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省港大罷工

開始數日，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同志，有這樣一種機械論的見解，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其實領導權共產黨是不是會失掉，那要看共產黨在罷工工人群眾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決定，拒絕國民黨過問是不能保證共產黨對罷工領導權的鞏固的，並且這種拒絕國民黨過問，實際竟拒絕國民黨幫助，假若當時不取得國民黨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倒台。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無疑的這種機械論的幼稚見解是不對的，當即被黨否決。不僅要國民黨過問，而且要拉國民黨來過問，這樣才能取得國民黨目前迫切的物質幫助，這與領導權問題全是兩件事。的確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餘，對於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請參看下一章[註 13]），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

    後來才接各方面的捐款。從罷工開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罷工委員會收入是這樣：國內捐二十五萬元，海外華僑捐一百十三萬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萬元，殷實紳富捐二萬元，拍賣英貨四十萬元，罰款二十萬元，其他二十萬元，共四百九十萬元。

    的確，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

    當然國民黨內部對於罷工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終反對，左派在罷工的頭半年的確是熱誠擁護的。左派擁護罷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很明顯的他們那時完全要依靠工人幫助才能把握政權，故不能不擁護罷工。在經濟方面，我們來多說幾句話。

    自罷工以後，國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廣東全省收入為一千萬元，平均每月為八十三萬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平均每月為六十六萬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罷工以後，八月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已比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達到三百六十一萬六千元。十一月收入為三百八十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六————七倍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是由於廣東統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省港罷工，斷絕與香港交通，把大門關住，好讓政府來從容的有計劃的從事財政的整理。原來廣東經濟向來是受香港所操縱和支配。比方廣東政府所設立之中央銀行，孫中山在時，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們紙幣，但結果經不起香港紙幣之操縱，使得中央銀行紙幣價格起落不常，信任動搖。直到罷工以前，中央紙幣一元還只當三四角用。罷工以後，加以沙基慘殺，於是廣東人民抵製香港紙幣，又兼封鎖，故香港紙幣當時幾乎絕跡於市面，而中央銀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紙幣的操縱，因此信用恢復，營業擴張，紙幣變為十足十用。舉銀行就可以概其餘。

    從上面的事實，就可以解釋當時左派政府為什麼熱誠擁護罷工；又何況政府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的一萬元，事實上是政府從各方面收得的罷工捐款，慷他人之慨於已毫無所損，又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後，對於罷工就有些冷淡了，當然廣東統一了，不再需要罷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罷工如何“不法”的誣衊事實，專門與左派為難，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根性發作了，遂日益與罷工工人離開。

    三月二十日政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掌握政權以後，無疑的是反對省港罷工，其所以不敢斷然解散罷工者，因他們自己力量還感覺不足，一時還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因為省港罷工到此時確已形成一個堅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與帝國主義鬥爭著，無端解散罷工，於力固所不能，於理亦所不順。

    香港帝國主義態度的變化與廣東政局

    香港帝國主義對於罷工的態度經過好幾次的變化，這些都與廣東政局有關。

    第一期，強硬時期。罷工開始時，香港方面急於在求一戰，所以他們的什麼公民大會兩次電求倫敦出兵攻打廣州。出兵被倫敦否決後，香港則專心一致實行“以華製華”政策：一方面勾結北方軍閥侵粵，一方面勾結廣東內部一切反動勢力作亂。第一著便是香港暗中資助胡許兩派政變，文華堂二百萬元之賄賂，江門梁鴻楷部隊新軍械之發現，皆其鐵證，於是而有廖仲愷的被刺。但因為當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左派實行斷然處置，胡許被逐，香港的第一著政策失敗。第二著便是香港資助陳炯明鄧本殷兩路進攻廣州。陳炯明當時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兵買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過往汕頭的罷工工人、海陸豐的農民以及革命的學生達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復勾引北洋四艦南來，幫助陳鄧反攻。再則又嗾使土匪袁帶、林警魂陷落中山縣。此時罷工委員會本已準備解決罷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華商代表來省，罷工委員會將香港沙面工人及學生要求之三十餘條件交其帶回香港。香港總督扳起面孔對華商代表說：“誰叫你帶回條件來！”很明顯的，香港帝國主義此時在指揮如意的搗亂廣東，此種計劃還未實驗，如何肯解決罷工！但因為當時罷工工人幫助國民黨左派堅決進攻陳、鄧，東江南路都次第收復，而香港第二著政策又失敗。

