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与读者达成的共识

    本书的署名人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他撰写了这本书，并不自称为基督教徒，他全身心从事的是揭示作一个基督教徒有多困难；他更不是那种曾经是基督教徒、但却因向前超越而停止为之的人。他是一个幽默家，满足现状，期待着某种更高的东西降临到他的身上；他感到格外幸福，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恰好诞生在一个思辨的、神学中心的世纪。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为思辨思想家和有着无与伦比的发现的伟人们而在的时代，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些令人尊敬之士当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像一个秘密的幽默家那样在私下里健康快活，不管他是在与世隔绝中捶着胸，还是开怀大笑。（1）因此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只要他小心，他所做的都是为自身的乐趣————他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挤进人群，没有迷失在时代的意义当中，像失火现场好奇的旁观者那样被派去打开消防栓，或者仅仅因可能挡住各种各样的杰出之士的想法而尴尬，那些人有、应该有、必须有而且愿意有其重要地位。（2）

    整本书都在以试验的距离感讨论我自己，只关乎我自己。“我，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现年30岁，哥本哈根出生，一个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我听说有一种叫做永恒福祉的至善在等着我们，基督教将会通过与之建立关联的方式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现在我要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参“导论”）（3）我发问只是为我个人之故，我的确正在这样做，或者毋宁说，我已经就此发问了，因为那正是本书的内容。因此，任何人都别费事了，说这本书完全是肤浅的，与时代毫无关联，除非他最终有话要说，因为果若如此，这正是本书作者早已宣布过的他想要的评判。在我们这个时代写这样一本书多么令人难堪，如果有人注意到这本书的话，对此他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但凡有一个人————不过我说什么呢，你怎么使我失去自制力了呢，虚荣的心，不，不，被诱惑不是件好事。不过我要说，但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可以在何处、向谁请求许可，许可我敢于以单个的人的名义写作，或者打着人类、世纪、我们的时代、公众、众人、多数人的旗号自诩为作家；或者得到那种应该被视为更为罕见的好处，即单个的人敢于在与“打着众人的旗号”的公众相对立的情况下写作，就同一桩事情以另一种多数派的名义与多数派相对立，敢于在自认隶属于少数派的情况下以多数派的名义写作。（4）结果，作为单个的人，他同时通过作少数派拥有了斗争的张力，又通过作多数派而为世界所喜闻乐见。如果有谁能告诉我，这种请求得到批准的代价几何，因为即使这代价不以金钱支付，它们肯定也十分巨大；然后，在这代价不超出我的能力的前提下，我或许无法抵御尽早写出一本极端重要的书的诱惑，这书以不计其数的人的名义而写。直到那时，根据他的观点和我的“责备是另外一回事”的观点，没有人会责备这本书肤浅，如果他无法解答被问及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本书是肤浅的，因此就别费劲去参考它吧；因为参考这本书的人正因为如此是误读了它。对于幽默家来说，成为权威是一种负担沉重的生存，幽默家恰恰把下述情况视为生活中的一种舒适享受，即有一些伟人，他们能够并且愿意成为权威，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不假思索就接受其观点的好处，如果人们不想愚蠢地把那些伟人推翻的话，因为这是无人能够从中获利的事。尤其是，上天保佑这本书，保佑我免遭一切赏识的暴力————一个咆哮的党棍以赏识的态度引用这本书并且把我纳入人口普查数据之中。如果他忽略了这一点，即任何党派都无法从一个试验性的幽默家那里获得服务；那么，幽默家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对于千方百计试图逃避的东西的无能为力。我不具备做党派路线执行者的素质，因为我除了认为“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应该是最困难的”的观点之外没有任何观点，而这个观点根本不算什么观点，它也不具备一种“观点”通常所有的特质。它不会让我自命不凡，因为我并不自诩为基督教徒；它没有冒犯基督教徒，因为他们肯定丝毫不会反对我把他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着的视为是最困难之事；它没有冒犯攻击基督教的人，因为此人越是比“这是万事之中最难之事”向前一步，其战果越是巨大。结果，我不需要任何来自现实的证据以证明我真的拥有一个观点（一个追随者，一声欢呼，被处死，等等），因为我没有任何观点而且也不希望拥有任何观点，我满足于此且自得其乐。正如人们在天主教的书籍中、尤其是早期书籍的封底会找到一条声明，告知读者应该在与普世圣公教会的教导相一致的情况下去理解全书；同样，我所写的书中也包含一则信息：应按它将被取消的方式去理解全书。（5）这本书不仅没有结论，而且它是一种取消。人们不能再期待更多的东西了，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

    写作并出版书籍的确是一个无辜的消遣和享乐————如果一个人甚至连出版商都没有，他有可能陷入书卖不出去的困境；这是一个在秩序良好的、能够容忍奢华的国度中合法的私人事业，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不管是用来盖房子、买马匹、上戏院还是写作肤浅的书籍并且把它们印刷出来。（6）但是，如果写书这事是这样的话，即想象自己有一位时不时出现在书中的读者，请注意，当人们丝毫不想尝试去约束一个单个的、真正存在的人成为读者的时候；写书相应地就不该被视为生活中无辜且合法的隐秘快乐之一————它既没有违反礼拜日法规，也没有违反其他责任和行为规范。（7）“只有肯定的东西才能干预另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参本书“序言”），否定的东西是礼貌，在此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它需要花钱，因为只有出版才需要钱，而且即使人们粗鲁地把书硬塞给民众，也不能说有人花钱买了书。（8）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度，秘密恋爱当然是允许的，而且恋爱的秘密越深，就越被允许。反之，一个男子贸然与所有女孩搭讪，向每个女孩保证，她才是真正被爱着的人，这是不允许的。对于一个已有真正恋人的男子来说，忠诚和行为规范将禁止他沉浸于想象的爱情之中，尽管他做得非常隐秘。但是对于没有恋人的男子来说，他的确可以获准这样做；而那个并无真正读者的作家，他可以获准想象一位读者，甚至还获准承认这一点，因为他当然没有冒犯任何人。赞美秩序良好的国度！让懂得如何珍视它的人拥有令人艳羡的福气！怎么会有人忙着要改良这个国家，并且改变政体呢！（9）所有政体中君主制是最好的，它比任何其他政体都更鼓励和保护私人的隐秘幻想和纯洁的疯狂举动。只有民主制，最专制的政体，才会制约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对此当今时代的各种协会和公众集会已经充分地提醒我们那都是些什么了。一个人愿意统治，从而让我们其他人自由自在，这是专制制度吗？不是。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统治，而且制约着所有人都参与统治，甚至是制约那些非常迫切地想使自己免于参与统治的人，这才是专制。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一名想象中的读者就像秘密的虚构和完全个人化的享乐一样与任何第三者无关。就让这一点成为民事性的谢罪和对根本不需要辩护的东西所做的辩护吧，因为通过秘密它免遭攻击————拥有想象的读者，这是纯洁的、被允许的但却又可能是令人蔑视和遭人误解的享乐，一种无限性的欲望，这是最纯粹的思想自由的表现，恰恰因为它拒绝了言论自由。（10）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对这样的读者表达尊敬和赞美；每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肯定都不会否认，他绝对是所有读者当中最令人愉快的。他立刻就能理解一个人，并且还能一点一点地理解；他有耐心不跳过那些从句，不从片段的纬线快速跳跃到目录的经线；他能像作家一样持久忍耐。他能够理解，理解就是取消，与作为唯一的读者的他达成共识其实就是取消一本书。他能够理解，撰写一本书并且取消它与压根没有把书写出来是两回事，写一本并不要求对别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与根本没有动笔写作是两回事。尽管他一直随和，从不反对他人，但人们对他会比对读者沙龙中吵吵闹闹的矛盾更尊敬；之后，人们还能在完全的信任之中与他交谈。

