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西佗

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学过一点世界史的人都知道，罗马最初只不过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一个城邦。传说中的罗马是公元前8世纪建城的（具体说法不一）。最早是所谓王政时期，由国王统治。几代之后就转入共和阶段，由逐年选出的执政官来管理国家，即所谓公物（res pub-lica，多数西欧文字共和一词即由此词变化而来）。这个城邦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征服而逐步扩大其版图，到公元前3世纪，它的声威已扩大到海外。而在这之后的百余年，罗马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强国。地中海第一次（应当说也是最后一次）成为罗马一个国家的“内海”（Mare internum）。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做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

    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

    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恺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这一制度是适应罗马和行省已经扩大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必然产物。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恺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 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委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联系社会的发展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来分析他所看到的现象，而单纯从个人的心理上、道德上的因素加以解释，这就不能不产生主观片面的缺点了。

    为了阐明塔西佗的著作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下面我们有必要把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产生前，罗马历史作品的演变情况作一极为简略的回顾。

    罗马最早勉强可以称之为历史（其实是史料）的东西，大概是公元前5世纪时的一种极其简单的编年纪事，这种编年纪事和另一种纯属宗教性质的大祭司释义书后来大都经过种种改编。它们原来是怎样的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拿来参证，我们已无法推测了。

    真正可以称得上历史的作品，是到公元前3世纪后半（布匿战争时期）才在希腊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因为直到这时，罗马人才开始感到有必要记述先人的丰功伟绩和说明自己祖先所以伟大的原因。罗马这时虽然已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征服者和胜利者，但文化的主导权却在被征服的希腊人手里，因此罗马人最早的比较系统地记述自己历史的作品，都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最初用希腊散文记述罗马历史的，早些的（公元前3世纪）有克温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尔和洛奇乌斯·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这两人所写的历史，目的在于向希腊人宣传罗马人的声威。

    用诗体的拉丁语记述罗马史的，最早的是格涅乌斯·涅维优斯和克温图斯·恩尼乌斯。涅维优斯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他本来是受希腊影响很深的一位喜剧作家，但他同时又是第一部罗马史诗的作者。他的史诗对后来的恩尼乌斯和味吉尔都有影响。恩尼乌斯用诗体写的《编年史》有十八卷，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百行。

    但是这两个人的作品严格地说只能算是具有历史因素的史诗，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作历史的是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他在史学方面的功绩，是写了一部称为《创始记》（Origines）的通史。这部书不仅记述了罗马城的历史，而且记述了意大利其他一些城市的历史。加图还突破了历史的编年体的写法而按章节来叙述同类的事件，并在写作时广泛利用并细心研究了前人的作品、官方文件、各种传说等等。

    加图的同时代人路克优斯·卡西乌斯·赫米那和格涅乌斯·盖里乌斯也是用拉丁语散文写作罗马历史的。赫米那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了编年史，所以人们认为他是最早的编年史家，即所谓“老编年史家”。

    公元前13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也是老编年史家。他的编年史（至少有七卷）也是从远古叙述到他当时的。大概也是受了加图的影响，他把古代理想化，有很浓厚的说教气味。后来的瓦罗、西塞罗、李维、狄奥尼修斯等人都很熟悉并引用过他的作品。

    在这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则是所谓“小编年史家”的时代。现在我们知道名字的“小编年史家”有克温图斯·克劳狄乌斯·克瓦德里伽里乌斯、瓦列里乌斯·安提亚图斯、盖乌斯·李启尼乌斯·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或路奇乌斯）·埃里乌斯·吐贝罗等人。“小编年史家”受到希腊修辞学的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由于民族虚荣心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加上了大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使得记述的事情真伪莫辨，所以几乎不能把它们认成是真正的历史。但由于这些作品故事性强，加上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所以能吸引大量读者，影响十分广泛。历史学家李维、普鲁塔克主要就是拿他们的作品作为蓝本，这给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么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

    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293年）可以同味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他的文章词汇丰富，语言流转生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相当大。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塔西佗史学著作的源流，除了李维之外，还应提到和李维同时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是历史学家，又是修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狄奥多洛斯的作品对共和末期的罗马史学也很重要。他写了一部有四十卷的《文库》（Bibliotheke ），这实际上是一部从远古到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时的世界史。这部书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5卷和第11——20卷，其他各卷则只有断片。罗马的早期历史保存在第11——20卷中。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以希腊史为中心，罗马史只起陪衬作用。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著作，毋宁说是一种史料汇编。他的某一时期的历史一般是以某一特定史料为依据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很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在古典史学中虽然具有独特风格，却又不是无所依傍。可惜他使用的各种史料（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就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除了在极少的场合下他自己提起过之外，我们都不甚清楚了。