    第二期，軟化時期。原來陳炯明佔領汕頭時，汕頭罷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復，但革命軍攻入汕頭時，本地罷工工人又捲土重來，封鎖香港。鄧本殷受香港八十萬元，專僱輪船八艘，載運糧食赴港，但革命軍攻入瓊崖時，此項接濟又被本地工人截斷了。勾引南來之北洋艦隊，見陳鄧已敗，不敢進窺虎門，只得悄悄率隊北返。香港亦無可奈何。同時又因香港中等華商見罷工已久，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決，使他們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慘痛；又見國民政府著著勝利，同情廣東，於是而有“懇親團”之組織，十二月二十六日來廣州，共代表三百餘人。繼而又有“華僑參觀團”之組織，不久亦來廣州，其人數亦相若。香港中等華商這些舉動，無疑義的直接對廣東政府同情，間接即對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國主義知大勢已去，外既軍事失利，內又居民叛離，於是戲法為之一變，宣布派遣四個全權代表，赴廣州解決罷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時又派華商代表八人先行來廣州，以探廣東方面的意旨。八個華商代表抵省以後，與罷工委員會商量經濟條件，罷工委員會答覆： “我們固然要經濟條件，同時也要政治條件；只談經濟條件，何能謂為根本解決？”並矚其轉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放膽來省，可以商量解決罷工。無論如何香港帝國主義此時確有軟化的表示。

    第三期，猶豫時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廣東政局內即發生新的醞釀，原因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大會時採取了對於新右派的退讓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紛紛回粵活動，於是左派的政權隱隱發生動搖。蔣介石以左派的資格一變而為新右派的領袖，暗中準備反革命的政變。這種內容，香港帝國主義豈有不知之理，認為廣東既要發生政變，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麼又何必急急於解決罷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始終遲遲不來。不僅如此，香港政府還於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決罷工，以示決絕。

    香港帝國主義此時一方面靜候廣東的政變，一方面則用盡一切方法以加速這一政變。比方那時他們加緊“英國決用十萬大兵進攻中國”的宣傳。上海英國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登載這樣一個消息：說“倫敦方面決將用武力干涉中國，預定十萬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滬漢，南攻廣州”。同時，英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究竟能否制止廣東排英運動？否則，英國當代加重大教訓。英國國會業已同意，預算將來對粵每日軍費一百五十萬。”很顯然的，這種恫嚇的作用，只是給右派一種藉口，好來提議解散罷工。再則就是勾結廣東右派加緊對於罷工工人的進攻。伍朝樞等此時與香港政府已經發生密切關係。在此時期，伍朝樞萬事不管，專門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上，替外國商人告發罷工糾察隊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長吳鐵城向市民宣傳，“罷工工人比劉楊兵士還兇”，簡直開槍射擊罷工工人。很顯然的，這種造謠中傷的作用，一面是離間左派對於罷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給右派將來藉口強迫解散罷工打下基礎。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一個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粵海關停關。中國海關稅務司，按照不平等條約都須盡用英人，粵海關稅務司不用說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粵海關突然宣告停關，藉口是“罷工糾察隊扣留八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隊如此行動，彼實不能執行職務”。並對廣東政府說：“罷工會不聽政府命令，我來替你教訓。”又對廣東商人說：“我之停關，係為減少你們受糾察隊之壓迫。”又很明顯的，這種挑撥離間的作用，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催促廣東政變加速的到來。

    但一切陰謀，當時是被我們一一加以打擊，故一時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國主義見廣東政變竟未發生，不覺猶豫起來了，於十九日派人到廣州面見汪精衛說：“香港政府有誠意解決罷工，已內定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為代表，只須汪主席親筆寫一函去，三代表就可來省。”可見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意解決罷工。恰恰第二天廣東發生蔣介石的政變，罷工委員會亦被兵包圍，即所謂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於是香港帝國主義的態度又為之一變。

    第四期，重新強硬時期。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根本取消解決罷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變消息傳到香港以後，香港總督召集西商大會，興高采烈的說：“恭賀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聽眾報以歡笑，高呼萬歲！所以香港政府內定的三個代表，遂不出發。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廣州與伍朝樞談說之後，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複業損失賠償，均不給予，亦不容許此項辦法”。以前香港帝國主義雖因面子關係，不願出錢，然而並未正式宣布決絕；香港商人出錢，香港政府至少已經默許，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個華商代表到廣州談經濟條件可以證明。今則露骨的不承認出錢原則，而且布露天下，咸使聞知，態度何等鮮明，何等堅決！無疑的這是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影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重行抱持強硬的態度，以至於後來的“中英談判”，仍堅決的把罷工問題撇開，我們在後面再說。