    亲爱的读者！我本人要说，我只是一个哲学门内的冒失鬼，受召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我是一个可怜的单个的生存者，拥有合理的、自然的能力，甚至不乏一定的辩证能力，也并非完全缺少学习。不过，我在生活的各种形式中经受考验，我信任并且求助于我的痛苦，不是在使徒的意义上将这痛苦视为个人荣誉，因为它们过于经常地成为自伤性的惩罚；我诉诸他们是把他们当成我的导师，有比斯蒂戈蒂乌斯诉诸所有他求过学的和参加过辩论的大学更多的情致。（11）我的求助带有一定程度的真诚，这真诚禁止我模仿我不懂的事物，并且就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他早就给我的孤独带来了痛楚，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我拒绝诉诸于他，正如人们必须放弃通过亲和力而获得的认识那样，我则持续地作我自己认可的无限渺小的人，一个正在消失的、不为人知的原子，就像所有单个的人一样。这种真诚反过来安慰我，并且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喜剧感和使荒谬可笑之事显得可笑的能力来武装我；因为奇怪的是，我并不能把不可笑的事弄得荒谬可笑，这可能要求其他的能力。我这样看待我自己：我是通过自主思考才发展到今天的，通过阅读受到了文化的教养，通过生存自我定位为做好一名学徒、一个学生的准备，这其实已经是一项任务了。我并不假装自己有在一种更高意义上开始学习的更高的能耐。但愿能够在我们中间发现导师！我所说的不是关于古代学问的导师，因为我们有那样的导师，假如那就是我要学习的内容的话，则一旦我获得了能够开始学习的必要的准备性知识，我就已经得到了帮助。我所说的不是关于哲学史的导师，我肯定是缺乏那方面知识的————但愿我们有位导师。我所说的不是关于宗教演说中的困难的艺术的导师，因为我们有那样的杰出之士，而且我知道，我曾经尽全力想利用其严肃的指导。（12）我知道，我不应狡猾地谎称某种东西是我自己的，或者用我的偶然性存在来衡量他的重要性，对此我即便不是因占有所带来的益处、也是出于我对尊敬的牧师的敬畏而知道的。我所说的不是关于诗歌之美的艺术及其语言和趣味的奥秘的导师，因为我们有这类人，这我是知道的，我希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也不会忘记我欠他的东西。（13）不，我所说的、且用另一种方式————两面性的、令人怀疑的方式————所说的导师，是思考生存和“去生存”的两面性艺术的导师。（14）假如这样的导师被发现了，如果他想通过出版物来照管我的教育，而且为此目的缓慢而逐步地进行————允许我提问，就像一切优质教育所允许的那样，并且在我完全理解之前延缓向前；那么我敢保证，这定会有良好的效果。换言之，我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导师意味着他只会做一个平庸的宗教教师在初等公立学校所做的事：每天给我布置一个段落，第二天要能把它背下来。（15）

    但是，既然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恰好提供我所寻求的指导的导师现身（不管这是令人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标记），那么，我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就是无意义的，且只为我个人的乐趣，如其所应是，当一个学生在生存中并不愿意去教导其他人的时候（让当这样的导师的空虚的、虚荣的想法远离我吧），他提出了我们对学生的期待，在本质上并不比每个人大概所知的更多或更少，只是他所知的更为确定；在另一方面，就所有人都知道的或者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东西而言，他确切地知道一点————他并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不是对您————我亲爱的读者、而是对别人说出这话，或许没有人会相信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说，我知道一切，那么人们会相信他；但是那个说“有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的人，他会被怀疑是在撒谎。请回忆一下斯柯里布的一出戏，其中有个经历了一场轻浮爱情的男人说，当他对一个女孩感到厌倦的时候，他就采用这种方法，他给那女孩写信，说“我知道一切”……然后，他补充说，这一招从未失灵。（16）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相信任何一个说“我知道一切”的思辨思想者会失败。噢，但是那些不敬神的人，说谎的人，他们说有很多东西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得到了应得之物————对于所有通过知道一切或者什么都不知道而与世界开玩笑的人们而言的最好的世界。（17）

    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

    注释：

    （1）“捶着胸”（slaaer sig for sit Bryst）语出《路加福音》18∶9——14，耶稣拿同去圣殿中祷告的法利赛人和税吏打比方。“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2）根据1818年5月1日颁布的哥本哈根消防条例第49条，平时所有人禁止打开消防栓，但如果火警信号发出，每个在失火现场自愿提供帮助的人，可在消防队员的指挥下，在确保能够胜任的情况下打开消防栓。

    （3）参本书“导论”，但措辞略有不同。

    （4）这一段出现多次的“单个的人”对应的是eenligt Menneske，英译为solitary person，不同于此前出现的“单一个体”或“单一者”（det enkelte Individ或者den Enkelte）。enlig有“单个的”“独自的”“孤零零的”“未婚单身的”等涵义，这里为了与公众、大众、多数派对立而译为“单个的人”。

    （5）自15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后，这种在封底印制声明的做法在天主教国家相当普遍，此举跟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有关。

    （6）本书原版是由C.A.Reitzel出版并发行的。

    （7）“礼拜日法规”（Helligdags-Anordningen）指1845年3月26日颁布的新条例，涉及礼拜日和其他宗教节日的欢度方式，其中规定了商店的关门时间，白天禁止大声喧哗，尤其是在礼拜时间。

    （8）“序言”中的措辞略有不同：“在辩证的理解之下，干扰并不是否定性的东西，而是肯定性的东西。”

    （9）“改良国家、改变政体”指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丹麦自由派和共和派的活动，前者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后者则希望彻底废除帝制。这场运动最终以1849年6月5日国王弗里德里希八世签署宪法而告终，丹麦完成了由君主专制国家向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和平转换。

