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省港大罷工

    ==罷工的準備==

    省港罷工是為了抗議上海“五卅”慘案而起，繼續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來反帝國主義長期潮流之最後砥柱。罷工繼續到這樣長久的歲月，詳細敘述所佔篇幅太多，我們這裡只能將這次罷工擇要的作簡括的敘述。

    省港罷工未能繼上海“五卅”運動立時發動，其原因是廣州此時發生劉楊戰爭。廣州正在準備戰爭狀態中，故中華全國總工會接到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後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眾大會，還不能有省港罷工的決定。雖然如此，但全國總工會已準備於劉楊戰爭告終之後，必須號召這個罷工以響應上海。故當戰爭方殷之際，就派代表到香港去準備。

    當時香港的情形是這樣：工會雖有百餘，但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海員工會雖有我們的影響，特別是林偉民、蘇兆征兩同志相繼加入共產黨後，我們在海員工會中的影響增加，但該會會長還是一個極右傾的分子。香港的共產黨員，此時還不滿十人，而多為最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比黨員多幾個，但多數為學生。很顯明的，如以我們主觀力量估計起來，罷工能否發動，確無把握。我們當時鼓動這個罷工是從上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頭。此時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風起雲湧，這種影響給予香港工人極為巨大，果然，不到數日，我們的鼓動工作生效了，罷工情緒繼續增高。當時我們最感困難的是香港工會的不統一，我們在十一章便已指出。當時香港工會大別為三派：一、工團總會派，包含七十幾個工會，多屬手工業，就中海員工會為一大產業工會；二、華工總會派，包含三十個工會，亦屬手工業，重要的只電車工會；三、無所屬派，約二十幾個工會，卻多是大工會，如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在這樣分立狀況之下，罷工如何能夠一致！幸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香港各工會是參加過勞動大會的，故對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頗有信仰。於是全國總工會之代表召集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罷工公然竟在此次會議上無異議通過，還通過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過一日又開第二次聯席會議，組織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定名為“全港工團聯合會”並選定職員。

    上面說過，香港工會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為什麼這些黃色領袖會贊成罷工呢？這因為黃色領袖有他們自己的企圖與希望。這般黃色領袖實際上是些百業不居的分子，以抽收會費為生，他們以為參加罷工，與自己並無不利，因為罷工之後，領導權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愛國虛榮，一方面又可取得剋扣罷工經費的實利，所以他們贊成罷工。這一點我們當時是估計到的，所以在香港與這些黃色領袖計議罷工時，關於他們爭奪罷工指揮機關的位子，我們當時取放任態度，因為那時如要香港罷工實現，的確少不了他們，去了他們罷工便會被搗亂。我們所需要的是罷工實現，故對於他們一時不能不採取容忍策略。雖然如此，但黃色領袖事到臨頭終於畏縮起來了，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第一個是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他們說劉楊戰爭未平，罷工工人何處取得宿食？我們解答：劉楊戰爭三日內可平，回廣州宿食不成問題。果然削平劉楊的消息第二日便證實了，但黃色領袖還不相信宿食問題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廣州接洽，其時劉楊戰後，廣東政府接受共產黨的提議，贊助香港罷工，因此香港工會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個是如何應付香港政府封鎖出口問題，他們說：香港政府如下戒嚴令，停開火車，罷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樣辦？我們解答，即使火車停開，尚有好幾條水路與旱路可回廣州，萬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鎖水陸交通，我們起來暴動，我們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到最後，第三個難題來了，黃色領袖提出罷工程序問題，他們主張分批罷工，其畏懼罷工更明顯了，我們極力主張同時罷工。在會議上，他們勉強通過我們的主張，但我們已預料到黃色領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當晚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首先由受我們指揮的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於是這偉大歷史意義的省港罷工，就在這個決議之下，於六月十九日晚實現了。

    罷工的爆發

    未罷工以前，香港各工會聯名送給香港政府公文一件，敘明罷工理由，並臚列罷工要求條件，分兩大綱：第一綱，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綱，對香港政府要求六項：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罷工時，發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除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還要加以武力的屠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計，明知帝國主義的快槍巨砲可以製我們的死命，然而我們亦知中華民族奮鬥亦死，不奮鬥亦死；與其不奮鬥而死，何如奮鬥而死，可以鮮血鑄成民族歷史之光榮。所以我們毫不畏懼，願與強權決一死戰。”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樣，罷工爆發了，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接著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以及各種工人相繼而起，最後是機器、船塢工人亦相率罷工，前後約十五日，完全罷盡，罷工人數約二十五萬人，而罷工局勢遂以大定。工人紛紛乘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廣州。