    這次省港罷工，本有極大的直接勝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變，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罷工與北伐

    北伐是中國革命過程的一件大事，因為有了北伐，使中國革命發展到最高度，革命領土擴張到長江流域，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很迅速的得到長足的進步。北伐自然是當時中國全國范圍內革命高漲的需求，然而直接促進北伐則省港罷工實為很大的動力。廣東統一以後，就開始了北伐的準備，雖然經過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但北伐終是革命的要求，終不能因任何障礙而阻止它的進行。六月，北伐出師了。在這次北伐中，省港罷工工人不用說是積極的參加。他們照東征南征一樣，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師北伐。特別是運輸隊三千餘人，給予北伐軍巨大的幫助。湘粵之交，為五嶺山脈，崇山峻嶺，道路異常險阻，又兼濕暑炎蒸，罷工工人重擔渡嶺，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罷工工人病者好幾百人。北伐軍因得罷工工人這種幫助，出師異常迅速，八月便收復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漢，中國革命得到空前的發展。

    中英談判

    因為北伐的原故，因為“得以進行本國統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罷工委員會同意國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議商量解決罷工。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國主義答覆謂：“罷工已成過去事件，願派代表商量排英貨問題之解決。”國民政府回函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經濟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貨運動的方法與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談判終於在廣州外交部實現了。第一次會議（十五日）只國民政府致了一篇歡迎辭。第二次會議（十六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見書，大意是說廣東人民發生排英貨之直接原因，由於沙基慘案：沙基慘案之重要背景，由於上海“五卅”慘案。廣東為什麼有省港罷工與經濟絕交之排英運動？因為“廣州為中國民族主義最大中心點，無怪其於此案堅持民族主義以相對峙，而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間鬥爭之顯著表示也”。中國以民族主義辦外交，並坦直指斥帝國主義，這算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並質問為什麼香港對廣東實行經濟財政封鎖？為什麼拒絕國民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後所提議的解決條件？第三次會議（十九日）英國代表提出答覆書，謂“五卅”屠殺是自衛行動；沙基慘案系中國先開槍；省港罷工系少數人強迫；香港並未封鎖廣東。第四次會議（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駁書，引證據理，指斥其推諉圖賴。談判到此，國民政府提出解決辦法，組織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須延宕時日，如為早日恢復兩國關係計，主張兩方協力分任擔負：第一，應保障不再有類似沙基慘案發生，此種保障，在於整頓沙面海陸駐兵，並限制英國砲艦停泊國民政府領土河面；第二，根據極公平原則，撫卹沙基慘案死傷者家屬；第三，解決因香港廣東通常關係破裂所發生的大失業問題，應籌備大宗款項。英國代表對組織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對早日恢復關係之三條件，表示反對，並聲言解決問題不能包含賠償在內。國民政府代表表示讓步，提議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應行借款，此項借債，雙方分別擔任，如將來英國在第三者法庭得到勝利，香港擔負之借款，由國民政府償還。英國代表表示反對，提議實業借款貸予中國，以為黃埔開埠之用，而以建築粵漢、廣九兩鐵路接軌為條件，其監督借款則依照廣九鐵路協約，僱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賬各一人。此日，罷工委員會偕同廣東工農商學各界召集十萬餘人之示威大會，發布力爭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條件的宣言。第五次會議（二十三日）雙方以其提議寫成條文，繼續討論，雙方皆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而中英談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實則破裂。總而言之，中英談判雖為廣東自有獨立政府以來第一次與外國開的對等會議，為國民政府的新紀錄，但對於罷工解決是毫無結果。

    取消對香港的封鎖

    中英談判延期以後，罷工委員會發出致全國同胞書、致海外華僑書、致全國工會書、致世界工會書、致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書，除敘述中英談判經過外，請教三事：

