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与树人

”，三者为纯粹的文化价值，第四为“用”，即求社会大众的实际的效用，对衣食住行育乐的实际生活有所改善，以后凡受教育的人，即须求对此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把旧观念改变之后，我们求学的目的不再只是做官或做隐君子，读了书不能做官，亦不是不得志。我们只要对于“真”“善”“美”“用”的价值任何一方面有所贡献，都可以是达到我们教育的目的。从前因为凡读书的就想做官，这样不仅书读不好，甚至连政治亦办不好。使得各方面亦都缺乏真正的人才。以后受教育的人不必都向政治一条路上钻，而向各方面去发展，把政治让给对政治有特殊的能力和兴趣的人去办。这样政治可望上轨道，各方面都有专门人才去努力，而教育的出路亦就大大地开展。例如在美国，做官的每非头等人才，头等人才往往从经济实业上去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参考反省的。这种新的看法，或许可以多少将麇集在仕途或官场的人才尽量向各项学术和专业方面疏散，免得奔竞钻营，使得政治不清明。

    （三）

    其次拟略谈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的关系。我依旧先说一点个人的经验。近来常常听得友人的子弟进小学，都很愿意到学校去，而不愿留在家里。甚至身体不大舒服或者下雨，父母叫他不要去学校，他亦一定要去，或至于哭着闹着要去。我自己的小孩也有同样的情形，他总觉得在学校里比在家里还好玩些。这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在从前，小孩子进学校大家叫做“进牛圈”，“穿鼻子”。“逃学”是很普遍的现象，和现在大不相同。而在中学方面，我记得我过去进的中学是全省最好最严格的中学。一个班上被淘汰的学生有时达一半以上，总可算是很认真的了。但是，一般同学打牌、喝酒、抽烟等种种妨害学业、损害健康的习惯却多半是在中学里养成的。我现在尚记得从前有一个同学因星期六出校，一连打了两个通宵的牌，到星期一早晨，赶回学校上课，就昏倒在教室里，后来竟因此而得病夭折。但我后来在德国，看见他们的中学则确实是极其严格，中学八年，对一般学生是一个很不易过的难关。无论功课和生活管理训练都严格万分，和我们过去中学的散漫荒诞大相径庭。至于大学，我们以前在国内大学时往往动不动就哄走教授，驱逐校长，以致时常闹学潮。而后来到了外国，非但没有看见驱逐教授的事，也从来没有人梦想着要驱逐教授。即或要谒见教授，使教授知道他的姓名也很不容易。并且能听懂教授的演讲，读通教授的著作，甚至能选上某教授的课都已经自己感觉非常荣幸。假如教授能约你到他家里去喝一次茶，谈一次话，更是终生不忘。这实是不期尊师重道，而师自尊、道自重。这类的情形，在现时我们中国较优良的大学里，也时常可以看到。这和我以前在大学时的情形，又成一个对照。以上的各点经验，对于办理各级学校应取的不同途径，似乎又引起一些启示。

    我认为小学须注重生活。进小学主要的目的就在生活本身，读书识字等等都不过是有意趣的生活的一方面。中学当重严格训练，大学则须真正注重学术，纯粹的求真理、求真学问。小学生活求其活泼天真，中学生活须当严肃规律，而大学生活则要在学术上求精神的活泼快乐，大学的训练不是中学的纪律训练，而为学术上、精神上、思想上的训练。小学重感觉、直观，使他接近自然，观察实际能感觉得到的事物，不必教以抽象的理论。中学则可重抽象的理智训练，尤当重记忆、背诵。凡社会国家需要你学习的，或历史文化方面需要你学习的，都需要切实地学习，且当能熟记。而大学则重悟性、理性，要能自动推理，能自行领悟、体味、思想。在师生的关系方面，小学当如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教师对学生须亲爱关切，常接触，重感情，如在家庭里一样。中学里的师生关系须多少有如军队中的长官与士兵，纪律严格，训练认真，绝不苟且宽假。而在大学里则师生之间有两重关系：一方面教师道高德重，学生对之如泰山北斗，可望而不可即，景慕赞仰，崇敬备至。而另一方面则教授与学生之间又可相对论道，或至相互批评辨难，亦可烟酒晤谈，有如朋友。小学是天真活泼的自然生活。中学是纪律严明，道德规范，不自然的军队式的生活。大学则为科学的艺术的生活，以艺术上欣赏美的精神，来探讨各方面的科学，自由中而仍含有规律，自然而不陷于粗野。换言之，小学里要过一新的家庭生活，所以人数不宜过多，班次应少。中学里要过一新的团体生活，一切求其规律化，齐一化，只要能守秩序，重纪律，人数可不嫌其多。经过这种团体生活的训练，才有做国家公民的资格。大学生则是过新的自由的理想的生活，求个性的充分发展。专心为学术而学术是可以的，一面任职服务一面在大学求学也是可以的；信仰此种宗教可以，信仰彼种宗教或不信宗教也可以；政治上信仰此种主义可以，信仰彼种主义或对政治毫不表示意见、不参与任何活动也可以。总之，各人当能随其性之所适，按照各人自己的理想，来安排其合宜的生活，一切思想及生活上不要受外力的拘束。各级学校，就潜移默化、暗中熏陶的方法方面来说，小学当重“乐教”的陶冶，以音乐来转移启发儿童的品性，中学可用“礼教”的约束，以纪律规范汰除学生的不良习惯，养成健全的公民道德；大学则重“诗教”与“宗教”的熏沐，从艺术得情感上的安慰，从宗教得信仰上的寄托。礼教是团体的，须求生活上的规律齐一，而宗教则主要的是个人的，各人可凭其个性思想去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完全由于个人内心自动的要求，而不是外力的强制。所以宗教实在可以帮助个性的发展，求个人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

    由以上的看法，三级教育有分工、有联系、有发展的层次，而暗合乎辩证进展的阶段。可以说小学教育，是自然的、自由的，但尚在朦胧的无知状态。中学教育，是前者的否定，不自然、不自由，是严格的强求、重理智的训练。大学教育则为两者之合，自由中有自己内心的约束，自然而有丰富的精神内容，包含前两阶段的好处，而又超出前两阶段。

    （四）

    总括以上所说，第一点主张修正“百年树人”的旧观念，而代之以“十年树人”，是对教育效能的一种新的看法，使我们得到鼓励和警惕，而不致因循迟缓。第二点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在专门养成一些文弱的特殊的士大夫阶级，而要造就各种有学术修养的专业人才，对教育的意义和性质提出一个与旧日不同的看法，使我们受教育的人不以从事政治或“做官”为惟一出路，而能向各种事业及文化价值的各方面分头努力，然后政治可以清明，而各方面也都可以进步。第三点主张小学、中学、大学当各有其特点，对各级教育的关系和目标提出一个依次发展的看法，然后能有层次，有进展，有步骤，可不致单调也不致混乱。

    （写于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