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蓝

    1

    醒来时，我心底一阵恐慌————我想到自己会直面拉扎尔。我草草穿好衣服去给格泽妮发电报，让她来巴塞罗那和我会合。为什么离开巴黎前我没和她上床呢？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忍受她，忍得相当辛苦，不过和一个你不大爱的女人做爱之后，她会变得顺眼许多。我已经受够和妓女做爱了。

    我可耻地惧怕着拉扎尔，就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交代。我还记得自己在克里奥拉时那种莫名的感受。和她见面这件事吓得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对她的憎恨。我匆忙起身换好衣服去打电报。绝望之中，曾有一个月我是幸福的。我在走出噩梦，现在噩梦又逮住了我。

    我在电报里和格泽妮解释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固定住址。我希望她能尽快来巴塞罗那。

    我约了米歇尔见面。他看起来忧心忡忡。我带他到平行大道(1)一家小餐馆吃早饭，但他没吃几口，喝得更少。我告诉他我最近都没看报。他不无嘲讽地回答，大罢工就定在明天。我最好去卡莱利亚(2)找我的朋友们。但我坚持留在巴塞罗那见证动乱发生，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我不想掺和进去，但我有辆车，是一个现在正待在卡莱利亚的朋友借我的，借了一周。如果他要用车，我可以载他。他哈哈大笑，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他坚定地站在另一个阵营，他没钱，甘愿为革命事业付出一切。我心想：要是发生骚动，他肯定会昏头的，惯常如此，他会傻乎乎地送掉性命。这整件事都让我不快，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也是我以为已经逃离的噩梦的一部分。想起在克里奥拉度过的那一夜，我不无窘迫之情。米歇尔也是。我猜那一晚纠缠着他，那晚纠缠着他还摧垮了他。最终，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口吻————挑衅的、焦躁的————告诉我拉扎尔前一晚来了。

    面对米歇尔，尤其是面对他的微笑————尽管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我还在发懵————我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又没法，我对他说，变成一个本地工人，而不是来加泰罗尼亚消遣的法国有钱人。但有些时候，甚至是紧要关头，一辆车是很可以派上用场的（我随即扪心自问，我可能会后悔这个提议，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这样一来，我就会落入拉扎尔的魔爪；拉扎尔已经把她同米歇尔的矛盾忘了个干净，但她应该不会以同样的不屑对待一个有用的道具，然而，没有什么能比拉扎尔更让我发抖了）。

    我离开怒不可遏的米歇尔。我无法否认自己对工人群体心怀愧疚。这本来是微不足道、站不住脚的，可更让我沮丧的是，我对拉扎尔的愧疚也是一个样。那一刻，我看得分明，我的生活无以辩护。我羞愧难当。我决心要在卡莱利亚度过傍晚和这一夜。今晚，我没了在街头闲逛的兴致，但我也无法待在酒店房间里。

    朝卡莱利亚开出二十多公里（几乎过了一半行程），我改变了主意。酒店里可能有格泽妮回给我的电报。

    我回到巴塞罗那。我感觉很糟。一旦动乱开始，格泽妮就没法来找我了。目前还没有回音，我又发了封电报，让格泽妮务必尽一切可能当晚出发。我确信，只要米歇尔用我的车，我就注定会和拉扎尔见面。我厌恶我的好奇心，它正怂恿我彻底投身到内战中去。显然，作为一个人，我品行不端；更有甚者，我的愤怒也一无是处。刚过五点，阳光灼人。大街上，我想和旁人说话；我迷失在盲目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同一个低幼的孩童一样愚蠢、一样无力。我回到酒店，我的电报依然没有回音。总之，我原本打算混进行人里找人说说话，但在暴动前夜，这是不可能的。我本想打听一下工人街区是不是已经有了动静。城里的氛围异乎寻常，可我却总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三番两次改变主意。最终我决定回酒店去，躺倒在床：一种极度紧张，兴奋，却又消沉的氛围弥漫整座城市。我路过加泰罗尼亚广场(3)。我开得太快，有个人，许是喝醉了，忽然出现在车前方。我猛踩一脚刹车，避开了他，但我的精神受到极大冲击。我大颗地冒着冷汗。稍远的地方，在兰布拉大街(4)，我以为自己认出了拉扎尔和同行的莫卢先生，他套着灰色夹克，头戴草编小礼帽。恐惧令我虚弱（稍后我才确切了解到莫卢先生并没有来巴塞罗那）。

