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又没大没小?”我问。
“他用脚踹了老师的朋友,”劳里说,“老师的朋友让查尔斯用手碰脚尖,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查尔斯踹了他。”
“你觉得他们准备怎么罚查尔斯?”劳里的父亲问他。
劳里夸张地耸耸肩。“我猜,会让他拍屁股走人。”他说。
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切照旧,查尔斯在讲故事的时间大吼大叫,打了一个男生的肚子,把对方弄哭。星期五,查尔斯又留校了,其他孩子又被连累了。
到了幼儿园的第三周,查尔斯已经成了我们家的惯用语。如果女儿整个下午哭不停,我们就叫她“查尔斯”;劳里往玩具车里装满泥土,然后把泥土倒在厨房里,他也成了“查尔斯”;甚至有我丈夫,当他用力一拽缠在电话绳里的胳膊时,把话机、烟灰缸、花瓶统统带到了地上,事后他自己说:“这像查尔斯才会干的事。”
不过,在第三周和第四周,查尔斯似乎有了一些改变。第三周的周四,劳里在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查尔斯今天表现良好,老师给了他一个苹果。”
“真的?”我说。丈夫也小心地问:“你是说查尔斯?”
“是查尔斯,”劳里说,“他给全班派蜡笔,之后收集课本,老师说查尔斯是她的小帮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不敢相信。
“他是老师的小帮手,就是这样。”劳里说着,耸耸肩。
“真的吗?那个查尔斯?”那天晚上我问丈夫,“这种事真会发生?”
“我们等着瞧,”丈夫语带讥嘲,“如果你手上有个查尔斯,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在打别的算盘。”
丈夫似乎错了。这之后的一整个星期,查尔斯都是老师的小帮手。每一天他都在帮忙发东西和收东西,没有人需要陪他留校。
“下周又有家长会,”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我准备去会会查尔斯的母亲。”
“问问她查尔斯是怎么转性的,”丈夫说,“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
那周的星期五,一切又故态复萌。“你知道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吗?”劳里一坐到餐桌旁就说,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敬畏,“他教一个小姑娘说一个词,小姑娘照说了,老师就用肥皂水冲她的嘴巴,查尔斯哈哈大笑。”
“什么词?”他的父亲不明智地问。劳里回答说:“这我必须轻声跟你说,是个很糟的词。”他跳下椅子,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低下头,劳里乐呵呵地和他咬耳朵。父亲一听,双眼瞪直了。
“查尔斯真的叫小姑娘说那个?”他佩服地问。
“她说了两次,”劳里说,“查尔斯让她说了两次。”
“查尔斯呢?得到什么惩罚?”丈夫问。
“什么惩罚都没有,”劳里说,“他在发蜡笔。”
星期一早晨,查尔斯甩掉了这个小姑娘,他自己把这个恶毒的词说了三四遍,每次说完都被老师逼着用肥皂水漱口。他还扔了粉笔头。
那天晚上,我出门去开家长会时,丈夫送我到大门口。“家长会结束后,请她到家里喝杯茶,”他说,“我想见见她。”
“如果她去家长会的话。”我真心希望她会到场。
“她会去的,”丈夫说,“要是查尔斯的母亲不在,我不知道这家长会开了还有什么意思。”
开会的时候,我如坐针毡,目光扫视着每一张充满母爱的脸庞,渴望知道哪张面容里藏着查尔斯这个秘密。没有人看起来特别憔悴,也没有人在开会时起身,为儿子的行为向别人道歉,甚至也没有人提起查尔斯。
家长会结束后,我找到了劳里的幼儿园老师。她端着的托盘上有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的盘子上则是一杯茶和一块棉花糖蛋糕。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彼此,微笑致意。
“我一直很想来见你,”我说,“我是劳里的妈妈。”
“我们都对劳里充满好奇。”她说。
“喔,他很喜欢幼儿园,”我说,“他整天都在说幼儿园里的事情。”
“之前我们之间有些适应问题,大概是第一周的时候,”她严肃地说,“但现在他是个很好的小帮手。当然,偶尔还是会犯些错。”
“劳里通常适应能力很强,”我说,“我猜这次靠的是查尔斯的帮忙。”
“查尔斯?”
“对,”我笑着说,“幼儿园里有查尔斯这样的孩子,肯定让你忙得焦头烂额。”
“查尔斯?”她说,“我们整个幼儿园里都没有孩子叫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