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青年晚期

的现代模式————我完全可以对我祖辈们潜在的宗教态度说说俏皮话。但是，谢天谢地，我知道它不一定具有任何意义；我不想对此问题说三道四。如果在与一些好朋友进行私人谈话时考虑使用爱尔兰语，这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经常用爱尔兰语与他人交谈，那么，我可能会十分不愉快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确认一种未经证实的偏见，其方式就如同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样。不论这些话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逗乐俏皮话(正如我关于异教徒爱尔兰人的评论那样)，还是一种手段(用来避免关于人类的智力、信息和默契的增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那种偏见反映自我人格化中严重局限性的程度。

    这些定型所服务的目标有很多，但是，任何一个不明世故的人，在适宜的情境下立即产生的那种目标，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个时代中人格不幸的最为悲哀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些定型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是十分有用的指南。很显然，它们不是什么指南。只要它们具有重要性，它们就处在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所需之指南的对立面；它们实际上是在结识陌生人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的障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主要效应在于，否认个体在与其自我人格化相应之局限性方面进行自发的有利改变的机会。

    降低焦虑的不完善反应过程

    在进一步评论与青年晚期之有利成长相对立的焦虑和自我系统时，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避免和降低焦虑方面所涉及的不完善反应过程。这些过程从选择性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顶帐篷覆盖着这个世界————通过其他所有经典的困难的动力机制，发展到一种或多种基本人类动力机制的严重分裂。顺便说一下，虽然我曾喜欢过困难的动力机制(dynamism of difficulty)这个标题，但多年来，它已经在我进行精神病学教学的尝试中丧失了其魅力，因为有些人在使用该术语时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这些动力机制代表了由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性，相反，我认为并不存在由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而仅仅只有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程度上的差异注94————强度和定时方面的差异。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谈到动力机制，我所讨论的都是普遍的人类装置，它们有时候也会几乎完全反映在可怕的生活歪曲之中，但是，它们依然是普遍的。这些歪曲产生自发展中的不幸、机会的限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在青年晚期————年龄成熟的阶段————非常显著的自我系统干预，涵盖了我们所谈论的整个精神病学实体的领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整个心理障碍的领域。

    生活自由的限制

    探讨青年晚期有利变化之自我系统防御这一论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考虑生活自由的限制，以及它们释放受限制之整合倾向的复杂过程。与我们业已讨论的内容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方法，并试图着重强调我们之前尚未注意到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所谓生活自由的限制，我所指的是产生自“内部的”各种限制，或者说产生自一个人过去的障碍，而不是指广泛机会类别的限制(关于机会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谈及)。生活自由的限制往往伴随着至少部分地满足个体的限制所防御之需要的复杂方式，以及为释放累积的危险紧张而以睡眠障碍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更进一步的复杂过程。这些限制可以根据与其他人有限接触来加以考虑，也可以根据兴趣的限制来考虑。我们这里所说的与其他人的有限接触，其范围涉及较广，从一种明显孤立之生活方式的早期发展到一个人的自我限制，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距离，也即一个人自我否认大量有用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人际经验，后者则以诸如偏见、等级和阶层等因素为基础，如果一个人碰巧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少数族群内的话。

