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庸、闻一多讲隋唐五代文学

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有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太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上。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滃滃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喝酒谈天。星光隐约的瓜棚底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太白忽然对着星空出神，忽然谈起从前陈留采访使李彦如何答应他介绍给北海高天师学道箓，话说过了许久，如今李彦许早忘记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烦了。子美听到那类的话，只是唯唯否否；直等话头转到时事上来，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地涌来。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

    中唐文学之创新与复古（节选）

    /罗庸/

    中唐的三种新文体

    （一）传奇文

    “传奇”一名，起于唐人裴铏之小说集。“传”读去声，盖以传记体文字而记述异怪之事者也。在书写工具未发达时，有些材料多凭口传，文字工具既已发达，则可书之竹帛矣。然民间仍有不靠看书而愿听书者，故战国之世常多说书之士，韩非有《说林》，《晏子春秋》保留若干小故事，《庄子》更集寓言之大成，此即古代之“话本”也。后人乐读书矣，则有为看书者而写作之长篇出现。两晋南北朝有一般风气，即看书多而说书少，亦即琐碎材料少而系统材料多，小说文体遂衰，以小说为业之人日减。北宋、南宋产生若干“话本”，为小说文体之复兴，其间回旋即传奇文。然唐之传奇家实为看书人而写作者，后半期乃走向说书方面，与宋代话本相接。

    唐末裴铏作《传奇》一书，后人因取其名而用以概括唐代之一切传奇文。《新唐书·艺文志》称子书小说家凡三十九家，中包括笔记、诗话、考据诸项，与今日所指小说范围不类。

    吾人所读先秦诸子中，各种小故事多系统传说材料，而游说之士遂取以为说理之例证。东汉以来，佛、道二教兴起，民间遂有神怪之谈，文人多所取材，此与先秦小说有别。六朝小说大抵不出三类：（1）言鬼神者，如干宝《搜神记》，均与佛道有关。（2）博闻之书，如张华《博物志》。（3）逸闻，如临川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此数书共同点即为当代士绅茶余饭后资谈助者也。唐传奇即脱胎于此，然已由鬼神进到人事，会六朝小说三派潮流为一而以人事为中心，以自成一体，至中唐而极盛。自隋迄天宝百五十年中为第一期，可见之传奇凡三部：① 王度《古镜记》；② 《补江总白猿传》；③ 张 《游仙窟》为长篇，国内失传已久，清末始得自日本，重新印行之。推其失传原因，一为道学家为维持风纪而有意抑藏之，二为不明白文学史之发展情形。按张文成尝官五花判事于武后朝，另撰《龙筋凤髓判》，最为流行，收入《四库全书》。《游仙窟》所记为刘阮天台一类故事，容诗甚多，且多隐语，盖为唐人行酒令所用者也。此种材料甚少，《全唐诗》末所存《酒令》《谜语》一卷，极为宝贵，《游仙窟》所载，更较全备。第二期自肃宗至代宗大历年间，凡二十年，适王室中衰，无甚名作。第三期自大历至文宗太和中，凡六十年，为唐传奇之极盛期，就其体裁可别为两大类：①单篇————有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冯媪传》，此三篇代表六朝初唐谈神怪之风转为写人事之过渡作品，篇幅较长，文亦较工。另有陈玄祐之《离魂记》，沈既济之《枕中记》《任氏记》，犹为半人半神之故事。其他如白行简之《李娃传》《三梦记》，元稹之《莺莺传》，陈鸿之《长恨传》《东城父老传》，沈亚之之《湘中怨》《异梦录》，李朝威之《柳毅传》，蒋防之《霍小玉传》，许尧佐之《柳氏传》，李景亮之《李章武传》，薛调之《无双传》，无名氏之《冥音录》《灵应传》，杜光庭之《虬髯客传》等，此皆名作，传至今日弗衰者也。总观其特色，在文学技巧上努力想把传记文作好；内容则将主人公人格化、人情化，并包括当时之社会背景，如《冥音录》等则受佛教影响甚明。此后则有总集发生，小说变成笔记，故唐末五代产生若干笔记小说焉。② 总集有牛僧孺之《玄怪录》，李复言之《续玄怪录》，牛肃之《纪闻》，薛用弱之《集异记》，袁郊之《甘泽谣》，裴铏之《传奇》，苏鹗之《杜阳杂编》，高彦休之《唐阙史》，康骈之《剧谈录》，孙棨之《北里志》，范摅之《云溪友议》，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温庭筠之《干□子》等，均为长篇之笔，一部书中包括若干长短篇小说故事。唐小说赖《太平广记》之收辑而传者甚多，惜其将整书打散，按类分编，不易以一目而见全璧耳。又一部分存原本《说郛》中，又存于《顾氏文房小说》《唐人说荟》诸书中。近人汪辟疆编《唐人小说》出版于神州国光社，鲁迅先生亦有《唐宋传奇集》之编印，均可参读。关于叙述考订者有日人盐谷温之《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第三节（开明译本），中多谬误，不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八一十章之论述精到。

    传奇小说与唐乐府关系极密切。明乎此，则元白何以要作《新乐府》，白诗何以为老妪所能了解可以知之矣。盖唐代寺庙讲经，每有七字句长篇唱词，吾人可以想象当时必有以唱词为业之人，元、白特取此体裁而作乐府诗也。民众听惯七字句歌词，故于元、白诗多所了解。又如白氏作《长恨歌》，陈鸿为之作传，元氏有《莺莺传》而并有《会真诗》，即使听书与看书之材料并备，任听众随个人爱好而自由选择之也。沈亚之《湘中怨·序》云：“从生韦敖，善撰乐府，故牵而广之，以应其咏。”又作《冯燕传》，司空图因有《冯燕歌》，此发生传奇原因之一。其次原因，为进士以此作行卷工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谓之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以上为传奇小说发达之主要之两种原因，附带原因又有文人失志，借此以发牢骚，兼之长安地方复杂，材料丰富，足够传奇之取材。

    传奇影响最大者第一为戏剧，至今犹活在民间，为宋元以来杂剧、传奇之蓝本。第二为古文家受传奇文之影响，乃产生韩柳大量小篇纪传文，此前世作家所未有者；又骈文不长于作传记，韩柳上取左史，近采传奇，合之而自成新兴文体，古文家与小说家从此不可分矣。近代翻译小说自林琴南始，此文学史背景造成者也。退之好听传奇文，张籍尝驰书相劝，凡二次，韩并有裁答，足征韩文与传奇文关系之深。第三为影响宋以后话本，传奇文之口语化，观韦瓘《周秦行纪》《无双传》，柳珵之《上清传》，往往有近于当时口语之文句，后代白话小说盖自此而扎根。第四为影响小说与戏剧形成不可分之局势。

    （二）俗讲及其他俗文学

    此为近四十年敦煌材料发现后产生之问题，以湘人向达研究为最精，本人所见，略有异议。

    甘肃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莫高窟者，旧称千佛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石窟墙塌，发现抄本若干卷，道士以为可治百病而卖诸乡民，后为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发现，知为唐代抄本，乃大量收买而去，今存伦敦博物馆中。后法人伯希和又收买一批，时张之洞为学部大臣，始以政府之力购买余卷，即今存于北平图书馆中之卷帙是也。

    在山西、陕西、甘肃边境地区，石壁甚多，人因壁刻佛经以立庙，此印度之风尚也。今考古学家所注意者唯大同石窟寺、洛阳龙门及敦煌莫高窟等寺，实则似此佛寺，北鄙不知若干。清政府所收买号称八千卷，然多为当地人所分裂者，至抗日战争前始完成其目录。日本亦尝收购若干卷。此项文物尚有待全世界学者合作研究，方能得出系统与完整之结论。