    （10）1851年1月3日，丹麦通过立法确立公民享有“言论自由”（Yttringsfrihe den）。

    （11）①这里所说的使徒可能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3——29中，保罗讲述自己作为基督的仆人，下监牢、受鞭打、冒死、受劳碌、受困苦、受饥寒等，最后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②斯蒂戈蒂乌斯（Stygotius）是贺伯格发表于1724年的喜剧《雅各布·冯·曲堡或夸夸其谈的士兵》（Jacob von Tyboe Eller Den stortalende Soldat）中的一个文学博士。《哲学片断》的“前言”中即引用过此典。

    （12）这里所说的在宗教演说艺术方面的“杰出之士”指大主教明斯特（J.P.Mynster），他除了撰写布道辞外，还于1812年出版论著《布道艺术论》（Bemærkninger om den Kunst at prædike）。

    （13）这里所说的不能忘怀的诗歌艺术的导师可能指海伯格（J.L.Heiberg）和奥伦施莱格尔（Adam Oehlenschläger）。

    （14）“两面性艺术”（den tvetydige Kunst）的说法曾在克尔凯郭尔日记（JJ:411a）中有这样的议论：“其意思是说，人们或者能够通过成为见证人而学习，因为成为见证人不是什么直接的沟通；或者把这一点澄清，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导师。”参SKS,vol.18,p.277.

    （15）“初等公立学校”（Almueskole）相当于小学至初中的公立教育，这个概念最早于1899年立法通过。其时宗教教育所占比重较大，一般采用巴雷（N.E.Balle）和巴斯特霍尔姆（C.B.Bastholm）专为学校编写的宗教课本，简称《巴雷教理问答》（Balles Lærebog），首版于1791年，其中的教理和解说要求学生能够背诵。

    （16）斯柯里布（Augustin Eugène Scribe,1791——1861）是法国戏剧家，以多达350出各类闹剧、喜剧、歌剧脚本统领巴黎戏剧界40年。在1824年至1874年间，斯柯里布和海伯格是丹麦皇家剧院的上座剧作家，他有大约一百部戏被演出。克尔凯郭尔假名作品《非此即彼》上卷中《初恋》曾讨论斯柯里布的喜剧。此处所说的是斯柯里布的喜剧《锁链》（Une Chaîne）第4幕、第1场。该剧1842年5月27日在皇家剧院首演，最后一次演出是1844年5月11日，共演出9场。

    （17）①“这个最好的世界”（denne den bedste Verden）是莱布尼兹在《神正论》中提出的命题，即如果世界不是最好的、可思议的，则上帝就不会创造世界。这个命题在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Candide,1759）里被反讽性地转变成：“在可能的诸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好的。”

    ②“开玩笑”对应的是have den til Bedste，这显然与前述den bedste Verden构成文字游戏。

    * * *

    [1]同样地，黑格尔也是带着这样的话离世的，即除了一个人的误解外没有人理解他；如果黑格尔做了同样的事情，对莱辛或许有好处。（17）不过，唉，这里有着天壤之别。黑格尔的陈述有着明显的弱点，它是一个直接性的陈述，因此根本不足以被这样误解，这一点充分揭示出，黑格尔没有游刃有余地存在于双重反思的狡猾性之中。另外，黑格尔贯穿于17卷全集的沟通方式是直接沟通。假如他尚未找到理解他的人，那对黑格尔来说就太糟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打个比方，事情则不同，他艺术地操纵着自己全部的沟通方式以期被误解。作为临终时刻戏剧化的一幕，黑格尔的话最好被当成一个在临终时分打算踏上自己一生从未涉足过的道路的人的胡说和轻率。假如黑格尔是一类思想中的唯一，那么的确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倘若他非得与他人相比，那么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他与苏格拉底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2]双重反思已经暗含在沟通观念自身之中，生存于孤立的内心性中的生存主体（他将通过内心性表达永恒的生活，其间一切社会性和集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生存范畴————运动————在此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本质性的沟通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被认定本质性地拥有一切）想要表达自己，结果他要将他的思想置于主体生存的内心性之中，同时还要表达自己。这样的矛盾是不可能（除轻率之外，因为对其而言一切皆有可能）以直接的形式加以表达的。————不过，生存主体想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是不难理解的。举个例子，一个处于恋爱中的人，其恋情对他而言正是其内心性，他仍想表达自己，只是不以直接的方式，因为恋爱的内心性对他而言才是关键。本质上，他为持续不断地获得恋爱的内心性的心思所占据，他一无所获，而且永无终结，但是他仍想表达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永远都不会采用直接的方式，因为后者预设的是结果和终结。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恰恰因为他本人处于持续不断地向内的生成进程之中，即在内心性之中，他永远都不会直接地表达自身，因为这里的运动恰恰是反向的。直接的沟通要求确定性，而确定性对于生成者而言是不可能的，它只是欺骗。以恋爱关系为例，如果一个恋爱中的少女对婚礼充满向往，因为婚礼会给她安全的保证；如果她希望像一个婚姻伴侣那样因法律保障而感到舒服自在；如果比之于少女的祈愿，她更向往婚姻的无聊。那么，这位男子就有理由谴责她不忠，尽管她并没有移情别恋。谴责的理由是因为她丧失了信念，事实上少女并不爱这位男子。归根结底，这才是恋爱关系中本质的不忠，移情别恋只是偶然的不忠。

    [3]否定的事物总是这样行事：不管它无意识地出现在何处，它都会把肯定转变成否定；在此，它把沟通转变成一种幻象，因为沟通之中否定的东西没有被思考，沟通纯粹是被肯定地加以思考的。在双重反思的欺骗性之中，沟通的否定性被思考，因此，这种沟通在与另外那种沟通相比之下看似一无是处，但它却是沟通。

    [4]人们应该时刻牢记，我所谈论的是宗教，在宗教领域内，客观思想就是非宗教，如果它要成为至上思想的话。反之，如果客观思想处于其权利范围之内，其直接沟通也就顺理成章，因为客观思想原本就不跟主体性打交道。

    [5]我说的只是“假设”，在这种形式下我获许把最确定和最荒谬的东西呈现出来；因为甚至最确定的东西也并非作为最确定的东西被设定，而是作为假设被设定，为了对问题有所揭示；甚至最荒谬的东西也不是本质性地被设定，而是假设性地被设定，为了揭示假言判断中前后件的关系。（21）

    [6]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人，他在主体性方面得到了发展，他意识到了沟通的艺术，那么他将经历一幕幕壮观的喜剧和闹剧场景。他将被拒之门外，像那个无法变得客观的人一样，直到最终有一位好心肠的客观的家伙，一个体系化的家伙，很可能心生怜悯，帮助他半途杀入那些段落之中。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事————画一幅穿隐形盔甲的战神的画，现在令人惊奇地完成了；事实上更奇怪的是，它会在中途完成。