    一　其將不念先烈沉冤，無條件屈服乎？

    二　抑將不但屈服，且進而接受英國所提出的實業借款條件乎？

    三　或不願屈服，須再接再厲，繼續奮鬥，以求最後之勝利乎？

    對於三條道路，罷工委員會說：“因我等罷工，事關民族問題，並非純屬我等一己問題，何去何從，毫釐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內外同胞立予決定者也。”罷工委員會又申明：“我等奮鬥，犧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計，如荷同胞指示，我們惟敬謹遵循，雖赴湯蹈火，決不瞻顧。”罷工委員會發出這信之後，各方面紛紛回答，都說“應當繼續奮鬥，誓為罷工後盾，以求得最後之勝利”。

    本來罷工委員會有好幾次準備收束罷工。當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愷被刺的前後，曾有一度準備，因那時“五卅”運動，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廣東孤軍奮鬥，如何做得？於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團”之發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罷工代表八人共同組織之，將省港罷工所提的政治條件交付此代表團聯合全國去爭，而罷工委員會只與香港解決經濟條件便可複工。但此種準備，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國主義一時還不願意解決，一方面確因當時東征南征，須要罷工封鎖香港，將帝國主義對於反革命派之援應斬斷，好讓我們關起門來在家裡捉賊，所以第一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就作罷。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大會的前後，我們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因東江南路均已收復，我們須準備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國主義接受相當條件，亦可複工，故當時廣東方面派一重要官員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員到廣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將罷工條件分為政治經濟二部，廣東方面答應如經濟方面原則上能承認，分開亦無不可；後來香港方面對於恢復工作一層，因謂商店倒閉，無業可複，完全復工，有些困難，廣東方面表示可以相當讓步。但因國民黨大會後廣東政局有新的醞釀，右派紛紛回粵，香港帝國主義因為有新的希望遷延解決，我們亦擬維持罷工，以預防右派的叛逆行動的發生，因為罷工工人經常聚集廣州者近五六萬人之多，造成一種革命的濃厚空氣，實在是鎮壓右派的一種力量，所以第二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又作罷。三月二十日政變發生了，民族資產階級乘機進攻，此時當然我們不願即於收束罷工，自己解除武裝。到五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前後，我們因急於需要出師北伐，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勞動大會提出由國民政府、香港政府、廣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罷工委員會五方面舉出代表組織委員會，商量解決罷工。這個五方面共同組織的委員會，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謠言的作用，因為當時香港有一種謠言說：“香港出錢未為不可，不過恐其落在罷工領袖及過激派手中，仍里為繼續反對香港之用。”罷工委員會曾以此辦法，慫恿廣州商人派兩代表到香港，徵求香港商人同意，並託其轉徵香港政府同意，結果是香港帝國主義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準備收束罷工又作罷。陳獨秀、魏琴當時大罵廣東的黨部“太左，自始至終就無半點意思收束罷工，簡直是胡鬧”！據他們的意思，應該無條件解散罷工。自然他這種意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贊同。但當時譚平山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宣布：“省港罷工終止了！”省港罷工在廣州分明沒有終止，而他們卻在上海宣布已經終止，這簡直是工賊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師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復全湘，直趨武漢，我們此時以為時機已至，決定自動的收束罷工，首先是取消對香港的封鎖。取消對香港封鎖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對於廣州沿海農民的讓步。自罷工以來，封鎖香港，所以沿海一帶農產物一律禁止出口。當罷工初起時，罷工糾察隊封鎖海口，的確得農民的幫助不少，當時愛國熱潮甚高漲，農民也捲入這個熱潮之中。但封鎖實在太長久了，農產物停滯不能出口，農民當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後，農民與糾察隊在海口常常發生衝突，因為農民偷運農產物出口，糾察隊當然截留。此時正是新農產物上市時期，農民非得出口不行。罷工糾察隊封鎖以來，在各海口常常發生戰爭，如沙魚涌之戰，糾察隊與鐵甲隊死者數十，是香港以兵艦飛機巨砲協助土匪幹的。太平之戰，糾察隊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當地奸商土匪幹的。中山之戰，糾察隊全隊覆滅，是香港以機械資助土匪幹的。其他還有白鵝潭之戰，淡水之戰，前山之戰，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協同幹的。在這些戰爭中，農民還有幫助糾察隊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時便不然了，農民反對糾察隊，如寶安，好幾個鄰近英界的村莊農民，簡直與糾察隊取了武裝對抗的形勢，雖被糾察隊征服了，但農民不平之氣確是與日俱增。這一點也是逼得我們不得不取消封鎖的。