    各国学者研究卷子目的各有不同，斯坦因注意其中美术部分，伯希和注意其中佛教材料，罗振玉、王国维始注意其他问题，近人郑振铎氏对敦煌学曾极力鼓吹，然论述多粗糙，不足以为定论。向达氏游欧，对此一问题进行专攻，故俗文学至现在为止，以向氏研究为较完备而精审。现存敦煌文卷计有：（1）英人斯坦因1907年购三千至六千卷；1914年，购六百卷。（2）法人伯希和1909年购一千五百卷，数字较为可靠。（3）日人橘瑞超有《敦煌将来目录》卷帙未详；大谷光瑞所藏存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据云有八百至一千二百卷。（4）中国北平图书馆共九千八百七十一卷。此外国内私家所藏以李盛铎（木斋）、罗振玉（叔言）为有名，前者已卖与日人，后者入于伪满，北平图书馆所藏则又沦于香港矣。

    写本内容可分为四类：① 80%以上为佛经，多《法华经》与《维摩诘经》；② 杂文占十分之一，俗文学即属此类；写本所标年代最早为北魏道武帝天赐三年（当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正在陶渊明时代，最晚者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前后将近六百年。不仅为写本，又有刻本，此中不仅有宋刻，且有唐咸通五年刻本，据此可打破中国刻本始于五代之说法。

    此类写本胡为乎来？吾人推测当是北宋初，西夏元昊时为边患，陕甘边境常遭蹂躏，兵祸最烈者在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西夏入寇灵州（今灵武），乱兵直捣凉州，疑当时私人或佛院书籍因避乱而封存于此。乱定后，人多流亡，无复知者，遂逾九百年始重见天日（迄今年止发现已四十三年矣），从此国内学术界乃有所谓“敦煌学”之出现。其贡献甚伟，盖可借以校正今日佛经之误，保存残碎之残经，以及其他当时流行之文体，词之发生，亦可于此中窥见消息，前途未可量也（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十三、十四章可供参考————中华版）。

    文卷目录最早者有罗福苌（振玉长子）之《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一卷四号），较晚者有陈垣之《敦煌劫余录》（宣统二年），次有罗振玉之《敦煌零拾》七卷。今所论俗讲，吾名之曰“佛曲”（日人朝鲜史专家羽田亨作《敦煌遗书》第一集），次有刘半农之《敦煌掇琐》（木刻三卷），为专集俗文学材料者，然并不完备。最后有向达之《敦煌丛抄》（《北平图书馆刊》五卷六号、六卷二号），又有许国霖撰《敦煌石室写经题纪》及《敦煌杂录》二册（商务出版），又向达之《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第十六号），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第六册有关部分，《中国文学史》上册第五、六章，向之《唐代俗讲考》又见于《北大文科研究讲演录》。

    文卷中与本段文学史有关者凡二种材料：一为俗讲，一为当时小曲。

    按印度僧院规矩，寺中有所谓唱赞，传至中国而有“倡导”与“转读”（可参考《高僧传》）。唐在长安及其他大都市之佛寺均有俗讲，乃为一般平民不识字者说法，插入佛教故事，又从而唱之，如今日之宣讲者然，当时谓之俗讲。此等材料，国史中较少，日僧园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说俗讲情形较详。大抵白日讲经，夜间有番赞，人来听之如今之听戏说书也。按唐人笔记考之，知俗讲极盛于唐文宗时，以此而著名者有文溆。赵璘《因话录》、段安节《乐府杂录》、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均如此记载。文溆出名于长庆年间，长安士女倾动一时，每说经万人空巷，其唱调亦极动人。文宗之乐工黄米饭以文溆之唱调谱之为曲，号曰“文溆子”，今词调中犹存之。帝以其招摇，发配甚远，去而复回者三四次，居长安者凡三十余年。其后逐渐演变，俗讲不一定在寺院，主讲者亦不一定为僧徒，为后世说书弹词之起源。

    以今日材料考之，知俗讲之来源甚早，开元、天宝时即有之，每篇讲文下面有“变文”字样，此“变”字遂成诉讼。向达以为乃音乐名词，余以为即“地狱变相”之“变”字，胡适有《降魔变文》藏本，其叙有云“伏维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圣超百王”，据此可断为天宝时之写本，时去文溆讲经尚早七十年也。最晚为《目连救母变文》（杂叙本），尾题“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六月五日在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受一人恩，微（维）发愿作福，写尽此《目连变文》一卷”。故就题签所记变文年月考之，最早为开元天宝年间，最迟为宋太宗时代，其间相去约三百年。

    俗讲常讲者有《维摩诘经》（便于居士听）、《佛本经》、《阿弥陀经》、《目连救母》。开始时，当是找带故事之经而讲之，并加渲染，其后，肃、代以还，则于中国故事中找材料作成变文，最早者为《昭君变文》，以下有《伍子胥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以此推之，则文溆所讲当不止于经典，必夹有中国故事于其间。文溆后五十年，俗讲不仅取中国故事说之，且说当时时事，如《张义潮变文》，此变文即歌颂张氏平定灵州之乱之功德也（僖宗时）。由此可知，变文已渐由佛经变成国货，职业说书人亦可赖此以为生，然甚为当世文人所鄙薄。王定保《唐摭言》记诗人张祜与白乐天之对话，张谓白《长恨歌》为近于《目连变》，盖寓有嘲讽之意，亦可据以解释白诗所以盛传民间之根本原因。《太平广记》引此故事均作《目连变》，下无“文”字，又唐张彦远《名画记》记“吴道子善绘地狱变”，故知“变”为神通变化之义，讲神通变化故事之底本即是“变文”。又从而绘画其形，即谓之“变相”。今小说犹称绣像全图，亦自变文、变相而来，再进一步即为连环画矣。吉师老（唐末五代时人）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云：“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佛家言变相不止于坏的方面，佛世界亦有变相之画，石室本画卷中复有佛故事画，经向达至伦敦考察结果，知相与文原相附和（吉诗可证），并知唐五代之际变文演变之三阶段：① 由庙寺移至街头；② 叙佛以外故事；③ 画事相应，后世章回小说之附绣像全图即变文之遗也。传奇中赵五娘画公婆相沿路弹唱作为敛资，亦有变文痕迹。向又引明人《游暹罗记》云：“有持竹竿，举画幅于街头，按图而说故事。”可见在其余佛国亦有同样风尚。

    变文流传既广，有学识较高之僧徒将变文写成卷数，普遍讲诵之用，向达游巴黎见一敦煌抄本为两面写者，一面为变文，另一面为俗讲仪式，附虔斋及讲《维摩诘经》仪式，大致情况如下：说俗讲时先作梵（皆四句偈，有若干种类），次念菩萨两声，再说押座（短文，即说经之源流及提纲），再为唱释经题。念佛一声，说开经（宣布开经），说庄严（形容佛堂盛况），又念佛一声，然后一一说以题字，再说经本义，说十婆罗密，念佛赞，发愿又念佛，回向发愿，取散（以此仪式为说《温室经》用者）。说完后，然后行讲《维摩诘经》仪式：先作梵，次念观音菩萨三两声，说押座，素唱经文，说经题，说开赞庄严，念佛一两声，法师科三分经文，念佛一两声，一一说其经题名字，入经说缘喻，说念佛赞，施主各发愿、回向发愿、取散。后世“三言二拍”之类小说，先说小故事一段引入正文，完全自俗讲仪式中发展而来，元曲“楔子”亦同此例。又俗讲时和尚手执戒尺，于是后世说书人遂有醒木，官厅亦有所谓惊堂木，均承乎俗讲之影响者也。

    俗讲之章法，兹以《维摩诘经之押座文》为例说明如下：“顶礼上方香积世，如喜如来化相身……火宅茫茫何日休，五欲终拓死生苦，不似听经求解脱。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目唱将来。”《押座》一名《缘起》，《缘起》长时则第一日不能讲正经，故末云“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即后章回小说“且听下回分解”之作用也。《维摩诘经》所说《经变文》（《敦煌杂录》本）开始作经云“时摩王波旬……”“是时也”（讲文）所用为骈文、散文交错成篇，说时是否动听则恃说者之文学本领。后有吟唱“摩王仗队离天宫，欲恼圣人来下界……”为廿四句之七言无韵诗，后又有韵句“波旬是日出天来，乐乱清霄碧落排……”有韵而供唱者以管和之，再下又作经文，如此相同，讲完一经。后世章回小说与弹词之格式，盖全脱胎于此。