    廣州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罷工。

    這裡須略略補述的，上面說過黃色領袖事到臨頭便畏縮起來，真的，如果不是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罷工一定發生變化，事實上黃色領袖對於同時罷工之決議案怠工，一直到後來影響所及，工人群眾紛紛自動罷工，才不得不跟著走。所以共產黨黨團決議是正確的。最有趣的是，海員工會會長是一極右傾的分子，對於罷工，臨時發生動搖，海員逼著他下罷工命令，說：“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罷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機器華人會本系香港帝國主義之御用機關，對於各工團聯席會議始終拒絕到會，罷工發生以後又始終不肯下罷工命令，但是其屬下的機器船塢工人群眾，卻不待工會罷工命令，紛紛自動罷工，這就是機器船塢工人罷工獨後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對於罷工本有所聞，密探四出，捉拿領袖，並佈告說：“上海事件與本港無關，工人應安心樂業，不得妄動，妄動者嚴懲不貸。”但這種恐嚇，對於罷工工人，絲毫不生影響。罷工發生，香港政府一時手忙腳亂，宣佈歐戰時的戒嚴令，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銀圓塊紙幣出口令，海軍陸戰隊全體登陸，軍艦升火往來海面巡邏，香港頓時陷入戰時狀態，但工人卻萬死不辭，蜂擁離港。

    沙基慘殺

    罷工工人紛紛回廣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廣州市工人、四郊農民、青年軍士、學生共十萬人舉行大示威遊行，當路過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時，英法帝國主義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後瞄準遊行群眾，開放機關槍掃射，同時，兵艦發炮示威，二十五分鐘後，五十二個中國人當場被槍擊身死，重傷者一百七十餘人，輕傷者無數。上海、漢口、青島等處大屠殺，又重演於廣州。但帝國主義這樣一來，卻更激起中國民眾反抗的決心，於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熱烈援助省港罷工。

    罷工工人的組織

    罷工工人到達廣州以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沙面各工會代表大會，當通過罷工委員會的組織法。罷工委員會以十三人組織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罷工委員會之上為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以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為最高議事機關。共計代表八百餘人，間日開會一次。罷工委員會之下設幹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遊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籌措以保管罷工經費。後來又添設會審處，為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之走狗的機關，並有監獄，拘禁犯人。設保管拍賣處，為保管及拍賣被糾察截獲仇貨的機關。設法制局，為起草各機關組織法及各種辦事細則的機關。設審計局，為審核各機關開支賬目的機關。設築路委員會，為管理修築馬路事宜的機關。另有糾察隊（見後）、水陸偵緝隊、罷工工人醫院、宣傳學校等機關。又設工人飯堂、工人宿舍，封閉原來之賭館煙館及所有廣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為八區，每區設登記處，罷工工人登記後領得憑證，分往宿舍住宿，至於吃飯則只要有憑證及飯票，到處可以吃飯。到後來，還添設不少機關，不能詳述。真的，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後來香港帝國主義宣傳廣東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就是蘇兆征同志。原來當大會通過罷工工人組織法時，黃色領袖力持異議，首先反對組織統一的罷工委員會，謂香港沙面應各有機關各辦其事，但是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繼則反對代表大會以人數做比例，謂應以工會為單位（黃色工會多半系手工業的小工會，人數不多），亦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三則中華全國總工會向香港工會提出希望：罷工委員會中香港方面之九人，應包含海員、起落貨、機器、煤炭、洋務各一人及工團總會、華工總會務二人，他們又反對，主張自由選舉，但選舉結果全國總工會的希望完全勝利，他們又失敗。因此黃色傾袖著著失敗，他們在香港時之一切企圖，到此皆空。蘇兆征同志被群眾擁護起而充當委員長。

    我們對於黃色領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雖不讓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發起罷工之指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我們聽其存在，月給津貼。各部亦網羅他們參加辦事。設法分化他們。這些黃色領袖在罷工過程中，營私舞弊，層見疊出，後來經代表大會————加以懲戒，有不少還被逮捕送會審處，處以有期徒刑。

