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西佗

    ————生平、作品（主要是他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思想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

    但说来奇怪，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没有一篇哪怕是十分简略的传记留下来。我们不但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就连有关他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诸如姓名、籍贯、家庭也不能确定。在古代罗马的史料（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当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他本人的，尽管百余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探求，所得者仍然不过是一鳞半爪。因此对于他的生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略加推断而已。

    先说他的姓名。大家知道，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称，最后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姓。塔西佗的全名，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后两个部分，即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有的是盖乌斯（Gaius），迄无定论。

    再说他的籍贯。历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是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或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的人。 注 这种设想没有为直接史料所证实，但是有一定根据。塔西佗（Tacitus）在拉丁语中虽然有它的含义（“沉默的”），但作为姓氏来说，却只见之于高卢文献，并非罗马本地的著姓。再者，从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卢并且是带着依恋和同情的心情来描述这个地方的。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和他的老师阿佩尔也都是高卢人，而在他提到他的岳父出身高卢的马西利亚（Massilia，即今天法国的马赛）时，就特别指出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希腊的典雅和行省的淳朴兼而有之。

    关于家庭出身。科尔涅里乌斯虽说是著名氏族，但我们并不能据以判断塔西佗就一定是贵族出身，因为我们知道，例如苏拉就曾把这个名字大量地赐给被释奴隶。各国罗马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他出身于骑士等级的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岳父和老师也是骑士等级出身）。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皇帝在该行省的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老普利尼在《博物志》（VII，16，76）中提到过同他相识的一个叫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而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小普利尼同塔西佗本人的亲密关系，那么这个塔西佗就很可能是塔西佗本人的父亲或从父。

    如果上面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他的家庭一般说来就必然同当时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事实上，塔西佗就娶了阿古利可拉这个著名人物的女儿。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从他较早的作品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两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阿佩尔（Marcus Aper）和优利乌斯·谢恭都斯（Julius Secundus）都做过他的导师；有人认为塔西佗还向当时的修辞学大师玛尔库斯·法比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请教过。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还反映出他同塔西佗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们两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受的教育有其相似之处。塔西佗和小普利尼甚至是当时社会上人们所公认的文学界的双璧。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系年的事情很为有限。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55年左右，这正是尼禄即位之后不久的时候（尼禄在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相当我国东汉光武帝和明帝之交。生平经历一般是根据他担任公职的年代大致推算出来的，因为在古代罗马，担任某一公职都有一定年龄的限制。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所提供的情况，即他们二人辈分相同而塔西佗年龄稍长，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按小普利尼生于公元61年）。

    塔西佗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两部历史作品（就传世的部分而言）中，为了证明他在写作时公正无私，他极力声明他个人同他写的时代没有利害关系，并且尽量避免把自己放到书里去，甚至在他叙述他当时的事件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恰恰给我们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

    按罗马仕途的惯例，再参照他本人作品中十分有限的一些暗示，他开始担任公职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他最初担任的大概是所谓 Vigintiviri（这是一次对二十个青年人集体任命的低级官吏，无特定官衔，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工作）和军团将领（tribunus militaris）（和共和时期不同，这种类似一般军官的军职在帝国时期多由骑士等级出身的年轻人担任，在legati即副帅之下，但实际上这不一定是实授的军职，而只是一种空头军衔）。

    公元77年，他同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阿古利可拉就是那一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就到不列颠领导军团去了。

    塔西佗在公元81年应当是在某个行省担任财务官（quaestor）。当然，在帝国时期，所谓财务官，也不一定就从事具体的财务工作，只是青年人要通过这一官阶在行省取得从政的经验而已。

    公元88年，塔西佗任行政长官（praetor）。这时已经是残暴的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同时，他还是保管西比拉预言书（libri sibyllini）和管理外来宗教的祭司团的一名成员。这之后，他可能不在罗马，而是在某个行省担任军团的将领，直到公元93年阿古利可拉去世时，他才返回罗马，在多米提安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地过着缄默的日子（后来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曾痛苦地回忆了多米提安统治的十五年间的可怕的日子）。

    公元96年，多米提安垮台了。年迈的涅尔瓦即位后，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在随后的一年（公元97年），塔西佗首次担任执政官。同年，塔西佗又作了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Virginius Rufus）的临葬演说。路福斯曾两次拒绝被推选为皇帝，因而被认为是忠于共和理想的人物。他和涅尔瓦本人就是这一年度的两位执政官。

    也是在多米提安垮台后，塔西佗才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开始发表作品（或开始拿起笔来写作）。他在公元98年发表了《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和《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两篇篇幅较短的专著。这之后不久，他又发表了《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过去的研究者大多因《对话录》所标举的年代而把此书的写作年代定在公元80年左右，但最近，研究者则更多倾向于认为此书写于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