    [7]如果一个活人这样讲话，人们肯定会把他当成疯子；但是肯定的思想家们知道，他们以肯定的确定性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智慧之人，这一点应该是完全确定的：因此。（41）

    [8]人们用以识别受到彻底培育的个体的东西就是看其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具有怎样的辩证性。既把日常生活置于无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辩证法之中，同时又在生活着，这是一门艺术。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舒服的范畴，只在庄重的场合才使用无限的范畴，这意味着，他们永远都没有拥有后者。但是，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无限性的辩证法，又在其中生存，这一点当然需要极大的努力；但这种至上的努力是必需的，以免训练、而非在生存中的训练将其从生存之中骗出来。————众所周知，连续的炮轰会使人耳聋；同样地，通过坚持，人们能在万籁俱寂时听到每一个字。经过反思强化的精神性的生存情形即是如此。

    [9]苏格拉底式的凝神默想也是对至上情致的一种表达，因而也是喜剧性的。（46）让我们来考察一番。苏格拉底站在那里，凝视前方。这时来了两个过路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这人在干什么？”另一个回答：“什么也没干。”让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位路人对于内心性有些了解，他用宗教的语言来描述苏格拉底的行为，于是他说：“这人沉迷在神性之中了；他在祈祷。”让我们停留在后一种表达之上：他在祈祷。但是，他是在使用言辞吗，或许还使用了很多言辞？不然，苏格拉底是这样来理解他与神的关系的：他根本不敢说什么，他害怕因此陷入胡言乱语之中，害怕一个错误的愿望成为现实。关于后者有一个例子，有神谕说，有个人的儿子们会很出色，那位忧心忡忡的父亲继续追问，是否这些孩子可能有一天会悲惨地死去。神谕回答说：“这一点你也将会看到它的实现。”（47）神谕是连贯的，它认为求神谕者是在祈求，因此神谕前后一致地使用了“实现”这个字眼，但对当事人来说这是痛心的反讽。其实苏格拉底什么也没做，他甚至没有在心里与神谈话，但是他还是做了至上之事。苏格拉底本人或许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而且知道如何以戏谑的方式来强化它。但是克尔凯郭尔博士没有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学位论文中推断出来。他引用了《亚尔西巴德篇》，提到了苏格拉底对祈祷的否定态度，但是，正如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位肯定性的神学毕业生所期待的，他没有克制自己在一则脚注中教育苏格拉底，说这种否定性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48）

    [10]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偶然的喜剧性，就像当一个人在祈祷的时候用帽子挡住双眼，但却没有注意到帽顶没了，人们碰巧可以脸对脸地看到他。

    [11]就此而言，《哲学片断》同样能够树立起对立面并且使之成为难题：一个历史事实如何能够成为永劫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的深思熟虑定能发现，这是可以发问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被解答。

    [12]从正统信条出发捍卫那个关于永恒惩罚的信条的证明应该被视为误解。不过，证明的方法与思辨思想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就其实际上存在于选项之中而言，每一个证明都是多余的。

    [13]或许有读者会在此想起《哲学片断》当中提出的观点，即与悖论同时共在（直接性地理解）是不可能的，以及同时代弟子与后世弟子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消逝的要素。（64）

    [14]此处论题的立场清楚地表明，《哲学片断》确实是在反对莱辛，就他树立了同时共在性的优势而言；真正的辩证难题存在于对这种优势的否定之中，由此，对莱辛问题的回答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

    [15]就这个体系化的、颠倒的业绩而言，或许有读者会想起《哲学片断》中所强调的，无物以必然的方式生成（因为生成和必然性彼此矛盾），因此，更无某物通过已然生成而成为必然，因为必然是唯一不能生成的，因为它总是预先设定自己的存在。（69）

    [16]参《雅各比全集》第四卷，第74页。

    [17]莱辛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这个既严肃又真正思辨的、教条化的19世纪。他或许会体验到这么一幕：一个极其严肃但却根本不理解玩笑的绅士会严肃地恳请他，为了学会严肃，莱辛应该到牧师那里重上一课。（87）

    [18]辩证地消解这个混淆并没有那么容易。在《哲学片断》中我已经提醒读者混淆是如何产生的；我还提醒，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如何濒临怪异的边缘————他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比堤丰更复杂的混合体。（88）

    [19]自然了，我所讨论的只是主体性的生存思想家的思想；我从来都无法理解，一个人如何能够变成思辨思想，那种客观的思辨思想以及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在世界上其实可以成为很多种人，他可以成为贵族、乞丐、医生、牧师、鞋匠、裁缝……就像童谣中所唱的那样，这是我所能理解的德国人。（89）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者笨蛋，但是成为思辨思想————这可是所有奇迹当中最不可思议的。

    [20]参《雅各比全集》第4卷，第110页。

    [21]体系制造者们轻率地承认，黑格尔或许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成功地将运动引入逻辑学，其轻率一如杂货商所说，几个葡萄干无足轻重，如果一个人买了很多东西的话。（104）这种闹剧式的讨好自然是对黑格尔的轻蔑，甚至黑格尔最激烈的批判者都不会答应这一点。在黑格尔之前当然还有一些在逻辑学方面的尝试，但是他的方法却是一切。对于他以及所有拥有聪明才智以便理解“希冀某种伟大的东西”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说，方法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的缺失绝非如杂货商和顾客为斤两争吵那样的无足轻重。黑格尔本人把他的全部声望都押在了方法之上。但是方法有其独特性质，抽象地看，它什么也不是，它只在展开的进程之中，在展开进程之中才有方法存在；方法未被展开之处，它不存在；如果不存在其他方法，也就根本不存在方法。把黑格尔弄成一个夸夸其谈者是黑格尔崇拜者的作为；他的批判者一直知道应该如何尊敬他，他希冀某种伟大的东西，但却未能企及。

    [22]在此说明何以为之会显得过于冗长。很多情况下也不值得费劲，因为当有人费九牛二虎之力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他会从哲学家的申辩中发现，他的误解并非在于他无法理解那种被偶像化了的哲学，毋宁说他让自己被说服了去相信，所有这一切本应有所意味————而不是在极专断的术语掩盖之下的松散思想。

    [23]假如它并非如此，那它无论如何也该是个审美范畴，就像普鲁塔克所说的，有些人假设只有一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在于，他们害怕会涌现出无限的和令人尴尬的世界的无限性。（见《论预言的衰落》ⅩⅫ）（110）

    [24]读者或许会想起来：当论题变得客观化的时候，永恒福祉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永恒福祉恰恰存在于主体性和决断之中。