    我們須特別指出的，是這次罷工，這個八百餘人的代表大會的確起了不可思議的偉大作用。罷工策略經過集體的討論，因而取得一致的團結。罷工內部許多糾紛，都依靠代表大會的威權予以解決。黃色領袖以及一切反動分子之陰謀企圖，都受到代表大會的嚴厲制裁。工人群眾的一切意志，都經過代錶帶到代表大會。罷工消息又經過代錶帶入工人群眾。罷工委員會的會務及財政，皆經常在代表大會報告，以致外面一切謠言都失其效用。罷工各機關重要職員，都經過代表大會選舉，不稱職時又經過代表大會隨時撤職，因此罷工各機關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會奠定了此次罷工。這個經驗我們是在這次罷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須附帶提及的，是罷工委員會一切權力都有，只沒有殺人權，正因為此事，當時曾發生一場激烈的鬥爭。原來罷工起後，香港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廣州，造謠搗亂，破壞罷工。有林和記者，運動海員復工，會審處以其情節重大，判處死刑。此消息傳出以後，廣東檢察廳長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權”、“破壞罷工，罪不至死”為辭，提出抗議。罷工工人大憤，以為此次罷工，系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非常時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寬宥國賊。結果是由廣市政府另組“特別法庭”，處斷此等人犯。

    封鎖香港

    封鎖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員罷工的舊經驗，故罷工工人一回廣州，各工會即紛紛自動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乃統一各工會糾察隊，加以整理與擴充，設總隊部，置總隊長一人、訓育長一人，為全隊主腦（後來改為七人的糾察委員會）。設總教練一人，施以軍事訓練。下分五大隊，每大隊置大隊長一人，大隊副一人，訓育主任一人。每大隊下分三支隊，每支隊置支隊長一人，支隊副一人，訓育員一人。每支隊下分三小隊，每小隊置小隊長一人，每小隊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長一人，每班十二人（這個編制後來略有變更）。糾察隊起初總數為二千餘人，後來還有擴充。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糾察隊佈置以後，分派到各海口駐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斷絕，繼以澳門附和香港，亦宣告斷絕。當廣東尚未統一時，糾察隊封鎖線還只限於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州，西抵前山。後來廣東政府收復東江南路，糾察隊的封鎖線也擴張了，東至於汕頭，西至於北海。廣東沿海港口皆有糾察隊駐紮，蜿蜒數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聲相聞。糾察隊還有小艦十二艘，電船數只，往來巡查。糾察隊槍枝號稱四百餘支，實只二百餘支能用（我們當時為增加槍枝，不知花了若干氣力，結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這樣封鎖之下，肉食菜蔬，無從取得，豬肉漲至一元餘一斤，雞蛋漲至五角多一個，牛肉幾乎絕跡，街市等於虛設。街上垃圾糞穢，堆積如山，樓居者以紙包糞，拋擲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氣熏天，故當時群呼香港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還是經濟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擊。

    香港經濟上的空前損失

    當沙基慘殺後，沙面英國領事送來一函，大意是說：“你們抵制英貨好了，何必罷工！”當時我們頗為詫異，繼乃考察《中國海關貿易冊》 ，則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值為一萬五千萬金鎊，約合華幣二十五萬二千萬元。罷工以後，航業商務概行停止，平均罷工一月，損失二萬一千萬元，罷工一日，損失七百萬元。但英國貨每年輸入廣州者不過三四千萬元，這樣罷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貨一年。罷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於是我們堅持罷工排貨與封鎖，以與香港帝國主義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鎖以後，經濟上受到空前大損失。我們根據當時香港報紙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來。

    就輸入輸出來說。一九二四年輸出為八百八十一萬鎊，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萬鎊，相差四百一十一萬鎊。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稅，總數為一千一百六十七萬鎊，一九二五年秋季則降落到五百八十四萬鎊，相差五百八十三萬鎊。總之，輸出輸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這樣的，香港出口貨中，四分之一往中國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島，四分之二往中國南部，香港罷工工人封鎖以後，即使中國北部與南洋群島未被封鎖，但中國南部是被封鎖了的，所以輸出輸入皆損失一半。