    但是，在大量的例子中，生活自由的限制通常以兴趣限制为主要形式；可以说，生活中有大量的方面都是禁忌————人们必须回避的东西。有时候，源自过往反常现象的强制性限制，往往以伪装的社会礼仪和兴趣的形式出现，使得人们乍一看似乎觉得它相当不同。这些社会礼仪似乎会把当事人提高到普通人群的水平之上，使之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至少对他和他的同族来讲是这样。我打算给大家提供的是关于认真游戏(devotion to games)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特指的是桥牌。由于我因这个桥牌的例子而与一位杰出的、极受人尊敬的人类学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此我断定这个例子具有某种令人颇感兴趣的力量，因此，我想再次运用这个例子。现在，我已经不再擅长其他游戏；我想很可能是我的庸俗品位使我为纸牌所迷；当然，我说的纸牌绝非桥牌游戏。我的例子说的是纽约一群经过精选的妇女，她们有很多社会经济机会。但是，她们每天除了起床后就为去桥牌俱乐部做准备之外，几乎无事可干，她们经常去桥牌俱乐部，与自己的丈夫和车夫极少交谈，但却花上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与其同伴进行高度礼仪化的交流，而正是这种礼仪化的交流，使她们对生活感到极为满足，从而晚上可以安然就寝。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假礼仪(pseudosocial ritual)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忙着与他人打交道，但却没有任何特别个人的东西让对方知道。我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让她们坐在有单向屏幕的小房间里玩纸牌————除了向他人展示她们的衣着外————也许更合她们的意。如果这样的话，周围人的咳嗽或打喷嚏等就不会让她们分心，这样她们便可以更舒适地实施其在生活中的任务。尽管这是假礼仪的一个极端例子，但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疯了一样地投入社交，但却不知道该与他人在一起做些什么。他们凭借一些非常受限的规则生活着。

    另一种这样的限制是礼仪式回避和礼仪式偏见。不管你的政治倾向如何，你都很可能在与同事谈论政治思想问题时有过礼仪式回避的经验。例如，假定你与银行家谈论关于进一步“新政立法”(New Deal legislation)的必要性，这种礼仪式回避就会出现。下面，我将给大家提供一个个人的例子。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去过一家理发店，为我修剪头发的是一位曾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富有经验的理发师，对于这位理发师，我是十分尊重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具有公益观念的公民，做了大量的福利工作，而且还因为作为一名理发师，他喜欢保持沉默。说实话，我十分讨厌理发，每当理发时总会打瞌睡，所以，我在理发时极不愿意交谈。但是，有一天，我在理发的时候，广播里正喋喋不休地说着关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新闻，这位理发师随即说了几句谴责华莱士的话。我说我知道这个人，而且非常喜欢他。像有些人一样，我也认为，虽然他并非一直是最具才华、最有远见的人，但他偶尔会有一些惊人的好点子，而这足以让人支持他。说完之后，我便把头靠在椅子上开始打瞌睡。五六个月之后，当亨利·华莱士被商业部吹捧出来以后，我又去理发师那儿理发时，这个话题再次被提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过，现在这位理发师并不想与我在任何问题上发生争议，因为我关于华莱士的评论已经扰乱了他的一部分回避机制；这种扰乱是与我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他可以凭借良好的回忆知道我如何扰乱了他。于是，这个话题仍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双方都因为上述原因而表现出了礼仪式回避。

    所有这些礼仪式回避和礼仪式偏见都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个人正在某个重要的生活领域里从事某种有意义的事。事实上，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因为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信念。除了政治方面以外，还有“社会”方面；这里，大部分生活再次被假设的理性定义所阻隔，若对这些阻隔做仔细审视和研究的话，可以证明，所谓的理性定义也只不过是礼仪式回避而已。在艺术世界中，情况也一样；那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也会在年会等场合发现同样的情况。而且，上帝也知道，在宗教名义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礼仪式回避和偏见。

    当然，我可能会因为某个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或者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而对他表示尊敬。例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对金钱理论如此感兴趣，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努力发展对绘画或者其他无数我只有一丁点儿兴趣的东西的美学鉴赏能力。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对内科医学的整个领域感兴趣。但是，如果没有人向我谈论关于达达主义(Dadaism)、基督教浸礼会教徒(Baptists)或者金钱理论的事情，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主要集中于在某个领域获得满足和安全感，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的安全感有赖于回避某个特定的领域或某个特定的论题。我认为，生活之于任何人，绝非同样有趣，也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及的。我可以相当确信的是，在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群中，必定存在某种特殊化；当然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化，而且，这种特殊化肯定会引起进一步的特殊化。礼仪式回避和偏见从表面上看可能与特殊化相同，但是，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你不能进入某个领域；朝着该领域前进的任何兴趣都会立即引起焦虑，而这种焦虑在你追求信息的过程中会阻碍进一步的行动。

