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种理解的现实化

定也蕴藏着对他自己的教学的反讽，他仿佛是想说：老实说，这和我的知识是有一种独特的关联的，因为我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很容易看出我不能为向别人传授这种智慧而收钱。

    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一探讨的缘由，即对苏格拉底的控告，那么我们很轻松地就可以看出，他的罪行（从城邦的立场来看）正在于他瓦解了家庭生活的有效性，消除了单个家庭成员在整个家庭的怀抱中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孝敬。

    谁要是仅仅想了解对苏格拉底的控诉，他到这里就可以止步了；但谁要是准备对苏格拉底的观点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那就必须再进一步。苏格拉底擅自介入家庭生活，从而侵犯了城邦的权力；尽管这是他的一个罪行，可以想象，通过赋予其教学绝对的重要性，通过真心为门徒着想、与他们建立息息相关的师生关系，他仍然能够补救他由于蛮横干预所造成的损害。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他和门徒的关系是否具有这种教师所应有的严肃性，他的教学是否具有这种教师应有的激情。可惜的是，我们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素质。就师生关系而言，我们心目中的苏格拉底不是在理念的苍穹下使门徒们观照这些永恒的本质，从而使之振奋；不是以直观的富饶丰盛滋润青年；不是肩负沉重的道德义务，给予门徒们父亲似的爱护和栽培，不得不把他们送出家门后，还是朝思暮想；不是————用前边所使用的一个表达方式来说————在理念中爱他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苏格拉底的人格是彻底消极、自成一体的，这样的关系不可能产生。他的确是个非凡的情爱者，他的确是忘乎所以地热衷于认知，简言之，他具有精神的所有诱惑才能；然而，至于传授知识、丰富他人的思想，他却是不能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大抵可以称他为一个勾引者：他对青年施展其魔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渴望，却不去满足它；他若即若离，使渴望的火焰愈烧愈烈，可不给予任何强身、营养的食物。如前所述，亚尔西巴德曾说，苏格拉底假装爱者，而所演的却是被爱者的角色；［51］他欺骗了亚尔西巴德，他以同样的办法欺骗所有的人。这不意味着别的，这意味着他把青年吸引到自己身边，可当他们仰望着他，欲在他的怀抱中获得安宁的时候，当他们忘却了一切，在他的爱中寻求温馨恬适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停止了存在，而只在他的爱中存在的时候，他突然走掉了，梦幻消失了，他们感到不幸爱情的痛楚，他们感到他们受了骗，他们感到不是苏格拉底爱他们，而是他们爱苏格拉底，可又无力从他的身旁挣脱。对于根底厚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太容易察觉得到，也不至于过分痛苦。他使门徒们的视线转向内心，聪明的门徒感到是由于他，这才变得可能，所以对他感激不尽；他们愈是忽视这种财富本身并非由苏格拉底所给予，他们就愈加感激。由此，他固然对门徒们起到了激发、唤醒的作用，他与他们的关系却绝非是在积极意义上个人性的。而在此阻止了他的又是反讽。如果有人以色诺芬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深挚爱慕作为例证来反驳我，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清楚地表明了门徒们爱慕他是极为可能的，他们甚至很难挣脱这种爱慕；其次————这是更具体的回答————色诺芬心胸狭隘，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点，而柏拉图因为思想过于丰富，也注意不到这一点。每当柏拉图感到他是多么的富足，他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苏格拉底；因此，柏拉图在理念上热爱苏格拉底，他的理念并非由苏格拉底所给予，然而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帮助他才获得了它的。所以，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正确地指出：“我不曾为任何人之师；如有人，无论老少，愿听我谈论，听我执行我的使命，我不拒绝。”（33a［52］）[32]