    北宋时，街头说书者多将俗讲分成若干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汴梁城东之桑家瓦子云：“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赶棒，发迹变态（泰）之事，谈古论今，如水之流。”银字儿即高管，唐已有之，必是未说书前吹管以召听众，唐代小说至此遂变为话本矣。“变态”当即指变文而言，另一种名曰“谈经”，即演说佛书，此为俗讲之嫡派。另一种名“说参讲”，讲宾主参禅悟道之事，此与俗讲禅宗有关，为对佛经之问难，由法师解答，由是演变而成者也；再变为“说相声”，内容多笑话，又有“说诨经”者，亦多幽默之谈，由是失其本义，变成流行之小说、弹词，遂自佛家分离而成独立之艺术。

    梵赞及其他俗文学，有《开元皇帝赞》（《掇琐》本）、《太子赞》、《董永行孝赞》、《季布骂阵》等。《开元皇帝赞》为说玄宗之御注《孝经》，《太子赞》为说佛为太子时故事，《季布骂阵》为七言赞之始，《好住娘》与《辞娘赞》皆和声赞。又有长短句如《十恩德》为词之一种，又有《五更转》《十二时》，前者南朝梁代即已有之，均七言整齐句，篇幅不长。此外，又有散文卷子《晏子赋》《燕子赋》《开元歌》《茶酒论》等，亦传说于街头者也。

    俗讲俗文学对后世文体之影响有：① 俗讲本子至北宋而变为话本，又演成词话（带说带唱）、平话（有说无唱）、弹词（唱多说少）；② 七言赞为元白“新乐府”之来源；③ 和声赞与当时《竹枝》有关；④《五更转》《十二时》演为后世词调俗曲；⑤《茶酒论》演为后世“合生话本”；⑥“老少问答”影响中晚唐诗体裁甚大，如卢仝《萧氏二三子赠答》是民间风格为诗人所借用者，香山亦有《池鹤》八绝句，晚唐皮、陆集中此体益多矣。

    （三）曲子词

    今说“词”，实不甚通。从其调说为“曲子”，就其本身说为“曲子词”，现分三节述之于下。

    1. 关于词的起源诸旧说

    词谱南宋以来逐渐亡佚，北宋慢词诸谱宋末元初亦已漫灭，为曲之势力所扫荡，故对词发生之推测颇有异说：① 以为六朝时即有之，杨升庵《词品》主此说，如梁武帝《江南弄》、僧法云《三洲歌》、隋炀帝《朝眠曲》是也。毛西河《词话》亦主此说，谓鲍明远《梅花落》、简文帝《春情》皆可为例。徐釚《词苑丛谈》亦举《江南弄》及沈约《六忆诗》为证。此派推测最靠不住，盖词发源于胡乐之后，而前此诸作与胡乐渺不相涉也。② 以为出自唐人绝句，主此说者有王灼《碧鸡漫志》、朱熹《语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沈括《梦溪笔谈》、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徐养源《律吕臆说》、宋翔凤《乐府余编》等。自南宋以来即有人如此主张，盖南宋时唐代大曲蜕变之小令，曲子已亡，故王灼以为可于绝句中求其痕迹，朱子则以为词句长短肇自曲子中之泛声，如南唐中主作《摊破浣溪沙》，于《浣溪沙》本词外在上、下阕各填三字以实泛声云云，此说惜不能以一人概全耳。沈括以为词发生于和声，与朱子说法相近。胡仔与王灼说相同，举《瑞鹧鸪》《渭城曲》为例，其由七言变来甚为明显。③ 近人胡适作《词的起源》（载《清华学报》二期），为近代关于词源问题态度较严整者，以为自白、刘诸作而下，迄温词以前之一段时期，词仅六七调而已，颇近绝句类型，而飞卿新创之调，只十六调传于今，故知中晚唐之间出现各词，实发源于绝句。

    2. 关于词的起源的新推测

    凡探求一切文学之起源有二原则可循：其一，凡文体发展自音乐出来的，探源时当自音乐入手；其二，凡文体成功一新形式时，颇难观其本来面目，吾人探源时必追寻其未完整时之旧面目而得结论，因知文体之起是多元而非单纯的。今吾人将唐到五代之词整个分析，观其不同而求其源，约可分为四类：① 本身为五七言诗，如《回波乐》《踏歌辞》《舞马辞》皆六言也；《阿那曲》本为仄声七绝，《柳枝》与《清平调》三章全为七绝；《谪仙怨》为六言双叠；《浪淘沙》《抛球乐》亦皆七言。此一批词时代较早，远至高宗、武后、玄宗之时，晚则不过于元和、长庆年代。此为早期五、六、七言诗之入乐而变为词者也。② 将五、六、七言诗略事破体，如《调笑》《渔父》《章台柳》《忆江南》诸调是也。③ 敦煌抄本有《云谣杂曲子》，分置巴黎、伦敦二处，朱疆村去其重合而得三十首（见《疆村遗书》），持以与温词合读，可发见词调名目增多，又同一调名而字数、格式各有不同，此中自有因缘在焉。④ 疑伪之作，如玄宗《好时光》，李白《桂殿秋》《清平乐》《菩萨蛮》《忆秦娥》，吕岩《水龙吟》《沁园春》，以上数调皆超出中唐到晚唐时代一般形式之外（《好时光》例外，或为玄宗之作）。《桂殿秋》，刘禹锡之后易名为《潇湘神》，不应为太白时所有；《菩萨蛮》则太白时尚未入中国，《忆秦娥》为双叠，其事甚晚，绝不能出于开元、天宝之间，《沁园春》《水龙吟》发生于宋代，吕作当为神仙家所托言。

    3. 由近人眼中所见词体的形成

    对于词之文体，首先须有音乐之概念。大曲乐谱皆相连成套者也，余外有若干小曲与之平行发展，不全有套数。将唐宋人乐府调统计，知有若干有调无词之曲名。飞卿前流行小曲有廿一调，吾人可泛名之曰杂曲子，后来一部分杂曲子成为大曲之一遍，据材料统计，原为杂曲、后入大曲而有独立性者凡八调，如《抛球乐》《忆江南》等是也；一部分始终未入大曲者如《踏歌词》《花非花》《怨回纥》等是，皆独立发展者也。其雅正者为文人所利用，因得传于后世；非雅正者但流行于教坊，不登大雅之堂，遂随时代以湮没。唐开元、天宝间，大曲正式成立，多采文人已成之绝句配乐，为大曲作词者盖寡；另一方面则有文人为杂曲子填词，当时人惯作五、六、七言诗，故适于五、六、七之调则为之填词，而不适合者则任其流行于民间，故有曲而无词。后大曲发生摘遍之习气，故一部分词名乃出自大曲之摘遍中，崔令钦《教坊记》记大曲之名三百余，今而仍为词调者凡七十余，故词调之发生若干种类，一面与大曲发生有关，另一面为民间流行之小曲衍而为词者，其数凡七八十云。此转变在元和、长庆间。然白、刘当时何以只填数调而止，盖与文人身份问题有关，不屑为歌伎填词耳。迨飞卿出，始大胆流连教坊，不顾身份，遂有若干新调之增加，实则为大胆利用民间小曲而制新词者也。此一现象之形成，不在词调之转变，而在文人身份之转变。

