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消费和投资

也会发生一种不可抗拒的争取提高工资的要求。人们通常根据生活指数订立工资合同（即货币工资根据双方议定的办法随着某些习惯上承认的物品的价格指数来提高）这一事实，说明一般认为实际工资不应该降低到一种过去已经确立的水平以下。 注31 如果这种见解是普遍的，如果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足以实行这种见解，那么，不管最近的实际工资水平怎样，都可能形成一种通货膨胀的限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限度会跟着当时的实际工资水平移动，结果使实际工资水平的任何变动都受到一种限制。

    在另一极端，一个经济组织中，如果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并且在没有土地的农民或者小商人的靠家庭生活的小儿子当中有着大批长期的准失业，当实际工资水平低得会损害工人的效率时，就达到了通货膨胀的限度，结果雇主们自己会提高工资来抵消物价的上涨。农民住在乡村里的时候能以比产业工人维持最低生理需要所需的还要低的消费水平维持生活。因此，早在所有可用的劳动全部就业以前就可能碰到通货膨胀的限度。

    中间状态是现代工业经济中的正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实际工资水平或多或少地高于生理的最低需要，而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够强，如果有大量的失业存在，就不能制止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可是，如果差不多所有的工人已经就业，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很强。因此，通货膨胀的限度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发生作用。

    关于充分就业的概念和关于通货膨胀的限度的概念，像所有的经济范畴一样，都不是很明确的；两者都是程度的问题。可是，不管这种限度是逐渐达到的还是突如其来的，企业家能够树立的投资对总产值的比例，总有一个最高限度。

    短期的对投资的限制

    对投资率有许多限制因素，这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通货膨胀限度内发生作用。

    资金 一个企业不会着手进行一项投资计划，除非确实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它。手里的资金只能付六个月的工资，就不必去进行一年内不能产生任何销货的生产程序；只能设法支付成本的一半，就不必开始造一条船。一个企业家在任何时候所能支配的资金的多少，受限制于他的企业组织的准备金（现款或债务投资）、能够作为抵押品的财产（例如地基）以及他的借入款项的能力。借款能力部分地决定于他的声誉，部分地决定于他已有的利息负担对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的比率。 注32 而且，任何一个人所能借到的数目，决定于同一时间其他的人要筹措多少资金，因为第一个出来借款的人可找到最愿意的贷款者，以后（在短时期内）请求银行贷款，或者以后在债务投资市场上求售新证券，就必须承担较高的利息率，否则就完全借不到手。

    可以利用的资金多少，限制人们能够组织的投资计划的价值，而并不限制投资率。比方说，它限制未来的投资总额，而不限制投资计划组织起来以后能够执行的速度。然而，即使在没有阻碍生产活动的因素时（这种因素下文即将讨论），也有种种技术的限制，影响着一项特定投资计划能够贯彻的程度。不管我们学校里对算术问题一般是怎样的说法，所谓如果一百个人在十天中能掘成一条沟，一千个人一天就能掘成，或者八千个人一小时就能掘成，在实际生活中是不确实的。无论什么时候，投资率可以受投资计划的规模的限制，因此，稍微远一点来看，就是受最近所能组织到的资金的多少的限制。

    这个限制能约束投资率上涨得超过以往上涨的程度，可是并不限定能在长时期内维持的投资水平。假设过去所做的投资大体上是成功的，预期的利润已经实现，并且在任何一段时期中，外界的储蓄对公司自有资本的利得的比率，不大于整个食利者债权对企业家的财产的比率，因而利润和公司对外界的债务的比率没有降低，企业家的借债能力，在一笔资金用掉并且变成了挣钱的资产以后，不小于这笔资金未筹措以前。这样，高的投资率创造了条件（就资金来说），使投资继续提高，而投资率的逐渐增长逐渐地使资金限制扩大。资金限制所防止的，是投资率增长 得太多和太快，而不是高 的投资率。

    生产能力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中，资本设备的实物出产率受着某些专门化的资本财货工业的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发达的国家里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它们那里，投资是通过雇用大批工人来实行的，例如筑路或修建堤坝，只使用简单的工具）有些生产资本设备的工业，例如造船厂，供应的范围很狭，只生产少数几种类型的产品，可是另一些工业，例如钢铁、工程建筑部门，供应的范围很广，生产许多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在任何时候，它们的生产能力，部分地受工厂数目的限制，部分地受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例如砖匠）的供给的限制。生产能力对资本财货出产率的限制，可以通过延长交货日期来起作用，使投资计划不得不按先后排队、等候完成，或者通过提高新设备的价格来起作用，这种做法（除非同时未来的准租金的前景也相当高）往往使某些投资计划被取消或延搁起来。

    然而，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工业本身往往可以享受到高的准租金，并扩大它们的生产能力，建立新厂和训练较大的劳动队伍。因此，这种限制因素，和资金的限制一样，可以限制投资率的可能上升超过以往的上升程度，可是只有在有关工业中存在着永久性的障碍的条件下（例如，只有有限的几个出海口可以提供造船的便利），才能长久地限制投资率。

    货币 高的交易水平（特别是高的工资总额），和低的交易水平比起来，对流动余额的需求较大，同时（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对不流动的债务投资的需求则相应地小。因此这时候债务投资的收益比较高，这就意味着新的资金只有按相应地高的利率才能取得。所以，当实际在进行的投资的比率高的时候，由于资金的成本增高，进一步投资的计划会受到抑制。