    至于苏格拉底与门徒之间较为密切的关系，他和亚尔西巴德的关系是有典型意义的。这个放荡不羁、喜爱感官享受、雄心勃勃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当然是一碰到苏格拉底反讽的火星马上就会燃成熊熊的烈火。前面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关系是如何由于苏格拉底的反讽而永远在原地踏步，如何一直处于一个关系的抽象的、摇摆不定的开始阶段，一直处于零点，既不增强，也不加深，所以虽然双方都投入更大的力量，可双方的投入成正比例，以致他们的关系总是保持原状，亚尔西巴德渐趋激烈，可总被苏格拉底反讽所制服。就苏格拉底与青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说精神上他看见他们就动欲念。［53］然而他的欲念并非在于占有青年，故他的行为方式亦非以占有他们起见。他不是动辄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不是像街头小贩似的高喊他自己的智慧。与此相反，他静悄悄地四处走动，似乎对青年人漠不关心。他的问题不牵涉他与青年的关系，随便什么对他们个人具有重要性的事情他都予以探讨，可自己却是很客观地置身事外。然而在这种漠不关心的下面他们却能感到比他们所看到的多得多的东西，锐利的一瞥会在顷刻间仿佛一只匕首刺透他们的灵魂。这就好像是他偷听了他们灵魂隐秘的谈话，就好像他强迫他们在他跟前把这些谈话大声说出来。他成了他们的知己，可他们却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脱了胎、换了骨，可他还是老样子，俨然不可动摇。当所有偏见的锁链被解开之时，当精神上的硬化被舒展之时，当他的问题把一切安排就绪、变化一触即发之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达到了那意义重大的一瞬间，一道银光刹那间照亮了他们意识的世界，在一瞬间，他把一切都翻转了过来，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54］据说有个英国人，周游四方，观赏风景，有一次在一大森林中发现了一高处，若把四周的树木都砍掉，他就能从此处尽情远眺，别有一番情趣。于是，他就雇人来锯断树木。一切就绪，树身全已锯通，他登上此高处，掏出望远镜，给出信号————树木一并倒下，顷刻间，迷人的景观令他倾倒，由于他在同一瞬间也看到了反差，所以这一景观尤为诱人。苏格拉底也是如此。通过他的问题，他锯通了本质性意识的原始森林，当一切完成之时，瞧，形形色色的信念都消失了，灵魂的眼睛享受从未见过的美景。青年人大抵也分享这种快乐，但苏格拉底却俨然一个反讽的旁观者，站在一边，欣赏这些青年人的惊讶。锯断树木这件工作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在这一方面，苏格拉底可谓是乐此不疲。在一切完成的那一刻，他和青年的关系也就达到了顶峰。他不再多给，正当青年人感到与他取得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候，他们之间产生了那种新的、亚尔西巴德曾精确描述过的关系，即苏格拉底由爱者变成了被爱者。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他和青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禁会想起那个他声称自己所具有的手艺，即接生术。他协助个体在精神上分娩，他割断实质性的脐带。作为助产师，他可谓是出类拔萃，但他也只不过是个助产师而已。因此，他对门徒们后来的生活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此，亚尔西巴德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3]。

    在理智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苏格拉底为情爱者，并可利用《斐德若》篇第249节中的名言“哲学地爱翩翩少年”［55］来更热诚地表达这个意思。此处，我们大概可以简略提及苏格拉底的被世人所指摘的童爱；这个指摘世世代代总是死灰复燃，因为每一代人中总有那么一两个学者感觉到有义务在这方面挽救苏格拉底的荣誉。我无意对苏格拉底作这样、那样的辩护，因为我根本没有兴趣对这种指摘予以认真思考。若读者愿意对此作形象的理解[34]，我认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反讽的一个新的证据。在《会饮》篇里，泡赛尼阿斯所作的颂辞中有以下一段话：“（凡俗女爱神引起的）爱情只限于下等人。它的对象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女人；它所眷恋的是肉体而不是心灵。……这种爱情所自起的那位女爱神是年纪较轻的，而她的出身是由于男也由于女的。至于天上女爱神的出身却与女的无关，她只是由男的生出的。……她只鼓舞人们把爱情专注到男性对象上，因为这种对象生来就比较强壮，比较聪明”。［56］这一番话充分地刻画了理智的爱情。在希腊这样一个深具审美意识的民族里，这种爱情是必定存在的。在希腊，个体性不是无限的自我反思，而是黑格尔精辟地称作“美的个体性”的东西；个体性对立还没有很深地分裂，以至于需要真正的爱情作为更高的统一。如果这种理智的爱情倾向于在青年中寻找其对象，这意味着它喜爱可能性，而逃避现实。而这恰恰表明了它的消极特点。尽管如此，它完全可能具有狂热性；其实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狂热性。狂热不是总和毅力联系在一起的；恰恰相反，狂热是为了可能性而被消耗了的振奋。所以，反讽家总是一个狂热的人，只是他的狂热毫无效果，因为他永远不能超越可能性的规定。苏格拉底在这种意义上是爱恋青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种消极的爱。固然，他与青年的这种关系并非毫无意义，然而，如前所述，在这种关系正要取得深刻意义之时，它已经过去了，这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只不过是一个关系的起始。这种关系当然可能维持一段时间，在苏格拉底离弃了青年之后，他们很可能还感到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我在前边已经尽力作出了论述。苏格拉底从所有其他实在关系中解放了出来，集中精力与青年交往，在这方面，我们对他是可以有所要求的————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他和青年的关系是显示积极关系的最后一个可能性，我们很难解释这里描述的否定性，除非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立场是反讽。[35]

