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

    我儿子劳里开始上幼儿园的那天，他宣布不再穿带围兜的灯芯绒裤子，而要穿束皮带的蓝色牛仔裤。那天早上，我看着他跟邻居家的小姐姐一起出门，目睹着我人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我那个向来甜言蜜语不断的小宝贝现在成了穿长裤、跨大步的大孩子，他甚至都忘记要在街角停下跟我挥手说再见。

    他回家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房子的前门被他关得乒乓响，帽子丢在地板上，他的嗓音一下子变得喧天价响：“家里没人啊？”

    午饭时分，他用张狂的语气跟他父亲说话，弄洒了妹妹的牛奶，还强调他的老师说不能随随便便把“上帝”两个字挂在嘴边。

    “今天在幼儿园感觉怎么样？”我装作随意地问。

    “挺好的。”他说。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他父亲问。

    劳里对待父亲的态度冷冰冰的。“我没学到西东。”他说。

    “是东西，”我说，“没学到东西。”

    “不过，老师今天打了一个男生。”劳里说着，拿起他的黄油面包。“因为他没大没小。”他还没来得及吞下满嘴的食物，就补充道。

    “这孩子做了什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劳里想了想。“他叫查尔斯，”他说，“他没大没小。老师打了他，还罚他站墙角。他真的很没大没小。”

    “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但是劳里已经跳下椅子，抓了一块饼干就走了。他父亲还在喊：“看这儿，年轻人。”

    第二天午饭时，劳里一坐下就说：“今天查尔斯又干坏事了。”他说着笑了笑：“今天他打了老师。”

    “天哪！”我说，留心没有说出“上帝”两个字，“我猜他又挨打了？”

    “这是当然。”劳里说。“看上面。”劳里对父亲说。

    “看什么？”父亲说着，抬头看。

    “看下面，”劳里说，“看我的大拇指。天，你真笨。”他突然发狂似的笑起来。

    “查尔斯为什么打老师？”我忍不住问。

    “因为老师想逼他用红蜡笔涂色，”劳里说，“但查尔斯只想用绿蜡笔涂色，所以他就打了老师。老师打了查尔斯，还说大家都不准跟他玩，但大家还是跟查尔斯玩。”

    第三天（幼儿园第一周的周三），查尔斯用跷跷板砸一个小姑娘的脑袋，砸得她头破血流，老师罚他在休息时间不准出教室。星期四，查尔斯必须在讲故事的时间到墙角罚站，因为他老是用脚蹬地板弄出响声。星期五，查尔斯被罚不许用黑板，因为他扔了粉笔头。

    星期六，我问丈夫：“你觉不觉得幼儿园的环境对劳里不好？他变得这么粗鲁，说话不文明，那个查尔斯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影响。”

    “一切都会好的，”丈夫劝我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查尔斯这样的人。早遇到这种人早好。”

    星期一，劳里回家晚了，带来了很多新闻。“查尔斯。”他远远地在山坡下就喊，我正焦急地等在前门。“查尔斯，”劳里上山坡的一路都在喊，“查尔斯又干坏事了。”

    “快进来，”一等他走近，我就说，“先吃饭。”

    “你知道这次查尔斯做了什么吗？”他一边问，一边跟我进门，“查尔斯大喊大叫，声音响到一年级的班上派来一个男生，要老师请查尔斯闭嘴，所以查尔斯被罚留校。而且全班同学必须跟他一起留下来。”

    “他做了什么？”我问。

    “他就坐在那儿。”劳里说着，爬上餐桌旁的椅子，“嗨，老爸，你这个老拖把。”

    “查尔斯被罚留校，”我对丈夫说，“所有人都必须留下来陪他。”

    “这个查尔斯长什么样？”丈夫问劳里，“他姓什么？”

    “他个头比我大，”劳里说，“他没有橡胶鞋，他连夹克衫都不穿。”

    那个周一的晚上是幼儿园的第一次家长会，但因为女儿感冒了，我没法去。我真想会一会查尔斯的母亲。周二，劳里回家后突然说：“今天有个朋友来看我们的老师。”

    “查尔斯妈妈？”丈夫和我异口同声地问。

    “错啦，”劳里的语气里有鄙夷的意思，“来的人是个男的，他要我们做操，我们必须用手指头碰脚尖。看！”他跳下椅子，蹲下身触碰脚尖。“像这样，”他说着，庄重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叉子，“查尔斯连操都不肯做。”

    “那没什么，”我这话发自内心，“查尔斯大概是不想做操？”

    “错啦，”劳里说，“查尔斯对老师的朋友没大没小，所以他被罚不准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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