    回到酒店，我不想坐电梯，爬上了楼。我一头倒在床上。我听见骨头下自己的心跳声。我感受到脉搏在两侧的太阳穴下狠狠跳动。我久久淹没在等待的战栗中。我往脸上泼了点水。我渴极了。我给米歇尔下榻的酒店去了电话，他不在。于是我又接巴黎。格泽妮的公寓没人。我查过时刻表，算出她可能到了车站。我试着打回自己家，我妻子不在时岳母暂住。我琢磨着妻子可能已经回来了。岳母回答说，埃迪特还在英国，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她问我几天前有没有拿到一封装在信封里的气压传信，她走空运寄过来的。我这才想起口袋里确实有她一封信，被我遗忘了许久，当时我认出了她的字迹，就没打开。我说有，然后挂掉电话，为听见这充满敌意的声音而愤恼不已。

    信封在我口袋里窝皱了，过去好些天已经有点发旧。打开以后，我从气压传送信上认出嘟蒂的笔迹。我还不敢确定，急不可耐地去撕外面的封口。房里热得可怕，封带似乎永远拽不到头，我感觉汗水如注流下脸颊。我看到令我惊恐的句子：“我匍匐在你脚下。”（这就是信的开头，非常奇怪。）她要我原谅她没能鼓起勇气自杀。她来巴黎找我了。她等我打电话到她酒店。我自觉悲惨万分，有一刻我甚至怀疑————我又拿起听筒————自己能不能说出话来。我接通巴黎的酒店，等待要了我的命。我盯着信笺：日期是九月三十号，今天十月四日。绝望中，我哽咽了。十五分钟过去，酒店回应说多萝蒂亚（Dorothea）·S小姐————出门去了（嘟蒂不过是对多萝蒂亚带有挑衅意味的简称），我留了必要的指示。她一回去就可以给我回电。我挂掉电话，这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脑袋可以承受的范围。

    空虚让我着了魔。现在九点。理论上，格泽妮应该已经坐上驶向巴塞罗那的列车，飞快地朝我而来。我幻想着黑夜中灯火通明的列车高速向我靠近，发出可怖的呼啸。我觉得在卧室地板上看见一只老鼠，也可能是蟑螂，总之是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两腿间闪过。这八成是疲倦引起的幻觉。我有点晕。我四肢僵硬，一心等着电话，没法离开酒店，我是躲不掉的，哪怕最微小的尝试也被剥夺。我下楼去酒店餐厅吃晚饭。每当听到电话铃声我就站起身，生怕接线员会误把电话接回房间。我让人给我一份信息表，又差人找来报纸。我想知道从巴塞罗那到巴黎的火车时间。我担心大罢工会妨碍我去巴黎。我想读巴塞罗那当地的报纸，我看了，但完全没明白自己看了什么。我想大不了我一路开车到边境去。

    快吃完饭，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很平静，可我觉得就算有人在我耳边开上一枪，我也会置若罔闻。是米歇尔，他要我去找他。我告诉他暂时不行，因为我在等电话，但他要是不能来酒店，我可以夜里去和他碰面。米歇尔告诉了我他的地址。他坚持要见我。他说话的方式像个传令员，生怕忘掉某个细节。他挂掉电话。我给了话务员小费，然后回到我躺过的房间。这间房子热得磨人。我从盥洗台接了杯水一饮而尽，水是温的。我脱掉西服外套与衬衣。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赤裸的上身。我又躺回床上去。有人敲门为我送来格泽妮的电报，和我预想的一样，她第二天会乘正午的特快过来。我漱了牙。我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我不敢去卫生间，怕会漏过电话。我想数到五百消磨等待的时间，但我没有数完。我想我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焦躁不安。这明摆着很荒谬，不是么？维也纳那次等待之后，我还没有过这等残酷的经历。十点半，电话响了，和我通话的是嘟蒂下榻的酒店。我要求和她本人说话。我不明白她怎么能让其他人给我带话。通话很不顺利，但我还是做到了态度平和、表述清晰，就好像这场噩梦里独有我一个还是镇静的。她没能自己来电话，因为她回去后当即决定出发。她踩点赶上最后一班去马赛的列车，她会从马赛坐飞机到巴塞罗那，到达时间是下午两点。她实在抽不出空，没能亲自知会我。我一秒都没想过自己明天就能见到嘟蒂，我没想到她可以从马赛坐飞机过来。我并不高兴，反而近乎呆滞地坐在床边。我试着回想嘟蒂的样子，想她脸上混乱的表情，但我的记忆溜走了。我想到她长得像罗蒂·兰雅(5)，但关于罗蒂·兰雅的记忆也溜走了，我只想得出《马哈哥尼城的兴衰》(6)里的罗蒂·兰雅：她穿着偏男性风格的黑色上装，极短的半身裙，一顶巨大的窄沿礼帽，过膝卷筒袜。她高挑纤细，在我印象里，她似乎是一头红发。不管怎么说，她是摄人心魄的，可她脸上的表情我却记不清了。我坐在床边，穿条白色长裤，光着脚和上身。我试着回想《三分钱歌剧》(7)里的妓院之歌。我想不起来德语歌词，只记得法语的。我记差了，以为这首歌是罗蒂·兰雅唱的。这段模糊的记忆撕扯着我。我光着脚站起身，极低声，但也绝望地哼唱：