    让我们现在回到对苏格拉底的控诉以及由此导致的判决。审判官们判他有罪。如果我们撇开对他的种种指控，用一句话来刻画他的罪行，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冷漠、渎职。固然，他并非毫无作为，并非对一切漠不关心，可对于城邦事务他的确如此，而这正是通过他的私人活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可刑罚还有待确定。依希腊的人道精神，犯人有权确定自己的刑罚————当然在一定的界限之内。黑格尔对苏格拉底行为中的错误之处作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他的罪行是不承认人民的主权，面对城邦客观的审判却以自己的主观信念为准。他的拒绝当然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但他的死却是自作自受；苏格拉底有权解放自己，城邦也有权判决他，因此，苏格拉底是个悲剧英雄。[36]这是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将尽量精确地依据《申辩》篇对他的行为进行剖析。可以想象，有自己确定惩罚的自由对苏格拉底来说是件大好事；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与一般的规定是互不相通的，惩罚也必定如此。当他说他愿意判处自己的惟一刑罚是罚款时，他是前后一致的，因为倘若他有钱的话，失去它对他来说并非什么损失，换言之，因为惩罚在此抵消了自己。因此，他向审判官们建议说法庭应以他所能付的一点点为满足，也是前后一致的，因为鉴于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实在性，不管他给多给少，惩罚都是一样大，也就是说，惩罚在此根本不是什么惩罚。不过，我们还是仔细地看一看《申辩》篇中这一极有教益的段落为好。［57］首先，他就赞成票与反对票之间相差无几这一事实大做文章；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城邦的判决是客观的、有效的，而单个主体的判断是无效的。在某种程度上，城邦对他根本不存在，他抓住数字，斤斤计较。至于量的规定能够突变为质的规定，他似乎是料不到的。他絮絮不休地说，三票之差起了决定性作用，实属怪事，为了强调此事之奇怪，他设想另一极端：他说，安匿托士和吕康要是没有来的话，迈雷托士反倒要被罚款一千都拉马。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苏格拉底的反讽是如何推翻了对他的生活的任何客观规定。审判官们只是一定数目的个体，他们的判决只有数字价值，当多数人判他有罪之后，苏格拉底认为这只不过意味着特定的人数判决了他，毫无其他意义。他对城邦彻头彻尾消极的理解可谓是昭然若揭。苏格拉底应该自己确定惩罚，这是在反讽的命运里注定的。给予这个处境极度反讽弹性的是一对可怕的矛盾：法律之剑系于一发，悬在苏格拉底的头上，一个人处于生死之交，人民严肃地、负责地投了票，天色黯黑、云雾翻腾————而苏格拉底却像个老算术家，全神贯注地在计算着怎么使他的生命和城邦全等，这是一道难题，就像使圆和正方形全等一样困难，因为苏格拉底和城邦证明是绝对不同类的数值。瞧苏格拉底依城邦的变位表来使他的生命变位是很滑稽的，因为他的生命是完全不规则的；被迫在不等中找等同，找不到就得送脑袋————这种可怕的必要（dira necessitas［58］）使这个情景更为滑稽。若两个事物之间毫无任何关系可言，而有人却欲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是很滑稽的；然而，如果别人告诉他，你要是找不到一种联系，你就得送命，那就更滑稽了。苏格拉底的生活是完全孤立的，与任何城邦的规定都势不两立。因此，苏格拉底借以建立个人与城邦关系的思维程序以及辩证法也证明是极端的对立。城邦判他有罪。现在的问题是该判处什么刑罚。可是，因为苏格拉底感到他的生活根本得不到城邦的理解，很显然，说他值得奖励也未尝不可。苏格拉底建议，城邦应请他免费在公共食堂进餐。[37]由于城邦大抵不会感到自己有义务以这种方式来奖励他，所以他愿意将就，并考虑他应得什么惩罚。迈雷托士是要求处他死刑的。为避免死刑，他可在罚款和流放之间作出选择。可他却决定不了选择哪一个。有什么动因迫使他选择其中之一呢？对死的惧怕吗？这不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死是吉是凶。他似乎自己认为，死是最恰当的惩罚，正因为没人知道死是否是坏事，也就是说，这个惩罚，就和前边所谈的罚款一样，这里自己抵消了自己。至于罚款和流放，他两者均不能选择。要是选择罚款，他就必须坐牢，因为他没有足够家产来付罚款；流放也不行，因为他认识到，比起雅典，他更不适于在其他城邦生活，所以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被从那个城邦中驱逐出去，等等。看来，他既不能选择罚款，也不能选择流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会给他带来痛苦，而痛苦他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他应得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此外，我也不惯于设想自己应受任何损害。”［59］总而言之，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来问他应得什么惩罚，他的回答是：不是惩罚的惩罚，即要么是死刑，因为无人知道死是吉是凶，要么是罚款————如果法庭满足于他能缴纳得起的数量的话————因为钱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如果谈到特殊意义上的惩罚，一种他感觉得到的惩罚，那么他认为任何这样的惩罚都是不适当的。