    敦煌材料可供词发源问题之参考者凡三种：①《云谣集杂曲子》；②《舞谱》；③《曲谱》。在《云谣集杂曲子》未出现以前，人读唐五代词有一问题不得解决，即杜牧之《八六子》，钟辐子《卜算子慢》，二人皆晚唐人，形式为长调，内容为记事，似与词之由小令逐渐向长调发展之规律不合。及上书一出，总全书凡十三调，极似杜、钟之作，启示吾人在唐五代时之词体，除小令外实另有一种小曲子自成一格，兹举《云谣集》中《凤归云》为例，词云：“征夫数载，远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成行。张眠鸾帐，枉劳梦魂夜夜飞扬。想君薄幸，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以表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此词不如小令精练，又不如长调之周转，当为长调早期之形式也。十三调中，有与今调相同者，唯形式则有异同，如《倾杯乐》《破阵子》《拜新月》等是，有见于大曲者，有不见于大曲者，其与词调又有异处，如《倾杯乐》柳词凡七种格式，与《云谣集》者又各不同。故温词、柳词之来源背景均可于此无文字之史料中推测得之。此类民间流行曲子，自飞卿出而有第一度之发展，耆卿出而有第二度之发展。

    《舞谱》为刘半农所题名，载《敦煌掇琐》第一集，凡六调，即《浣溪沙》《遐方怨》《南方子》《南乡子》《凤归云》《双燕子》是也，一调不止一曲，当为当时舞谱。朱子《语类》云：“唐人俗舞，谓之打令。余幼时闻父老言，诸老犹及见其王父辈舞俗，舞有歌词，人误以为瓦窑。”持与《舞谱》对勘，颇能相符。故知小令与杂曲或摘遍无关，唯小令之“令”字今犹不得甚解，疑为小乐器。唐代宴会，例有妓女作乐侑酒，妓从而歌之，以酒令为节奏，酒令中有谐音令，说令者曰起令，应者曰接令，如“远望渔舟不过尺八”接曰“凭栏一吐便已空喉”。尺八即箫，空喉谐为“箜篌”，后渐衍为歌词之令，打令时歌伎必为歌之，不必太长，今日本犹存此风。飞卿诸词皆酒筵间所适用者也，故为小令。五代以来，最初失传者为舞，次为曲子，北宋而小令舞亡，南宋而曲子亡，故朱子时人不得解焉。愚以为舞亡殆与棹椅有关。

    《曲谱》为向达自欧洲摄影带回者，存九调二十五谱，即《西江月》《倾杯乐》《伊州》《心事子》《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沙》《营富》（瀛府）是也。前三调为唐大曲，后六调不见于晚唐小令，疑晚出于北宋初年，每调有数谱，谱下注有急曲子、慢曲子之字样，皆简谱。唐以前之乐谱皆用五音十二律（朱子所传《风雅十二诗谱》为瑟谱，为中国乐谱之最古者），简谱之制当在唐以后，与胡乐同时传入，姜白石《旁谱》及张玉田《词谱》并记此事，但至今不甚了解，唯王骥德《曲律》一书较姜、张之作略近，尚有头绪可寻。自《敦煌曲谱》之出，计所用凡二十一字，可识者唯七字而已，字为：ス、七、ㄣ、一、⊥、八、∨、之、几、乙、、十、ㄧ、ヒ、工、ㄐ、フ、ム……[11]，可识者为：ス（六）、（上）、レ（句）、几（凡）、フ（工）、ム（合）、一（乙）。“句”为上车间之一音。曲旁又有板眼记号，日本宫内省中有《左舞谱》，用字颇与《曲谱》颇相近，然材料不易得，故仍无法解释。

    玄宗时乐工之传习无谱，但靠耳之听习，由南卓《羯鼓录》（唐）记故事可以推知。其一记玄宗好羯鼓，当时名手曰黄幡绰，帝问有谱否，绰画二手以对，意为唯二手可靠，无谱可言。又记渔阳琵琶名手入长安寻长安名手，长安名手令其女以小豆记对方节拍，然后令其女复弹而正其失处，故知曲谱在玄宗时尚未发生。自《曲谱》迄白石《旁谱》、玉田《词源》，此期中音乐殆有大变，《旁谱》之前，《曲谱》之用不限于乐器，而其后则限于琵琶与笛而已，今日本、高丽所传之《曲谱》为篥谱，亦简字也，与琵琶谱有别。燕乐究竟为二十八调或二十五调颇有问题，宋仅用十七宫调，元用十三宫调，明南曲所用更少，今皮簧戏但用一商调，故自唐迄今，音乐变迁自复杂退至简单，可谓达乎极矣。二十八调云者，乃唐琵琶四弦，每弦翻七调者也，然唐又有五弦琵琶，则又有三十五调之可能。故日本久木尚雄以敦煌曲谱为五弦琵琶谱，极为有见。关于词之起源所知材料尽此矣。

    韩愈、柳宗元及其古文

    （一）韩柳前文风之演变概况

    单就文章来说，《新唐书》所记文风之变凡三期，今而言之，可分四期：① 高祖武德初迄太宗贞观末，凡三十余年，为北朝文风之结束。② 高宗永徽初迄玄宗开元末，凡九十余年，为齐梁派之结束，古文初次抬头，四杰与吴、富均在此时期中，陈子昂、卢藏用之出，可为韩柳之先驱。③ 自天宝初迄元和、长庆间，凡八十年，自萧颖士、李华下迄韩柳，为古文之完成时期。④ 自武宗大和、开成迄唐末，凡八十年，骈文、古文两衰，杂体文及公文四六流行，故五代及北宋初文体大衰，迨欧苏振起，古文又复中兴。

    古文运动本身又可分为三段落：① 萧颖士、李华迄柳冕。② 柳冕迄韩愈。③韩愈迄李翱、张籍。今分别论之于后。下先论韩柳前之古文家。

    （1）萧颖士：字茂挺，南陵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天宝后卒，年五十二（《旧唐书》九〇、《新唐书》二〇二本传）。如更上推，当及陈子昂（伯玉），然陈之成就在诗，且无具体理论，故论唐代古文自萧始，萧出于南朝南陵萧氏，为南方人，与李华友善。

    （2）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肃宗立，贬官，卒于家（《旧唐书》一九〇、《新唐书》二〇三本传）。为萧同年（开元二十三年及第），二人为莫逆交。就造诣言，萧实较高于李。李尝作《吊古战场文》，杂诸古文以示萧。萧谓李如用力，亦可有此作，李大叹服其眼力。

    （3）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生，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卒，年五十三（《新唐书》一九三本传）。为李华私淑弟子。

    以上三人，彼此之间无系统之理论或主张，今但由各人集中披选出之。李华《萧颖士集序》：“君谓六经之后，屈原、宋玉文甚雄健而不能经世。厥后贾谊文甚详正，近于理体……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此谓萧之提倡文体，主张实用，便于政治，古文运动盖自此发轫。独孤及《赵郡李华集序》：“志非言亦不行，言非声不彰，三者相为用……自典谟缺，雅颂寝……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结果……枝叶对比，文不足言，言不足志……公之体本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此遐叔之主张文学当有内容也。梁肃《毗陵集后序》：“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几矣。”此论较萧、李更进一层，由文学之内容说到作家之修养矣，是为古文运动之萌芽，迄乎元结、柳冕，此风益张，而风靡于当代也。

    （4）元结：字次山，河南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公元754年），生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新唐书》一四三本传）[12]。此公亦无具体理论，然尝作《舂陵行》，少陵之《三吏》《三别》盖受其启示者也。唐诗之社会描写，此风自次山开之。又尝作《贼退后示官吏》、《五规》（出、处、对、心、时）、《二恶》（圆、曲）。有次山而后有少陵之社会诗，有少陵而后有香山之《新乐府》，次山无师承，无弟子，然

    其影响则有不可阻者焉。

    （5）梁肃：字敬之，一字宽之，世居陆浑，贞元末卒，年四十一（《新唐书》二二二本传）。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大约公之习尚敦古风，阅传记，硁硁然导于人以为常。”古文运动之于“阅传记”极有关系，盖古文家重道德，必读古人传记以为养性之资，是以作传记为古文之长，其能制胜骈文者以此，后世古文家必作传记，其风自肃始。而大放厥词，立古文之主张者，当推柳冕。

