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学术年表注11

    1902——1908年（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

    贺麟，又名光瑞，字自昭，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位于成都市东北部）五凤溪（今五凤镇）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庭。

    1909年（宣统元年）

    本年，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贺麟后来回忆说，“我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我认为治哲学应以义理之学为本，词章经济之学为用，哲学应当与文化陶养、生活经验结合”注12。

    1914——1916年

    13岁小学毕业，但因身材矮小、身体瘦弱，父母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贺麟仍在小学进修。书籍为贺麟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他暗暗立下志愿，“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1917——1918年

    本年，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贺麟的普通科目成绩平平，但国文课却锋芒大露，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国文老师语）注13。

    1919年

    本年秋，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原名“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初入清华的贺麟对洋化的环境很不适应，这使他常常感到孤寂，有时甚至有被人欺侮之感。不过，一些受人欺负的小同学也因此愿意与他同住一室。贺麟后来还曾经被选为班长，四年级时一度被选为级长。

    清华期间，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吴宓（1894——1978）等人的影响。

    9月，所撰《新同学新校风》刊于《清华周刊》第24卷第2期，文章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和孔孟“忠恕之道”。

    1920年

    校内服务性的《平民周刊》选编辑，贺麟被选中。

    暑假，随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开展集体活动。

    1921——1922年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本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继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之后来中国讲学。“他到中国后，在张东荪和张君劢的支持下，大量贩卖柏格森以来的进化论和生机论学说”注14。

    1923年

    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有一天，贺麟拿着一张书单冒昧造访梁启超，请他指导。梁启超建议贺麟读清人戴震（字东原，1723——1777）的书，并将焦循（字理堂，1763——1820）的《雕菰楼文集》借给贺麟。（贺麟在清华毕业时，还请梁启超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父亲。贺麟又引证孔子讲仁勇的话，专门写成一个横幅以为座右铭。）

    在梁启超指导下，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

    本年，张颐（1887——1969）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是为西方古典哲学进入近代中国大学之始。

    1924年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某年，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1472——1528），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注15。

    1925年

    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吴宓在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期间，没有为研究院学生开课，仅为旧制留美预备部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和技巧，并辅之以翻译练习。当时仅有贺麟、张荫麟（1905——1942）、陈铨（1905——1969）、杨昌龄几个学生选修此课，而贺麟、张荫麟、陈铨最为认真，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

    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和散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后撰成《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期（1925年11月）。该文从选择翻译对象、厘定翻译标准、产生翻译的副产品三方面讨论了严复的贡献以及值得借鉴的地方。自从严复（1854——1921）去世后，这是系统讨论其翻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贺麟的学术理想，“预示了他今后也象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学那样走介绍西方古典哲学的道路”注16。

    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注17。

    本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贺麟代表《清华周刊》，在本刊第365期发表《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他认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最公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办法厥为研究基督教”，强调“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主张“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

    1926年

    夏（7月），毕业于清华学校。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注18。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

    8月，乘一艘美国客轮离开祖国，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9月，插班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奥柏林大学期间，学习了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以及圣经等课程，并听过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两次演讲；先后撰写了《神话的本质和理论》、《魔术》、《村社制度研究》、《结婚、离婚的历史和伦理》、《论述吉伍勒的伦理思想》等论文，诸文后皆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927年

    为纪念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逝世250周年，耶顿夫人（Mrs. Yeaton）在家组办课外读书会，贺麟是该读书会的七位成员之一。耶顿夫人教授伦理学，但在课外还给贺麟等几位同学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由于她的启发，奠定了我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方向和基础，所以她是我永生难忘、终身受益的老师”注19。

    暑假，加入设于芝加哥的东方学生会————泰勒沙龙（Taylor Hall）。

    北伐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贺麟极其兴奋，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所谓“中国革命”，指的是广东革命军挥师北伐。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

    10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期发表《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该文后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1928年

    2月，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大学毕业（提前半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

    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在芝加哥大学，选习了米德（J. H. Mead）教授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生命哲学”课程，斯密士（T. V. Smith）教授的“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摩尔的伦理学”课程以及塔尔兹的“政治伦理”课程。贺麟十分推崇格林（T.H.Green，1836——1882）哲学，并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写成《托玛斯·希尔·格林》一文。另外，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

    1929年

    9月，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于1929年下半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注20。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一向注重义理的贺麟的兴趣。贺麟在哈佛大学选听“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以及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教授的“自然哲学”课。有一次，贺麟、沈有鼎（1908——1989）、谢幼伟（1905——1976）三人曾和怀特海交谈中国哲学问题。贺麟在听霍金（W. E. Hocking）教授“形而上学”课后，写成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霍金教授认为论文有创新思想，给以满分。随后，贺麟根据霍金教授的意见对论文又加以补充、修改。

    本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完成两篇论文，即《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

