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政治

纪的政治可以说是宗教占上风，宗教专政的局面。耶教在现世得到成功，而耶教的精神反被损害了。

    在中世纪中，基督教出世寻天国的动向不变，但宗教与政治却合而为一。中世纪的历史可以两言包括，即由宗教势力之离政治势力而独立，到宗教势力之超越政治势力而代替政治势力。当圣奥古斯丁时，基督教已成罗马帝国国教，君主皆已信仰基督教，乃力倡导实现“天国于地上”（The City of God on Earth）之说，他鼓吹若果君主能运用其权力以促基督教的推行，则为上帝的忠仆，其国将成为地上的天国。自十一世纪起，教皇大格雷葛利（Gregory the Great）力持教会即天主的城市之说，因此政治上的君主必须听命于教会。到格雷葛利七世，认教会之权高于一切，教皇有节制政治君主之权。教皇有权取消不服从教会命令的君主。国君即位须履行教皇加冕之礼，方属有效。格雷葛利七世曾取消亨利第四（意大利和日耳曼的国王）的王位。亨利第四赤足立于雪中三日，以求教皇接见。教皇才允许恢复其王权。后来亨利第四乃另召集一宗教会议，推翻教皇格雷葛利七世，另立克利孟特三世（Clement III）为教皇，此新教皇遂正式为亨利第四加冕。

    到十六世纪时，遂有王权神圣之说以抵制教皇之权。一为教权过渡到政权的策略，有政权者即有教权；一为给政治权力一种神圣的保障，不致为教会所夺。

    加尔文（一五○九————一五六四）乃宗教改革的最有组织力的领袖，建立一神权政府（Theocratic Government）于日内瓦，以与政府联络，以代替教皇专政。他所创立的教派，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教会的代议制，至今长老会犹保存此制。

    凡此种种，都是基督教与政治混合后，所产生的问题，所发生的影响。据蒲徕士说，“耶教与政治混合，教会与政府争权，其结果，教会的目的虽在基督化世界，反而此世界现世化基督教。基督教本是纯洁高超的宗教，一经现世化，则基督教失其纯洁化。生力化的精神使命，而与其最高理想渐离渐远。”鲍尔生说得更为明彻。他说，“只要基督教与政府分权或争权，不论如旧教之管辖政府或如新教之为政府所管辖，皆足以失掉基督教的宗旨和力量。基督教原来是与现世搏斗的宗教，一个不与现世搏斗的基督教，为政府所承认、所保障、所赞助的基督教，已非真正老牌的基督教了。”基督教与政治混合后，即丧失其真精神，于是教会只成为基督教的躯壳，而基督教的真精神将别寻途径，另有所表现矣。

    基督教精神由出世转而趋向入世

    基督教初离政府独立，继自成一教会政府。事实虽异，其理想则一：即初欲离政治而追寻天国，继欲即政治而实现天国。方法虽异，出世寻天国的理想则一。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则使基督教精神根本改变了动向，由出世而入世，新人居于新世界的近代觉醒，使基督教徒从他界天国的睡梦中觉醒过来。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即转了动向的新耶教精神，它不欲升入天国，而欲以灵魂换取现世的快乐、知识和权力。换言之，即欲在现世追求无限，实现神圣。浮士德原本是在寺院中研究神学的博士，其转向现世象征着整个基督教精神的转向。

    基督教由出世而转为入世的动向，日耳曼人要负大部分责任。日耳曼人当时本一新兴民族，毫无厌世出世思想，但被武力征服，被强迫接受基督教。结果日耳曼人并未基督化，而基督教反被日耳曼化了。德国人的史诗《尼伯隆根歌》（Nibelungenlied）有似荷马的《伊里亚特》，崇拜英雄，歌颂战争。德国人的情诗，写青春爱情的快乐与悲哀和人世的可爱。这些都是使得基督教转向的重要因素。所以自十六世纪迄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代表基督教真精神的人物，已不复是寺院的僧侣、教会的牧师、神父等人了。而是文艺复兴后具有浮士德精神的新人，宗教改革后具有信仰自由的个人。不服从君主，亦不服从教主，个人内心的理性、自然之光，才是各个人所应当服从的。昔日牺牲自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教烈士，到此时已转变为具有战斗思想和信仰自由的科学烈士、哲学烈士了。昔日在上帝前一切人平等的信仰，已转变为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了。昔日老死在寺院里的僧侣，已转变成具有冒险精神，牺牲性命于异域的传教士了。昔日追求无限、企仰缥缈虚无的天国的精诚信徒，现已转变成冒险牺牲、远涉重洋、攫取金宝奇珍的探险家了。

    基督教精神表现于爱国主义

    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后，旧的宗教信仰、神学思想已根本改观、根本转变动向。宗教思想亦经过理性化，渐由有神论而趋于泛神论。制度方面，则新兴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甚或文化组织，代替旧日教会的神圣权威。且由自由独立的个人，进而发展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因而基督精神亦多表现在爱国志士身上，昔日的敬事上帝，转变成近代的忠爱祖国。此种精神的最高表现，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关于这方面的思想，黑格尔于其历史哲学中发挥得最为明晰。其思想约可分三点条列之：

