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第一次罷工的高潮

工人，其詳敘於第七章中，不贅。

    武漢方面所有的罷工，幾乎全為當地共產黨所領導，未遇見任何競爭者。

    湖南罷工潮

    與武漢爭輝並美的，便是湖南罷工潮。湖南本非工業區域，比之武漢相差很遠，此地除一個紗廠外，尚有造幣廠、黑鉛煉廠數家，其餘則有三個大的礦山：安源之煤礦、水口山之鉛礦和安化之錫礦。

    如說共產黨在武漢方面沒有遇著競爭者，那麼，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頭就遇著競爭者————而且是非常強固的競爭者。

    先共產黨湖南黨部還未成立之時，便有無政府黨人在此活動，其首領為黃愛、龐人銓。一九二○年他們便組織湖南勞工會，兩年以後約有工會二十，會員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湖南省黨部成立之後，便著手與黃、龐攜手合作，真的，黃、龐那時候曾傾向過共產黨，在他們被殺之前二月確曾介紹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黃、龐被殺後，無政府黨人爭著黃、龐是純粹的無政府黨，不是共產黨。其實黃、龐不失為為工人階級利益而犧牲的有價值的戰士，而無政府黨人後來借黃、龐之死，在外斂錢自肥，以致晚節不終，投降殺黃、龐的軍閥，實屬可恥）。湖南勞工會的基礎便是那個唯一的紗廠（華實紗廠），一九二二年一月發生罷工。

    罷工的原因在於工人要求獎金和一個月雙薪。參加者二千多人。華實紗廠實際即政府企業，省長趙恆惕派兵鎮壓罷工，開槍擊傷工人數十名。雖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堅持，趙恆惕不得已承認酌給獎金。罷工工人雖然勝利了，但他們的首領黃愛、龐人銓卻於罷工解決之後，被趙恆惕逮捕，推至瀏陽門外斬首。黃、龐因此便做了為工人階級犧牲的英雄。

    黃、龐被殺後，湖南勞工會亦遭封閉。但黃、龐被殺卻引起社會的不平，因為當時湖南省剛剛宣布省自治。趙恆惕制定什麼省憲，亦曾冠冕堂皇規定人民得有什麼自由權利的條文，這樣一來省憲的假面具完全揭開（本來趙恆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軍閥割據的護符）。

    共產黨湖南黨部便發起“驅趙恆惕運動”。這一運動不僅限於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響甚大。

    黃、龐被殺以後，職工運動遭一頓挫，所謂湖南勞工會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產黨員卻並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極困苦艱難的工作。過數月後，開始罷工鬥爭，最大的當然是安源煤礦和水口山鉛礦的罷工。我們在上面已經敘述過了。總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罷工潮最澎湃的時期，手工業工人和苦力幾乎全部罷過工，而且是聯合全市小作坊小舖店的同盟罷工。罷工大半勝利。湖南罷工潮也因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而歸於停止。

    上海罷工潮

    上海本為全國工商業中心，但在此次罷工高潮中，卻不及內地遠甚。其原因：第一、上海為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帝國主義在本國已積有百數十年壓迫罷工的經驗，對付中國新生的幼稚的罷工運動自然是優有餘裕。真的，我們要承認那時真不是他們的敵手。至於內地，我們固然幼稚，軍閥官僚資本家對於壓迫罷工也同樣沒有經驗，所以當時罷工往往在內地勝利，而在上海則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鐵路工人來，女工童工極為充斥，如紗廠百分之九十是女工，絲廠則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覺悟力與戰鬥力當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時帝國主義對付罷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無論如何不讓罷工勝利，不與工人訂立條約，寧願聽其多罷幾天工，寧願罷工解決後由廠方自動加資，意思就是加資不是由工人鬥爭得來的，而是由於廠方“恩賜”。 （二）無論如何不讓工人組織工會。 （三）即使有時對工人讓步，但以開除罷工領袖為交換條件，自然開除工人領袖多以別項美名（如“調工作”，“自動辭職”等）為欺騙。我們遇著這樣的強敵，真使我們難於應付。雖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階級仍曾表現其好身手，仍是屢跌屢起的前進，最明顯的例子，是日華紗廠兩年之內發生八次罷工。我們這裡來敘述一九二二年的罷工潮。

    二月上海有兩個紗廠的大罷工。一個是上海第二紗廠，因為工人家屬送飯時資本家恐怕偷紗，不許入廠，工人大憤，二日起罷工，參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計罷工三日。另一個是三新紗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十一日起罷工，參加者共六千多人，結果被租界巡捕壓迫而失敗，計罷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華紗廠罷工，參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資，結果勝利。