    拥有数层甲板的战舰

    装上百门巨炮在左舷

    要去把港口轰——隆——轰——炸……

    我想：巴塞罗那明天就要革命了……我很热，可这无济于事，我冻僵了……

    我走向敞开的窗。街上人很多。可以想见白天一定烈日炎炎。室外比屋内清凉许多。我得到外面去。我套上一件衬衣、一件西服外套，以最快的速度蹬上鞋，然后走上街去。

    2

    我走进一间通亮的酒吧，迅速喝光一杯咖啡：咖啡太烫，我烫伤了嘴。显然，喝咖啡不是个好选择。我取车去米歇尔说的地方碰头。我按响喇叭：米歇尔会自己来开大楼的门。

    米歇尔让我等，他让我等个没完，终于我开始期望他不要出现。汽车刚在说好的大楼前停下，我就确信自己会和拉扎尔见面。我心想：米歇尔讨厌我又如何，他清楚我的做法和他一样，一旦情势需要，我便会忘记心中被拉扎尔激发的种种情感。他这么想确实没错，因为说到底，我对拉扎尔着了魔，愚蠢如我渴望再次见到她。那一刻，我感到难以抑制的渴求，我需要同时拥抱我的整个生命，包括其中全部的放荡荒唐。

    但事情看来并不乐观。我大概只剩下安安静静坐在角落的份，或许是在一间挤满人的房间，像个被告，本来要出庭的，却被仁慈地遗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再不会有机会对拉扎尔说清我的感情，所以她会认为我悔过了，会把当时那些谩骂统统归咎于疾病。我又忽然想到：要是我走了厄运，拉扎尔可能反倒会觉得世界更好一些；她应该在我身上觉察出了必须弥补的罪恶……她会更愿意把我扔进危险的境地里去；甚至有意而为之，她会告诉自己，比起一个工人的命，还是牺牲像我这样令人失望的家伙更划算。我想见自己的死，嘟蒂会在酒店听闻我的死讯。我手里是方向盘，脚就在油门上，但我不敢踩下去。相反，我又按了好几声喇叭，然后一心盼望米歇尔不要回来。走到这一步，不管命运向我抛来什么，我都得一路到底。我不由自主地，带着某种倾慕之情，回忆起拉扎尔的从容与无可辩驳的果敢。我开始觉得这次行动太过儿戏。我想它毫无意义，围在拉扎尔四周的尽是米歇尔这种人，射击不会瞄准，打枪像打哈欠。但是她却有着运动领袖的品质，杀伐决断、坚定不移。我笑着想，与之恰恰相反，我唯一会做的就只有晕头转向。我记起自己读过的关于恐怖分子的文章。几周以来，我的生活已经让我远离了那种与恐怖分子相似的不安。显然，最坏的结局是我不再听凭自己的喜好，一举一动完全遵从拉扎尔的喜怒。我在车里，等待米歇尔，贴着方向盘————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兽。我属于拉扎尔，拉扎尔拥有我，这种想法让我震惊……我还记得：我也曾和拉扎尔一样，脏兮兮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我犹记得它令人绝望。我曾经在一所中学寄宿。自习的时候我百无聊赖，坐在位子上，几乎一动不动，总爱张着嘴。某天晚上，煤油灯光里，我掀开身前的课桌。没人看得见我。我拿过笔杆，抓在右手里，拳头握得死紧，像攥了把刀，我一下接一下用力把钢笔尖捅进自己左手手背和小臂。想知道……想知道，没准呢：我想在痛苦面前变得更坚强。我捅开不少脏乎乎的伤口，不太红，偏黑（是墨水的缘故）。这些小口是月牙的形状，月牙是钢笔截面的形状。