    公元100年，他和小普利尼弹劾了马利乌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在阿非利加的勒索罪行。再者，小普利尼在公元104或105年的一封信上提到欢迎塔西佗到罗马来，可以推知这时他不在罗马，但原因不清楚，离开时间的长短也不清楚。公元105年，他大概已经写出了《历史》的一部分（此书的完成时期大约在公元109年）。公元112——113年，他是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个铭文推定）。他的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一部作品《编年史》的发表时间可能在公元116——117年间。他也可能在这时去世，而没有来得及最后完成这部著作（因为后人发现作品没有最后完成的痕迹）。在这之后，就没有任何一个确切的年代可以同塔西佗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一般把塔西佗的卒年定在公元120年左右，大体上可以说是妥当的。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五种，其中三种是比较完整的短篇著作，两种是篇幅长但已残缺的历史著作。

    如前所述，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是万马齐喑的残暴统治时期，要想在这时发表作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的发表时期只能是在公元98年，即涅尔瓦当政时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两部短篇著作就是在这一年里写出来的。

    《阿古利可拉传》名义上是一部传记，但从内容来看，它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记述不列颠本身和阿古利可拉在不列颠的军功和治绩。这部作品涉及了历史、地理等等方面，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历史作品。它和《日耳曼尼亚志》之于塔西佗，正如《卡提里那的阴谋》和《优古儿塔战争》之于他的前辈史家撒路斯提乌斯，可以说是历史巨著之前的两部试笔或习作。

    《阿古利可拉传》又可以说是作者为阿古利可拉本人，也就是为他自己所作的一篇辩护。作者同时还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涅尔瓦和图拉真作了恰如其分的称颂，借以报答他在头一年取得了执政官职位。

    《日耳曼尼亚志》是现存的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和系统的一部作品。作为史料，这部著作的价值比《阿古利可拉传》要高得多。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时，就把《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主要史料之一。《日耳曼尼亚志》的篇幅不大，但是记述得简单扼要，鲜明生动，特别在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在塔西佗后来的历史作品中，常常感到他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缺点，就是把注意力过分放在罗马，特别是罗马的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上面，而忽略了特别是罗马和行省的经济生活。但从此书来看，塔西佗在这方面其实并不缺乏深入观察和描述的才能，只是他的历史作品的重点不放在这方面罢了。

    《演说家对话录》，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写于公元80年左右，有人因为这一著作用的是西塞罗体（Ciceronean style）而把它认成是伪作（有人甚至认为《编年史》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伪作）。诺登（Norden）认为这一作品发表于公元91年，商茨（Schanz）则认为它是和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在同一年（公元98年）发表的。

    从内容来看，此书的主题是探讨演说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以衰落的原因。虽然在这之前，佩特洛尼乌斯和克温提里亚努斯都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塔西佗来说，此书的写作正好是作者从研究演说术转向研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把此书的写作年代放在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比较恰当。

    其实早在公元98年塔西佗便有了撰述历史作品的想法。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作过如下的保证：“我打算把我们先前那种受奴役的状况记载下来，并证实我们当前的幸福……”可以设想，从公元102年前后开始，塔西佗已着手历史作品的写作。到公元104——105年，可能有几卷《历史》已经脱稿。此书的完成时期估计在公元109年左右。

    《历史》（Historiae ）全书过去一般估计有十四卷（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记述的时期是从公元69年元旦到多米提安之死（公元96年）。但此书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至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即到公元70年8月为止。

    《历史》是作者写出的第一部正式历史著作。这部书虽然标名为《历史》（这可能是作者自己所定的书名），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和后来他的《编年史》并无不同，因此不少情节便不得不中断，以保持年代的顺序。

    《历史》可以说是帝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全书的背景要回溯到尼禄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尼禄的统治的不满，公元68年4月，贵族出身、当时已经七十三岁的伽尔巴在塔尔拉科西班牙被拥戴为统帅（imperator，皇帝）。此人早就受到了奥古斯都和提贝里乌斯的赏识。公元33年他已经是执政官了；公元39年卡里古拉当政时期，他任高卢长官时，曾击退日耳曼人的进攻；卡里古拉死时，他拒绝过友人要他争取担任皇帝的要求。公元45年，克劳狄乌斯派他担任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到那里去整顿军纪。在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他就光荣地引退了。但是到公元60年，他却再度为尼禄所起用，去治理塔尔拉科西班牙。