    如果那个经济组织已经进入通货膨胀的初期阶段，货币工资和物价都在上升，对流动余额的需要在继续增加，利率就会上涨；这也许是一种抑制的因素，足以使整个经济不致趋近通货膨胀的最后限度。

    交换媒介的供给最后自会与需要相适应。如果一种货币形式（比方说英兰银行的钞票）的供给受了限制，其他形式（比方说银行存款）会得到发展。流动性方面的阻碍，和生产能力方面的阻碍一样，可以限制投资率在一个短时期中所能上升的程度，可是不能限制投资率在长时期中所能维持的水平。

    就一个闭关自守的制度来说，实际工资能被压低到的水平所规定的通货膨胀的限度，是投资对为消费的生产的比率的唯一的永恒的上限。

    支付的平衡 对某一个国家来说，其中还有另一项因素。一个国家的输入的价值不能长期超过它的输出的价值加上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净额（由于新借款以及把旧的债务投资卖给外国人），因为贸易逆差超过借入款项的差额，是用国际间可以接受的交换媒介（例如黄金）来支付结算的，不断的外流迟早会耗尽那个国家的准备金。（同样地，一个个人如果他的来自各项所得和售出债务投资两方面的收入，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少于他购买商品和债务投资两方面的支出，就会减少他的现金余额）

    国内投资对国内消费品生产的比率如果高，就会造成消费品的高的输入水平，并且投资计划所需用的资本财货可能也需要输入。所以有些国家的处境往往是这样：它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妨碍了国内投资。（实际上，除了那些特别引起国外贷款者的兴趣的国家，或者它们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非常有利的竞争地位的国家，国内投资对国内生产的比率方面的有效限制，通常是支付的平衡）

    节俭和企业

    食利者的道德教导人们节俭和择取稳当的债务投资，这种道德一半支持和一半破坏企业家的道德，企业家的道德教导人们积累一种日益增加的生产能力。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食利者在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愈低，通货膨胀的限度愈大，同时可能达到的积累率愈高。当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目的在于高的积累率，而通货膨胀的限度是唯一的障碍时，人们愈节俭就愈适合企业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如果整个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通货膨胀的限度以内运行得很好，那么，食利者的支出水平愈高，企业家就愈高兴，因为它增加企业家按一定的物价对工资成本的比率能够售出的商品的数量，使利润比较容易取得。

    节俭的程度突然提高，结果人们用在消费品上的支出减少，这对于企业家是非常烦恼的事；有些人的生产设备是根据预期的销售量建立起来的，现在却销售不出去，如果因此他们解雇工人或者削减投资计划，其他的人就也受到市场萎缩的痛苦。

    节俭的程度逐渐提高，结果用在消费方面的支出和用在投资方面的支出的比率逐渐降低；这不会有什么害处，只要用在投资方面的支出逐渐增加到相应的程度。可是我们没有理由预期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影响投资的企业家的决定和影响消费支出的食利者的决定之间并不协调一致（除了下文即将讨论的一项例外）。

    那例外的情况只与经济组织的一部分有关，所有关于这一部分的两套决定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那些对同一企业同时具有企业家和食利者双重资格的人，例如家庭商店的店主或者积极控制股份公司的内部股东。对他们来说，来自投资的利润的前景好，就可以诱使他们相对地减少消费方面的支出；他们可以减少他们交给家庭的那一份利润，以便把较多的资金投入企业。可是企业和节俭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不会在相反的方面发生作用。当利润的前景不佳，人们对投资不感兴趣时，企业家道德并不赞成过多的花费。这种企业家的家庭反而会不得不经济一些，因为生意不好。（这样一来，弄得生意更加不好）

    还有一种更微妙的情况，即食利者的节俭对企业家的处境发生影响。无论什么时候，外界食利者的全部财产所占的比例愈大，筹措资金就可能愈难，因为一方面食利者占有财产的比例高，可能意味着利润所负担的固定利息义务的比例高，另一方面因为食利者一般喜欢稳当的债务投资，不愿意对冒险的投资计划供给资金。无论什么时候，食利者在过去愈节俭，企业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负债对资产的比例愈大，筹措新资金就会愈难或者费用愈大。随着时间的进展，如果食利者储蓄对投资支出的比率超过食利者财产对资本总值的比率，资金就会愈来愈难筹措。

    总之，节俭使积累率有可能提高，然而又妨碍它的提高。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这种矛盾的作用，是我们希望能用经济分析来说明的主要问题之一。

    资本的积累

    在通货膨胀的限度和国际金融所构成的限制范围以内，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怎样实行投资计划，决定着整个系统将达到怎样的资本积累率。生产能力、资金和货币制度所决定的内部限制，在过去已经确立的投资率的左右具体化，因而在通货膨胀的限度面前构成种种缓冲，使投资率不致迅速地提高得超过原来的水平。可是，至于什么因素支配那投资率得以确立的水平，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知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种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如果认为不同的原因就是企业家间激烈竞争的那种传统（有别于有饭大家吃的那种马马虎虎的精神），就是很快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很大的保留利润的倾向（积聚准备金供给投资需要的资金，不向外面借款），那就会混淆现象和原因。另一方面，如果必须依据一种来自新教或者不知什么东西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解释，那也是不很令人满意的。经济分析需要一种还处在科学研究的幼稚阶段的从历史上来研究的比较人类学来补助它本身的不足。同时经济分析根本还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弄清楚积累率方面的差异以及变动的后果和近因。