    （6）柳冕：字敬叔，蒲州河东人，约卒于贞元末（《旧唐书》四〇附《柳登传》、《新唐书》一三二附《柳芳传》）。与友人论文书最多，《与徐给事论文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为，君子耻之。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其他论述见《与权德舆书》《答杨中丞论文书》《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等篇。文以载道之说盖自冕始。《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哀乐而无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此论为较前此诸人进步多矣。退之以前，冕为大家，惜其作不及退之，故为世所忘忽耳，然冕实集前此文论之大成者也。故退之能“文起八代之衰”，诸公开路之功殆不可磨灭也。

    （二）韩柳古文之理论与成就

    （1）韩愈：生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年五十七（《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七六本传）。其与前辈作家之师承关系，有以下脉络可寻：① 少为萧颖士子存所知；② 尝从独孤及、梁肃之门人游；③ 李华、宗子翰每称道之；④ 李观亦华族子，与愈同举进士，且相友善。

    退之古文渊源，实自萧李而出，故立论犹有同乎诸前辈者，如《答李秀才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送孟东野序》：“人之为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皆是也。其独到之处，在论作家个人修养之言，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实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数语源于《大学》“诚中形外”“君子慎独”之警句，及陆机《文赋》论体性之言，合而铸之，遂成笃论。《答李翊书》：“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皆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其论文以气为主，与魏文不同。魏文所谓气，乃作者之性灵，《文心雕龙》所谓体性是也；韩之谓气，即孟子所谓“浩然正气”。唐人作文好重言之短长、声之高下，退之欲破此拘束，乃主以气涵之，其源来自《孟子·养气》章。孟子以志、气、体三者并列，称“持其志勿暴其气”。以火车喻之，其全部为列车之体，其车头气也，犹今之言生命力，司机则志也。人能以心指挥其生命力，以作种种活动，故人须守其志，勿使生命力妄动也。此孟子二种修养功夫，不能使气本能地动，故须养其气，使之从志而塞乎天地之间。入手方法在“集义”，义源于是非之心，日行一义，渐减愧怍，至于理直，理直而气壮，气壮则生死利害在所不计，乃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能“集义”便能“知言”，此道自孟子而后不得其传，退之有志继之，遂创此“养气为文”之理论。由此而知言，而能辩古文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下开宋之理学，故古文家与理学家之相连，退之实开其宗，而后世之论道统者，亦必及之。韩氏若干笔札论议，多用两扇对举之法，此学自孟子者也。《答崔立之书》尤酷似孟子，所作《原道》《原毁》正属于此系统，此韩文之一面。

    唐代因科举之故，人多不愿讲师承，韩为古文取法孔孟，故力倡师承，作《师说》以申之，此韩文之又一面。又古文家重视传记，故韩喜为人作墓志，亦偶作游戏文字以为应酬，退之《送穷文》《进学解》诸作，是渊源自两汉者也。此外，随当时求仕之风而有《上宰相书》，因持道统以卫道为己任而有《谏迎佛骨表》，子厚较之，相去远矣。

    然韩之立身与文风亦颇为当时士子所非议，兹举其一二诤友之言论以为例。① 裴度《寄李翱书》：“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此书可代表当时一般人对韩之评语。② 张籍《上韩昌黎书》：“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学，使人陈之于前以为观，此有以累于盛德。”“且执事言论文章不谬于古文，今之所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此亦未为得。”又《与昌黎第二书》：“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由以上引文观之，可见当时人士亦有不甚以韩为然者，故退之人格不甚统一，态度较孟子为逊，其性格为多方面而不能调和，故研究之颇为困难。

    （2）柳宗元：生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卒元和四年（公元809年）[13]，年四十九（《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六八本传）。

    性格与行事均与韩愈不同。韩心灵幼稚，意志不坚。柳则反是，故对韩有轻视意。就文学成就言，韩自过之；而就文学功夫言，则又远过于韩，惜滞于萧李阶段而未进耳。《答崔黯秀才书》：“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实道而遗其词。”《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言，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其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其自道写作之言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故吾尝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流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此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以厉其气……此

    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为之文。”此明柳之功夫在外，非若韩之在内也。故柳文与性格可分为二，而韩则合而不可分，曾国藩尝以韩文为阳刚，柳文为阴柔。二人者尝有匹敌之意，势均力敌。韩文高于柳者在读书录与《原道》诸篇，而柳之高于韩者为永州山水诸记。柳用心极深，韩则重感情近于自然，乘兴而动。柳以神经衰弱而终，韩则以好酒血压高而卒。总论二人成就，韩固过于柳也。

    （三）略论韩门诸弟子

    （1）李翱：字习之，《旧唐书》一六〇、《新唐书》一七七本传。

    李氏文学主张，见于《答王载言书》，较韩柳为琐碎，其最大成就，在《复性书》三篇，乃受韩《原道》之启示而作，其友陆参（公佐）极力鼓励之，以发扬韩文《原道》之系统，此北宋理学家之来源。盖李以孟子为主，加上《中庸》而论人之修养，以复其性，遂发展为周濂溪之《太极图说》及二程所倡之道学。

    （2）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新唐书》一六〇[14]本传。有关著作有：《答李生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谕业》。

    韩门中李习之为别派，盖韩之直接影响，在北宋欧、苏、曾、王诸人之古文运动，而习之则影响程朱之理学派矣。故其真正承古文衣钵者为皇甫氏，然较昌黎则远逊之，渠以为韩之作风奇特并非可诟病者（《答李生书》），聊以非奇特不足以惊世骇俗，是以愈奇愈可宝

    贵，《喻业》[15]一篇即其整个理论，然仍是昌黎一套法宝，无可珍视之创造。

    （3）来择：字无择，为皇甫持正弟子，存文无多。其弟子为孙樵，字可之，著有《与友人论文书》《与贾希逸书》《与王霖秀才书》。韩文四传至孙樵而衰，盖已逮晚唐时期，时代风气已变故也。

    （4）处韩柳之师友间者四人————① 李观，字元宾，李华从子，《新唐书》二〇二本传。韩尝为撰墓志，早死，成就小。② 李汉，字南纪，《旧唐书》二七本传，为退之同年进士，以兄子妻之，成就不大。③ 张籍，字文昌，《新唐书》一七〇本传，当时声名极大，然成就在新乐府。④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事见《唐才子传》，文有《送韩静略序》《答学文僧请益书》。与张文昌同隶元白旗帜下，后世多重其传奇之作，当时韩有《圬者王承福传》，柳有《种树郭槖驼传》，香山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传》，介乎其间者，即沈亚之传奇作也。

    （5）樊宗师：字绍述，河中宝鼎人，《新唐书》一五九附《樊泽传》。所作有《绛守居园池记》（孙之注本），文曰：“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沉兮，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土人，令无硗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丛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人因得附为奢俭，为守政致平理与，益侈心耗物害时与（下略）。”此为极怪之文字，古人罕有能解之者。清人孙之为之作注，其文故意不用通行之文法，

    如不标点，句法皆极成问题，而退之为作墓志，极称道之，亦专好险怪之同嗜者也。

    （6）权德舆：字载之，为韩门中较守旧者，文颇典重，掌制诰。

    （7）李德裕：字文饶，有《穷愁志》中之文章论，为古文家而有理论者之最后一人。其家三世不准置《文选》，可见壁垒之森严，为唐代古文家之殿军。

    附：晚唐文作者

    （1）令狐楚：字悫士，为走初盛唐制诰之路。

    （2）皮日休与陆龟蒙：二人不应称古文家，乃写笔记式的散文，皮著《皮子文薮》（古文末路），陆有《天随子》。

    （3）三十六体：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均排行十六，同工四六文，故名“三十六体”。