    公元68年初，路格杜努姆高卢（Gallia Lugdunensis，Lugdunum即今天的法国里昂）的长官温代克斯建议伽尔巴发动反对尼禄的政变，并推举伽尔巴为皇帝。年事已高的伽尔巴不敢冒这个险。温代克斯发难之后，伽尔巴虽被宣布为统帅（皇帝），但他只称自己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表（Legat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路西塔尼亚的总督奥托和巴伊提卡的财务官凯奇纳都站到了伽尔巴的一面。温代克斯失败自杀之后，伽尔巴的处境一度极为危险，但这时尼禄的近卫军长官尼姆皮狄乌斯·撒比努斯也站到伽尔巴的一面来，元老院这时才正式宣布尼禄的死刑。公元68年6月9日晚上，尼禄死在他的被释奴隶帕昂的市郊别墅里。七天之后，消息传到在西班牙的克鲁尼亚伽尔巴那里，伽尔巴才正式接受了皇帝称号。由于要排除种种干扰，他向罗马进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这一年10月，他才在克服了一些水手的反抗之后，通过穆尔维乌斯桥进入罗马。

    《历史》一书现存的前四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其数量估计只不过是原书的三分之一弱。对照着较早发表的《阿古利可拉传》和后来的《编年史》中对提贝里乌斯的描述来看，此书最着意描写的必然是作者亲历的多米提安统治时期的那一部分，但可惜正是这一部分遗失了。

    多米提安死后，塔西佗虽然称赞纳尔瓦能够把权威和自由这两个难以调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但另一方面，对于多米提安的残暴统治仍然难以释怀。《历史》的写作实际上应当说是痛定思痛，是一场痛苦回忆的记述。但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他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才能解决共和何以竟然会蜕变为暴政的问题。塔西佗就是带着他对这一探索的认识回过头来补写帝国初期的历史《编年史》的。《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

    《编年史》的确切写作年代也难以确定，但时期大体上可以定在公元115——117年间。由于此书第2卷第61章有nunc rubrum ad mare patescit（现在已经扩展到红海了）的话，它常常被研究者用来确定此书的大致写作时代。这里的 rubrum mare，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泛指今天的波斯湾，也有人认为指的就是今天的红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则这里指的应当是公元105或公元106年罗马的叙利亚军团将领吞并阿拉伯地方纳巴泰伊人（Nabataei）的王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且不说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版图是否能达到红海沿岸，作者在公元105年也还只能是刚刚着手《历史》的写作呢。

    我们认为所谓rubrum mare在当时不过是泛指地中海以外的东方海域，因此今天的红海、波斯湾，乃至更大范围的印度洋都应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之内。把作者诸书的写作次序和当时罗马的历史背景对照起来看，这里仍以指公元116年图拉真征服帕尔提亚（安息）一事为妥。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可能是在修改时加上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作者着手撰写《编年史》的年代，但完成时期在公元116——117年间或更晚到公元120年的时候，即阿德里亚努斯当政时期，大致上是妥当的。

    《编年史》在美狄凯乌斯手稿上所附标题是ab excessu divi Augusti（自圣奥古斯都之死）。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就是作者本人所加的标题。这标题是抄者或手稿收藏者加上的也未可知。《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公元14——37年）、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年）和尼禄（公元54——68年）。

    《编年史》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第1到4卷、第5卷的开头几章、第6卷（缺开头部分）和第11卷到第16卷第35章。第16卷是我们看到的此书的最后卷次。这样，关于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的两年、卡里古拉的全部统治时期、克劳狄乌斯统治的早期，也是他最好的统治时期加上尼禄统治末期的记述就失传了。不过总的说来，《编年史》残缺的情况比《历史》要好一些，在全书记述的五十四年当中只缺了十四年。

    《编年史》全书到底有多少卷，也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耶罗美（Jerome）的记述来看，我们知道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卷。如果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把《历史》定为十六卷，那么，按现存部分的写法和材料分配情况来推测，《编年史》的第16卷第35章之后，断然容纳不下从中断时起到公元68年年底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按前面各卷的平均篇幅来计算，第16卷后面最多也只能还有五十到五十五章，然而在这里面要记述的却是相当紧张的一段：提里达特斯的来访、犹太的起义、维斯帕西亚努斯和提图斯的崛起、尼禄出巡希腊、处死科尔布罗、温代克斯的发难、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的胜利和他之拒绝担任统帅、伽尔巴的pronunciamiento和尼禄的垮台和自杀。把这些事件压缩到只有半卷多一点的篇幅之中的这种布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只能同意希尔施费尔德（Hirschfeld）、里特尔（Ritter）和韦尔夫林（Wölflin）等人的看法，即《编年史》的全书应当是十八卷。这样《历史》就只能有十二卷了。

    依据传世的部分来推测，《历史》和《编年史》的三十卷，可以整齐地分成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各包括六卷。《编年史》部分的前六卷以提贝里乌斯为中心，中六卷记述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后六卷是尼禄。有的研究者认为《编年史》可能没有最后定稿，因为他们发现在第15和16卷里有类似临时增补的地方和文字草率的痕迹。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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