    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如何对城邦采取了消极的立场，他如何与之势不两立；在他因其所作所为而被控告，最可能意识到他和城邦的不相称的那一刻，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千钧一发之时，他一如既往地贯彻他的立场。不过，他的演说并非热血沸腾的激情，他的行为并非人格绝对的尊严，他的漠然并非充足内心的恬适安乐。所有这一切均不存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彻头彻尾的反讽，它使城邦的客观权力在反讽的坚不可摧的消极性上撞得粉碎。城邦客观的权力、它对个人行动的要求、法律，法庭————所有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绝对的有效性，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当作不完善的形式抛开，他越来越轻地上升，反讽地鸟瞰世界，万物逐渐消失，他自己盘旋于上空，反讽地超然自得，而维持着这种状态的是他内在的坚定不移的、无穷的消极。这样，对于他所属于的世界（无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个世界），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同时代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不可名状、类属不明，他属于另外一个历史层系。支撑着他的是消极性，是仍未生育任何积极性的消极性。由此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甚至生和死对他也失去了绝对的有效性。然而，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反讽的现实的而绝非似是而非的高峰，因为苏格拉底首先到达了善、美、真的理念这一边界，也就是说，到达了理念无穷性这一可能性。世世代代之后，这些理念得到了其现实性，人格得到了其绝对的充足，当主观性有意再次孤立自己的时候，当无穷的消极性有意再次张开其无底深渊以吞噬这种精神的现实性的时候，反讽就会以更为可疑的面目出现。［60］

    注释

    ［1］“使语文学家们大伤脑筋的事”原文为拉丁语 crux philologorum。

    ［2］原文“hvad hoerer man vel heller end slige eventyr?”是丹麦作家Adam Oehlenschlaeger的一句诗。

    ［3］参见 Sokratiske Merkvaerdigheder，(《回忆苏格拉底》，由Jens Bloch从希腊原文译出)，哥本哈根，1792，第35页起。

    ［4］指Ast, Platons Leben und Schriften。

    ［5］见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四卷第三章第十四节。参见汉译本，第160页。

    ［6］见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1d, 参见汉译本，第68页。

    ［7］“加元音符号”原文为 Vocalisation,希伯来语语法术语。希伯来文字只有辅音，需加上元音符号后，才取得特定的发音和涵义。此处暗指《旧约》中上帝的名字JHWH。这个名字不准加元音符号，以表示上帝是不可言传，不可理喻的。

    ［8］指色诺芬的《申辩》。

    ［9］原文为德文。

    ［10］《苏格拉底的申辩》31c,参见汉译本第68页，原文为希腊文。

    ［11］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3，24。

    ［12］指Rötscher, Aristophanes und sein Zeitalter.