    （4）陆贽：字敬舆，撰有《宣公奏议》，为骈文不甚华丽，将个人政治主张全入文章之内，为经济之大文字，德宗之平内乱，人多归功于《宣公奏议》。盖其情韵深厚，足以动人，故章学诚氏谓：“有唐可读者凡三部：于典章有《通典》，于史学有《史通》，于文章有《宣公奏议》。”信然。

    白居易、元微之及其新乐府

    （一）中唐诗风之易辙

    盛唐诗自下看为中、晚唐诗之泉源，自上看为南北朝初唐诗之总汇，盛唐诸公各有独到之处，至大历十才子为强弩之末，乃不能不有所变，其变凡三路可循：

    1. 复古派：如元结《二风诗》《补乐府》，顾况《上古之什》等。《二风诗》为学《诗经》者，《补乐府》乃学汉乐府风格，工部“三吏”“三别”、《兵车行》即学此派。顾《上古之什》为全学《诗经》者，此风自宋下迄明代一系不断，时有拟作。

    2. 险怪派：重要者凡三人，即卢仝（有《月蚀诗》）、李贺、马异是也。三人同学楚辞意境，故意迷离其词，富于辞藻，其中以李才气最大，似《九歌》《九辩》，卢、马则似《天问》，均不肯着实，不写现实生活，各骋其想象以相高。退之即属此派，然不能概其全。

    3. 琐细派：有李益、司空曙、夏侯审、孟郊、贾岛诸人。此派愈作而愈琐细，愈不关大体矣。唯昌黎能包三派之长而自成风格，此所以为大家。其《元和圣德诗》（复古派）、《月蚀诗效玉川子》（险怪派）、《游城南诗》十六首（琐细派）为三派作风之突出表现，其独到之造诣，则见于《秋怀诗》《县斋有怀》《寄张籍》诸作。《秋怀诗》效陈子昂而用盛唐笔调，虽工部亦无此风格，影响宋人最大，盖已打破盛唐氛围，有散文之文法与气势，大为王荆公所推重。此派人亦无具体之理论。

    （二）白居易与元稹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绅四人可列为一派，而以李之行辈较晚。四人共同努力于接近民间，而各人道路不同，如元、白找民间材料而以民间流行七言体写之，刘则自湘、桂诸地采“竹枝”而作诗。元、白理论，在白氏《与元九书》中，此为唐代诗歌理论之重要文献。前此虽有诗论，然多琐碎而无系统，其根本理论为：诗歌当有为而作，当为时代而歌唱。自二人同年登第后，即相约共同发扬此目的，至于终身而不懈，具有一贯之主张，此新乐府之所由产生也。似此以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写作方法，诚前此大家所未有也。白成《新乐府》五十首，元亦以同样题材与形式写之。前此数年，乐天先发表其《长恨歌》，盛行一时，晚年悔之，后二年为拾遗，乃开始《新乐府》写作。此类诗篇为史诗性质，乃按实境描写，少写理想，技巧之进步较《长恨歌》未远，但描写现实则为内容之一大跃进，而唐代当时之社会背景遂因此而得较真实详细之记载。元白诗当时广播四宇，高丽、日本靡不有之。二人作风特点是理论与作风并重，且为有计划之写作也。

    张、李亦有意走元白之路，然成就不及元白，殆为素养与天资所限耳。李有白之柔和而力不及，张笔虽刚而不开阔，故可传者少。刘禹锡根本不作新乐府，而自作《竹枝》，白亦尝效之，然卒不及。

    此派趋向民间，无异走上复古之路，然绝不取险怪而集琐细派之大成，其成就凡四点：① 长篇诗，如《长恨歌》《连昌宫词》《琵琶行》《江南遇天宝叟》等。初唐七古多抒情作，至盛唐唯工部、嘉州、太白能之，然数量不多，元白可谓极其盛矣，影响后世之弹词。② 新乐府，此对古乐府和唐乐府而言，古乐府不能更动其调名，唐乐府为唐所新创调名，非诗名而为乐名，元白之乐府则由诗中取题，不守乐府规律，其弊在使后世作曲家忘却乐府诗之与音乐有关。③ 成数诗，即同时作若干首，一直连下，前此之成数诗乃陆续作成，集而题之，与元白所作不同，如白之《有乌二十章》，元之《有酒十章》[16]，开晚唐、北宋极坏风气，以此为消遣斗胜之工具，注重技巧之花样，而内容不复问矣，晚唐诗人皮陆二家，即其代表。④ 小诗，如白之《昼卧》《夜坐》《村居》《晚寒》，元之《桐花》《雉媒》《苦雨》《说剑》，此由琐细派而来，然已有进步，盖琐细派之作意境，对象极小，而元白之作乃加入个人想象，其中即加入画景，为偶然兴到之作，篇幅似词而意境似小品文，离画近而离音乐远矣。

    附：元白以后、杜李之前一段时间中之作者

    （1）李德裕：为回忆派之代表。

    （2）徐凝：自琐细派来，缺乏气象，盛唐诗可爱在此。

    （3）施肩吾：在求清新，其弊在欠典重。以上三人均不成家。

    （4）姚合：有志于诗，刻意学杜，诗之数量较多，工力亦盛，然诗题材为多方面，失之枯干不润。

    此数人诗多，当时亦负盛名，然不能成派。此期间诗人共同毛病在缺乏感兴。唐诗人中重感兴者，唯陈子昂、杜子美、李太白三家。三家不作诗时似空空而无所思，一遇刺激，即援笔直书，不稍等待，故老杜尝称“清新”二字。而此期中之作者作诗，皆为回忆之作，自无清新可言，沉淀后捞回之物，其力固不足也。

    晚唐五代文学及其文艺论（节选）

    /罗庸/

    晚唐的诗人与词人

    （一）杜牧与李商隐

    晚唐诗为历史三种潮流之结果：① 盛唐完成之律诗，至晚唐花样业已变尽，无法翻新。而遵循旧套，故晚唐诗人律体极多，运用旧套词彩，摇笔即来，极少古诗，形成滥调，感人不深，律诗之五六一联皆千篇一律。② 词彩极美，此受词之影响者也。晚唐词在文人手中虽较少，而教坊中却极普遍。③ 元白之后，人多喜以俗语入诗，较近自然，而晚唐尤盛，故诗中多用白话土语，成为晚唐诗特色之一。后世戏台之压场词常用晚唐诗，盖取其通俗耳，然为趣味高雅者所不取。诗中大病，厥在缺乏感兴，此风至晚唐而益盛，故可观之作品甚少。能跳出此潮流者，当时便称大家。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即鹤立鸡群者也，然亦各有所本。

    杜牧为纯白派，而加以张籍；李商隐为杜派，而加以韩愈。牧之与香山不同处在笔力刚健，绝律迥与香山不同，七古如《杜秋娘》《张好好》纯为元白笔调，加上张籍，别成一格。绝律有清刚蕴藉之致，白诗有老年人风流自赏之慨，而小杜之诗则具壮年人之情味。晚唐人诗意态之好，牧之应推独步。义山七律全学工部，晚年之作，变化极多（全唐诗人律诗变化最多者应推工部与义山二人），古诗则师退之，退之每以作文之法为古诗，喜发议论，义山《韩碑》之作即是昌黎面目。综其成就，以律为最工，故应属于杜派。樊川于晚唐无兴会中独具兴会，义山于圆熟之中而避熟就生，故均能卓然自立焉。