    1930年

    担任东方学生会主席。

    夏，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谢绝了乌尔夫森教授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柏林大学，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如克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格罗克纳的《黑格尔》、哈特曼的《黑格尔》、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其中，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8月，完成了其学说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该文后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11月6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1936年）。贺麟说，“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注21。

    1931年

    结识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格希哈特（犹太人），被邀请到法兰克福附近的“金溪村舍”做客。由格希哈特介绍，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

    7月，为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完成《黑格尔学述》译序，发表在《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5、6号上。

    8月，结束五年的欧美求学生涯，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28日抵达北京。同路回国的有贺麟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吴宓教授。

    9月，由杨振宁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1896——1973）教授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

    在吴宓陪同下，拜访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冯友兰（1895——1990）教授。冯友兰邀请贺麟在清华大学开课，讲授“西洋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两门课程，每周四小时。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接受吴宓（时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的邀请，作长篇论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

    1932年

    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讲师。

    应北京燕京大学学生会代表许宝骙（1909——2001）的邀请，作题为《论意志自由》的演讲，此乃贺麟回国后初次讲演。在座者有张君劢（1887——1969）等。讲词后以《我之意志自由观》为名，刊于《大公报·现代思潮》第36、38期，1932年5月28日、1932年6月1日。

    夏，路过南京，与柳诒徵（1880——1956）、郭斌龢（1900——1987）、范存忠（1903——1987）、景昌极（1903——1982）、缪培林诸人餐饮。次日，贺麟由景昌极陪同，至支那内学院拜见欧阳竟无（1871——1943），“受到亲切的接见，并愉快地谈了约两个小时”注22。

    11月，发表《大哲学家斯宾诺莎诞辰三百年纪念》，《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4、255期，1932年11月14日、11月21日。

    1933年

    春，《华北日报》主编邀请贺麟担任该报“哲学副刊”编者，贺麟为其撰《〈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词》。发刊词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洁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注23

    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期，1933年1月23日。该文后曾作为194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致知篇》一书的译者导言，又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3月，发表《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大陆》第1卷第4期。

    7月，翻译鲁一士（J. Royce，1855——1916）所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文刊于《哲学评论》第5卷第1期。

    12月，发表《道德进化问题》，《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

    1934年

    2月，译《黑格尔印象记》，刊于《清华周刊》第41卷第5期。

    3月，《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于《大公报·现代思潮》周刊。《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注24。《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发表，标志着贺麟草创“新心学”的开端。

    10月，贺麟、金岳霖（1895——1984）、冯友兰、黄子通（1887——1979）受同行委托，筹备召开哲学年会。

    11月，发表《从叔本华到尼采————评赵懋华著〈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5期，1934年11月6日。

    1935年

    4月，汤用彤（1893——1964）、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哲学年会（4月13——14日）。在第一届年会上，贺麟当选为理事兼秘书。

    翻译亨利希·迈尔《五十年来的德国哲学》，并加附释。1月，文章刊于《新民月刊》第1卷第1期。该文后被编入冯至编校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又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西方现代哲学讲演集》。

    本年，撰写《经济与道德》，该文后于1938年发表于《国闻周报》（收入《文化与人生》）。

    1936年

    本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

    1月，发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东方杂志》第33卷第4期。

    2月，发表《宋儒的思想方法》，分别刊于《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和《东方杂志》第33卷第2期。评论说，“《宋儒的思想方法》是贺麟讨论哲学方法最深入的一篇文章”注25。

    3月，所译开尔德（E.Caird，1835——1908）《黑格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系“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王云五主编）之一。其后，有1943年渝1版，1945年渝再版。

    4月，参加第二届哲学年会。同月，中国哲学会成立，当选为学会理事。

    7月，《评康宁汉〈哲学问题〉》作为温公颐编译《哲学概论》一书的序言发表。

    11月8日，作《彭基相著〈谈真〉序》，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2月，发表《文化的类型》，《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有人评价说，“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注26。

    1937年

    1月24日，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27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贺麟参加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共五人），与另外两位常务理事金岳霖、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另外，贺麟还兼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主任。

    3月，金岳霖与贺麟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

    双十节过后，贺麟、汤用彤、钱穆（1895——1990）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后取海道至香港。小港住近旬，又北上广州，晤谢幼伟。11月底，抵达长沙，宿三宵。因北京大学文学院已迁至南岳（在南岳山腰圣经书院旧址），遂又南下注27。

    1938年

    2月，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麟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汤用彤（系主任）、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与汤用彤、吴宓、浦江清合住一室。同年10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后仍回西南联合大学。

    5月，发表《新道德的动向》，《新动向》第1卷第1期。本月，在《云南日报》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

    贺麟与张荫麟通信辩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后以《与张荫麟兄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为题，发表于《新动向》第1卷第4期，1938年8月。

    7月9日，贺麟于日记云：“我读《重光杂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觉得唐君毅的文字明晰，见解弘通，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注28