    [25]最为杰出、最有意义的世界史人物之一当然就是苏格拉底了。关于他的一切是怎样聚合起来的呢？现在，就让体系紧随其后去把握他身上的必然性吧，他之生成和他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的必然性；他的父亲受一则预言的驱使允许他的孩子自己照管自己并且从不强迫他的必然性（这是种奇怪的生活，如果它被视为必然的方法之下的任务的话）；他结婚、而且恰好是和克珊底普结婚的必然性；他由多三票被处死刑的必然性。（38）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其好处在于，体系只与死者打交道，用这种方式理解生者将是无法忍受的。不过，让我们少一些体系的视角、多一些单纯的视角，来看他是如何行动的，当他活着的时候，当他在广场上转悠并且戏谑性地激怒那些智者的时候，当他作为一个凡人、并且甚至是在现存关于他的或许最为可笑的处境中的时候（参马可·奥勒留的哲学著作《沉思录》，第11卷、第28节）————克珊底普穿着他的衣服出门了，苏格拉底只能披件兽皮，令他的朋友们感到格外有趣的是，他就以这副模样出现在广场上，但他仍然是一个人，即使在兽皮的包裹下他也没有如后来在体系当中被体系厚厚的帷幔奇妙地包裹着的样子可笑。（39）苏格拉底讲过时代的要求吗？他把伦理理解成某种预言家以世界历史的目光将要发现或者已经发现了的东西，或者某种通过无计名投票来决定的东西吗？没有。他独自一人与自身为伍，数选票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数到五（参色诺芬）；他不适合参加涉及多人的任务，更别提涉及世界历史性的众人的任务了。（40）他只管自己的事————然后，天道走来，并且把世界历史的意义加诸他反讽性的自我满足之上。遗憾的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没有人从他那里听到任何东西，只有神才知道他对体系的看法。（41）

    [26]即使人们应该承认黑格尔的一切，但仍有一个导论性问题他尚未解答，即：世界史的观点是一种近似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的确，他轻视谢林“理智直观”的观点（谢林对开端所做的表达）；他本人说过而且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提及，即他的优势在于方法；但是他却从未说过，这方法与理智直观的关系如何，跳跃是否在此再次成为必须。就方法和方法的开端人们一直在说的只是，人们应该从它并且和它一起开始。但是，这样的一个开端如果不是心血来潮，那么反思就应该先行存在，导论性的问题恰恰存在于反思之中。

    [27]换言之，直到如今，在世界史的意义上尚不清楚，中国应该在世界史进程中居于何种位置，而所有的大学编外讲师从前天开始起就已经清晰地、确定地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充足的空间。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编外讲师都已被包括在内，而一旦方法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它就犹如疾风劲草一般，我们所有人都找到了位置。那方法只接纳了一个中国人，但是却没有把一个德国大学编外讲师排除在外，尤其是那些普鲁士的讲师们，因为背负十字架的人先得到祝福。（44）不过，体系至今尚未终结，它或许期待着以体系化的“一、二、三”三步走的方式利用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辛勤劳作，再接纳几个中国人进来。于是万事大吉，现在看起来的确有点尴尬，只接纳了一个中国人，但却接纳了那么多德国人。

    [28]我希望以此言使人想起普鲁塔克关于美德的精彩定义：“伦理学上的美德以激情做作材料，以理性做形式。”参普鲁塔克论伦理美德的小书。（59）

    [29]如果有人不怕麻烦地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撒谎，那他就要留心查看所展开的思想在每个字眼、插入语、题外话、比喻以及比较在不设防的瞬间所遭到的复制————如果人们审慎地保持自我警觉的话。这种警觉能力通过限制自身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它完全免费，而且通常而言人们并不刻意去运用它。

    [30]尽管常常被提及，我还是想在这里重复一遍：这里所展开的与那些单纯者无关，尽管他们以其他方式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但神将在其可爱的单纯性中保全他们。这种单纯性没有感觉到对另一种理解方式的迫切需要，或者说，它所感觉到的生活压力仅仅在谦卑中变成了对人生痛苦的一声叹息，这叹息又将谦卑地在如下想法中找到安慰————人生的福祉不在于成为有知识的人。另外，这里所展开的事关那些自认有能力和机会从事深入研究的人，他们不是没头脑地投身于世界史之中，而是首先决定，作为一个生存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难但却极其自然的任务，结果人们很自然地首先选择了这个任务，并且很可能在艰苦努力中发现它足够一生。

    [31]甚至这一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疯狂永远不会拥有无限的内心性。疯狂的固定观念是某种客观的东西，而疯狂的矛盾正在于以激情把握之。因此，疯狂中的决定因素不是主体性的东西，而是某种被固定的无足轻重的有限性，某种无限性永远不会成为的东西。

    [32]读者会注意到，这里讨论的是本质性的真理，或者说那种与生存建立起本质关系的真理，而且正是为了清晰阐明真理之为内心性或者主体性，对立才被揭示出来。

    [33]以此上帝的确成了一个悬设，但却不是人们通常所接受的那种无意义的悬设。（29）它毋宁清楚地表明，这是生存者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唯一方式，当辩证矛盾把激情推向绝望，并且以“绝望的概念”（信仰）为理解上帝助一臂之力的时候。（30）于是，悬设远非独断，而是一种必要的保护；因此，上帝并不是一个悬设，而是说生存者设定了上帝————一种必然性。

    [34]参《人生道路诸阶段》，第366页注释。

    [35]这里或许是揭示对《哲学片断》的设计表示怀疑的恰当之处，这个怀疑的根源在于，我不想立刻就使事情变得如此地辩证性地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术语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变得十分混乱，我们几乎不可能保证能够抵挡住那种混淆。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准确揭示出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它应该是哲学的，异教哲学的）和那个实际上超越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试验之间的差别，我令苏格拉底的思想返回这个命题之上：所有的知识都是回忆。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只有怀着极其特殊的兴趣钻研苏格拉底的人才总会返回源头，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觉得在这一点上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命题当然属于他们两个，只是苏格拉底不断地离开它，因为他想生存下去。把苏格拉底与“所有的知识都是回忆”的命题绑在一起，这就把苏格拉底变成了一个思辨哲学家，而不是如他似的把生存视为本质性事物的生存思想家。“所有的知识都是回忆”是思辨的命题，回忆是内在性，从思辨的和永恒的角度出发观之，悖论是不存在的，只是这里的难题在于，没有人会成为思辨，但是思辨者却是一个被置于生存需求之下的生存者。忘记这一点毫无益处，反之，牢牢抓住它却拥有巨大的优势，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苏格拉底强调生存，内心性范畴被包括在其中；反之，柏拉图则追随回忆和内在性。由此，苏格拉底在根本上超越了整个思辨思想，因为他没有奇幻的开端，思辨者可以在那里乔装打扮，然后向前、向前并且从事着思辨，忘记了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正因为苏格拉底以此方式超越了思辨思想，如果描述准确的话，他才获得了一种可与思想试验的主旨相类比的一定的相似性，这思想试验实际上超越了苏格拉底：作为悖论的真理与更高意义上的悖论形成类比，生存中的内心性的激情与更高意义上的信仰构成类比。（41）尽管如此，差别仍然是无限的，《哲学片断》中提出的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苏格拉底的定义是没有变化的，对此我很容易揭示出来。但是，我害怕因使用看似相同的定义————至少是相同的用词————表示不同的事物会构成干扰，而思想试验旨在成为与之不同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在事关苏格拉底和信仰的问题上谈论悖论是不会有什么障碍的，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正确理解它的话。此外，古希腊人也使用了“信念”这个词，尽管与思想试验的意义完全不同，他们在使用该词的时候，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一本著作里，提出了与更高意义上的信仰有所区别的极具启发性的观点。（42）