    ［13］原文为德文。

    ［14］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Werke，7, Frankfurt 1986, 第448页。

    ［15］参看汉译本第二卷，第84——89页，第92——96页。

    ［16］汉译本第二卷，第86页，原文为德文。

    ［17］汉译本第二卷，第87页，原文为德文。

    ［18］汉译本第二卷，第85——86页，原文为德文。译文略有改动。

    ［19］汉译本第二卷，第86页，原文为德文。译文略有改动。

    ［20］汉译本第二卷，第89页，原文为德文。译文略有改动。

    ［21］汉译本第二卷，第94页，原文为德文。译文略有改动。

    ［22］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85页。

    ［23］参见《新约·哥林多后书》10，4——5。作者在此对《圣经》原文作了缩减、改动。原文为希腊文。

    ［24］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48页。

    ［25］暗指黑格尔对苏格拉底命运的评价，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06——107页。

    ［26］参看《理想国》531c——534d，第297——301页。

    ［27］参看《会饮》篇209e——212a,第271——274页。

    ［28］《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4页，原文为希腊文。

    ［29］《苏格拉底的申辩》20d——e，第54——55页，原文为希腊文。

    ［30］《苏格拉底的申辩》23a，第57页，原文为希腊文。

    ［31］此处暗指《新约·约翰福音》3，17：“神差的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苏格拉底的使命与耶稣的使命正好相反。

    ［32］暗指《新约·马太福音》5，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33］参见 Augustin,De diligendo Deo，6，Sancti Aurelii Augustini OperaI-XVIII, Bassano 1797——1807,XVII,第1705栏。原为felix culpa,beata culpa是felix culpa的别说。

    ［34］指Rötscher, Aristophanes und sein Zeitlalter。原文为德文。

    ［3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54页。原文为德文。

    ［36］指Schleiermacher, Der christliche Glaube nach den Grundsätz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Berlin 1835——1836,第一卷，第182——192页。

    ［37］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一章第八节，第3页。

    ［38］此篇不出自柏拉图之笔，但传统上被认为是柏拉图的作品。

    ［39］《亚尔西巴德之二》143a。

    ［40］这句话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

    ［41］指 Peter Wilhelm Forchhammer, Die Athener und Sokrates·Die Gesetzlichen und der Revolutionaer(《雅典人和苏格拉底：国家法律和革命家》),Berlin 1837。

    ［42］参见Heinsius, Sokrates nach dem Grade seiner Schuld zum Schutz gegen neuere Verunglimpfung，第36页。

    ［43］Forchhammer, Die Athener und Sokrates，第6页，原文为德文。

    ［44］参见Forchhammer, Die Athener und Sokrates，第23页。

    ［45］指西诺卜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0——325，犬儒派哲学家。

    ［46］参见Schleiermacher, Ueber den Werth des Sokrates als Philosophen，第52页。

    ［47］汉译本第61页。

    ［48］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95——101页。

    ［49］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11e。

    ［50］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11d。

    ［51］柏拉图：《会饮》篇222b,汉译第290页。

    ［52］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70页，译文作了改动。原文为希腊文。

    ［53］暗指《新约·马太福音》5，28：“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54］《新约·哥林多前书》15，52，原文为希腊文。

    ［55］柏拉图：《斐德若》篇249a，原文为希腊文。

    ［56］柏拉图：《会饮》篇183b——c，汉译第225——226页。

    ［57］指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5e——38b,汉译第73——76页。

    ［58］拉丁文，见于贺拉斯，《颂歌》3，24，6。

    ［59］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8a,汉译第76页，原文为希腊文。

    ［60］指浪漫主义的反讽，见此作下卷。

    * * *

    [1] 所以，这些言论主要见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2] Karl Philip Funcke, Neues Real-Schullexikon，zweiter Theil,第643页起。

