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道德

暴行，已经把人类残忍的兽性和战争的罪恶发挥到了极点，而同时也就丧尽了他们固有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了。所以我们可以得这样一条结论：参加合理的义战，对于道德有良好影响，参加不义之战，必致道德堕落，决不能收防腐作用及道德健康之效。

    还有一点须得补充的，在某意义下，战争是一个试金石，是国家兴衰存亡、个人升沉好坏的试金石。有的国家经过战争，赢得胜利，因而兴盛。有的国家，感受战争的风浪，被淘汰而趋于衰亡。就个人言，好人经过战争的锻炼，成为一个新人，道德才能品格学问均得提高发展。坏人则由于遇到战争的危机更趋于穷凶极恶，真相毕露，只有自己揭穿其平时的假面具，而自厕于汉奸卖国贼之列了。换言之，战争可以使好人愈好，使坏人愈坏，足以磨练好人的品格，唤醒好人的潜伏道德意识，使之愈放光明。亦足使潜伏着的病菌显著暴发，而增加机体的危殆。也就因为这种情势，战争可以去掉承平时的掩饰、姑息养痈之遗患，而有冒一次危险，以收到割痈去瘤之效果。

    由于战争有合理的建筑在道义基础上的义战与不合理不合道义的不义之战的分别，由于“义战”可以增加从事义战者的道德健康，而不义之战足以败坏从事不义之战者的精神和士气，所以历史上每经过一次坚苦大战，就又增加了世人对于义战终将胜过“不义之战”、公理终将战胜强权的信心。不过我们要知道，足以战胜强权的公理并不只是口头的说词或思想中的意念，而乃是有武力，同时有人类的正义感作后盾的公理。公理战胜强权应解释为公理与强权的结合体战胜了只恃强权而无公理的恶势力，或人类全体基于道义的力量战胜了少数违反道义缺乏理性的力量。战争并不会使人成为盲目强权或武力的崇拜者。战争使人愈益感觉到武德与勇士之可贵，以及武力强权之不可少。但尤其使人更深切感觉到建筑在正义和道德感上面的武力和强权之可贵，因而使人重新认识潜伏在或活跃于人类心灵中的正义感和公理观念之真实无妄，之强而有力。

    英国有一伦理学家莱基，于其《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将道德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严肃的道德，如庄敬、刚正、虔诚、贞操等有宗教意味的德性；第二类为壮烈的道德，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热忱等，是作战时所必需的德性；第三类为温和的道德，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是使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德性；第四类为实用的道德，如勤劳、节俭、信用、坚忍、谦和等足以使事业成功的德性。莱基认为古代重宗教，多战争，尚义侠，故特别注重严肃的和壮烈的诸种德性。但近代文明进步，崇尚和平，尊重人道，故温和的和实用的诸种德性将愈趋于发达。固然，近代的战争是全体性的，需要理智和科学的运用较多，已不全似古代战争之需要少数英雄的壮烈勇敢了，而且要想战争得到胜利，还须动员人类所有的美德，严肃的、温和的、实用的种种德性，皆大有助于作战的胜利。然而在战争中，武德之特被重视，壮烈的道德将大为发扬，为人类历史上增加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义烈的记载，乃是极自然的趋势。在太平的时候，人类的武德或壮烈的本性，只是潜伏着蕴藏着，很少得发扬的机会；在战争时期此种德性便提到前面，而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六、七年来的抗战期中，我全国人民已得到艰苦的磨练，已于困心衡思，动心忍性中，而增益其所不能了。现在战争已接近胜利，我民族精神已相当发扬，我国际地位已大为提高，我们用不着只是消极地诅咒战争（当然也用不着讴歌战争）。我们要设法尽量动员我们的精神力量，发扬我们的民族的固有美德，以从事抗战，使我们在这长期战争中转恶为善，转不幸为幸，转祸为福，将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起来。战争不用讳言的是恶，是灾殃，是不幸之事，但我们要明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恶、灾殃、不幸，善于运用之，也可以“玉汝于成”。

    （1944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