    [36]人们能够在被日光刺得目不可视的情况下战斗，罗马人在扎马做出了明证；人们在目不可视的情况下能够战斗并且获胜，罗马人在扎马做出了明证。（76）如今，信仰的战斗或许会是一桩蠢事，装模作样的剑术表演，这场战斗比持续30年的战争还要漫长，因为它战斗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而是为了更加热烈地去保留，这场战斗中的每一天都与扎马战役那天一样热！（77）当理智绝望之际，信仰便会以胜利的姿态步入内心性的激情之中。但是，当信仰用尽全部理智直到最后一丝绝望为的是发现悖论的困难之时，的确没有剩余的理智去解释悖论————但是因此才会在内心性的激情中对信仰有充分的坚守。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安适地坐在船上，这不是拥有信仰的比喻。反之，当船漏水了，人们满怀热情地用水泵抽水使船继续漂浮，而不是寻找港湾，这才是比喻。（78）即便这比喻最终包含了不可能性，这只是比喻的不完美，而信仰却将坚持。当理智像绝望的乘客那样向陆地伸出双臂，虽然那是徒劳的；这时，信仰却怀着生命力向深处掘进：它反对理智，以喜乐的、胜利的姿态拯救了灵魂。在信仰中生存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对于生存者而言，妥协是幻象，因为永恒的精神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是否有人曾经这样做过，是否有人正在这样做，这与我何干，如果拥有信仰真的是那样的话？尽管目前我离完全理解基督教的困难相去甚远（一个使困难变得容易的解释应该被视为一种诱惑），但是我仍然洞悉，信仰的战斗不是杂耍诗人们的主题，信仰的艰巨性也不是大学编外讲师们的消遣。（79）

    [37]为了指出修辞可能迷惑人的程度，我想在此揭示，人们何以会用修辞手法对一名听众产生影响，尽管其所言之事只是辩证的倒退。假设一位异教宗教演说家说，地上的神庙确实是空的，但是（修辞手法由此展开），在天上，一切都更加完美；那里，陆地就是空气，空气就是以太；那里还有众神的庙宇和神坛；所不同之处在于，众神就居住在那些庙宇里。说神居住在庙宇里，这就是辩证的倒退，因为他不住在庙宇里才是对与不可见者的精神关系的表达。但是，修辞手法产生了它的效果。顺便说一句，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一位希腊作家所说的话，只是我不想引用他。（113）

    [38]或许有些人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建设性演说是哲学性的，它们根本没有采用基督教范畴，毋宁说，它们在一种比通常意义上的建设性演说更大的范围内采纳了感性要素。通常而言，建设性演说会避免那种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对人的灵魂状态所进行的强烈而彻底的描写，以及把这种描写移交给诗人和诗性的冲动，不管原因在于演讲人是不能还是不愿为之。（18）但这很容易在听众当中制造麻烦，因为建设性演说会使听众渴望点什么，因而他必须在其他地方去寻找。就我所能做出的判断而言，加上诗性的描写并不为过。但是，在诗人和建设性演说者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别：诗人除了心理学真相和艺术表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而演说者却仍然主要把使一切跃入建设性层面作为目标。（19）诗人迷失在对激情的描写之中，但对于建设性演说者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才是对他而言决定性的一步————迫使倔强的人缴械，调停，阐明；简言之，跃入建设性层面。

    [39]因为上帝不像陷入困境的国王，那国王会对受到高度信任的内政大臣说：“您必须尽全力，您必须为我们的议案营造氛围，并且把舆论引向我们这边。（23）您能够做到的，动用您的智慧。如果我不能依靠您，我就没有人可依靠了。”但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存在秘密指令，就像没有秘密通道一样；即使最超凡脱俗之人前来汇报的时候最好也心怀畏惧与颤栗，因为上帝对于天才来说并未陷入困境，毕竟上帝是可以创造出一大批天才的；而想使自己在服务于上帝的方面成为不可或缺者，正因为如此，将意味着他的下岗。（24）所有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这一点是绝对的；他必须从张三李四那里学到的一点点玩意儿是不足挂齿的。（25）

    [40]同样我还能领会到，为什么这位假名作者或者这些假名作者们不断地提出婚姻话题。通常人们会在困难开始之处停滞。根据古老的风俗，诗学采纳爱情而不理会婚姻。但是，在现代诗学当中（在戏剧和小说中），情况却变成为这样，人们很自然地把通奸当成一场新的恋爱的老练背景。纯洁的诗学对于婚姻丝毫不做解说，而有罪的诗学则将之释读为通奸。

    [41]当人们没有用决断性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哲学片断》所提问题的时候（“永恒福祉能否拥有一个历史出发点”），而是报以忧伤的微笑（这就是幽默中的抒情性），幽默浮现了。它指示着，老者70岁的高龄和新生儿半小时的生命在成为永恒的决断方面都太短暂了。人们可以贪图享受地用被子蒙住头而让整个世界靠边站；同样，幽默家可以在内在性的帮助之下，藏身于对永恒的回忆背后，忧伤地冲着时间性的生存微笑————生存中满载短暂的忙碌和虚幻的决断。幽默家并非宣讲不道德。相反，他尊重道德，尽其所能地完成自己的部分，并且反过来嘲笑自己。但是，幽默家对内在性有种女性的眷恋，回忆是他幸福的婚姻，回忆是他幸福的渴望。一个幽默家会突发奇想，并且真正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干起活来比任何人都热切，比一个负责的工人还要苛刻地对待时间。但是，假如这项工作应该对永恒福祉的决断有些许意义的话，他就会发笑。时间性对他而言只是过眼烟云，它有着极其可疑的意义；他把自己的永恒锁定在对时间的回忆的背后，对他而言这就是在时间当中对幸福的预尝。从永恒的角度出发才能思考永恒福祉，同样也才能思考永劫。因此悖论就存在于，时间中的生存应该成为出发点，仿佛生存者把对永恒的回忆遗忘在身后，仿佛他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上获得了永恒福祉，但实际上永恒福祉永远是自我设定。幽默和思辨思想是否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们自我宣称为基督教却是永远错误的。（55）————当永恒的本质性决断要向后从回忆中获得之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与上帝的至上的精神关系就成为上帝在劝阻，在约束，因为时间中的生存与永恒的决断之间永远不一致。于是乎，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神魔只是劝阻，而幽默家也是这样理解其与上帝的关系的。（56）永恒回忆用以松绑和解开的形而上的绝对力量超越于这种对立之上，对此幽默家并没有否认，而是承认了；但是，尽管他承认了，对立还是消融在永恒的决断背后。在悖论那里情况相反：在那里，精神是激励性的，这一点转而成为一种悖谬性的表达————时间和时间中的生存被强化是多么的悖谬。