    我走下车，然后便看见头顶的一片星空。二十年后，当年用钢笔自残的孩子在等待，他站在夜空下，站在从未踏足的陌生街头，等着某个难以置信的未知的到来。繁星满天，不可胜数。事情荒唐，荒唐到让人想要尖叫，但这荒唐里掺着敌意。我迫切想让天色发亮太阳升起。我想，星星消失的时候，我肯定就在街上了。理论上，我对星空的恐惧不比黎明。我还要等，等上两小时……我记起将近午后两点，巴黎的艳阳下，我曾经看见————当时我在卡卢索桥(8)上————驶过一辆鲜肉店的小货车：布盖后露出剥了皮没了头的羊脖子，屠夫蓝白条纹的罩衣干净到发亮，货车缓缓行驶，开在灿烂的阳光下。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太阳，我闭上眼，透过眼皮，它是一片红。太阳多么惊人，它让你联想到一场爆炸，难道不是么，还有什么比人行道上流动的红色的血更阳光，好像这光也会炸开，也会杀人。此刻黑暗的夜里，我却迷醉于光明；这么一来，在我面前，拉扎尔重又不过是一只预示不祥的小鸟，肮脏的、卑微的小鸟。我的目光不复沉浸于此时头顶闪耀的群星，却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蓝里。我合上眼睛，好让自己跌进那炫目的蓝色：硕大的黑虫子成群钻出来，像嗡鸣的飓风。还会有东西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就在明天，太阳最烈的时候，起先是个难以辨别的点，那是载着多萝蒂亚的飞机……我睁开眼，我重又看到头顶的星辰，但太阳让我发了狂。我想笑：明天，那架极小、极远，根本伤不了天光分毫的飞机，于我便会像只嗡嗡作响的昆虫，又因着它开了窗的箱笼里装满嘟蒂不切实际的梦，空中的飞机，在我这个站在地上的、渺小的人的脑海里————当痛苦超乎寻常、更为剧烈地在其中撕扯————便成了一只难以想象的、可爱的“卫生间苍蝇”。我笑了，今夜，沿着墙壁行走的将不再只有那个挥动钢笔的绝望男孩：我笑了，就像小时候一样，仿佛我坚信有朝一日，我，由着内心涌动的幸福的狂妄，注定会推翻一切，必然要推翻一切。

    3

    我反倒弄不清自己怎么会害怕拉扎尔了。再等几分钟，如果米歇尔不来，我就走。我确定他是不会来的，我等在这儿实在太过善良。我几乎要走了，这时，大楼的门开了。米歇尔向我走来。说实话，他的样子像是来自阴曹地府。看脸色他大概嘶吼了一番……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回我说“上面”，争论太混乱、太嘈杂，谁都听不清对方的话。

    我问他：

    “拉扎尔在吗？”

    “当然。一切都是她挑起来的……你也别上去了，没用的。我是受够了……我和你去喝一杯。”

    “我们聊点其他事？……”

    “不。我想我不行了。我告诉你说……”

    “好。说吧。”

    我对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大兴趣，那一刻，我觉得米歇尔很可笑，“上面”的骚乱更是如此。

    “他们要找五十来个人干一票，正儿八经的“枪手”(9)，你懂的……这次是来真的，拉扎尔想袭击监狱。”

    “什么时候？不是明天我就来。我会带上武器。我车里可以带四个人。”

    米歇尔大叫：

    “这是胡闹！”

    “哈！”

    我大笑出声。

    “不能袭击监狱。太胡来了。”

    米歇尔这话说得声嘶力竭。我们走到一条繁华的街上。我忍不住对他说：

    “别叫那么大声……”

    我让他很窘迫。他收了声，环顾周遭。他表情很焦虑。米歇尔不过是个孩子，一个愣头青。

    我笑着对他说：

    “不要紧的，你说的是法语。”