    [3] 最近还有人很关心这个守护神。我从汉修斯的一部著作(Otto Friedrich Theodor Heinsius, Sokrates nach dem Grade seiner Schuld zum Schutz gegen neuere Verunglimpfung，Leipzig 1839,第9页。————译注)里得知，巴黎有个精神病医生，名Lelut,自作聪明，声称：“苏格拉底得了一种精神病，专业术语称之为幻觉。”(原文为法文。————译注)书名为：F.Lelut, Du demon de Socrate(《苏格拉底的守护神》)，巴黎，1836。

    [4] 普卢塔克(Plutarchi Chaeronensis opuscula ed. H. Stephanus. Tom II,pp.241,243)和西塞罗（de divinatione I,54)均保留了许多关于保护神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里，守护神皆起警告作用。

    [5] 我们不得忘记这段引文出自《申辩》篇，而《申辩》篇就整体而言可以说是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们不得忘记这一点，以确信我这里不是在谈柏拉图的看法，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论证的。

    [6] 苏格拉底试图为自己辩护，讲他信奉守护神，故必然也就信奉神。即使我们撇开他的证据所具有的反讽表达方式，即使我们撇开隐藏其中的间接挑衅，这种辩护也是很难站住脚的。即使我们一般地————故在此处————承认从泛神论可以必然地推出有神论，这却决不意味着苏格拉底对城邦是公正的，因为城邦并不是通过推论获得它的神灵的，而苏格拉底对推出的结论————只要需要，他是每时每刻都有能力推出这样的结论的————完全可能持漠然的，即非宗教的态度。

    [7]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二版，第328页。（参看《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此处依德文原文，对王的译文作了较大的改动。————译注）

    [8] “在垂死弥留的时候，在大病的状态中，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可以出现一种情形，人会知道一些情况，知道将来或当时的事情，这些事情从常理说他是绝对无法知道的。……因此对苏格拉底守护神的进一步考察，便使我们想起一种发生在梦游症这种双重意识状态中的情况；在苏格拉底那里，也显然可以发现这一类的磁性情况，因为据说他常常（在军营里）陷入麻木、僵直、出神的状态。”（《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86页及89页。原文为德文。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9] 参见第98页：“当一个人在梦游中或弥留中预先知道未来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较高级的识见；进一步加以观察，则只是个人的兴趣、特殊性。如果一个人想要结婚，或者想盖一所房子等等，结果如何，只是对这个人重要；这种内容只是特殊的。真正神圣的、普遍的东西是农业结构、城邦、婚姻、各种法律制度；与这个比起来，我知道我去航海是否能生还，乃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这是一种轻重倒置，这种倒置的情形在我们的观念中也是很容易出现的；知道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合乎礼法的，比起知道这样一些特殊性的东西来，要高得多了。”（汉译本第88页。原文为德文。————译注）

    [10] 苏格拉底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置身于审判官的地位来谈人家对他所作所为的控诉。参看20c:“也许你们有人会问：‘你怎么了，苏格拉底？对你的诬告怎么来的？你如没有哗众骇俗的言行，这类谣传断不至于无端而起。请你原原本本诉说一遍，免得我们对你下鲁莽的判断。’”（《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4页。原文为希腊文。————译注）

    [11] 依第欧根尼·拉尔修，法佛利奴斯，普卢塔克的同代人和朋友，曾在雅典城邦的档案馆阅读此控诉书。希腊文原文如下：“起诉人为迈雷托士，迈雷托士之子，籍贯皮托斯；被告人是苏格拉底，索弗罗尼斯科斯之子，籍贯阿罗裴克；罪状是苏格拉底不信奉希腊城邦所信奉的神，可引进了新神。他的另一罪状是蛊惑青年。判处死刑。”

    [12]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控告者的立场是多么的摇摇欲坠；每次他们确立了某个立脚点，苏格拉底就能借助于这种无知轻而易举地把它摧毁。控告者们其实应该控诉这种无知，因为当然有的无知————特别是在希腊城邦中，在某种程度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是必须当作罪状看的。

    [13]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aus den Jahren 1814——1815：Ueber den Werth des Socrates als Philosophen (《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1814——1815：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价值》)，第51——68页。