    [42]因此，署名Kts的作者（发表于海伯格教授的《信息报》），完全正确地对《主给予，主收取，主的名得到赞美》这篇演说另眼相看，他指出其余诸篇因过于哲学而不成其为布道辞。（61）但是，他错误地忽略了作者本人在将其称为“建设性演说”时所说的同样的话，而且作者在“前言”中已特别提示，它们并非布道辞。在当今时代，思辨思想正与布道辞混为一谈，对此已毫无异议。人们可以直接地提请大家注意，例如，给期刊写篇短文；但也可以间接地做，耗费大量的劳动，就像写哲学的而非布道辞式的建设性演说那样。如果人们认为它们可以被称之为布道辞，这就揭示出混淆的存在，但同样也揭示出，那个如是为之并且特别指出误解之所在的作者，他并不需要被告知混淆的存在。

    [43]不过，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刚刚得知有人给这本书写了书评，而且奇怪的是，书评发表在一本德国期刊上————《关于神学和教会统计资料的一般性报告》。（63）评论人有绝佳的素养：他简洁，他抑制了几乎所有通常会在书评中出现的东西，抑制了在升学和毕业考试中评分、嘉奖、甚至是嘉奖兼祝福的举措。我非常欣赏评论中的第一句话（“这部出自丹麦多产作家之一的作品，因其行事方法的独特性质并非不值得给予简短的评论”）中出现的“评论”和“并非不值得”的字眼，令我感到恐惧。（64）评论人把这本书的内容描述为对肯定性的基督教前提的发展，并且指出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即“我们这个时代，它使一切平均化、中立化，它调和一切，几乎认不出它们”。（65）随后，他继续对本书进行陈述（可以说，他没有采用反讽的口吻，这反讽是包含在他自己所说的为我们这个时代展示基督教的前提的方式之中的，结果尽管反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继续向前，但它却无法认出那些前提）。他的陈述是准确的，而且在整体上是辩证地可信赖的。但是现在障碍出现了：尽管这陈述准确无误，但是每一个仅仅读过书评的人会对这本书形成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当然了，这不幸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一本书引起讨论是因其独特性之故，这终归不妙。书评是说教式的，完全、纯粹说教性的；读者由此会得到一种印象，那本小册子也是说教性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人们所能获得的最为错误的印象。形式的对立，试验对内容的戏谑性的抗拒，创作的大胆（它甚至在虚构基督教），唯一的试图超越的努力————也就是超越所谓思辨性建构的努力，反讽不知疲倦的活动，在整体结构上对思辨思想的戏仿，在努力使某种“完全超凡脱俗的、也就是崭新的”东西出现与实际涌现的仍带有适度严厉性的老派正统教义之间的讽刺性，（66）这些读者从书评中丝毫感受不到。这本书绝非为想获得某种知识的无知者所写，我在书中与之对话的都是有学识的人，这一点似乎暗示，书是为有学识者而写，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所知过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基督教真理，结果它逐渐变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人们很难对之形成一个原初的印象。果若如此，能够进行沟通最终就成为一种能够拿开或者骗走的艺术。这一点看似奇怪且极具反讽性，但是我认为我成功地表达出了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嘴里塞满食物因而无法进食，他会饥饿而死。那么，为了让他进食是把他的嘴塞得更满，还是宁可从他嘴里取出些东西，以便他能够吃到东西呢？同样，一个人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知识却毫无意义或者对他而言毫无意义；那么，理性的沟通方式是给他更多的知识，尽管他大声疾呼说那正是他所需要的，还是宁可从他身上拿走一些呢？现在，沟通者拿出渊博者所知的很多知识的一部分，用一种令其感到陌生的方法进行传播，这位沟通者就是在从渊博者身上拿走知识，至少是直到渊博者通过战胜形式的对抗性而将其吸收为止。假设，这位学识渊博者的麻烦在于，他习惯于某种特定的形式，“只有当字母顺序为ABC的时候，他才能证明一个数学命题，而当顺序为ACB的时候则不行”。那么，这个变化了的形式就是在从他身上拿走知识，而这种拿走就是沟通。当一个时代以体系的和背诵的方式完成了对基督教以及所有难题的理解、然后欢呼雀跃地宣称理解难题是多么容易的时候，人们定会心生疑窦。换言之，说某事难到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要比说某难题极其容易理解更好理解；因为如果它那么容易的话，它或许就算不上是难题了，因为难题的标记恰恰在于它难以理解。于是，在这样一种事之序之中，如果沟通并非旨在使难题变得容易，那么沟通就会变成拿走。人们给难题套上了一种新的形式，因此这难题真的变得很难。这是针对那些早已把困难解说得十分容易的人们的沟通。假如书评暗指的东西发生了--读者几乎无法在所提供的材料中认出他早已完成了的东西，那么这沟通就会使其停下，不是为了向他传播某种可以增添到他的渊博学识之上的新东西，而是要从他身上拿走。--对书评的其他方面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最后四行再次证明，在我们这个说教的时代，一切是如何以说教的方式被把握的。“我们避免提供任何反对意见，因为，诚如前述，我们关切的只是证明作者独特的行事方法。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将之移交给每一个人去思考，看他是想从这部护教式的辩证之作当中寻找严肃，还是寻找反讽。”（67）但是，我的“独特的行事方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尤其是可以去“证明”的话，恰恰就在于沟通的对立形式之上，而绝非存在于那些或许能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的新的辩证组合之中。它首先且决定性地存在于对立的形式之中；只有当这一点被指出之时，假如必要的话，才有可能短时间内谈及一丁点说教的特质。当评论人让每个人自己决定是想从小册子当中寻找严肃还是反讽的时候，这是误导性的。通常，当人们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当一本书所提供的是纯粹的说教性的严肃内容之时，这样说还是有些道理的，只要人们就该书所说的东西并不在书中--“这本书是纯粹的严肃”。如今书评人说，上帝才知道这是严肃还是反讽，由此他说了点什么，他说的方式是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或者想去寻找实际上没有在书中直接出现的东西。不过如果只是找到存在的东西的话，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我这本小册子绝非是纯粹的严肃之作，只有书评才是纯粹严肃的。如果书评结尾处的评论对于书评本身而言有所意味的话（例如，作为对它的讽刺），它对于我的书来说就是愚蠢的。假设某君在苏格拉底进行反讽性对话时在场；假如事后他将此事转告他人，但却漏掉了反讽，他说：上帝才知道这样的对话是反讽的还是严肃的；那么，他就是在讽刺自己。但是，反讽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严肃被排除在外。只有那些大学编外讲师们才这样认为。换言之，他们清除了选择性的“或者”，他们既不怕神也不怕鬼，因为他们会调和一切--除了他们无法调和的“反讽”。