    （一）上帝即是理性，理性之所在，即神圣之所在，理性之表现，即上帝之工作。他说：“理性和神圣的命令是同义的”。“现世生活是神圣天国的积极的确定的表现”。“世界的历史乃是精神的实现与发展的过程、亦即所以证明天道之公正。惟有这种见解才可以说明人类已往的历史以及现今事变的发展，并不是没有上帝作主宰，而乃即是上帝的工作。”（见《历史哲学导言》）

    （二）日耳曼人是基督精神的代表，教会不能包办上帝，人人都有宗教的使命。他说：“日耳曼人为基督精神的负荷者，不仅当使自由观念内具于心志，而且当使其表现于事实”（同书，第三四一页）。又说：“普通人与牧师无区别。人人皆有心，人人皆可直接认识真理，教会阶层中人，不能包办真理，不能包办精神生活”（同书，第四一六页）。

    （三）如果可以说中世纪认宗教为一国家，则黑格尔便是认国家为宗教。凡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的各种组织，黑格尔认为皆是上帝的表现，均分有神圣性。他说，“法律、宪法、典章制度，皆宗教的表现，皆有宗教的意义与功能。宗教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与法律皆宗教之表现于现实世界者。政治、道德、法律等是神圣的。嫁娶是圣洁的。家庭是道德组织，亦有宗教功能。因此由良心或自由意志出发以服从法律，以尽对国家的职责，亦是神圣的天命。……（就一个公民而言）没有比对于国家的忠爱可视为更高或更神圣的职责”（同书，第四四九页）。

    黑格尔这种思想本质上并不见有何错误，他欲将宗教纳于理性之内，而且与儒家思想最为接近。如他认上帝是理性，与儒家天者理也之说，颇有相通处。他认理性的命令即神圣的命令；世界历史，人文进化，皆所以表示天理天道；人人皆可于其本心中知天见道，认识真理；人人皆有传道行道的宗教使命，非独立的教会阶级所能包办。凡此种种看法，皆儒家宗教观应有之义。至于黑格尔欲将宗教与政治打成一片，尤其认家庭为有宗教功能的道德组织的说法，可以说是道出了儒家传统的思想。因为传统儒家即认家庭及国家皆是有宗教功能的道德组织。所以儒家中理想的天子皆奉天命而有其位，替天行道，不仅是政治首领，而且负有精神的宗教的任务。如天子有祭天、祭宗庙等宗教职务，及寅恭虔诚，畏天命，畏天意的宗教修养（其实昔日中国皇帝之黎明临朝，其仪式隆重，颇富有宗教意味，而与今日的元首循例按时办公之纯基于方便实用者不同）。即使大臣亦有“燮理阴阳”的宗教职责。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儒家数千年来的传统，是将宗教与政治及家庭生活打成一片，故仅有礼法之名，而非离政治而独立的宗教。而西洋的传统基督教，乃是离政治而独立，有超出现世使命的宗教。而黑格尔政治与宗教打成一片之说，用来发挥儒家学说却颇有契合处，如用来现世化、国家化基督教，则反而有流弊滋生。试一察看下面所列各事实，便可见一般：

    据辛克莱在《宗教的利益》（Upton Sinclair：Profits of Religion） 一书中所引述，谓德皇菲力克大帝，自己不信宗教，而强迫军士崇奉上帝，绝对服从。菲力克大帝尝说：“如果军士开始思想，便不会忠于职守。”他又将新教各派，统而为一，叫做路德教会，路德教会以后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家的一部门，也可以说是政府权威的一分支。俾斯麦说，“基督教是普鲁士的坚实基础，没有建筑在别的基础上的国家，可以永久存在”。至于德国旧教的牧师，当其就职时，必须作下列的宣誓：“我誓以至诚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养成人民忠爱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的忱悃。凡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危害国家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首先报告国王”。德皇阅军演说曾有这样的话：“大家须谨记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国的皇帝，是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降衷。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凡不服从、不信仰而怯懦的人，必受灾殃与死亡的惩罚”。当上次欧洲大战时，德国牧师Lehmann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世界的中心。德国与全世界宣战，乃是上帝的精神对于世界的污浊、罪过、奸邪的惩膺”。又牧师Koenig说，“我们主战，乃是上帝的意旨”。牧师Rump说，“我们的失败实不啻上帝的儿子在人类中的失败。我们为耶稣、为人类而斗争”。由此足见此时德国的宗教已成政治的附庸，教会及牧师已成为爱国主义的宣传机构了。不仅德国如此，欧洲其他国家亦莫不如此。所以有人曾慨叹道，当上次大战正酣之时，德国人说，“上帝在我们这边”。法国人亦说，“上帝在我们这边”。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应站在上帝这边。