    [14] 这可与色诺芬的《申辩》第十五节相比；这一节谈的也是德尔斐神谕对开瑞丰透露的同一谶语。原文为：“审判官们听了这番话，就很自然地更加大声抗议。苏格拉底接着说：‘先生们，神在其谶语中比我讲得更多的是莱喀古斯，拉克代蒙的立法者；据说莱喀古斯进到庙里后，神对他说：我在考虑是称你神呢，还是称你人。可神从未把我与一个神相比，只是鉴定我与其他人相比要优越多了。’”（原文为希腊文。————译注）

    [15] 依苏格拉底的叙述，德尔斐神的谶语称“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23a (《苏格拉底的申辩》，第57页。原文为希腊文。————译注)谶语只不过是为阐释的意识提供一个机会罢了，这里德尔斐谶语获得了苏格拉底的阐释。

    [16]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73页（汉译本第155页，原文为德文。————译注）：“柏拉图本人在数学里不久就达到很高的成就，据说有神谕提出的德洛或德尔斐问题是他解答的，这问题和毕泰戈拉定理相似，是与立方有关的。那问题是，求作一线段，使其立方等于二立方之和。这需要凭借两条曲线来作图。值得注意的是，神谕那时所提出来的课题是什么样的性质。当人们去求神谕的时候，正当瘟疫流行，而神乃提出一个完全是科学的课题；————神谕的精神所表示出来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的。”

    [17] 故后来神又变好了，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把世界的起源追溯到神的善意：这种善意不知道妒忌是什么，只求使世界尽可能地公正。（参见《蒂迈欧》篇29a——e。————译注）

    [18] 这当然是理想地来看他的事业。在他的生活中，有时这种愤怒(这个词要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能量会被某种懒惰、某种自我沉湎所取代，这些时候他就预先抽象地（in abstracto)汲取其实需要具体地（in concreto）赢得的享受，直至神的呼唤再次在他的内心响起，他再次跃跃欲试帮助神去说服他人。这样，我们能最好地理解众说纷纭的苏格拉底的呆视，如前所说，这种呆视是一种梦幻状态，在其中他直观到了否定性，仿佛陶醉于它的空空如也。他一般地是四处漫游，和农民及外地人攀谈，可在这些时刻他却静静地站着，两眼发直。

    [19] 为避免误解，并为了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这里所说的，我欲指出在基督教意识中祈祷是有其绝对有效性的；一个基督徒知道他为什么祈祷，他知道如果他为此祈祷，神也绝对会听他的，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有一种绝对的关系。

    [20] 他的确曾为城邦服务，参加国三场战役（围攻波提狄亚、在德立昂附近的玻俄提亚战役、安菲波利大战）；后来他曾为元老院成员并任总主席之职，不过此职只为期一天而已。但尽管如此，他是从与城邦的真正公民关系中解放出来了的；在这个方面，色诺芬曾为他辩护，让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培养出了许多的好公民，这样我就多倍地尽了我对祖国的义务。”（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六章第十五节，汉译第38页。此处依作者的意译译出。————译注）不过，这只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的色诺芬狭窄眼光的表现而已。

    [21] 在《申辩》篇中他甚至自卖自夸，强调说他一生事业卓著，只是不能以城邦的尺度来衡量（这后半句话当然是针对城邦说的，不乏挑衅性质；因为他以深不可测的反讽把一切混在一起，所以初看有些令人迷惑）。他讲他从来不曾费心赚钱，不曾照管家务，不曾觅求武职；他不追求荣誉、官职（这从城邦的立场来看并非值得颂扬），不参与党派之争，不搞阴谋（这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不参与党派之争、不搞阴谋活动对城邦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他随随便便地把真正的公民义务与阴谋暴动、聚党结派混淆起来，其反讽极为惹眼）；与此不同，他力求私下为单个的人谋求最大的益处，这显然是说，他与个体只有私人关系。参见《申辩》篇36b——c。《申辩》篇里还有另外一个混淆黑白之处，那里他慷慨激昂地讲每个人都应坚守岗位，无论此岗位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受公家委派。可他所称道的自作主张从城邦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应该受到很大的限制的。之后他又提到他少数几次为城邦服务时曾坚守岗位，当他就此长篇大论之时，事情就更变得乱七八糟了：对他坚守岗位城邦当然是赞赏的，但他自作主张选择岗位却是不可接受的。