    我們再就其他方面來說，都可證明香港經濟上的損失。例如航業，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數為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二隻，共噸數為五千七百萬噸，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隻，共噸數為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噸。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計算，平均每日僅有船三十四隻，噸數為五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噸。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四年比較，船數減少五·五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噸數減少一·八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產。罷工以後，香海報紙與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報窮案。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兩月，計破產的商店已達三千餘家。

    又如銀行。罷工以後，存款斷絕，提款突增，紙幣被抵制，現金流出。雖然當時香港報紙對於銀行損失，諱莫如深，我們無從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匯豐銀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減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罷工以後，出入口貨稅固然損失大半，地價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稅收固然銳減，同時開銷卻又銳增，因為政府要應付罷工風潮，軍備等項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當時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萬元，都從銀行提出來用了，並提出製定新預算，高唱“裁員減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國主義對於廣東的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麼公民大會，電請倫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廣州，驅逐“過激黨”，說廣東人都是“過激黨”。後來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會，以前次電報，英皇不理，乃改電首相，意態極其憤懣，仍請立時出兵。但當時英國倫敦政府因本國無產階級之不穩，各殖民地之蠢動，各帝國主義間之衝突，有此種種原因，所以對於香港什麼公民大會之答覆是：“香港困苦，倫敦至深繫念，惟統觀全局，現時無法出兵。”英國倫敦政府當時藉款給香港三百萬鎊，為救濟商業之用。但當時有名的演說家哥爾就說：“此次借款，只不過救濟香港危機於一時罷了”；香港此時真是陷於絕地。罷工、排貨、封鎖，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國民政府的成立

    罷工以後，廣州當時的政治情形是這樣：劉楊雖被削平，但東江又被陳炯明佔領，南路仍被鄧本殷割據，就是廣州內部各派軍閥亦是擁兵自恣，各有異志，總之此時廣東仍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仍然是處於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環境。幸而有此次罷工，十餘萬革命工人，集在廣州，表示擁護革命政府，當時國民黨左派，也為之氣壯，採納共產黨的提議，重建新政府，即國民政府，宣布新政綱，主張軍政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各軍受政治訓練，軍需獨立。這樣一來，廣東內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許崇智為首，而魏邦屏、梁鴻楷及所有粵系軍官屬之；一派以胡漢民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屬之；一派以廖仲愷汪精衛為首，而左派黨員及工農群眾屬之。共產黨不用說是讚助最後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爭暗鬥，也愈趨愈烈。胡許兩派陰謀政變，首為罷工委員會查覺，於是召集罷工工人於八月十一日舉行肅清內奸大運動，遊行示威，其意即在於壯國民黨左派之膽，實行斷然處置，但國民黨左派當時卻極其動搖，懍然不動手。此時胡許兩派公開宣傳“反共產”（其實劉楊叛變亦以反共產為口號），形勢更為嚴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左派方下最後決心，解散梁鴻楷、魏邦屏的部隊，並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諸人。在軍事行動時，罷工工人為軍隊作偵探與嚮導，盡力甚多。隨後驅逐胡許離粵，許崇智則以“請假赴滬”為名，胡漢民則以“出使蘇俄”為名。廣東政權從此完全遞入左派之手，此一時期，可說是左派執政時期。

    此時罷工工人與國民黨政府真是相依為命，有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勢，內外環境更為惡劣；在廣州，謠諑繁興，反側蠢動；在全省，陳炯明陷落惠州，鄧本殷進攻江門，中山縣被土匪佔領；在省外，香港勾結北艦南來，資助陳鄧反攻。於是罷工工人援助國民革命軍東征與南征。

    在東征與南征的時候，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運輸輜重接濟前線；組織宣傳隊，隨從大軍前進，向農民宣傳；組織衛生隊，救護戰場傷亡戰士。罷工糾察隊請纓出征，上陣殺賊。政府囑其鞏固後方。真的，國民革命軍得罷工工人之助，行軍迅速，東征軍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佔汕頭，東江以次收復。南征軍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瓊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後不過三個月，廣東全省統一了。

    當時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根據地，就在罷工工人幫助之下完全鞏固了，以至於能再準備力量，而有後來之出師北伐。