    四月二十四日，郵差罷工，參加者七百餘人，反對增加保證金及儲蓄金，並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結果勝利，罷工二日。工人組織工會。

    這兩個勝利的罷工，可說給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業城市，如蘇州，無錫等處不少的影響，數月之內發生無數的罷工。

    全國勞動大會後，五月二十日，日華紗廠又發生罷工，因經紗間要求按件付工資不遂而起。工人組織工會，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團體紛紛援助。結果前一次加資一律有效，罷工期內發二日工資，經紗間女工技精者按件計資，但工人領袖自動辭職，工會不准存在，計罷工十五日。

    罷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逮捕李啟漢同志，罪狀是“煽動罷工”、“擾亂秩序”。判處徒刑三月，永久驅逐出租界。帝國主義驅逐李啟漢同志，並不是真驅逐，而是遞解中國官廳，並授意中國官廳，將他永遠監禁。當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仰承帝國主義意旨，不加審問，將李同志腳鐐手銬送入大獄，時經兩年，百計營救無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戰爭起，李同志始被放出來，坐獄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啟漢同志為第一人。

    八月五日，絲廠女工大罷工，參加者一萬餘人，要求增加工資及減少工作時間，結果被警察干涉。罷工只三日而失敗。

    從此，罷工便趨向低落了，最後發生的所謂三角同盟罷工，即金銀業、日華紗廠、英美菸廠三罷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銀業罷工，參加者數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認工人俱樂部，增加工資，減少學徒年限，廢除包工製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敗。

    十一月一日，日華紗廠又罷工，參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啟封工會，被軍警壓迫而失敗。

    十一月二日，英美菸廠罷工，參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和啟封工會，結果，亦遭軍警壓迫而失敗。這三個罷工失敗後，上海罷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廣東罷工潮

    廣東罷工潮比上海還要落後，其原因是共產黨廣東黨部很弱，而且夾有極大機會主義成份。代表人物即現今國民黨改組派的陳公博。他當時主張“聯陳倒孫”，後經共產黨中央派人前往糾正，開除陳公博及其信從者出黨，自經此事變後，黨部方稍能對外發展，但領導罷工仍屬軟弱無力，廣東自發罷工也有，均無若何結果，大的罷工有兩次，即鹽業罷工和澳門罷工。

    五月十二日，廣州鹽業工人罷工，其時為國民黨政府，中國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為省長，但此次罷工卻是經伍廷芳之手壓迫下去了，甚至於還實行取締工會條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門全體華人總罷工。澳門系葡萄牙帝國主義的租借地，此次罷工因西人侮辱中國婦女，有華工見而毆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華人請願釋放，遭槍擊，大憤，全體華人罷市罷工。由廣東政府交涉，但廣東內部不久發生政變，無結果，罷工自行潰散。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罷工高潮中的領導作用

    全國罷工高潮的狀況我們已大致敘述過了，現在來敘述當時工人組織的狀況。

    首先須敘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罷工高潮中的領導作用。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後簡稱書記部）在當時中國工人群眾中的確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罷工高潮中確起了先鋒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勞動大會（後面第五章還要專門敘述）就是由它發起的，而且在這次大會上通過它為全國總通信機關，儼然成為全國工會的總領袖。在大會以後，書記部由上海遷到北京，改為總部，總主任為鄧中夏同志。並於上海、武漢、湖南、廣東、濟南設分部，上海分部主任為袁大時（現已叛變），武漢分部主任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為毛澤東同志，廣東分部主任為馮菊坡（一九三一年已離開了黨），濟南分部主任為王盡美同志（現已死）。書記部遷往北京，為的在當時罷工高潮中，北方鐵路做了骨幹，遷往便於就近指揮。真的，書記部當時確成了罷工的唯一領導者，在那樣緊張罷工潮中，書記部的工作不用說是萬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員派出，遑遑於火車輪船道中；書記部的總機關報即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機關報。第一次勞動大會的缺點，在於沒有一個工人目前鬥爭的綱領，書記部是補救了這一缺點，其時適值國會重開，書記部乃發起勞動立法運動，提出勞動法，實際即鬥爭的綱領，並號召全國工會為此綱領而鬥爭（參看後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國工人罷工鬥爭的意志統一起來；而同時全國的罷工，差不多都得了書記部（總部或分部）的指導，因此書記部的信仰越發增高起來，有不少的地方罷工勝利後，由工人群眾提議捐助書記部的經費，即此一端可概其餘了。

    兩大地方組合與兩大產業組合

    在罷工高潮中，固然，多數是先有組織而後罷工，但亦有不少組織成立不到數日便罷工的，或罷工時開始成立組織的，甚至還有罷工前後均無組織的。這樣一個大的缺點，當然是書記部首先須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幫助工人組織當地工會外，書記部特別注意是組成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

