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

督教者。而一些军人，常信算命看相之类，这虽然是不健全的迷信，但亦可看出其内心实有一种宗教要求。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总之，只要稍一细心观察，就可明白中国亦有宗教，中国人亦有宗教的需要，与西洋人没有两样。而只有其宗教是否能适应时代，有高下之分而已。

    其次，就让我对以前所说“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一点，试略加申述。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得反宗教。可是我们试客观地加以观察分析，基督教对科学毋宁是有保护促进之功。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古欧洲因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均遭破坏，而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其次，基督教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故教士本身亦常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诚然亦有一时期基督教反对科学甚力，在近代科学初兴的时期，并常有压迫并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正因其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反观我们中国，则一向认为作那种科学研究的人是玩物丧志，对科学虽不如西洋基督教会的压迫，但却是采不加理会的漠然态度，而由于这种不加理会，科学才真的被忽略而少有成就了。又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或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故基督教实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科学。

    其次，可谈一谈基督教与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期，一面是君主专制，一面是教皇干政，政府与教会固然都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教皇专政推翻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亦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主张一切的人都是兄弟。更打破了贵族的观念，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得上帝的恩惠拯救。这种打破家庭观念、贵族观念的精神，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还有，基督教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这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实施上，还可有一点帮助，即其爱仇敌的观念，要有这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的风度。故要彻底了解西洋的民主政治，实在亦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

    再次，要谈谈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表面看来，基督教是精神方面的，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但按之实际，亦属不然。姑且先讲点个人的经验。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事实上，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繁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安慰，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似乎一向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例如圣经上说有钱的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十七世纪以来的清教徒，指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又凡由勤劳得来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种看法，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对于工业化，就又有很大的帮助。德哲韦巴曾谓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道德观念，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如勤劳、忠实、信用等等，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亦可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实与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有联系。又如基督教会，往往喜欢办职业学校，这亦可为基督教有助于工业化的事实证明。因此，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

    由以上所述，实可看出西洋文化，实有其精神文明的一面，为其物质文明之体。从另一面，亦可以说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这在以上亦已经谈到，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我以前在美国，曾访问过一位教梵文、巴利文的穆尔教授（P.E．More）,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本是对东方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曾说西洋人“天意”（providence of God）的观念，对东方人可有帮助。基督教可以其宗教思想帮助儒家，儒家亦可以其道德思想帮助基督教。又说基督教原为东方的产物，东方人或可成为比西方人更好的基督徒云云。他的话，我认为颇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

    （1947年2月刊登于《读书通讯》第1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