    但是考虑到塔西佗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罗马“出版业”（即抄写和贩售书籍的行业）之发达和书籍之浩瀚（必然有大量作品已完全失传，我们连这些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塔西佗肯定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专著，更何况他记述的又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最晚的一部分，他本人就是登场人物之一呢；对于其中较早的一部分，他也可以根据大量档案材料，甚至当事人的追述和回忆取得第一手材料。因此，即使抛开本来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论，他的历史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帝国初期历史的最早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

    然而上面我们提到的塔西佗以前的作家，大都涉及从罗马的建城到共和末期的一段。对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较少直接史料的意义。而与塔西佗的作品所记述的时代相同或略早的历史作品，例如我们知道的路斯提库斯、巴苏斯、老普利尼、克路维乌斯的历史作品就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也寥寥无几，而且它们的价值又都比不上塔西佗的著作，因而只能起对照的作用。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史料价值如何？对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人们作过不少研究。帝国初期的许多史书已经失传，仅就传世的作品来看，通过比较、核对，我们不能不承认：塔西佗的著作尽管在史实方面有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这些地方，译者都在译文的注释里适当加以说明），但总的说来是可以相信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当然，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他对材料有所取舍，但也只能说是材料的取舍，却从来没有发现捏造和歪曲的地方。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媲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这一点早就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塔西佗的早期著作，且不说《演说家对话录》，就是早些年动笔的《历史》也同他最后的一部历史著作《编年史》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代人的著作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如小普利尼、优维纳尔斯、苏埃托尼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等人的文风，也都和他的文风迥然不同。在历史作品方面，我们可以拿来同他的作品作比较的只有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最晚的也要比塔西佗早一个世纪，而和他在时代上较近的，除了苏埃托尼乌斯之外，几乎都已失传。或者他的独特的文风确有所本，但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随意作出肯定结论的。

    此外，他的两部历史著作，只保存在唯一的两个中世纪的抄本上，没有别的抄本可供对勘。这一点也大大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塔西佗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他的文字往往从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恺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恩格斯把塔西佗说成是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人物，这一概括确实为不刊之论。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绝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 甚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绝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残篇是靠着仅有的两个抄本传下来的。读者只能看到它的残篇，这当然是不幸，但又可以说是大幸，因为它毕竟保存下来了这样多，而不知又有多少作品（我们知道的和更多是不知道的）却永远地遗失了。我们知道，直到四世纪，人们都在阅读和传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因为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就曾写过一部历史接续塔西佗的作品。这之后，直到它们重新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清楚塔西佗作品的命运了。这两个抄本是现在保存在佛罗伦萨劳伦提亚图书馆的美狄凯乌斯第一抄本（mediceus primus）和第二抄本（mediceus secundus）。保存在第一抄本上的是《编年史》第1卷至第6卷，保存在第二抄本上的则是《编年史》的第11卷至第16卷和《历史》现存的全部，此外还有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等三个作品。第一抄本是九世纪的； 第二抄本是十一世纪的，是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用朗哥巴德字母（Langobard script）抄写的。它们的重新发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第一抄本是在1510年左右，而第二抄本是在1430年左右重新发现的。发现当时正是西塞罗文体盛行的时候，塔西佗的作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两个抄本的发现经过以及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年）据说见到过其中一个抄本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印本最早的是1470年在威尼斯由温代里努斯·德·斯皮拉（Vindlelinus de Spira）出版的所谓editio prikceps。这个本子包括《编年史》的第11——16卷，《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家对话录》。至于全部传世作品的印本则以1515年在罗马由倍罗阿尔都斯（Beroaldus）的版本为最早。

    关于近代学者对此书的编订本，我们知道的很少，见到的更少，可以举出的编订本有1760年的拉勒芒（Lallemand）本；1776年的布洛提耶（Brotier）本；1801年的欧伯兰（Oberlin）本；1870年的威兹（Weise）本；1884年哈姆（Halm）本；1900年的范·德·弗利特（Van der Vliet）本和1910年的费舍（C．D.Fisher）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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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的研究者，如苏联的罗马史家玛什金把塔西佗的生地定为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翁布里亚南部的城市音提拉姆那（今天的特尔尼）曾宣称那里是塔西佗的生地，并在1514年为他立了像。他的坟墓也被认为在那里。但这都是后人的附会，并无史料可以证明。这就和说三世纪的皇帝塔西佗是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人一样，因为作为根据的材料都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