    [44]还有另一个理由（假设，如人们通常所为，这些假名作品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我建议他不要从事那项艰巨的劳作。换言之，精明行事意味着不要过于热情、过于坚韧地工作，然后那些愚钝之徒就会相信这是一部慵懒之作。反之，浩大的声势和零星的工作会令群众认定，这是回事。或许我至今什么都没达成，因为并非不可想见的是，作家本人早已洞见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不屑于精明行事，而且他们把赢得各色人等的崇拜这件事视为是危险的。

    [45]参《人生道路诸阶段》第16页。书中这样写道：“开宴会多容易啊，但是康斯坦丁却坚称，他永远都不愿冒险为之。崇拜多容易啊，但是维克多·埃莱米塔却坚称，他永远都不会道出崇拜的言辞（其实就是针对莫扎特），因为失败比在战争中致残可怕得多！”（84）作为伦理代言人，威廉法官怀着伦理的激情所言正相反对，他在第86页上说：“关于婚姻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此刻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下回，也许就是明天，我会多说点什么，但是所说的‘总是关于相同的东西的相同的话’，因为只有吉普赛人、强盗还有骗子才会有这样的箴言：永不返回到自己曾到过的地方。”

    [46]一般来说，我们通过了解一个人对于何谓作家的富有、何谓作家的贫穷的看法，就有机会对此人形成深刻印象，不管这人是精神性的还是感性的。如果哪位牧师能够在一年时间里就同一段经文布道，持续不断地在丰富的表达方式上进行更新；那么，他在我眼中就是无与伦比的，而感性的听众则会觉得他乏味无趣。如果奥伦施莱格尔这时能够把已经创作好的《瓦堡》重新创作一次，那么，他在我眼中就比他原先之所是更伟大。（85）创作《西娜》要简单得多，因为情境、动作发生的地域、环境等等都是不同的。（86）但是创作《瓦堡》，让读者阅读之，然后再把相同的《瓦堡》重新写出来，“相同的东西”指的是，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相同的和熟悉的，只有从瓦堡唇上飘过的芬芳的爱之絮语是崭新的，就像刚刚开放的花朵一样新鲜。好吧，即使很多人觉得乏味，我也会感到震惊。我最崇拜莎士比亚的地方是他的福斯塔夫，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他被重复。（87）自然了，每一回福斯塔夫都没有太多的戏份。但是如果莎士比亚能够让福斯塔夫在整整五幕之中保持不变，然后再来一个五幕；那么，尽管很多人会视之为乏味，我却认为这是神圣的。

    [47]就这样一位好奇的读者而言，毫无疑问，书的前三分之一是引用了李士坦伯格的话作为箴言的：“这样的作品就是一面镜子；猿猴照镜子是照不出圣徒来的。”（91）

    [48]的确，这部作品本身也预测，读者群体会发现书的后三分之二乏味无趣，参该书第268页上，第367页下，第368页上。一个爱情故事就是爱情故事，这样的读者群说；如果人们要再读一遍的话，那么场景就应该发生在非洲，因为场景才会提供改变，这样的一个读者群所需要的是“盛装游行，地点，很多人物————然后，还有母牛。”（92）

    [49]“无名氏”的短小箴言立刻令人想到幽默的双重情绪，而那则拉丁箴言“我愿毁灭，如果我尚未毁灭”，则是对所有这一切的痛苦的、幽默的取消。（102）

    [50]甚至《诱惑者日记》都只是一种可能的恐惧，它是感性的人在对生存的探索之中虚构出来的，正因为他没有真正地成为什么，他必定试图穷尽一切可能性。

    [51]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沉默的兄弟”常常强调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黑格尔哲学在如下命题上达到了顶峰：外在的就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外在的。黑格尔到此结束了。但是，这个原则本质上是一个感性——形而上的原则，因此，黑格尔哲学在没有触及伦理和宗教的情况下幸福而安全地完成了，或者说它以某种欺骗方式完成了————它把一切（也包括了伦理和宗教）聚合在感性——形而上的事物之中。伦理甚至在外在和内在之间设立了一种对立关系，因为它把外在事物置于漠不相关的领域。作为行动材料，外在事物是无所谓的，因为被伦理所强调的东西才是目标；作为行动的外在表现，结果是无所谓的，因为被伦理所强调的东西才是目标，而且，关切结果才是不道德的。外在的胜利在伦理的意义上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被伦理询问的只是内在事物。外在的惩罚毫无意义；与感性的好事之心对惩罚的可见性的要求远远不同，伦理骄傲地说：我当然会采取惩罚措施，也就是在内部，把惩罚置于外部是不道德的，就好像它能与内在事物相提并论似的。————宗教明确地在外在与内在之间树立了一种对照，它被确定为对立，痛苦即存在于此，它是宗教性的生存范畴，不过这里还存在着向着内部的内心性。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保留对生存的完全忽略，那么，黑格尔哲学能够被视为是最高智慧就是不可思议的。黑格尔哲学或许能够为感性沉思者而在，但却不能为伦理的或者宗教的生存者而在。

    [52]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一直允许一个观念加盟，它对于具体事物和教授们每次为了超越而不顾必要的过渡的下一个东西知之甚多，尽管如此，它当然仍是一个错误，对此灿德伦堡已经精妙地指出了。（1）为了使人想起近在眼前的东西，从“生存”到“诸生存者”之间的过渡是如何形成的？（2）生存是自身反映和他者反映的直接统一。由此（?），生存就是无限定的众多生存者。（3）关于生存的纯粹抽象的定义何以分裂到如此地步？

    [53]于是，当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到“思维与存在为一”的句子之时，我们在思考他的人生和传记时会这样想：那个思维与之同一的存在肯定不是“何谓人”的意思。

    [54]人们经常议论那个持续的进程，对立双方在这个进程中达到了更高的统一，然后又是一个更高的统一，诸如此类；受此误导，人们把黑格尔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平行起来，后者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18）不过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黑格尔关于进程和生成的全部思想都是虚幻的。因此，体系中缺失了伦理学；因此，当活着的这代人和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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