    他方才还在害怕，即刻又安了心，于是他也笑起来。但之后他就不再嚷嚷了，他甚至一并摒弃了先头和我说话时不屑的腔调。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找了张偏僻的桌子。

    他解释道：

    “你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能袭击监狱，划不来的。拉扎尔想在监狱动手，不是因为这样有效，而是为她自己的考量。拉扎尔讨厌任何和战争有关的东西，但她这种狂人，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直接采取行动的，她很想动次手试试。我的提议是袭击军器库，但她根本不愿听我说话，因为她觉得，这样就是走回了混淆革命和战争的老路子！你不了解这里的人。这儿的人很好，但他们都是榔头脑袋，他们全听她的！……”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不该袭击监狱。”

    其实，监狱遭袭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工人们听拉扎尔的没错。一瞬间，拉扎尔带给我的恐惧土崩瓦解。我暗想，她是很骇人，但她也是唯一一个搞得清状况的人，西班牙工人也理解大革命……

    米歇尔还在解释，自言自语：

    “显然，监狱毫无用处。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武器。应该把工人武装起来。如果分裂运动没能把武器交到工人手里，那还有什么意义？我有证据，加泰罗尼亚领袖的起事多半是完蛋了，因为他们害怕把武器放在工人手上……这毫无疑问。首先必须拿下军器库。”

    我脑子里冒出另一个想法，他们统统在胡扯。

    我的思绪又回到嘟蒂身上，现在的我，累得要死，重又焦虑起来。

    我含糊地问米歇尔：

    “选哪个武器库呢？”

    他好像没听见。

    我坚持道，这一点上，他一无所知，问题摆在这儿，甚至非常棘手，而他毕竟不是本国人。

    “拉扎尔有更进一步么？”

    “有。她有监狱的图纸。”

    “你想聊点别的事么？”

    米歇尔说他马上要走了。

    他安静了片刻，没有说话。然后他接着道：

    “我觉得这事儿成不了。大罢工定在明天早上，可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大家统统会被国民警卫队干掉。我也不得不同意拉扎尔是对的。”

    “什么意思？”

    “没错。工人永远团结不起来，他们会被打垮的。”

    “监狱行动完全没可能吗？”

    “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军人……”

    我精疲力竭。现在是凌晨两点。我约米歇尔在兰布拉一家酒吧见面。他会等事情明了些再过来，他说大概要到五点。我差点告诉他，他没理由反对监狱计划，但我受够了。我陪米歇尔走到原先等他的门口，我的车停在那儿。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没见到拉扎尔，至少这让我心满意足。

    4

    我立刻去了兰布拉大街。我扔下车，走进中国区(10)。我不是来这儿找姑娘的，可三更半夜，中国区是唯一可以打发三小时时间的去处。这个点儿，我能听见安达卢西亚人的歌声，歌者唱的是深歌(11)。我满腔愤懑、不能自已，唯有深唱的激荡才能与我的狂热匹敌。我走进一家简陋的小酒馆，我进门的时候，小舞台上一个近乎畸形的女人正在搔首弄姿，一个金发女郎，长了张斗牛犬的脸。她几乎脱得精光，腰上的花手绢遮不住极黑的性器。她唱着歌，在跳肚皮舞。我刚一坐下，桌边就来了个同样难看的女孩。我不得不和她喝一杯。店里人不少，和克里奥拉的看客差不多，但更脏更乱。我假装不懂西班牙语。只有一个姑娘既漂亮又年轻。她看向我。她的好奇像不期而至的激情。她的四周尽是妖魔鬼怪，裹着积满污渍的披巾，模样和胸脯都像发了福的黄脸婆。一个年轻男孩，几乎还是孩子，穿着水手衫，一头波浪卷发，脸颊搽了粉，靠近看我的姑娘。他面相挺凶，他做了个下流动作，哈哈大笑，接着就到远处坐下了。一个驼背妇人，老态龙钟，扎着乡下人的头巾，挎着篮子走进门。一个歌者在台上坐下，还有个吉他手；弹过几段吉他，歌手开始唱歌……歌声非常沉闷。不过当时的我更怕他会同其他人一样，用尖锐的歌声把我撕碎。馆子很大，某一头成排坐着一群姑娘，正等着和客人跳舞————这轮歌唱完后就轮到她们和客人跳舞了。女孩们年纪不大，但样子丑，裙子很寒酸。她们身形瘦弱，营养不良，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傻乎乎露出笑脸，还有的，冷不丁用鞋跟飞快地踢向表演台。她们发出“欧拉”的喊声，但没有回音。其中一个穿着颜色褪了一半的浅蓝布裙，她亚麻色的头发下面，有张瘦削又苍白的脸，显然，她撑不了几个月就会死掉。我需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至少这一刻，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旁人身上，需要好好地知道，每个人，顶着自己的脑袋，都真真切切活着。大概有一小时时间，我什么都不说，就这么观察房间里我的同类。然后我又去了另一家酒吧，相反，那里非常热闹，有个顶年轻的、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正拉着一个穿晚裙的姑娘转圈儿。晚裙下露出了发脏的内衬肩带，但女孩本身还是迷人的。另有几对男女也在旋转，很快我决定离开。我再也经不住任何兴奋刺激了。