    關於取消封鎖自然需要收束罷工有一根本解決才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對此問題經過鄭重的討論。罷工委員會提出辦法，在關稅上附加二五稅，以此稅作為收束罷工之用。每一罷工工人先領一百元，到各處尋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尋找工作，六個月後，如不能尋找工作，可以回廣州，罷工委員會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稅當然不是一次便夠發給所有罷工工人，可分五批發給：每批二萬人，以五個月發齊。此問題決定後，以二五附加稅由政府通知各國領事，期在必行，各帝國主義無法，只得在罷工工人這種偉大權威之下承認了。

    於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罷工委員會召集廣州各界群眾大會，宣布取消對香港封鎖，並宣言“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

    十月十一日，便於海關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稅徵收機關，由政府與罷工委員會共同組織，開始徵收。

    於是對於省港封鎖，便這樣的告一結束。

    二五附加稅是由省港罷工開始的，這又是中國革命史中的新紀錄。此例一開，不僅國民政府領土內一切海關照例舉行，就是當時北方軍閥亦向帝國主義要求援例開辦，罷工工人所爭得的果實，不期軍閥也能得受實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後省港罷工便辦理結束，實際上罷工並沒有完結，罷工委員會一切機關依然存在，罷工食堂與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個國民黨叛變以後，汪精衛回粵，知省港罷工工人為一不可侮的勢力，於十月方用武力強迫解散罷工工人，罷工才算完結。所以正確計算，省港罷工從一九二五年六月起，應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為止，共計兩年零四個月。

    這次罷工的意義與教訓

    這是一個為世界職工運動有史以來所未聞見的長期罷工，它的意義的確超過“罷工”以上。很明顯的這個罷工在中國大革命的廣東時代，無疑的起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省港罷工委員會本身的確有獨立的政權性質（香港帝國主義所罵的“第二政府”），它當時在南中國的確成了各社會民眾團體的總領袖，它在廣東的地位的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它的影響的確是巨大無比。也就因此使廣東方面全省工人組織起來，全省農民（九十四縣之中有八十五縣）也組織起來。共產黨由四百餘人的小團體一變而為上萬數的真正群眾的政黨；以致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更是得到省港罷工的幫助，鞏固了革命根據地，統一了廣東，實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進。所以省港罷工的意義，的確是不能以“罷工”的意義來解釋的，因為它超過了“罷工”的意義以上了。

    省港罷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錯誤呢？如就罷工範圍內所有主要的策略來說，我們直到現在始終還未發現錯誤，認為是正確的。關於個別的局部錯誤，當然是不免的，但與根本策略無關。的確省港罷工所採用的策略達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廠範圍的形式，也不只是國內範圍形式，而是國際範圍的形式，這在中國，這種罷工策略之最高形式，應該說是自省港罷工才開始的。我們要說這些策略便是我們的教訓，讀者可自去領會，這裡不重說了。

    省港罷工遺傳下來的種子，直接影響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的誕生。

    註釋

    1  出自《國家與革命》第一版跋。

    2  中國共產黨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此處及第二章所說“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是指共產主義小組而言。

    3  據當時報紙和一九四九年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出版的《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史》所載，均為三月一日。即舉世聞名的朝鮮“三一”運動。本書所載二月，當系三月之誤。

    4  蔣先雲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國民政府軍隊北伐河南時作戰犧牲。

    5  據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一百五十五期所載，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二十萬。

    6  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國大學出版的《五卅慘案調查記》所載：死者八人，受傷者十六人，被拘捕者七十五人。

    7  根據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建國書店出版的《工人運動》所錄該決議案原文，本書此處遺漏如下的幾個字：“鬥爭中，各國資產階級”。

    8  據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一百一十五期刊載的羅亦農五月九日廣州通訊《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始末》一文所記為張纛。

    9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馬超俊。

    10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苗鳳鳴。

    11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諶小岑。

    12 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國大學出版的《五卅慘案調查記》所載：據當時地方警察廳和地方檢查廳兩廳的調查：死者十名，受傷者二十一名。後據學生會調查：陽邏撈獲被槍殺之屍體二十五具，連同前十名共死約近四十人。

    13 鐵路工人和海員工人的罷工對平定劉楊戰爭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來的編寫計劃是要寫在“廣東時代極盛期”一章（見“著者申明”）中，後來因著者忙於革命的實際工作，原來的編寫計劃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