    12月，代表贺麟知行观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论》完稿于昆明。该文后作为“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于1940年1月在昆明出版单行本（抽印本）。

    1939年

    回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1940年

    8月31日，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举行，贺麟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年会通过议案：设立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由贺麟任主任委员；设立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由冯友兰任主任委员。

    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1886——1964）同意，贺麟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

    1月，发表《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

    3月，《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根据张荫麟的建议，将“三大伟人”改为“三大哲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1943年再版。作者认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性格分别为“诗的”、“散文的”、“戏剧的”，并分析他们在国家危难时的不同态度。书中附参考书目及《抗战建国的精神基础》、《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法治的类型》、《新道德的动向》、《经济与道德》、《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6篇论文。书前有作者引言，书末附作者的后语。

    5月1日，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该文后以《五伦新解》为名收入《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6月。

    7月20日，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战国策》第17期（同名收入《时代之波》）。

    11月30日，发表《时空与超时空》，《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

    本年，发表《论翻译》，《今日评论》第4卷第9期。《论翻译》之节录本，后收入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版。

    1941年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从本年春天开始，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

    8月1日，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贺麟在文中说：“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注29

    9月1日，发表《爱智的意义》，《思想与时代》第2期。

    10月，发表《论知难行易》，《新认识》第3卷第5期。

    12月，发表《自然与人生————“回到自然去”》，《思想与时代》第5期。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乐观与悲观》等。

    1942年

    2月1日，发表《宣传与教育》，《思想与时代》第7期。

    6月，《近代唯心论简释》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初版）。《近代唯心论简释》收论文15篇。这是贺麟的第一本论文集，也是反映他“新心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6月，《人文科学学报》创刊，由中国人文科学社出版。该社为纯学术团体，由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同一些研究所研究员组成，成员有雷海宗、贺麟等。该学报每年出版2期注30。

    11月，发表《现代思潮批判》，《文化先锋》第1卷第11期。

    1943年

    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黑格尔理则学”。所谓“理则学”，通常译作“逻辑学”，贺麟采用的是孙中山的译法。

    5月1日，发表《学术通讯》，《思想与时代》第22期。

    1942年9月21日，胡绳发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注31，针对《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若干观点提出批评意见。1943年，徐梵澄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述评》注32，谢幼伟发表《何谓唯心论————兼评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注33。4月14日，贺麟作《答谢幼伟兄批评三点》（《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1日），对谢幼伟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回答。

    7月1日，发表《德国文学与哲学的交互影响》，《思想与时代》第24期。

    7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二版。汇集论文仍为15篇，但书末附录了《最近五十年来的西洋哲学》。

    秋，在重庆小温泉给全体新生讲课，讲稿为《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10月1日，在《思想与时代》第27期发表《论翻译的性质和意义》。

    11月，发表《费希特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政治》，《思想与时代》第29期。

    12月，《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对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介石的知行合一学说进行考察。

    1944年

    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6期。

    5月1日，发表《宋儒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4期。

    6月1日，发表《论时空（答石峻书）》，《思想与时代》第35期。

    11月1日，发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7期。

    12月，发表《杨墨的新评价》，《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

    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初），唐君毅（1909——1978）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

    1945年

    西南联合大学“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1901——1999）离校，贺麟代理其职务。

    4月，发表《陆王之学的新开展————介绍熊十力及马一浮二先生的思想》，《建国导报》第1卷第17期。

    8月30日，在昆明为《当代中国哲学》作序。

    9月21日，贺麟致函胡适（1891——1962）。信中表示盼复早归，以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工作，并在信末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注34。

    本年，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的基础上，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翻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并为之作序，该书于本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撰写《陆象山与王安石》。贺麟撰写此文之机缘，可以上溯至华莱士的一席话。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发表了不少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注35。

    1946年

    1月，发表《〈当代中国哲学〉序言》，《三民主义半月刊》第8卷第1期。

    6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因公离校，贺麟暂行代理其职务。

    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的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迁回原址。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该会委员。9月2日，离开昆明北上。10月，随北大返回北平。

    9月2日，在昆明作《文化与人生·序言》。

    10月，发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10卷第1期。贺麟素来尊崇王夫之（1619——1692），上文约二万字，主要依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

    11月，反映战国策派思想的论文集《时代之波》由大东书局出版，该集收入了贺麟的《五伦新解》、《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两篇文章。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还有《文化、武化与工商化》等。

    1947年

    1月1日，发表《王安石的心学》，《思想与时代》第41期。3月1日，发表《王安石的性论》，《思想与时代》第43期。贺麟后将二文合并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所注月份是1941年而不是1947年，误。

    1月，发表《民治论》，《三民主义半月刊》第9卷第1期。

    1月，发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远东》创刊号。

    2月，发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读书通讯》第126期。

    3月，发表《儒家的性善论》（贺麟讲、杜万荣记），《五华》第3期。

    7月，发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之趋势》，《读书通讯》第126期。

    10月1日，发表《对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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