    （二）温庭筠与韦庄

    下举四人，身份与环境各有不同，故成就与作风亦殊异。樊川居微官无多委曲，故诗较清畅；义山居令狐绹门下，不得畅所欲言，乃不能不隐讳其词，作《无题》诗以喻意；飞卿为社会之流浪人，无身世之感慨与特殊之身价，故不得与李诗并论；韦庄则为亡国王孙，心多感喟，相蜀恒郁郁以没世，此与飞卿处境又自不同，故读其词不得以读温作之眼光剖析之。故就身份与作品关系言，杜温为一派，李韦又是一派；然杜李均以诗名，温韦则词名过于诗，此又不同。温诗出于施肩吾，盖师乎元白而加以流利轻巧，无樊川之清刚与蕴藉，轻巧玲珑而已，其词则独步晚唐矣。初，文人与教坊不甚沟通，不肯降低身份为教坊填词，而飞卿肯贸然为之，遂得意外成功，一如鲍明远之采用民间乐歌而卓然成家。从此，晚唐五代词乃投入文人怀抱。韦庄早年抱负极大，不肯降低身份，故早年所作诗词极为少见，其所作《秦妇吟》名噪一时，晚年悔之，不愿流传，禁写幛子，故遭遗佚，迨敦煌写本出现，又复流播人间。此作风格出自元白，然不复铺陈词彩，字字写实，上追老杜之“三吏”“三别”。盖寓蜀以后，王建自立，强藩跋扈，文人不敢声张，故隐讳其词以寓故国之思，而诗词风格遂与众迥异。综观四人中，以格调言之，韦最高，杜次之，义山又次之，飞卿最下，风云月露而已。

    （三）其他诗人

    皮日休与陆龟蒙为晚唐特殊人物。晚唐人诗文重形式，甚至连生活亦重形式，皮、陆二人其尤者也。元、白二人曾无意开倡和之路，皮、陆有意学之，而根本未能学像。盖元白之心重在生民社会，而皮陆则相约为江湖隐者，倡和之作不仿新乐府，但仿元白成套之小题诗作，故使人读其诗有无可如何之感，成不上不下之局面，二家终身致力于此，收获极少，至为可惜。其他可称者有司空图、杜荀鹤、罗隐、徐夤四家，可以“琐碎”二字概括其作风，无大题目与大感慨。司空图以《诗品》一作为最大成就。杜荀鹤当时影响甚大，作品数量亦多，然皆千篇一律，格式不出五六种，无甚可称。罗隐为江东三罗（虬、邺）之一，笔力甚弱。徐夤诗风格与荀鹤相近，以年高人从之学诗而有名。

    研究晚唐诗人可走二新路：① 以五代词之内容与晚唐诗比较；② 晚唐多白话诗，遂为民间艺术所采用，可于北宋及金元话本中求其生命流传之所及。

    五代词人

    通常称五代词，概念极为笼统，实际言之，应以地理分之。自中唐而后，中央势衰，藩镇崛起，中央文化因而四溢，往往散裂于诸藩之幕府中，文学风格亦随环境而呈不同之面目。五代词以地区言可分为四区，即二蜀、南唐、晋与荆南是也。

    （一）二蜀荆南与《花间集》

    自隋以来，南北文化即有不同之色彩面目。经唐三百年之陶冶，长江下游以金陵为中心之文艺，仍未因统一而生显著之变化。唐代长安有变乱时，有二路可走，其一西走剑门以入蜀，其二南走荆州，绝不肯东下以至金陵，盖文化不同之故。及黄巢、朱温之乱，乃将整个文化中心打破，因而分存于各地。其一为二蜀，以成都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地去长安较近，故直承晚唐文化正统；其次为荆南，其地土风诗势力极大，避难者至此，与地方色彩相结合，形成长江上游之文学风格。至于以金陵为中心之文学面貌，自又与长江上游者异。北宋统一以后，文化承继乃取自金陵，如南唐澄心堂纸之移入开封，即是一例。

    以词人之数量言，二蜀作家最多，前蜀八人，后蜀五人。前蜀计有韦庄（端己）、薛昭蕴、牛峤（松卿）、毛文锡、李珣（德润）、牛希济、尹鹗、魏承班。韦词存五十三首，内容可分三类：一为应酬之作，如《喜莺迁》之贺及第是；次为近于飞卿之教坊词；三为以诗之寓意寄托入词，用抒个人怀抱，此为特色，文人之大量填词虽始于飞卿，而境界增高则自韦发端，然韦仍属花间派之词人。薛词存十余阕，此时人填词，内容与词调相合，当为晚唐之一般格式。松卿存词二十七首，格近飞卿，而质较低。希济近薛，初官于蜀，后入仕南唐，并具两地风格。毛词较二牛教坊气少。李先世为波斯人，故当时称波斯胡，存词五十余首，近荆南风格，多写土风。魏、尹二家无甚可称。《花间集》选词以前蜀作家最多，乃代表以成都为中心之文学风格。后蜀词人计有：顾夐，鹿虔扆、欧阳炯、阎选、毛熙震。顾在后蜀为特殊作家，每思推陈出新，改良词体，自小巧处入，故二蜀词人以巧思见称者，当推顾为第一。鹿词存者不多。欧阳为蜀人，存词四十八首，内容甚杂。毛亦尝官于南唐，喜填大曲之摘遍。阎存词六首，无特点可言。

    荆南词人足称者唯孙光宪（孟文）一人，晋则仅和凝（成绩）而已。孙为蜀人，官于荆南，北宋初犹在，其词风近刘梦得之诗，盖采土风“竹枝”以入词调，变教坊词为荆南之土风，开词之新境界。和凝，山东人，为五代元老，当仕时人号“曲子相公”，足见其好词之癖，今存词二十四首，专为教坊而作，词格极低，故可传者有限。

    （二）冯延巳与南唐二主

    冯延巳（音嗣），字正中，广陵人，为南唐太子（中主璟）太傅。南唐迄北宋初之小令，自冯开山。南唐词风不同于花间者，在完全脱离教坊成为文人抒情之工具，使词之重心全变；加之南唐文风极盛，使作者心情不致低落，故能超出晚唐风格。词至正中，遂由写事转到写情，由对外转到向内之局势，晚唐及二蜀词之渣滓，及此尽去，故正中之出，为词划一新的时代：由情浅而转深，内容由浊转清，由力弱转为强健。故云：自二蜀而上，唐也；南唐而下，宋也。正中实为唐宋词分野转捩之人。

    南唐二主中，中主天才逊于后主，然工力极深。中主璟，字伯玉，年龄小正中十余岁，君臣相见，好谈文学，故人疑南唐词之风格主要受正中之影响。中主词向情深处发展，境界较为凄婉。有中主、正中之倡导培养，然后乃有后主在词方面之成就，此境遇与天才配合之所致也。后主字重光，其词之发展变迁凡三期，今流传极盛者为晚期作品，特分期论之如次：第一期为自学词迄与大小周后婚爱阶段，现阶段，此后主生活最优裕时期，本期词风，近于二蜀；第二期为宋太祖即位，开始压迫南唐，改帝为主，上表称臣阶段，其八弟重善朝宋被拘留，国势日蹙，后主悲哀自此始，词风深化，然犹未极其深广，造乎绝境；第三期自为囚于宋，至服药酒中毒死止，年四十二岁，今所传诵诸词，即此最后三四年中之作，风格最为成熟，乃完成正中、中主培养之词风，内容则推一己之悲哀及于大我人类，推一代之同情及于千古同情，又因笃信佛教之故，心胸自然开阔，加以亡国之悲运，遂成其造诣绝伦之独特风格。唯其人之风貌与词境不合。

    晚唐五代的文艺论

    欲以《文赋》或《文心雕龙》为标准求文艺论于唐代，则徒见其支离散落而已。关于诗论，以白氏《与元九书》、元氏《杜少陵先生墓志》（《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二文为力作，余无足观。