    罷工的中心策略

    罷工的頭兩個月，因封鎖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國家輪船皆不准其出入廣州。這樣一來，這種封鎖不只封鎖了香港，而且封鎖了我們自己。

    因為廣東米糧向來仰給海外，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廣，如不溝通海外直接航運，勢必自困；再則廣東工業尚不發展，貨品無以自給，特別是燃料缺乏，如不溝通外埠直接運來，亦係自困。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須得解決：一個是商人營業問題，很顯明的，沙基慘案之後，愛國空氣高漲，一時商人停止貿易，尚可隱忍；時過境遷，熱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貿易不可。再一個是帝國主義聯合問題，也是很顯明的，英、美、日帝國主義年來爭奪廣東市場，極為猛烈。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的數字，英貨逐年遞減，日、美貨則逐年遞增。廣東排英，在日、美自然認為是取英而代的絕好機會，如廣東抵制一切外貨勢必逼成日、美與英協同對我。罷工委員會有鑑及此，於是決定一種“特許證”制度，訂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此特許證由罷工委員會、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鑑字發出。這個特許證實行後，真的，上海、暹邏等處商船聞風而來，美國大來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國商船亦要求領證復業。於是上海廣州間之航線，暹邏與廣州間之航線，直接打通，廣州江面每日有四十餘隻船入口，為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現象。

    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後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久的歲月，就是由於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工商聯合

    這裡我們要說到當時廣東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的態度。當罷工開始時，特別因為發生沙基慘殺，商業資產階級為愛國空氣所降住，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罷工，同時也不贊助罷工，譬如罷工開始時，我們要廖仲愷（當時他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召集全市商人開會，商量捐助罷工經費，結果是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面子。罷工委員會自動宣布特許證制度後，商業資產階級才乘機向罷工委員會進攻，原因是此時正是胡許兩派陰謀政變，政局杌隉不定，我們內部裡極端困難的時候，他們看清了這一點，受胡許兩派的指使，於是挺身出來反對特許證制度。問其所持理由，則曰“手續麻煩，手續費太重”。罷工委員會認為這是枝節問題，手續可以力求簡單，手續費亦可准予減免，但不能取消特許證。商人仍堅持反對，主張根本取消。不久廖案發生，政府斷然處置，解散反動軍隊，通緝反動政客，驅逐胡許出境，政府轉危為安。罷工委員會又自動取消特許證，並提倡“工商聯合”，邀請四商會共同商議善後辦法。罷工委員會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為原則，訂立工商善後條例，共同蓋章，張貼佈告，以資遵守。以後只在罷工委員會領取輪船出入口證，不須經過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等機關簽字，手續費一律減免。商業資產階級見我們鎮壓反動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見我們自動取消特許證，已無可藉口，對於“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這一原則，當然不便反對，如反對無異自承為英帝國主義走狗。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的提議，罷工委員會與四商會聯名蓋章的皇皇佈告遂貼滿街上了。

    的確，從此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不僅不反對，而且相當贊助，這不是他們革命性的表現，而是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廣州自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後，商務突然興盛，不僅比罷工開始時興盛，而且比沒有罷工以前還要興盛。茲將粵海關一九二五年七月罷工以後各月份收入統計，與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較：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

    七月二二九、五二三（以海關兩計）七○、七一一

    八月二八一、八一六一五○、一八○

    九月二八九、六三二二三二、四○七

    十月二四二、○七八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三一九、八三五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二八二、五六四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

    一月二五七、五四一四二二、九七一

    觀上表，可看出，七月罷工初起時，海關收入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時商務可說極壞，但自十月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後，則不僅完全恢復原狀，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過五分之三。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廣州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為廣州與香港澳門交通斷絕，而且內地向來向港澳直接採辦貨物者，現在都改向廣州採辦，廣州之批發商業乃驟然興盛；所以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說：“此種情況，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這樣，罷工不僅不妨害廣州商務，而且大有造於廣州商務。這就可以解釋當時廣州商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罷工委員會“工商聯合”的口號，甚至於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條約時，廣東四商會開大會，義形於色的做決議說：“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於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熱烈，我等商人亦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為目的。”

    國民黨與這次罷工

    這次罷工是由共產黨發起而成的。究竟國民黨對這次罷工取如何態度呢？這裡須得加以敘述。在罷工發動的開始數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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