    [22] 西塞罗曾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进了房舍（参见Cicero,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5,4,10————译注）；其实，毋宁说他把人们从房舍中拉出来，从他们所居住的阴间拉上来。在此他尽管是个行家，可不免有时会出些差错，止步不前，即使在与各色人等攀谈时也不免会丧失反讽，忘却反讽的主线，顿时略微陷入陈词滥调之中。请参阅前边对色诺芬看法的论述。

    [23] 因此，斐德若（在同名的谈话录里）很惊讶苏格拉底竟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以致他必须像领个生人似的领着他，他简直好像从来没有出过城门似的。苏格拉底回答说：“请不要怪我，我的好朋友！我很想学习，风景呀、树木呀可真是什么也教不了我，而城里的人却能教我不少东西。”（《斐德若》篇230d，原文为希腊文。————译注）

    [24] 他采用的方法是：“劝你们各个对己应注意德与智之求全先于身外之物，对国当求立国之本先于谋国之利。”（《苏格拉底的申辩》36c,汉译第74页。————译注）这与希腊文化当然是恰好相反，具有挑衅性。正如“先顾天下事，然后再操心自己的私事”这句话令人想起我们时代的革命理想一样。重要的不是实际行动，而是思想（这里当然是指单个人的思想）以及它所夺取的主权。

    [25] 我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种推论方式，是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苏格拉底的道德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在后面将成为其他探究的对象），因为它表明他的道德理论有一个缺陷，即它是建立在一个极为抽象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26]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二章第四十九节（汉译第17页。————译注）；色诺芬：《申辩》第20节。阿里斯托芬《云》里斐狄庇得斯对待其父的行为也可与此相比。

    [27] 色诺芬：《申辩》第29——31节。

    [28] 色诺芬：《申辩》第20——21节；《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二章第五十一节。（汉译第18页。————译注）

    [29] 参看黑格尔，以上所引著作，第109页。（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98页。————译注）

    [30] 我这里谈到一直只是苏格拉底和他想教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至于他的教导可能具有的有害作用，根本没有谈到。就此可以说的前面也已经详细地说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苏格拉底自作主张，以老师自居，是未被授权的。他声称他所具有的神的委托从城邦的立场来看也不应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他独断独行，是未受城邦许可的。

    [31] 阿里斯托芬持不同意见，他的苏格拉底授课不仅收钱，甚至还接收了一袋面粉。

    [32] 不过，苏格拉底讲这番话，主要是为了应付人家指责他给门徒们自己讲一种话，有人在场时讲另一种话。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愿意承认，苏格拉底是表里如一的；但他的这番话却表明了他和青年的关系是多么松散，因为这种关系是由偶然的认知上的接触而形成的，没有任何根基。

    [33] 参看佛西哈默，第42页以下。

    [34] 谁要是不能从精神上理解这一问题，请参看Johann Matthias Gesner的Socrates sanctus Paederasta (《苏格拉底，神圣的童爱者》)，见于Commentarii societatis regiae scientiarum Gottingensis，第二卷，1752年。

    [35] 历史上有记载的还有另一种苏格拉底与他人所建立的关系，即他与赞提普的关系。苏格拉底大抵不曾是个模范丈夫，这种感觉谁都是有的。自从色诺芬以来，大家对苏格拉底夫妻关系的一般理解是，这个泼妇对他的作用，就像野马对骑手的作用一样，即使之学会了驯服的本领。对于他来说，对付她在控制人方面是个很好的练习；如果能把她对付了，那么对付别的人就会不费吹灰之力。这种理解，在我看来，与夫妻之爱没有很大的关联，其实倒是蕴涵着不少的反讽。参看佛西哈默，第49页及注解第43。

    [36] 参看黑格尔，上引著作第113页起。（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01页起。————译注）

    [37] 由于他的生活本身和城邦观念互不相通，所以他既不应得惩罚，也不应得奖励。因此，谈到免费进餐，他辅助性地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即他是个穷人，急需安定、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