    我回到兰布拉大街，我买了画报和香烟，时间刚过四点。我坐在咖啡馆外的露天座位，一页页翻动画报，什么都看不进去。我努力放空思绪。我做不到。一团空洞的迷雾在我体内翻腾。我本想试着回忆嘟蒂真正的模样。隐约回归我记忆的东西却荒唐可怖，而且格外陌生。下一刻，我开始天真地幻想自己会和她一起去港口餐厅吃饭。我们会吃遍所有我喜欢的口味浓重的食物，然后我们会去酒店：她睡着了，我待在床边。我太乏了，所以同时我又想自己也在她身边睡去，睡在扶手椅上，甚至同她一样躺在床上，只要她一来，我们俩就会困倦地倒下；这一觉注定不安稳。还有大罢工————一间带蜡烛的大房间，无所事事，街道冷清，斗殴与骚乱。米歇尔随时会来，我得尽快脱身。

    我其实无意再听任何人讲任何事。我想睡觉。旁人眼下能告诉我的最要紧的事也会从我耳边溜过。我得睡觉了，和衣而睡，哪里都行。我在我坐的椅子上盹了好几觉。格泽妮来了我要怎么办。六点稍过，米歇尔到了，告诉我拉扎尔在兰布拉大街等他。他来不及坐了。他们什么都没谈妥，他看来和我一样恍惚。他不比我更有说话的意思，他乏了，他垮了。

    我立马对他说：

    “我和你去。”

    太阳升起，天色青白，群星隐去。行人往来，兰布拉大街却显得不那么真切，从这头到那头，一整排梧桐树上独有一声令人昏沉的鸟鸣：我从未听过如此出乎意料的声音。我看见走在树下的拉扎尔。她正背对我们。

    “你不想和她打个招呼么？”米歇尔问我。

    这时，她回过身，向我们走来，衣服依旧是黑色的。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她不是我见过的最富人性的存在么？可靠近我的也是一只卑贱的老鼠。绝不能逃走，这很容易。事实上，我已经远去了，我已经离得很远。我只是对米歇尔说：

    “你们可以走了，两个人都是。”

    米歇尔像是没明白。我同他握了手，补充道，我知道他们俩都住哪：

    “在第三条街右转。你有空的话，明晚给我电话。”

    就好像拉扎尔和米歇尔的存在同时都变得虚幻一般。我也不再有真切的真实。

    拉扎尔看向我。要多自然有多自然。我看了看她，然后对米歇尔挥了下手。

    他们离开了。

    至于我，我动身回到酒店。大约六点半。我没关百叶窗。我很快就睡着了，但睡得不安稳。我感觉天亮了。我梦见自己在俄国，我是游客，正在两大首都(12)之一参观，更像是列宁格勒。我漫步于一栋钢筋玻璃结构的巨型建筑，它很像过去的机械陈列馆(13)。天蒙蒙亮，玻璃上积满灰尘，漏下浑浊的阳光。这地方空荡荡的，比教堂更空旷、更庄严。地面铺的是红土。我很消沉，孤零零一个人。我穿过侧道，看见一串小间，里面保存着大革命时期的记忆；房间算不上真正的博物馆，但革命中最富决定性的事件正发生在这儿。它们原先是为沙皇高贵而庄重的宫廷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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