    自尊与人的成熟

    从我至今所提及的内容中，你们或许可以看到，假定自尊的必要前提是适当地尊重别人，如此推论不能说没有根据。当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会对他们不认识的人表示尊重，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谈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那些只尊重不认识之人的人，通常也不会尊重他们自己。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展现并证明其与他人一起生活或生活于群体之中的杰出能力，借以获得他们自身的满足————几乎找不到任何特别的精力和时间去尊重其他人任何值得称道的行为。对于不恰当的自我系统而言，最为脆弱的支柱之一是一种贬低他人的态度，对于这种贬低的态度，我曾把它概括为这样一种学说，即按上帝的说法，如果你是一座鼹鼠丘(molehill)，那么，在你的眼中，就不会有任何山脉。人们可以用许多方式通过一个人对别人的贬低来了解这个人的整个自尊状态。贬低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蔑视”自己，另一个部分是大量的否定(not)操作。因此，一个非常尊重自己的“慷慨大方”(这很可能一直是一种非常公开的性格)性格的人，常常会发现有些人不大方、吝啬、小气等。我认为，从有记录的思想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十分苛刻或对同伴的某些过失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对这些特定的缺点也会非常敏感，因为这些缺点正是他自己想要隐匿的缺点。只要一个人的自尊不受限制地增长，或者相对而言个人的发展不受阻碍或歪曲之苦，或者个人发展的偏差已经得到纠正，那么，一旦发现他人在某个特定领域比他强得多，他就不会产生枯竭的感觉，或者会表现出焦虑的迹象。在高度专门和复杂的社会组织中(就像在现存的所有文化中那样)，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能够在复杂运作中处于顶尖地位的人物实在太少，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也是可悲的事实。大多数人并不会像少数顶尖人物那样杰出，甚至比普通人还差很多。但是，由于生活领域非常宽泛，以至于人们无需过分依赖于个体并不擅长的东西，也没有必要拿一本笔记本来记载自己和他人在并不擅长的领域内的表现。但是，有些人由于个体发展的某些偏差，使这种情况成了一项极好的操作，借此缓解在与其他人做会招致不满的比较时所产生的焦虑。

    现在，我还想谈一谈有关人的成熟的问题————对于这个主题，我始终以非常随意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部分原因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精神病学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对它做出推导。但是，事实是，关于成熟的理解让许多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通常是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都感到困惑，这是因为表现出高度成熟的人是最不容易进行研究的；朝着成熟目标前进的患者，在他们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便已经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样一来，作为精神病医生，事实上得不到很多真实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作一些猜测。我猜想，我曾经讨论过之发展时期的每一种杰出成就，都将会在成熟的人格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一系列发展中，最后一个发展是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出现和成长————它表现为对与另外至少一个人进行合作的需要，更为常见的是与其他更多人进行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对另一个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或者他人身上缺乏焦虑的情况都持有十分鲜明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当然可以从所了解到的情况中推知(只要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与之相冲突)，所谓成熟，指的是对令人们感到触动并与之打交道的局限性、兴趣、可能性和焦虑等持有共情性的理解。另一件可以明确从中推断出来的事情是，不管是向外扩展的兴趣还是向内扩展的兴趣，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兴趣，成熟的生活————绝对不是单调乏味或者令人厌烦的生活————其重要性总是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瞬间的念头也不行)，即变得成熟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人们会更加烦恼；而事实恰恰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无论他是成熟还是患有严重疾病，都无法避免感到焦虑或恐惧的可能性，无法摆脱构成生活之特征的任何需要。但是，成熟程度越大，焦虑对生活的干扰就越小，因而个体对自己及他人的消极评价也就会越少。在我们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一个人成熟时，与生活复杂性相似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使他感到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