    新教之于德国，一如旧教之于意大利。意法西斯党已认天主教为意大利国家机关之一。意之哲学家克罗齐（Croce），据历史眼光述说道：“在十七世纪时，意国分离散乱，毫无国家意识，但惟天主教会尚多少保留着几许民族精神。”墨索里尼的演说有云：“罗马传统的伟大精神，今日惟天主教可以代表。天主教的发展，四万万教民的增加，认罗马为精神中心，实为意大利极感兴趣极可自豪之事”。法西斯政府的法长Rocco也曾说过：“宗教在人民生活中是很根本的，天主教是意大利很重要的一个组织，一个与意大利国家的历史和使命有密切关系的组织，是绝不可忽视的”。由此足见天主教是意大利民族主义之母，有提高意大利国家光荣的功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实近代西洋基督教传教士到各国宣传宗教，至少有宣扬国威，为国争光、为军事侵略作前驱的使命，亦是谁也不容否认的事实。

    再就客观事实上说，国旗与十字架有同样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国歌、爱国歌曲，与颂神诗有同样的感人能力。对民族英雄、爱国烈士的崇拜，实无异于宗教上对于圣贤的崇拜。至于征服世界的雄心，与夫强迫异族接受本族的文化，实不啻耶教传播福音精神之民族化、现实化。耶教的传教士，从开拓殖民地的观点看来，实无异于征服他民族的急先锋。

    耶教精神表现为共产主义

    耶教精神之由出世转为入世，其现世化、国家化及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情形，已如上述。但国家并非人类最后最高的组织，仅不过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阶段、一方式。且由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因而引起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潮流，而耶教的精神因而亦寄托其新形式于共产主义中，乃极自然的趋势。且依“政治基于宗教”的原则，若共产主义不能表现耶教的精神，亦不会有盛大的发展。所以认共产主义为一新宗教，认共产主义者为耶教精神的新承继者，的确不失为有历史眼光的看法。共产主义者要想彻底改造世界，要想把世界秩序倒转过来，要使他们的理想为全世界所接受，及其以白热的热忱信仰主义，以牺牲性命的精神宣传主义，一一皆与我们所描写的耶教精神极近似。所不同者，共产主义者随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大潮流之后，以政治作宗教，寓全部宗教精神于政治信仰。他们表面上揭起无神论反宗教的旗帜，实际上是反对旧宗教与资本主义制度。

    至于共产主义之兴起，耶教中人亦有其一段贡献，称为乌托邦的或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以示有别于现代所谓科学的共产主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面曾引述过的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于其《宗教的利益》一书中曾力言耶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人。并谓“无论耶教种种污秽历史，无论耶教如何受有产阶级利用，但总无法在世人记忆中，淹没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耶稣”。英国名政治思想家拉斯基（Laski）著有一册论共产主义的专著，他曾很切当地说过：“布尔什维克党与耶稣会（Jesuits）最为相似。皆有谨严不屈的信条，铁一般的训练与纪律，对于主义的热情的忠爱（Passionate Loyalty），并具有无涯的信心。耶稣会人到中国传教与共产党人到被压迫民族中宣传相似，其皆为主义、为党服务而无个人目的亦相似。其自信必得最后胜利，从而用一切办法去达到目的亦相似。”（见拉斯基著《共产主义》一书第51至53页）言其信仰共产主义似为一种宗教并同时有其科学基础。即使在基督教教会中，某些领导人物和有些醒悟社会的教徒，也有不少倾向共产主义的。

    以上对于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加以历史的叙述，篇幅已属甚多，兹特以最简要的语句，将这番历史的研究所得到的教训和结论，综述如下：

    （一）基督教，概言之，宗教，是一有机的发展与政治的演变，和其他文化部门的演变一样，皆在不断放弃其旧的形式，而在创造其新生中。有的人只就表面上着眼，说宗教将趋于消灭，基督教已在西方社会中根本衰落。这乃是缺乏文化眼光的话，理论上、事实上均不可通。殊不知宗教亦随学术文化之进步而进步，之开明而开明。“一个开明的时代即有一开明的宗教”（An enlightened age has an enlightened religion），黑格尔这话确是至论。

    （二）宗教与学术相同,皆是超政治而有其独立的领域和使命，但又有指导、监督、扶持政治而为政治奠坚定基础的功能。如宗教、学术完全与政治分离隔绝，则政治失其指导、监督、辅助的基础，而陷于腐败暴虐，庸俗黑暗，而宗教、学术亦陷于孤立枯寂，失其淑世的效用。如宗教与学术失其超然独立的使命，为政治作工具、作使婢，会使人觉得，政治以外，无超世俗脱形骸的宗教；宗教之外，无不受教会束缚和神权支配，基于实际需要和人群现世福利的政治。如中世纪的教皇专政，如狭义地以国家为宗教或极端地以共产主义为宗教，皆有损于宗教的超世的尊严，而使政治为狂诞的信仰、强制的信条所支配，从而有损于理性的自由行使。欲保持宗教的超世独立的尊严以求人群精神的皈依，则真纯的佛教和耶教，实有其不朽的贡献。欲宗教、学术尽监督、辅导并纯洁化政治的功用，而不流于功利和狂诞，则儒家对政治的态度实提供一极好的典范，而黑格尔的宗教思想，亦大有可供借鉴之处。

    （1943年12月刊登于《思想与时代》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