    最先成立的是武漢工團聯合會，它包括有漢陽鋼鐵廠工會、漢冶萍輪駁工會、大冶鋼鐵廠工人俱樂部、下陸礦廠工人俱樂部、花廠工會、人力車夫工會、香菸廠工會、揚子機器廠工會、武漢縫紉業工會、武漢輪駁工會、江岸鐵路分工會、徐家棚鐵路分工會、武昌機器工會、機器縫紉工會、蛋廠工會、西式皮鞋工會、武漢電話工會、洗衣工會、武漢調劑工會、建築工會等二十個工會，會員三萬餘人。

    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團聯合會，它包括有粵漢鐵路岳州分會、粵漢鐵路長沙分會、造幣廠職工俱樂部、鉛印活版工會、黑鉛煉廠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工會、土木工會、理髮工會、縫紉工會、筆業工會、安源礦工俱樂部、水口山鉛礦工人俱樂部等等十四工會，會員亦達三萬餘人。

    再其次成立的是漢冶萍總工會，包括漢冶萍總公司整個企業，計有漢陽鐵廠工會、大冶鋼鐵礦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俱樂部、下陸鐵廠工人俱樂部、漢冶萍輪駁工會，於十二月十日開成立大會。

    最後就是籌備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這裡有一個困難，即各路工會組??織發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漢鐵路算是沿路經我們的手組織起來了。但京奉則只有唐山、山海關、天津、丰台有我們的組織，關外沒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鎮、浦口和中段濟南有我們的組織，其餘各站不是沒有組織，便是工頭組織。泰安工頭某承交通系的意旨還宣布成立全路總工會。京漢路則機務車務機器廠分成三部，車務和機器廠有我們的組織，而機務則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隴海路上的罷工，本為工頭領導，故工會亦為工頭把持，分化的結果，洛陽完全為我們所有，其餘各站則我們的影響極微。正太路只石家莊、陽泉有我們的組織。道清路粵漢路和株萍路北段則全有我們的組織。其他如滬寧、滬杭，全無我們的影響。在這樣狀況下，馬上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當然時期尚早。開灤大罷工起，書記部召集各路代表開會於北京，本為討論援助開灤罷工，但開會時開灤已失敗，於是討論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當成立籌備委員會。並決定於最短期間內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後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後來京漢鐵路大罷工便為成立該路總工會而起。 “二七”失敗後，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成立遭一頓挫。

    自然那時我們在上海和廣東均有這種總組織的企圖，上海是沒有成功，廣東雖然掛起“廣東工團聯合會”的招牌，但實際上沒有基礎。

    海員工會方面，香港則因我們南方黨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雖由李啟漢同志打進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頓。

    工會組織的內容

    無疑的在那樣緊張那樣迫切的罷工環境之下，對於組織無論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況那時我們的經驗實在太少。一般的說，那時工會只有上層組織，沒有下層組織，每一工會內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員長，文書、組織、宣傳、庶務、調查、交際各部。大會，代表會議，委員會議都是有的，但在組織的運用上的確模糊不清。一般的說，工會的秘書，確是我們派知識分子去充當，自然經過工會的同意，這個秘書幫助工會辦事，久而久之，信仰鞏固，往往不知不覺的變成“秘書專政”，這是有的。至於由我們派去的同志充當工會主任，那時還是極少，有幾個同志確因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他的勇敢和能幹，為群眾所擁護，至選舉時，群眾便選舉了他，並非黨的委派。

    工會與黨

    這裡我們提出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我們在當時確做了一個極大錯誤，這個錯誤不在黨與工會的關係，而在於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志，未曾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最大錯誤是黨的關門主義，大家有這樣的觀念，以為工人覺悟程度還不夠加入共產黨，把許多鬥爭中表現很好的積極分子，都推到黨的門外。介紹個工會會員入黨，常鄭重要經過數月的考察。還有這樣的可笑事，介紹工人入黨必先介紹入書記部，書記部成了工人入黨的經過機關。這樣一來，工會與黨的發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極不相應。自然當時工會中的黨的組織普遍是沒有，只有共產黨員個人，也就因為如此對於工會的領導，只是個人式的英雄領導，而不是黨的組織領導。後來，“二七”失敗，工會被封，我們黨在工人群眾中除政治影響外，什麼也沒有了，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個錯誤明顯的是十足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個遺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鐵路工會還有殘留。

    我們已經對於一九二二年的罷工潮流，有了一個一般的敘述，現在可以把當時職工運動裡最大的幾件事，分章的詳細說一下：海員罷工，第一次勞動大會，開灤礦工罷工和京漢鐵路的“二七”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