    至宋乃有大量诗话之产生，代替诗的理论大宗，然均杂乱琐碎，此风实自唐人开之。唐人论诗较有系统者凡二书，一为释皎然之《杼山诗式》。皎然为诗人谢灵运十世孙，秉其家风而发扬之，为宋人诗话之来源，其书内容大致分为二部：一为作诗理论，论诗格、诗调及写作方法；一为批评前人作品，最重要者为以单字形容诗之格调，开司空图《诗品》之先河，后世以意境辩诗自此始。其辩诗体十九字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为唐诗发展三百年之总结，颇似《文心》之《体性篇》。主张人顺择其近于己意者而进行创作，至司空图乃完成此一理论。其次为《诗品》，此司空图（表圣，虞乡人）受《杼山诗式》影响而撰作者也，其书分二十四品，第一境界以二字标名，每首意境均以相近之笔调阐发之，此影响后人作诗论崇尚意境的风气。

    附论一：刘知幾《史通》

    刘子玄生高宗、武后之朝，其书成于景隆四年，组织之完整，可谓空前绝后，渊源来自范蔚宗《后汉书·自叙》与刘彦和《文心雕龙》。唐初大量修史之风气极盛，在此环境中，乃培养其终身致力于史论、史法方面的研究，自古文家作史之风起，其先决条件必须懂史法与史体，子玄之作，与有功焉。然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少，至北宋欧阳公与宋子京修史，相与论列，颇近《史通》风格，于以觇其对古文家修史之影响。此书前五卷于文章无甚相关，以下数卷则颇有帮助，在《内篇》中，如《言语》《浮词》《叙事》《直书》《曲笔》《模拟》诸篇，对宋以后古文影响极为重要，与韩柳之论异矣。《外篇》中有《占烦》篇，实来自《内篇·烦省》者，故欲看宋以后之文学理论，必自此入手。唐人不敢倡言《史通》者，盖其中有《疑古》《惑经》二篇，此学自《论衡》之《问孔》《非韩》《刺孟》者，其时定儒为一尊，故人不敢和之，亦理之宜；然宋人对古书之抱怀疑态度，似又不能与子玄之书无关也。

    附论二：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

    此书成于日本，在中国不甚流传，近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作《中国文艺论》尝略引之，乃为国人所注意，乃有汉译本之出现。在唐武宗、文宗时代，日本曾派学问僧入唐，唐文化之输入日本，此辈实为功臣。空海卒于文宗大和九年，居唐者凡十余载。密宗盛行后，国人称之为遍照金刚，日本尊之为弘法大师。其对日本功绩凡三：（1）传密教入日本，至今不衰；（2）日本原无假名，读书全为汉文，无文字代表其本国语言，时印度梵文拼音传入中土，空海乃采汉字偏旁，以梵文拼音方法，参照日本方言而创造假名，为日本有文字之始；（3）采唐代种种文艺形式理论，集而成书，凡六卷，即《文镜秘府》是也。凡在历史潮流进行中所选择保存者，必为当时较高之成就，而一般流行于社会间价值不甚高之文物，往往遭受淘汰，而空海书中所收却属于后一类者，即保留了唐代一般通行之文籍，今中土欲知究竟，反不能不借光于东瀛矣。其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卷，内容大要如次：（1）天卷有调四声谱、调声、用声法式、八种韵、四声论，在唐代流传之琐细文物，于此可见一斑。（2）地卷有《论体势》等，分十七势、十四例、十体、六义、八阶、六志、九章，内容较为琐碎。（3）东卷有《论对》，分二十九种，笔札七种，言例，我国后世声律启蒙书之所从来也。（4）西卷有《论病》，分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二部分，由此见出唐律诗及四六完成所受社会流行俗论之影响。（5）南卷有《论文》，意者为今诗韵卷中所列《词林典掖》之类所渊源。（6）北卷有《论对属》（指文章）、《句端》《帝德录》《叙功业》《叙礼乐》《叙政纪恩德》，均应酬文之格式，当是唐代士子应试之《兔园册子》之类。

    治文学史须注意二事：（1）注意某时代中文人必读之书本；（2）注意某时代流行之陋书，如梁萧统之《十二锦》，即供案牍运词参考之用者也，连珠体即源于此。又如北魏好刻墓志，往往千篇一律，当时必有俗书墓志格式，人死后文人为之依样画葫芦而写成之耳。

    附论三：唐代佛教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1. 译经、造论及纪行

    中国佛教自东晋迄唐代有两大译经事件，一为姚秦之鸠摩罗什所主持，一为唐初玄奘所领导。就文体言，姚秦以前为另一风格，如《弘明集》诸作，乃尽力使佛经中国化，迁就国情，使国人读之不致刺目。鸠摩罗什来华后，则一反前此态度，力求合乎原义，不复迁就国人，观《高僧传》中记述译经之事，可知其谨严态度。至唐代，玄奘亲入印度者若许年，归而重译佛经，谓之新译，而称前者为旧译。新译经之妙，在一方面不失梵文原意，一方面又能合乎国情，译经至此，遂登峰造极矣。在姚秦李唐时代，均设有译经场，内分为若干组，每组多则七人，少则五人，其中一人为译主，其余各司一职，如证义、证文、笔受、润文等。姚秦时代译主多为外国人，润文者必为汉文名家。玄奘译经时，润文者即太宗十八学士。译经程序为：译主念一句，译术照原文直译（如梵文之动词在后，译时亦放动词于后），笔受直书之，证义乃按汉文调整之，再问译主，译主点头，然后交润文者进行加工。此种经文，按理当能影响中国人之持论谨严茂密，然当时所能接受者唯俗讲而已，能得其精华者亦仅玄奘弟子窥基与圆测二人耳。其未能发生普遍影响者，殆未能与儒家经典打成一片有关。计玄奘译经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言。

    中国古代人不多作游记，记行文每用赋体，晋法显入印度始有《佛国记》之作。玄奘西游归来，作《大唐西域记》，记述沿途地理、山川、风物、民情甚详，为中国游记开山之作。故在《徐霞客游记》出现以前，在家人所作游记，罕有超出于和尚者也。

    2. 禅宗语录

    此种文体，影响晚唐及宋代文学甚大。佛教入国，原走北路，至梁武帝时，菩提达摩乘舟至广州。后入金陵谒帝，为佛教之别派，重顿悟功夫，不甚投机，乃北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后传至慧能而成佛教南宗。其宗风为打破一切束缚，为求传道普遍而用白话说法。记录时亦直书口语，遂成白话语录之新文体。今所见《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诸书，即当时所流传者也。流播既广，遂影响文人写作，以白话记其理论，宋代理学家师弟问答实因袭此种新文体，而后代之白话小说，盖亦肇源于此。故禅宗对近代中国文学之贡献实有不可磨之功德焉。

    3. 诗僧与僧诗

    最早为王梵志，以白话说佛理，即偈是也。传至中晚唐而有寒山、拾得之诗，皆近于白话之韵语。晚唐会稽有二清（清江、清昼）者亦以诗名。五代有贯休、齐己，其诗面目与文人之作相等，已不同于佛家之偈。

    注释

    [1]本篇中《唐书》《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出现，有些部分无法确切地知道作者所用《唐书》是指《新唐书》还是《旧唐书》，故保留原文面貌，不再加注释。————编者注

    [2]杨绾、贾至在《新唐书》《旧唐书》中皆有传。————编者注

    [3]应为三十九岁。底稿如此，姑依之。————编者注

    [4]应为《新唐书·文艺列传》。————编者注

    [5]先天应为唐玄宗年号。————编者注

    [6]今译作华兹华斯。————编者注

    [7]今译作弥尔顿。————编者注

    [8]今译作雪莱。————编者注

    [9]1954年，原临晋县、猗氏县合并为临猗县。————编者注

    [10]开元二十三年应为公元735年。————编者注

    [11]此处不足二十一之数，因底稿如此，姑依旧录之。————编者注

    [12]《新唐书》此处记载有误，已据今人考订成果修改。————编者注

    [13]此处为“元和十四年”之误。下文“年四十九”亦误，应为“年四十六”。————编者注

    [14]应为《新唐书》一七六。————编者注

    [15]即上文的《谕业》。————编者注

    [16]《有乌二十章》为《有鸟二十章》之误。《有鸟二十章》与《有酒十章》皆为元稹之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