接受世人所最厌恶、畏惧的东西，如受苦、哀痛、屈辱、死亡，而于此中去寻求快乐、平安、爱和生命。”魏朗又说：“只消你一度真正认识了耶稣，你必定要跟从他，不然你必须推倒他。你必须崇拜他，不然你必须用十字架钉他。”他这里可以说是充分表达出耶教放弃世间一切，以达到超世间的善之彻底不妥协的精神。照他这种说法，耶教徒真可说是常存孤臣孽子之心的人。

    原始耶教精神对于希腊罗马政治的影响

    法国有一著名的古代社会史家辜朗治（Fustel de Coulange）著有《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一书，于基督教教义影响希腊罗马政治的地方，有切实的叙述和透辟的见解。兹揭述其要点如下：

    （一）耶教在政治上给人以大同的观念，超出国家、家庭、种族以及阶级的界限。 旧日的家庭宗教，系族宗教或国族宗教，均为此普遍大同的宗教所代替。他说，“耶教既非某姓的家族宗教，亦非某民族某地方的国教。既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亦不隶属于任何会社。自初出世以来，耶教即是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对其弟子说：走向全世界去，传播福音到任何有生之伦。……耶教提出单一的上帝以作人类崇奉的对象，一个普遍的上帝，属于全人类的上帝，既不偏爱任何民族，亦不分种族姓氏国家。在供奉这种上帝的前提之下，是不会有陌生人的。陌生人对于教堂与神龛亦不复渎亵了。此宗教不复鼓励对于异国人的仇恨。公民的职责已不复是侦察陌生人、欺侮陌生人了。反之，耶教的宗旨乃在教人民对于陌生人、对于仇人皆有遵循正义与仁爱的义务。国家间种族间的界限因此打破。”

    （二）耶教对于政治的大影响，在于使宗教与政治分开，使宗教与政治彼此独立，分工互助。辜朗治指出，“在古代，宗教与政治混而为一。每一民族崇拜其自己的神，而每一神管辖其自己的人民。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与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皆为同一的法典所规定。正与此相反，耶稣认为天国不是现实的国家。他把宗教与政治分开。宗教既不管现世的事，所以也不管现世的问题。‘归还凯撒的东西给凯撒，归还上帝的东西给上帝’，就是耶稣的口号。宗教与政治的清晰划分，此为人类史上第一次。”

    辜朗治并进而指出宗教与政治分离，产生了三种好处：第一，政治活动不受宗教权威的限制，政治设施无须恪遵神圣的礼仪，无须征求谶言以定吉凶，无须受宗教信条的束缚。第二，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干涉。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属于宗教信仰范围，不受政府管辖过问。他的物质方面的活动，须遵守国家法纪，但他的灵魂是自由的，纯粹对上帝负责。第三，提高人的自由，尊严，与内心道德生活。人生最大的职责不在于为国家牺牲。政治与战争不再占据人的灵魂的全部。道德不仅限于爱国，因为人的灵魂是无一定国籍的。耶教既把政治与宗教分开，当亦随之把法律与宗教分开。宗教既不干涉法典，遂使法律较少神圣性与束缚性，较适应于自然与社会的需要和道德的进步。《罗马法》之所以可贵，为近代法制之楷模者以此。夫妇在道德上平权，财产权基于工作，不基于神授。《罗马法》中诸如此类的优点，都得力于宗教与法治的分开。

    基督教精神对于中世纪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原始的精神是出世的，是力求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在开始三百年希腊罗马时期的分离中，对于政治有种种好的影响，有如上面辜朗治所说。但卢梭复指出基督教与政治分离后的种种坏影响，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指出下列三点坏处：宗教中人不能反抗虐政，致永作政府的奴隶。第二，宗教中人不监督政府，亦不赞助或指导政府，使一切热烈的道德行为，堕入深山寺院的枯寂清苦的生活中，适足以加速罗马之衰亡。这无异于说耶教间接即有以助长政府的虐政与腐败。第三，基督教离开政治，自成一组织一集团，浸假势力涨大与政府争权，败则被逼害，成则宗教专政兴起。中世纪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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