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道德

    记得美国的一位哲学家及心理学家詹姆士尝自述他在一个名胜地方消夏时的心境：他说，那里的风景是那样优美，同在一处消夏的人们，是那样文雅，生活是那样平安舒适，可以说是再好没有了。然而他住不到几天就感得不耐烦了。他说，那里毫无刺激，没有恶可作斗争的对象，生活太无波澜，如果再让他那样平安舒适地住下去，他非苦闷得发狂不可。所以他只得离开那名胜的风景区了。他称这种心境为“轻视平安，厌恶舒适”的心理。这不仅是詹姆士个人特有的乖僻心情，也不仅是代表西方近代文化的美国人所常有的心情。这代表人类有雄心、有壮志、有生命力的青年的正常心理。只有老弱者和懦夫，才想长过舒适平安的日子，而视冒险犯难战争为畏途。以马革裹尸为荣幸，以髀里肉生为悲哀，和闻鸡起舞的壮心，在中国历史上亦何尝不羡称为可以代表民族精神的美谈。不过照这样说来，则类似战争的行为，似乎就有了根于人生的心理基础，且亦有其光明的、壮美的、含有道德意义的一面了。所以肯说老实话，用以激励国人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便明言：“战争不可视为绝对的恶。战争中亦有一道德成分。战争的深远意义，在于足以保持国家的伦理健康，而扫除个人的自私目的。一如流水可以不腐，战争亦可以防止老沉滞于平安无事的民族趋于腐败”。孟子不是也说过一句长足以使国人警惕的话吗？“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足见孟子亦承认敌国外患，或对外作战，亦有其防腐作用。不过孟子的话，尚须略加以补充。如果有敌国外患，而国人不能奋起抗战，则国亦恒亡。

    战争的破坏力量是很大的。战争之来，如风卷残云，如山洪暴发。它固然可以扫除一些陈腐的污秽，但亦冲坏淹没了不少的无辜的房屋、牲畜和苗稼，且亦带来了多量的泥沙。真正细究起来，它的防腐作用在哪里？它的道德成分又在哪里呢？大概在承平时候，一般人苟安、懒惰、享乐的心理容易滋长。同时由苟安、懒惰、享乐而产生的罪恶和弊病，当然也在滋长。在承平时候，国家无事，大局安定，人民的心理容易忘记了国族，而只知道个人的利益，而从政的人，亦往往党派地域之见发达，缺乏为全国着想的远见。所以自私自利心的发达，党派意见的分歧，同情心的淡薄，都以承平时代为最盛。一旦到了危急存亡的战时，同根生、同种、同族、同胞、同生死祸福的感觉自更锐敏，而同情心自更为浓厚。分意见，分畛域，分利害，分彼我的界限，亦自易打破。故精诚团结，自较容易。而且危难的局势，也不容许继续苟安偷惰，享受平时的安富尊荣。紧张奋发、警惕策励的情绪，亦自易伸张，除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根本斫丧无余，民族文化亦扫地以尽，则对外的战争，总多少可以唤醒其民族精神，促进其人民的团结和文化的复兴。因而由艰苦患难，生死挣扎中，磨练出国人的道德，促进了腐旧势力的铲除，新兴分子的崛起。这或许多少可以说明何以在某意义下，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防腐作用和保持道德健康的好处。

    不过谈到战争对于道德方面的好影响，我尚须提出两点补充，第一战争应分为“义战”及“不义之战”两种，（当然这种分别也是比较的，有相对性的。）凡参加义战的国家，则这次战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道德，必有增进提高的好影响。而从事不义的战争，以侵略人，剥夺人的生存，毁灭人道，破坏人类共存的文明为目的的战争，则这国的战争行为陷于不义，既不易保持从事不义之战的军队的“士气”，亦足以败坏那从事不义之战的国家中人民的道德。譬如，即以德国而论，当十九世纪初年，日耳曼民族反抗拿破仑的侵略时，士气旺盛，民族精神发扬，文化蔚然，对于国民的道德生活确有良好的影响。但当它发动这两次世界大战，便只看见日耳曼民族自毁其前途，谁也看不出这两次大战，对于德国有什么防腐作用和增加道德健康的好处。日本也是一样，它这次侵略中国、偷袭英美的战争，成为国际道德的罪犯，其兵士的奸淫掳掠和残杀的暴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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